《谏逐客书》——一篇精彩的上书,一篇具示范性的驳论文。委婉的规劝,有力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我。
《谏逐客书》中记载了当时秦始皇收到一些臣子怂恿,认为所以外来人才都会像郑国一样要损耗秦国,于是下达“逐客令”。这个时候李斯这个圆滑的臣子坐不住了,明明自己费劲千辛万苦找老师学政治攀大官来到皇帝身边,就要被踢下去。李斯不同意,于是上书皇帝。皇帝也被这篇一针见血的文章所震惊,废掉了“逐客令”。
李刚进谏宋钦宗抗金勿和,却遭到贬谪;韩愈劝皇帝不要赢所谓的佛骨也被贬谪。而《谏逐客书》是有多大的魅力足够让生性多疑的秦始皇退逐客令呢?
开篇“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将错误推到官吏身上,避免杀身之祸。举“孝公”“惠王”任用人才成就帝业的例子并且强调客卿的功劳,让秦始皇左右为难。接着论述秦国流行的宝物美女音乐都来自不同地方,可秦始皇爱不释手 ,对待外来人才却双手拒绝,用正反论证使皇帝感受到自己的“双标”。还类比“泰山”“江河”,说明皇帝逐客有违自然之道,对国家实力积累十分不利。最后用“藉寇兵而赍盗粮”,变相威胁皇帝这会增强他国实力,削弱本国势力,点明逐客的危害,让重视国家利益的秦始皇不得不同意。李斯最后这一记彻底让老皇帝心服口服。
这篇文章不得不让人拍手叫好,也说明李斯在上书这方面有独到的方法。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而这篇文章恰好避开了雷点。叙述不啰嗦,没有过多的埋怨和个人情感,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讲道理,顾大局关注国家利益,正对秦始皇“胃口”。运用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类比论证,突出客卿的重要性又写出失去人才的危害,关乎国家大事哪个皇帝不动心。这一顿操作下来,好一个“步步为营”
我觉得这么完美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写作,是我们的文章不再干瘪无味,而是严谨流畅,抓住人的眼球。我们的日常对话、评论、辩论中的语言艺术也可以吸收《谏逐客书》的技巧精华,遇到“杠精”也可以“口吐莲花”以理服人。
总而言之,《谏逐客书》是秦朝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是逻辑清晰的议论文模板,从中悟到语言特色,学会技巧,是阅读文言文的成功之处。
谏逐客书》识高文亦高,它不仅思想可贵,而且辞采丰富,文思横溢,写作技巧十分出色。其主要特点是:一)摆事实设比喻重铺叙,信纸辞有力,说理透彻。二)结构上既曲折多变,又严谨有序。在论说泰王对物的态度时,几层的意思差不多,可是,一会儿顺说,一会儿倒说,一会儿正叙,一会儿反诘;或者略换几个字,或者捎变一下手法,真是跌宕生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行文上前后呼应一气贯通,全文不枝不蔓,紧凑缜密。
三)多用排比和对偶句造成文章雄浑奔放的气势。语言形式整齐错落,音节上抑扬顿挫,使全文增强了溜溜不绝,雄放不羁的气势。《谏逐客书》开散文辞赋化的风气之先对后代汉的散文和辞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文章先叙述自秦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文章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全文理足词胜,雄辩滔滔,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扩展资料:
《谏逐客书》识高文亦高,它不仅思想可贵,而且辞采富赡,文思横溢,写作技巧十分出色,其主要特点是:摆事实,设比喻,重铺叙,论辩有力,说理透辟。“事实胜于雄辩”确凿的事实最具有说服力。
文章第一段铺陈的一系列历史事实,在说明客卿一向对秦国有功这个问题上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喻也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此文在说明“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和“王者不却众麻”时都用了很多比喻;
甚至可说文章的大部分就是由比喻组成的,正因为事实和比喻用得多,反复用,重铺叙,重渲染,不仅深入浅出、形象鲜明地说清了道理,而且增强了文章铺张扬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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