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的介绍

诞生于宋朝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派，在新安(徽州)的传播和影响特别深远，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就在徽州。

新安理学以朱熹的思想为核心，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理”。朱熹所谓的理，是先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是事物的规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形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合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运动形态，使事物变化无穷。朱熹用《大学》的“致知在格物”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主张人生而有知，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是至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都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尊崇的哲学思想标志着封建社会思想的完备。

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的《性理字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阐发程朱学术思想的《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不能说是贫困，总体处于小康水平。

编辑本段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诗曲。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塑像(3张)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白鹿洞书院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武夷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考亭书院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编辑本段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发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本段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朱子语类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王夫之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原，主宰万物

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仁论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认为“仁”是与万物俱生的，有了仁，就有了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也是天理的反应。

朱熹：

“理气论”，与二程相似。

“心性论”，认为性无不善，情也应当从善。人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让道德理性来支配和指导行为。

王守仁：

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创立“心学”

宣扬“宇宙变实吾心”，“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观

认为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离开人的思想意识，任何事物便不存在

核心“致良知”的学说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系辞上(1)

（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2)动静有常，刚柔断矣。(3)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4)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雷。(5)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6)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7)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间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8)

注释：

(1)系辞：系，古字作毄，有系属义。辞，本作辞，即词，有说义。系辞本义是系辞于卦爻之下。案《系辞》：“系辞焉以断吉凶。”“系辞焉以尽其言。”即是其正。此处以“系辞”为名。乃指系在《周易》古经后面的文辞，为《十翼》之一。它是《周易》的通论：追述易之起源，推论易之作用，兼释卦义以补《彖》、《象》、《说卦》之不足，并言明占筮方法等。《系辞》分章，先儒多有不同：马融、荀爽、姚信等分上篇为十三章，虞翻分为十一章，周氏、孔颖达等分为十二章，陆德明分为七章，李心传分为十五章，王申子分为十六章。今从马融等分法，《系辞》下篇一般分为十二章。

(2)尊：高，贵。天阳气轻清在上，故曰尊。卑：下，贱。又作“埤”，卑，埤通。地阴气浊重在下，故曰卑。定：谓定其方位。以：已。《国语·晋语》“吾以除之矣”即其证。陈：列。

(3)动静有常：此指天地自然而言，天运转不已，故曰动；地凝重不移，故曰静。常：规律。天动地静之说，战国时代极为普遍。如《庄子·天道篇》：“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刚柔：刚谓奇画以象阳，柔谓耦画以象阴。断：分，判。

(4)方：先儒多解为方所、道、理、行虫动物类等，然以上诸说似皆不妥。通观此段文意，“方”在此应解作“事”。《象》之《复》“后不省方”句，王弼注：“方，事也。”即其证。象：天象，日月星辰。形：地形，山川草木。变化：天时变，故在天为“变”；变，熹平石经作“辩”，由成象到成形辨其化，可备一说。坤化成物，故在地为“化”。见：显现。

(5)刚柔相摩：乾刚坤柔之画相互摩荡而成八卦，即《说卦》所谓乾三阳坤三阴相互作用而生“六子”。摩：旋转。此指切摩。八卦相荡：八卦相互涤荡而运动。荡，又作“荡”。《释名》：“荡，荡也。”此有推移之义。鼓，通“郭”。《风俗通义·声音篇》：“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也，故谓之‘鼓’”。所以鼓有“动”之义。霆：雷之余气。《谷梁传》：“云雷者何？霆也。”润，滋。

(6)乾道：即阳道。男：阳性事物，即《说卦》所谓“长男”、“中男”、“少男”。坤道：即阴道。女：阴性事物，即《说卦》所谓“长女”、“中女”、“少女”。

(7)知，先儒多训为“主”、“为”。笔者管见，由《彖》释《乾》称“万物资始”考之，此“知”就应解作“资”，“资”、“知”音近互假耳。作：一本作“化”。笔者以为，由上文“乾资大始”考之，此处“坤作成物”之“作”，当训为“为”，即化生。易：平直，无所难。马其昶云：“易者易直也。光体浑同虚空，普徧群物，故曰易。《尔雅》‘平、均、夷、弟，易也’。注云：皆谓易直，此可识易之训也”。案《系辞》：“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故马氏之说极是。简能：简约之能。先儒有谓作“简从”者，上下文“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考之，此解可备为一说。简，简约而不繁。

(8)易简：平易简约。成位乎其中：人得天地之理，位于天地之中。位，居位。

今译：

天尊贵（于上），地卑贱（于下），乾坤（由此）确定。卑下高上已经陈列，贵贱之位确立。（天地）动静有其常规，（阳）刚（阴）柔即可断定。万事以其类相聚，万物以其群相分，（这样）吉凶便产生了。在天形成象，在地生成形，（因而）变化就显现了，所以刚柔相互切摩，八卦互相推移。以雷霆鼓动，以风雨滋润，日月运行，寒暑交替。乾道成就男性（事物），坤道成就女性（事物）。乾资主（万物）初始，坤化生成万物。乾以平直资主，坤以简约顺从。易，则是易资主；简，则是易顺从。平直资主则有亲附，简易顺从则有功效。有亲附则可长久，有功效则可广大。可长久才是贤人的德性，可广大才是贤人的事业。（因此）易简而天下之理可得，天下之理可得而成位于（天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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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1)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2)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3)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4)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5)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6)

注释：

(1)卦：指六十四卦。象：卦象。系辞：于卦爻之后系属其文辞，在此句“吉凶”之后“虞本更有悔吝二字”（《释文》）。以上下文义考之，似当以虞说为是。

(2)吉凶：善恶。吉，善。凶，恶。悔吝：悔难。悔，恨。吝，通“遴”，行难。虞，度。吉凶悔吝，为《易》之辞。失得忧虞，为人之事，故吉象得，凶象失，悔象忧，吝象虞。

(3)变化：指六爻之变化。亦即《系辞》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爻者，言乎变者也”。进退：由爻之变化而产生。阳动为进，阴动为退。刚柔：指阴阳二画，阳刚为“—”，阴柔为“- -”。

(4)三极：三才，即天地人。八卦有三画，上画象天，下画象地，中画象人。六爻兼三才故初二为下象地，三四为中象人，五上为上象天。

(5)居：静处。安：依。序：次序。虞翻认为当作“象”。依据下文“君子居则观其象”，故认为作“象”为胜。然案之《系辞》，“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成列即《易》之序也。且“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价，震无咎者存乎悔。……”此皆“易之序”也。玩：一本作“翫”，有玩味、玩习之义。《列子·黄帝篇》“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张湛注：“玩，习也。”乐：一本作“变”，案下文“动则观其变”，“爻者言乎变者也”，似从“变”为是。

(6)此引《大有》上九爻辞。佑：保佑。

今译：

圣人设置易卦，观察其象而系之文辞，以明示吉凶，（阳）刚（阴）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所以（《易》辞）吉凶，为失得之象；悔吝，为忧虞之象。变化，为进退之象；（阳）刚（阴）柔，为昼夜之象。六爻的变动，含有（天地人）三才之道。所以闲居而依者，是卦的次序；喜乐而玩习者，是（卦）爻的文辞。因此君子闲居时则观察卦象，而玩味其文辞；行动时则观察卦爻的变化，而玩味其筮占。所以“自有上天保佑，吉祥而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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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缘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①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②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③

注释：

①彖：“材”，材通裁，故有裁断之义，此指彖辞。言：说明。象：指一卦之象。爻：指爻辞。变：指刚柔两画的变化。

②小疵：小瑕。列：分布。位：六爻之位。齐：正定。大小：指卦而言，阳卦大，阴卦小。辞：爻辞。介：微小。此指“悔吝”处“吉凶”之间细小界限。震：惊惧。

③险：凶恶。易：平易：此即善吉。之：适。

今译：

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阴阳爻画）变化的；吉凶，是说明事务失得的；悔吝，是说明有小的过失。无咎，是说明善于补求过失。所以贵贱的分列，存在于所处的爻位；齐定其小大，存在于各卦之中；辩别吉凶，存在于卦多辞中；忧虑悔吝，存在于（吉凶之间）细小的界限；戒惧而无咎，存在于能够悔改。因此卦有（阴阳）大小，辞有凶险平易，《易》辞，就各有所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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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②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③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④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⑤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⑥。

注释：

①易：《周易》所包含道理，即易理。准：等同、齐平。弥纶：包罗，遍论。弥，徧。纶，本指青丝绶。此通“论”。

②幽明：幽暗光明。原始反终：由事物开始返归到事物的终结。原，推究。反，一本作“及”，此训为“返”。

③精气为物：阴阳精灵之气聚则物成其形。精气，指阴阳精灵之气。游魂为变：气之游散而物变其故。游魂，气之游散。阳气曰魂，以上下文思之，精气指神，游魂指鬼。鬼神：阴阳之气屈伸变化。鬼：归，即气之屈而归，物终气归曰鬼。神：伸，即气之伸而至，物生气伸曰神。

④违：违背。济，助。旁，徧。《广雅》：“旁，广也，大也。”《周礼·春官·男巫》：“旁招以茅。”贾公彦疏：“旁，谓四方。”王引之曰：“谓徧招于四方也。”流：《释文》“京作留”。乐天：顺行天道。知命：知性命之理。安土：安居坤土。敦：笃厚。仁，爱。《墨子·经说下》：“仁，仁爱也。”

⑤范围：包括，法周。范，铸金之范，引申为法：围，匡郭，周围，“范围”，今人黄沛荣解作笼罩，其说甚是。不过：汉儒释此为乾坤消息法周天地变化而不过于十二辰。然由上下文思之。此“不过”恐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因无其它证据，故此仍依汉人之说。曲：本义为器受物之形。成：当为盛。曲成，即受盛。不遗：不遗失细微。

⑥昼夜之道：指阴阳刚柔之道。《系辞》：“刚柔者。昼夜之象。”方：处所。体，固定形体。

今译：

《易》道与天地等同，所以能包罗天地之道，仰首以观看天文，俯首以察看地理，所以知晓幽明变化的原故。由事物开始返归到事物终结，因而知晓死生的学说。精气聚合而生成物形，游魂（气散）导致（物形）变化。因此可知鬼神的情状。（易）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的规律）。知道周围万物而以其道成就天下，所以不会有过失。遍行而不停留，顺应天道，知晓性命之理，因而不会忧愁。安居坤土，敦厚而施仁德，故能够爱民。笼罩天地变化而不超过（十二辰），承盛万物而不遗失（细微），通达昼夜变化之道而极其睿知，故（阴阳）神妙变化无一定处所，而易道亦无固定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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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道，善也；成之者，性也。①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这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②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③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④

注释：

①继：秉受，继续。成：生成，成就。性：天性、本性。朱熹曰：“所以发育万物为继‘善’，万物各正其性命为‘成’性。”（《语类》）

②知，智。鲜，少。显，显现。诸，之于。用，功用。鼓，动（解见上“鼓之以雷霆”注）。至，极。

③富有：无所不备。日新：变化不息，日日增新。生生：阴阳相互变化而不穷。成象：生成天象。效法：效地之形。法即形。项安世曰：“古语‘法’皆谓‘形’，《系辞》皆以‘形’对‘象’。”

④极数：穷极蓍策之数。占，筮占。通变：即变通，指变化而通达、趋时而利。阴阳不测：阴阳变化迅速微妙而不可测度。

今泽：

一阴一阳（互变）叫做道，秉受（其道）的，为善；顺成（其道）的，为性。仁者看见（道）的仁便称道为仁，智者看见（道）的智便称道为智。百姓日用（其道）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已很少见了。显现道的仁德（于外），潜藏道的功用（于内），鼓动万物（生长）而不去与圣人同忧虑，（造就万物）盛德大业（完备）至极呀！富有叫做大业，日新叫做盛德。（阴阳变化）生生不已叫做易，成（天）象为乾，效（地）形为坤，穷极蓍策之数预知未来叫做占，通达变化的叫做事，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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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①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②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③

注释：

①广：宽广。坤为广。大：盛大。乾为大。御：止。迩：近。正：定。

②专：一本作“塼”，专、塼二者通，此当训为“圜”。《说卦》“乾为圜”即其证。直：刚直。翕：闭合。辟：开。

③配：匹配。变通：变化通达。易简：指“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即易知易从谓易简。至：大。

今译：

这易道宽广呵，盛大呵！要说它远，则无所穷止，要说它近，则宁静而方正，要说天地之间则（万物）具备。这乾，静止时圆圜，运动时开辟。所以广生（万物）。（易道）广（生）大（生）与天地相配合，变化通达与四时相配合，阴阳之义可以与日月相配合，是易道简约的善性与至大的德性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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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子曰：①“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②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③

注释：

①子曰：《系辞》、《文言》所谓“子曰”，乃指孔子，然“子曰”所引是否真为孔子言论，已无从考证。

②知，即智。礼，礼仪。一本作“体”，“礼”、“体”相通。

③存存：常在。《尔雅·释训》：“存存，在也。”阮元曰：“存存，在也。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也’”。道：所由之路，乾阳为道。义：所处之宜，坤阴为宜。

今译：

孔子说：“易，其道至极！易道，圣人用之增崇其德而广大其业。智慧崇高礼仪谦卑，崇高效法天，卑下效法地。天地设定位置，而易道运行于其中。成物之性常存，（阴阳）道义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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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圣人有以见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②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③“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④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⑤“同人先号啕而后笑。”⑥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⑦

注释：

①赜：古本作“啧”，本义是指口里说话杂乱。此指事物繁杂。拟：比拟，摹仿。诸：之于。形：形态，形状。容：容貌。宜：相称，适宜。

②会通：会合交通。典礼：一本作“等礼”。此指典章礼仪。

③恶：厌恶。一本作“亚”，古者恶、亚二字通。先儒有训“亚”为次第者，亦可备为一说。议：一本作“仪”，通观上下文义，“仪”与“拟”对举，当作“仪”为是。仪，仿效。

④此引《中孚》九二爻辞。其意为：母鹤在树荫下鸣叫，其子应声而和。（若）我有美酒，我愿与你共同分享。阴，通荫。和，应和。爵：古代饮酒器，此指酒。靡：系恋，分享。

⑤此释《中孚》九二爻辞，君子居其室：九二居内卦，以象君子居其家室，九二为阳爻，故为君子。言：言语。九二居《中孚》下兑之中，故曰言。枢：户枢，即门轴。机：弩机。

⑥此引《同人》九五爻辞。其意为：与人同志，先哭后笑。同人：即同仁。号啕：啼哭。

⑦此释《同人》九五爻辞。默：不语。利：锐利。臭：通嗅，即气味。

今译：

圣人因见天下事物繁杂，从而比拟其形状容貌，象征其事物所宜，所以就叫做卦象。圣人因见天下事物的变动，从而观察其会合与交通，以推动其典章礼仪，并附之文辞以断其吉凶，所以就叫做爻。述说天下事物至为繁杂而不会厌恶，指出天下事物变动至极而不会杂乱。比拟后发表言论，仿效后而行动，通过比拟仿效以成就其变化。“鹤鸣于树荫，其子和而应之，我有好酒，我与你共享。”孔子说：“君子居于室，口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况且近处呢！君子居于室，口出不善言，千里之外的人都违抗，况且近处呢！言语出于身，影响于民，行动发生在近处，而显现于远处。言行，这是君子的门枢和弩机。枢机在发动时，主宰着荣辱（的变化）。言行，君子是可以用它来惊动天地的，怎可不慎重呢？”“与人同志，先号哭而后笑。”孔子说：“君子之道，或出行或居处，或沉默或言语，二人同心，其力量可以断金。同心的言语，气味相投香如兰草。”

初六，“藉用白茅，无占。”①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以往，其无所失矣”。②“劳谦君子有终，吉。”③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④“亢龙有悔。”⑤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⑥“不出户庭，无咎。”⑦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子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⑧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注释：

①此引《大过》初六爻辞，其意为：用白茅铺地（摆设祭品）无咎。藉：铺垫。茅：茅草。

②此释《大过》初六爻辞。苟，助词。王引之曰：“苟，犹但也。”错：措。有放置之义。慎：谨慎。薄：犹轻，斯：此。术：道。“慎斯术”，一本作“顺斯术”，有训“慎”为遵循者，可备一说。

③引《谦》九三爻辞，其意为：有功劳而又谦虚，君子则有好的结果，吉利。

④此释《谦》九三爻辞。伐：夸。德：得。《管子·心术上》：“故德者，得也。”厚：笃厚。功下人：有功劳而卑下于人。致：推致。

⑤引《乾》卦上九爻辞。亢，穷极。

⑥此释《乾》上九爻辞。贵而无位：《乾》上九之阳处上为贵，上九穷极失位故无位。高而无民；上九居卦上故曰高，六爻皆无阴，故无民。

⑦引《节》初九爻辞。

⑧此释《节》初九爻辞。阶：《释文》：“姚本作机”，考《涣》卦九二爻：“涣奔其机。”帛书《易经》作“阶”，故阶机互通。此处应解为契机。密：隐密。几事：几微之事。

⑨此释《解》六三爻辞。乘：古时指车辆。引申为乘坐。小人乘君子之器：小人乘坐君子的交通器具。小人，古代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蔑称，后指不正派或见闻浅薄之人。君子，指有德才之人。从卦象看，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解》六三以阴居阳位，故有“小人乘君子之器”之象。慢：骄慢。诲：教。冶：郑、陆、虞、姚、王肃作“野”，《太平广记》引作“蛊”，“野”、“冶”皆“蛊”之假借。（详见李富孙的《易经异文释》）。郑玄曰：“饰其容而见于外曰野。”（《后汉书》注）

今译：

初六：“用白色茅草铺地（摆设祭品），无灾。”孔子说“（祭品）直接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再用茅草铺垫（以示其敬），还能有什么灾呢？已经是非常慎重了，茅草作为物虽然很轻薄，但作用重大，能谨慎地用这套礼术行事，就不会有所失了。”“有功劳而谦虚，君子有好的结局，吉利。”孔子说：“有功劳而不夸耀，有功绩而不贪得，太厚道了。所说的是有功劳而能礼下于人。德讲究要盛大，礼讲究要恭敬，所谓谦，就是以恭敬而保存其禄位呵！”“龙飞过高处则有悔。”孔子说：“尊贵而无实际的职位，高高在上而失去民众，贤人在下位而无所辅助，所以一行动就有悔。”“不出门户庭院，无咎灾。”孔子说：“祸乱的产生，是以言语为契机。国君（说话）不机密而失掉大臣，大臣（说话）不机密则有杀身之祸。机微这事不保密则妨害事情的成功，所以君子谨重守机密而不轻易出言。”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很了解盗寇吧！《易》说：‘以肩负物而又乘车，以至招来盗寇来打劫。’以肩负物，这是小人做的事情；车乘，是君子（使用的）器具，小人乘坐君子的器具，所以盗寇想来抢夺他，对上骄慢而对下暴虐，盗寇想来讨伐，懒于收藏财富是教盗寇来抢，打扮妖艳是引诱盗寇来奸*。《易》说：‘以肩负物而又乘车，招致了盗寇’（说的是）自己招来盗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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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①。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②。大衍之数五十③，其用四十有九④。分而为二以象两⑤，挂一以象三⑥，揲之以四以象四时⑦，归奇于扐以象闰⑧，五岁再闰⑨，故再扐而后挂⑩。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⑾。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⑿。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⒀。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⒁。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⒂。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⒃

注释：

①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及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此节在十一章之首）即在“夫易，何为者也”之上）。自“天数五”至“行鬼神也”一节在“故再扐而后挂”之下。宋代张载、程颐、朱熹疑为错简。认为此两节相连当在“大衍之数”之上。元人吴澄、明人来知德、清人李光等人皆从之。案汉熹平石经本，自“天一”至“行鬼神也”在“故再扐而后挂”之下，《汉书·律历志》与卫元嵩《元包蓍篇》皆同熹平石经，故当以汉熹平石经本为是。然案上下文义，程朱之顺序较胜，故今从之。此章列“一”至“十”自然数，旨在说明筮法中所演五十之数是以这天地之数为根据的。

②进一步阐述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关系。五位：先儒多解：（一）指天地之数各有五位数。（二）五个方位，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三）五行之位，一六合为水位，二七合为火位，三八合为木位，四九合为金位，五十合为土位。通观文意，当以第一种为胜。相得：相加。合：即和。变化：指蓍数变化。鬼神：气之屈伸往来。鬼，归。神，伸。故“行鬼神”，是指数能贯通天地鬼神，即易通鬼神而能行鬼神。

③衍：演。即演算。五十：先儒多解：（一）朱熹认为，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二）荀爽认为卦各有六爻，又有八经卦6×8＝48，乾坤又有二用，故48＋2＝50。（三）京房等认为，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10＋12＋28＝50。（四）郑玄认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故减五为五十。（五）崔憬认为，天地之数配八卦，八卦之数为五十，3（艮）＋5（坎）＋7（震）＋9（乾）＋2（兑）＋10（离）＋8（巽）＋6（坤）＝50。（六）《汉书·律历志》认为，五十数由元始象一，与春秋二，三统之三，四时之四，相加得十，再与此五体相乘而得（1＋2＋3＋4）×5＝50。笔者认为，大衍之数只用（五十）。除了先儒之说，还可以补充如下：（1）天地生成之数止于五十，生数止于五，成数止于十。（2）蓍草生一本长百茎分为五十。《史记》：“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

④其用四十有九：五十根蓍草，只用四十九根，其中一根不用，以象太极，也有说四十九根象太极者，前者为胜。

⑤两：两仪。指天地或阴阳。此是说把四十九策分为二，象征太极生两仪。

⑥挂一以象三：依宋人说从右手蓍策中任取一根置于左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象征“三才”。挂一。从右手蓍策中任取一根。“一”，象征三才中人。三，三才。

⑦揲：取，数。此是说将左右手之策以四根为一组而数之，象征有“四时”。

⑧奇：余，在分完左右手之后，每只手中策数必有余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此就是奇。扐：勒。将蓍草勒于指间。译文中蓍草之“挂”法与“扐”法皆据宋人这说。闰：闰月。

⑨五岁：五年。一挂两揲两扐为五，故为“五岁”。再：两。此句是说一变之中，有两次归奇于扐，故象两次闰月在五年之中。

⑩挂：一本作（卦），二者

思想主张：

1、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2、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3、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4、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

朱熹，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