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的变化特点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瓷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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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

王夫之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

“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王夫之故居

”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 “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

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基于“□□生化”的自然史观，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学唯心论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同时,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内容,如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某大讲堂某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时，说她至今都弄不懂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何喜欢汉族文化。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早已回答了教授的疑惑：“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可见到的一种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说得具体一点，为了巩固政权统治，必须适应和采用多数的、先进民族的文化思想和语言风俗，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把自己的统治思想也赋予普遍性的形式。例如清朝康熙就比元统治者聪明，没有把本民族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相反，他却采用了汉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康熙何以选择儒家，而且特别看重程朱理学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其间儒道释为三大家。道家讲虚无，佛门倡色空，能作为规范指导天下的统治思想吗？不能。康熙的认识非常明确：“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康熙起居注》十一年三月）不过以宋明而论，儒家中有陆九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颢、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那么，康熙倾重何家？陆王主张“心即是理”，连六经皆可是我的注解，强调主观作用，和佛道两家相似，都不可能给清统治者多少存在的空间。而程朱讲求的天理说，恰合清统治者顺天应人，应天之理来取代明代气数已尽的统治和李自成农民政权的理论根据。因此，从康熙十一年始，由张玉书、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分讲四书五经时又讨论董仲舒、二程及朱熹倡导的理学名实，《通鉴纲目》的要点，赐董仲舒庙“阐道醇儒”匾额。康熙十四年更手批《性理大全》，几十年后又责令李光地编《御纂朱子全书》，可见康熙对理学的重视。

然而，仔细体味《康熙起居注》和蒋良骐、王先谦先后编辑的《东华录》，康熙推崇的当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因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已渗透人们心中，为历代统治王朝奉为统治思想，康熙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写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论政与学，天道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毫无疑问，康熙无论是专儒，或者推扬程朱理学，都是为了现实的统治需要，是外儒内法，可不是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幻想的道德化的政治。所以，康熙张扬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反对理学家们言行不一、空论理学：“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康熙二十二年，又批评理学家们“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原来，那个“真理学”是有利于现实治统，而不是书斋内的高头讲章。

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於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於北宋、盛极於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浚、陈献章、王守仁、王艮、刘宗周……等。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发展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的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在五四之后，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尤为一致的是，朱熹的理学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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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