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是创立之前什么方法推选人才的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过去通过军功、养士选拔人才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途径。

察举

察举又叫作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或提高其官位。察举是汉代选官的一种主要做法。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高望重的人，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汉文帝以后，这种察举的办法逐渐形成制度，但是并没有固定的举行时间。一般多是在发生了自然灾害，或出现日食、地震等情况时，皇帝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诏令朝廷百官和地方郡国荐举人才。

在汉代，察举不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察举的范围和名目都由皇帝决定。例如有时只规定在某些郡国或只限于丞相、御史大夫等部分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还有的时候是由朝廷派人到地方去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有很多，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材异等、孝廉、直言极谏等，有时也要求荐举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后来，“孝廉”逐渐成为察举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名目。被荐举的孝廉一般是先担任郎官，作为皇帝待从，然后再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官。

汉代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果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汉文帝时，开始采用策问的办法考察被荐举者的才干学识。到汉武帝时，这种策问考试，比较普遍地实行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依照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的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作射策。朝廷根据他们回答的成绩分派官职。例如当时的儒学今文经大师董仲舒被举为贤良文学，于是汉武帝向他提出策问。董仲舒在射策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立刻任命他为江都王的相。

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下诏强调要以“四科”辟士，这是指选拔人才应该掌握的四方面标准。在这些标准中，首先是思想道德要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即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次是文化水平高，即“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并以之判断是非；第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这是要求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各种难题。光武帝要百官们用这四方面的标准来考察、推荐人才，不仅表明了他具有高明的政治见识，而且对于加强封建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征辟

在汉代，由皇帝直接聘请人来做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人来任职叫“辟”。

被皇帝征召到朝廷来任官的，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闻名于世的人。例如夏侯胜以善说礼服，被征为博士；疏广因精通《春秋》，被征为博士。汉武帝初即位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已经年老，但汉武帝仍征召他到长安来。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弱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等礼仪。所谓安车，是指一种能够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是指用蒲草捆裹车轮，可以减小颠簸震动。这些都表示皇帝格外优礼之意。被征召的人，有时可授予很高的官职。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他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械巧作，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以后又升迁为太史令。

两汉时期，官府的掾史等低级官吏，可以由长官自行聘请。这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的长官自己请人到官署内做僚属、任职办事的做法叫辟或辟除。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数量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吏的人则比较多。

东汉后期，以门阀世族为代表的大地主贵族，依仗权势操纵了地方选举。这样一来，就同要求参予政治的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发生了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冲突，使得双方在采取怎样的选官制度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九品中正制”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这里所说的庶族士人，一般是指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在当时，普通劳动者是没有资格参加品评的。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支柱，它可以保证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和享有特权。但是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按照习惯，孝廉侧重于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学，秀才则突出于文学写作才能优异。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在南朝，还有一种“明经”科目。国家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获得官职。当时的孝廉、秀才多为世族所垄断，但是明经不限门第，所以庶族寒门士人便可以通过明经途径跻入仕途。在北朝，荐举孝廉、秀才时对于家世门第的限制较之南朝要宽些，少数庶族寒门士人也有被选举的可能。随着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北朝在选举中首先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呈现出松弛的趋势。

科举考试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在了1300年。 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其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孙中山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而其辐射一直延续至今,我国现在的干部选拔学生考试等等制度上都可以看出科举的影子

隋朝以前是"九品中正制"和"查举制",其选官也要经过推荐和考试查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查举，原为选拔之意。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起于汉初，至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是两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又“元关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宋书百官志》：“汉武帝元年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明史太祖纪》：“(洪武六年)二月乙末，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维护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施行“唯才是举”。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由吏部按等选用，授予官职，谓之“九品官人法”。三国魏齐王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形成“上品无寒门同，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杈的工具。本来这种制度也是可行,但是问题在与执行的关身上。很容易变质从而产生偏差,《晋书刘毅传》：“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壮。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又“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成为必要,科举制度出现了

从白寿彝先生所说,这是一个自举和荐举的问题,隋朝以前,士子们首先要获得地方官员及垄断乡里的世族豪门的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考试只是用来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所以，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官员及世族豪门的手里。隋唐实行科举制后，举子们可以不经地方官员和世族豪门的推荐，自己带着一种叫做“牒”的身份证明材料直接去报名，只要身份证明合格，即可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有较具体的说明：“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制度执行人的腐化和专制化是科举兴起的必然

隋朝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唐朝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学一直以来,科举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是进士高与秀才,但是在唐朝,秀才科要高与进士科,不过好象从来没有人考上过,。《旧唐书·职官志》说：“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到高宗的时候就给废止了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考试的人的来源,唐朝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类,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虽然层次不一,收取的学生的来源不一,限制学生人数不一,但是总的来说是为了统治者阶层服务的地方上设置相应的学校,也收录不同数量的生员入学学习,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这些是科举的主要来源乱了,回头明经和进士两科乃是"士人所趋"的科目,因为唐朝大部分的官员来自与这两科,所以非常鼎盛此外又有"制举"一科,乃是皇帝特试进士及第以后要在大雁塔上留名,是为雁塔题名,当然这是闲谈,我是陕西人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在宋朝分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九科,在这里说一下学究,因为一般称呼老顽固的时候就是这个词,唐代取士，明经一科有“学究一经”的科目；宋代简称“学究”，为礼部贡举十科之一。应学究试者，专重记诵，未必通晓文义，故有才思之士，皆重进士科而轻学究。《新唐本选举志》：“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宋史选举志一》：“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和宋朝并列的辽金两朝分别说一下,辽代科举至988年才行贡举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就是说，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到70人左右。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到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不过没用,辽规定,契丹人不许应试,而且进士真正做官的,几乎没有。“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对辽来说,科举是个摆设金就和辽不一样了,金太宗初年，十一月开科取士，第二年二月、八月又连续两次开科考取进士，可见金是比较重视科举的。“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这话说的中肯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刚开始不固定。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再说元,蒙古人厉害的很,开国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废止了科举制度,1314年,元朝重开科举,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而且要"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蒙古人厉害的大大的除隋的考试是由中央直接考以外,历朝都是由礼部来控制的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差不多,放在一起玩明清的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由县里考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这是大概,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乡试由省里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又称秋闱,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和春闱中第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又有国家特考,第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岁贡。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保送中央参加朝政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经国子监的称为副贡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发轫于隋唐，成熟于北宋。但自始至终，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数量远远多于朝廷官缺，也就是说，科举制中胜出的举人、进士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科举之后，如何进一步为朝廷选拔官员，一直是大难题。为了让官缺获得合适的人选，为了让后备干部匹配合适的岗位，宋朝人的办法是荐举。

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如何选择管理人员都是大问题。一般来说，通过考试和资历选官最公正最便捷，这两个渠道不容易作弊，对谁都一视同仁。但宋朝人说：法可以治平不可以择材。意思是用硬性的规章制度，凭资历和考试选官，看起来公平公正，但选不出人才。

由考试和资历组成的选拔方式执行起来阻力最小，但是对朝廷的不良影响也最大。考试越严格，选出来的越是善于考试的偏才，而资历不过是混日子的借口。实际上，一个官职的种种要求不可能被一场考试囊括，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也不可能在一场考试中全部展现。完全凭借考试和资历等条条框框选官，是朝廷主动放弃主观能动性，主事官僚尸位素餐的体现。

在宋朝，低层官员升入中层、入职“馆阁”以及许多岗位的人选，都要通过其他官僚举荐。可以这样理解，科举为宋朝选拔人才，而荐举为宋朝选拔官员。

荐举制在宋朝得到推行，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宋朝的中央集权大幅加强，中央能够实现下管三级的官员任免制度，所有政府官员都要经朝廷任命。

其次，宋朝的职位数量同官员数量差值极大，北宋后期的政府职位共计16000多个，而经科举、荫恩等途径选拔出来的官员高达48000多人，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48000多人就不是国家的后备干部，而是48000多不稳定因素。

第三，宋朝科举制远比隋唐完善，士族阶层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科举选出来的都是平头百姓。官僚集团中没有根深叶茂的大树，荐举制就容易施行。

虽然荐举制备受宋朝人推崇，但是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为了防止营私舞弊，宋朝用“同罪保举”和严密的监察制度来配合荐举运行。

同罪保举，就是保举人对被保举人长期保持连带关系，被保举人违法，保举人也要出面承担责任。这种处罚同举贤不避亲的连坐不同，可大可小，视情况而定。包拯在知庐州时，一位曾经举荐的官员出了问题，包拯随即接受降级处分。对朝廷的中高层大员来说，慧眼识人也是执政能力之一，举荐一个人才，自己多一块垫脚石，举荐一个人渣，就多一块绊脚石。举荐之前举荐人决定被举荐人的命运，而举荐之后，被举荐人又影响着举荐人的仕途。环环相扣之下，举荐人不得不爱惜自己名节。

御史台主管监察，对每一次荐举都负有监察责任。举荐书一经上交，御史台就会仔细审核被举荐人的履历，如果发现被举荐人确不适合岗位、被举荐人贿赂举荐人等问题，御史台的御史就会毫不留情发起弹劾。

荐举制度的运行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的水稍微有一点浑浊，荐举制肯定是最先遭殃的那个。

明朝神宗年间，官纪废弛，官职一旦出缺，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不要说荐举，就连凭考试和资历选官都不能保证公平。时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面对纷杂的局势也无能为力，但又不忍宵小之徒浑水摸鱼，于是弄出抽签选官的办法。大家也别费劲走后门了，凭天意吧。毕竟抽签选出来的官再不好，也比贿赂来的官强。

宋朝是一个很神奇的朝代。有人说，他太弱了，虽然有三百年的历史，可偏偏是一直都在被打的状态。有人说，宋朝很厉害，当年它社会上的经济发达程度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办法比的。但事实上，攻击宋朝的人，都只能是拿着这三百年挨打的事实来说话，但反驳这种说法的人，却可以拿出很多中言论。

宋朝的优秀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首先就是所有人公认的有钱。就拿公元1000年的宋朝生产总值来看，这个数值占到了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可以说，宋朝是真的很有钱。其次，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因为儒学得到了复兴，一定程度的让科技发展，也让政治开明。最后，宋朝很厉害，没有内患，其他朝代都有的外戚，藩镇割据情况，宋朝是没有的。这也让宋朝荣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朝代了。

但不管宋朝有多优秀，宋朝终究还是一个孱弱的朝代，并且历史都是被分成两段的。可偏偏，这个存在了三百年的朝代，明明孱弱，却出现了一个北宋出丞相，南宋出名将的现象。你来告诉我，宋朝究竟是凭什么得到这些人才的？

我想，不管是宋朝的孱弱，还是宋朝拥有的这些人才，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为当年开国帝宋太祖的一句话，那就是重文轻武。宋太祖得到天下的原因他自己也很清楚，那就是因为自己是武将，拥有兵力。所以，为了防止自己创立的王朝被这样推翻，他提出了这一观点。结果，这成为了宋朝的治国方针，并且多年都没有改变。

于是，我们看到了孱弱的宋朝，被打的一直朝贡的宋朝。但同时，因为对文人的重视，所以让宋朝的文化非常繁荣，更是被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最登峰造极的时候，就是在宋朝。可以说，因为文化的繁荣，宋朝可以培养出许多担任大任的丞相。北宋在亡之前，靠着朝贡换来的和平，他有了培养文人的土壤。

而南宋出名将，则是与社会环境和外部环境有关。因为文化繁荣，儒学盛行，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很强的忠君爱国思想的，这种思想让宋朝出现了非常多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人。另外，比起北宋的相对和平，南宋更是被北方政权逼的不断南退。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让南宋逼不得已出现了许多的名将。比如文天祥，他本是文臣，后来才成为了武将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贡举，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 一甲三名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 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 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试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于是，我们很容易就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宋朝为什么能够实现人才大爆炸？宋朝的人才为什么那么多？

先说几个想当然的原因：宋朝的人口多，所以宋朝的人才多；宋朝的科举更繁盛，所以宋朝的人才多；宋朝的经济文化最发达，所以宋朝的人才多。

这些立即能够给出的原因，也并不完全就是想当然，因为它们都有理论模型的支持。人口增加了，产生人才的总量就增加了，总量增加则优异数必然增加。科举取士则是在以增加头部机会的方式增大标准差，标准差增大则优异数也必然增加。经济文化发达，特别是印刷术的成熟，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自然提高了整体平均素质，平均值增大必然增加优异数。于是，按照正态分布的模型来分析宋朝，其人才优异数肯定是历代王朝中最大的。

但以上这些，都能找到反例，甚至连这个问题本身都有反例。

就顶尖的治国人才来说，宋朝不及汉朝，甚至也不如秦朝，虽然宋朝的经济文化更发达。秦朝的李斯直接开创了三公九卿制，这种开创性的工作，谁能比？汉朝的贾谊，一篇《治安策》雄冠两汉四百年，要比苏洵的《六国论》不知道高出多少层级。

要说诗词歌赋的文学人才，宋朝也不及唐朝，虽然宋朝的人口比唐朝还多。宋朝的宋词着实美轮美奂，但是唐诗呢？唐朝一个中等诗人拉到宋朝，都能列到顶级里面。

至于开疆拓土的将军人才，宋朝可能跟谁都没法比。宋朝对外战争的胜率不低于唐朝，那是因为唐朝一直在打仗，而且一直在打硬仗。而澶渊之盟后，宋朝基本上就没打过什么大仗。而且，其主要胜率都在前期，也就是建国之初。那时候打仗的将军和士兵都是谁？都不是宋朝培养的，而是五代十国的骄兵悍将。

同样，要说人口多，宋朝怎么也比不过元明清吧。要说科举取士，明朝和清朝也没少录取。要说经济文化，洋务运动后的大清，实现了传统王朝的回光返照，经济上不次于宋朝。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反例，那就是谁能跟春秋战国比。这个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历朝历代都无人能够争锋。

如果问一个现代人，更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很多人选择宋朝。而且给大家的一般感觉，仍旧是宋朝的人才最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人口总量最多、科举取士更多、经济文化更发达，这些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问题的本质应该是宋朝的社会活力更强。

传统王朝中，没有哪个王朝能有宋朝的社会活力。

苏湖熟天下足，这个肯定夸张。但是，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是江南财富之丰盛。同时，也能说明国家不需要四处找钱，有了苏湖熟就够了。

宋朝几乎是古代中原王朝中少有不歧视商人的，读书靠不上进士，那就去经商。在宋朝，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宋朝女人的社会地位肯定不如唐朝，但是也不会太低。之所以后来各种低，主要是因为南宋，对外打不过就对内拼命搞各种礼教束缚。但是，我们说宋朝往往都是说北宋。

更难得的是宋朝还有过一段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是历史课本说的。其主要依据就是宋朝的手工业极为发达。而且，还有《梦溪笔谈》这种著作。四大发明里，有三个就在宋朝。所以，你不能说宋朝的社会成就是一种偶然。

以上都是活力的表象，而活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不用常年对外征战，所以社会环境非常宽松，于是也就活力四射了。

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还是跟匈奴打了一场大仗，蒙恬三十万人北却匈奴，这一仗跟南伐百越不一样，是不得不打的，因为匈奴入侵会亡国。后来，又不得不修长城，直接逼出了一个大泽乡起义。

汉初七十年修生养息，但是也没少跟匈奴打仗，而且动员十几万规模的场景也不是没有过。汉武帝之后就更别说了，几乎是年年都要打。

唐朝是不修长城的自信帝国，但是唐朝的对外战争就没停过，光跟吐蕃就打了200多年。跟外边还没打完，内部自己又打上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就没消停过。

清朝呢？清朝直到乾隆时期打完大小和卓战争才算消停一点儿。但是，清朝人不自信，始终担心汉人造反，所以社会管制就要多严有多严。然而这也没防住，太平天国运动就打了14年，几千万人都搅和了进去。

唯一的特例就是宋朝。自澶渊之盟后，宋朝基本上就没打过什么大仗。对西夏的战争确实没有中断过，但那只是一个局部战争，一个陕西军基本上就能搞定。

正是因为宋朝不打仗，所以国家才允许社会宽松起来。开封城能开夜市，但是大唐的长安就得搞宵禁。原因是大唐帝国时刻都要准备打仗，所以国内必须高度紧张。

既然要常年打仗，国家就得集中资源。谁都知道商人能促进经济，经济发达了能促进税收。但是，古代国家没有那么先进的税收系统，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编户齐民，一个一个地数人头去收税。商人虽然有用，但只是对社会有用，对国家没啥用，当然就不受政府待见。

手工业或工商业要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先别说吃好穿好的问题，得先说能不能吃上饭和吃得饱的问题。但是，如果国家常年打仗，那就多少粮食都不够吃。十万大军背后是几十万壮丁，几十万壮丁背后又是多少土地被荒芜。这种状态下，农业即便搞得起来，也得先养活上百万不事生产大兵。

一般历史学家都说中国在清朝遭遇了内卷化，人力资源过剩所以一切技术改良都无必要。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清朝的管制太严导致社会没有活力。没有活力的社会，也就没了创新。

管制太严，清朝有清朝的问题。但是清朝之前，则主要是战争的问题。为了战争，社会就必须实现一种半军事化管制。而宋朝，恰恰不需要担心战争的问题，所以社会管制就没啥必要。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就是在实施一种严格管制的目标方向，但是失败了。反对派是一个方面，但国家不需要才是最大的原因。商鞅变法能搞成，原因是秦战国太需要了，因为不变法就得死。

所以，宋朝之所以呈现出人才繁盛的样貌，主要是因为社会活力四射。而宋朝社会之所以能够活力四射，就是因为社会环境足够宽松，国家不用常年准备打仗。人才之所以成就人才风流，得首先要有产生人才的土壤，但更关键的是有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一个活力四射的社会，就是这种土壤、就是这种平台。宋朝能够提供，但其他朝代却不能。

说起北宋宰相赵普，最让人敬佩的或许就是他正直无畏的品格。而赵普冒着生命危险推荐好人的故事也是口口相传。

据说有一次赵普发现了一个人才，他很有才华，但是一直没有被发现。于是赵普写了一份类似于推荐信的报告给宋太祖，希望宋太祖把这个人招到朝廷做官。

但宋太祖看了赵普的报告后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他把它扔到了一边。赵普见皇帝没有反应，第二天又写了一份新的报告。内容与前一天大致相同，但宋太祖仍然不同意。

所以第三天，赵普又提交了报告，这也让宋太祖非常生气。他觉得作为一个皇帝，连一个人能不能当官都不能决定。如果他不想用，他就不想用。何必一次次自寻烦恼？于是当着赵普的面，宋太祖把报告撕了，扔还给赵普，告诉赵普，他就是不想用这个人，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喜欢。

结果第四天赵普又把报告提交了。宋太祖以为这是别的东西，但当他打开它时，他发现这是他昨天撕碎的报告。宋太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那个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让赵普如此痴迷？是他的亲戚吗？

于是我下令找人调查，让赵普向这个人介绍自己。我这才发现那人确实是个人才，就同意了赵普的推荐。后来，这个人为政府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也正是因为赵普冒着生命危险推荐人才，宋太祖才越来越重视赵普。

宋太祖评价

说起宋代的赵普，那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因为赵普是从小吏做起，然后成为一人万人的宰相，而且当了十年宰相。除了赵普自身的勤奋和足智多谋，宋太祖善于发掘和容纳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

据说在毛对赵普的评价中，最著名的是赞扬赵普的倔脾气。当时所有的官员都以皇帝为中心，认为皇帝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对的，一切都应该由皇帝来决定。赵普是唯一一个在皇帝犯错的时候依然刚正不阿的人。

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了一个人，希望宋太祖能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很好，但是宋太祖连续好几天都不同意，于是上朝的时候，赵普拿出奏章，把这个人推荐给了宋太祖，激怒了宋太祖。皇帝认为他有必要做官。我的皇帝不能自己决定吗？为什么我不喜欢的人要让他当官？于是在朝廷官员面前，赵普的纸被撕成了两半。赵普对此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的拿起撕好的纸带走，然后在下一次开庭时交给皇帝。于是宋太祖看着赵普的坚持，接受了他的建议，启用了那个人。结果后来发现，那个人确实是个好官。

后来赵普也为皇帝推荐了很多人才。有时候皇帝不喜欢他们，赵普依然刚毅正直。也正因为如此，宋太祖对赵普又爱又恨。我爱这个臣子的刚毅，但有时我恨这个臣子让自己难堪。

赵普是个什么样的人？

北宋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赵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赵普是一个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他生于北宋。虽然他读书不多，但他对儒学的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大。

历史上有一件事很多人都很熟悉，那就是宋太祖的黄袍，涉及的人就是赵普。按理说，赵普并不擅长书本知识，而且为人正直诚实。他是如何引起宋太祖的注意的？赵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当赵匡胤攻破滁州时，当时的宰相推荐了赵普，而赵匡胤本人也与赵普有过交往。他觉得自己确实是个人才，被委以重用。其实赵普是毫不犹豫的看着老实而是干大事的。当时，他劝赵匡胤当机立断，但赵匡胤不听，所以他让赵匡胤喝醉了酒，给他穿上了一件黄袍。于是，赵匡胤发动兵变，最终建立了宋朝。

赵普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被封为医生。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国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当时，有一个名叫李俊的特使，他不愿投降，并与其他人勾结起来造反。在这种情况下，赵普主动请缨参战，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终平定了两次叛乱，赵普功不可没。

后来赵普更受国君器重，赵普帮助标准化司把朝廷里的事务管理得有条不紊。最后任命他为宰相，皇帝很看重他，无论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

随着高考的到来，古代科举制度也成了热门话题之一。 在文风炽盛的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往往都打着复古的"乡举里选"旗号， 于是在朝野大臣们面红耳赤的论争中，“ 乡举里选”这一古代“高考”制度也就变成了士人集团与皇权争夺权利的场所。 一起跟白羽来了解一下吧。

"乡举里选" 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选举制度， 指的是在基层乡村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这项听上去很美的选举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国人、庶人和野人。 而这种儒家理想中的选官办法，是完全符合周朝贵族子弟任官的实际情况。

汉代沿用了这一选官制度，并规定地方官员有责任定期向朝廷荐举人才的义务。 这些人才如果是“贤良方正”和“孝廉秀才”在经过皇帝策问后即可择优录用、有时候不问就立即任用 ； 如果是“博士子弟”要进入太学继续深造。 其实只要被"举荐"过，基本上就是"保送官员"，即使无法立刻当官，经过深造和"集中培训"后，也能当官。

这项制度从一开始还相对比较合理和公正。 但到东汉以后，地方上豪强势力发展迅速，官员们的节操也是一掉再掉，人才的“品评臧否”直接由土著豪强垄断和把持。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全面腐败，这一制度完全成了府、胥、吏、徒等基层当权者敛财和谋取私利的手段。 曹操在东汉末年就曾被举为孝廉，也不知道老曹为了儿子有没有走过门路。

魏晋时期，地方豪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人才选拔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控制。 皇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得不向豪强世族让步，承认了士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 于是 "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 巧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正是曹操的儿子，曹丕。这项制度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截然相反， 九品中正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服务世家大族，而这种埋没人才的“黑暗制度”到了隋朝终于被废除。 于是隋唐开始了科举取士的"高考时代"。

宋代人在儒学大兴的人文思潮下，当朝的官员们遇到点事情都喜欢"引经据典"，越是老的就越是好的，特别喜欢拿上了年纪的东西说事。 于是，古老的"乡举里选"这根老黄瓜被刷上绿漆，重新摆在了当政者面前。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作为最重视科举政策的宋朝最高统治者要是不把科举整出点新花样来，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皇帝。 为了彰显自己对文教领域的重视，宋仁宗下令对科举政策进行革新。 为了让大臣们能够充分"体察圣意"，不要把"经"给念歪了。仁宗在开宝五年专门下旨：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 圣旨里提到的"乡举里选"只是借用了这个噱头而已， 其真正目的在于纠正广大举人集中在开封进行科举考试的弊病。 这就跟现代高考前，许多家长不惜花重金为孩子买一个"北京户口"是一个道理。 皇帝打着"乡举里选"的旗号，不过是为了让举人们还返回各自的省份考试而已，谈不上科举制度的改革。

既然皇帝都能拿"乡举里选"作为唬人的借口，粘上毛比猴还精的大臣哪还有学不会的道理。

庆历三年,赵祯要求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政治改革方案。范仲淹等人马上就呈上了一份《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答卷。 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部分指出， "乡举里选"的本意在于先考察士人的履历，再考察艺业，但宋代的科举制度将考察履历这一环节取消并采用封弥等手段， 录取对象的姓名都无从知晓，更不论考察士人的品行了， 完全不符合"乡举里选"的本意。

因此他们提出"乡举里选"的重点应该放在大力兴办学校教育上。 其实在科举考试中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词歌赋、取消封弥等科举改革方案。 他们的改革侧重点放在优选人才，集中保送到高级学府去当"大学生"， 目的是为国储才，而不是直接当官 。这样的设计，具有相当高的智慧水平和政治眼光。

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杰出的政治家敏锐的察觉到，"乡举里选"是以贵族政治为前提条件的， 宋代实行的是"异地为官"制度，根本无法在本地做到举贤任能，与科举制度根本无法并存。 因此"乡举里选"这种老旧的选拔制度在宋代已不可恢复， 最多也就是“借壳上市”而已 。

到庆历四年二月， 崇政殿说书赵师民认为，范仲淹等人的方案"先策论后诗赋"仍是通过文章取士，并不符合"乡举里选"的原则， 不能革除科举弊端，要求"还乡举里选，复序升默，以教育而察纠之也"。

同年三月，赵祯要求进一步讨论科举改革方案。于是翰林学士宋祁等人上奏，认为"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 于是提出了"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的科举方案，也就是说要把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结合起来， 主要内容包括： 兴学校；实行入学保荐制度，以考察入学者的行止；学校教育与解额关联制度。

就在激烈讨论的当天，一向拖沓的大宋朝廷居然难得的达成了上下一致。 大家根据会议讨论内容下了一份关于改革贡举制度的诏书，要求"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 也就是说，这是一套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所谓"乡举里选"方案。 只有到了省级大学里面学习，才有资格参与"国家公务员考试"。 自此"乡举里选”这项由先秦直接“保送官员”的制度，彻底变成"保送大学生"。 而这项教育制度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不了了之。

到了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年代，科举改革也成了熙宁新法的重头戏，这时期的科举改革也披着"乡举里选"外衣，却产生了新的含义。 王安石等人实行“太学三舍法”的学校取土制度，裁定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其改革的目标集中在统一思想、培养"治国"人才上面。

针对神宗的科举改革意图， 王安石于熙宁四年二月呈《乞改科条制札子》，明确要求兴学校以统一士人的思想：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宋廷随之实行太学三舍法以实践这种所谓的"古法"。

就这样， 庆历年间以"学校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举里选"，到熙宁年间已经发展为"学校取士"。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 大观元年（1107)年宋廷又根据蔡京的建议，实行所谓的"八行科"取士 ，即按照孝、梯、睦、姻、任、恤、忠、和等八种美德推举人才，保荐入太学，再通过三舍法取士，以此进一步恢复理想中的"乡举里选"。 于是，"乡举里选"再次成了"道德选举"的重要手段。

只要考试涉及到了道德层面，那么作为朝廷官员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政治动物，就别想用道德去作为衡量标准了。 《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层出不穷的"请托"和"舞弊"现象，这项"王安石变法"中的真经， 被蔡京这歪嘴和尚直接念成了别的曲调，高考的"福利"变成了"腐利"， 直接让这项制度趋于崩坏的边缘。

宋朝前期和中期的大臣智商集体在线，后期的大臣们基本就不在线。 南宋的朱熹从故纸堆里扒拉出程颐当年的取士方案，如获至宝。朱熹上奏疏说：

这个建议能不能革除流弊咱不知道，但是皇帝绝对看出来这厮是在吹牛弊。 因为谁都知道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官僚机构。

程颐这一派的主张是按照古老的"乡举里选"的原则改革科举， 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吕大临、程颐、程璟， 改革的核心内容正是限制皇权。 这个方案的拥趸们认为，赋予官员自由保举士人的权力，其实是从皇帝手中分得了一部分取士的权力。 陆九渊甚至提出了完全舍弃科举，采用乡举里选法的方案， 从根子上说其实是要摆脱皇权的束缚。

而削弱专制权，是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无法容忍的事情， 不过这个方案本身就不完善，连咣咣砸缸的司马光也承认"然举荐之法即行，则干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 所以这个取士方案从来没有受到皇帝的喜爱。

皇帝真正喜欢的还是苏轼这一派，苏轼敏锐地洞察到宋代科举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国家选拔人才是为了更好的为皇权服务，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 认识到了这一点， 苏轼就认为恢复“乡举里选”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复古之论。 "统一思想，扩张皇权"完全符合皇帝的利益，这也是宋神宗最欣赏的苏轼奏议的地方， 说明科举改革的目的只能是加强皇帝的选士权力。

白羽点评： 儒家理想中的"乡举里选"是以选官权力落实到地方 社会 为前提的，与科举加强集权是背道而驰的。 宋代的科举改革虽然打着"乡举里选"的旗号， 但是只有智者才没把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当回事。 所以论争的结果要么是庆历新政中对"乡举里选"的肆意曲解，要么是王安石变法中因自相矛盾而注定失败的科举政策。 究其原因不过是加强皇权与限制皇权两种对立因素的对撞罢了，也是国家与 社会 力量之间的博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