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革命军到来的时候，躲在桌下，大出熊样，可为何他最后还是被推举上了总督之位?

黎元洪对上级不卑不亢，却对下级官兵关爱有加。一位士兵的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其恍惚不安，黎元洪得知后，亲自前往慰问并送了八十银两让其归家安葬亡母，后来还保荐其进入军校。

而黎元洪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极为宽容。他的一个卫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中看到这封隐语较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并未深究，反而让该士兵赶紧去养病。

与革命党私通反信，这可不是普通的违反军纪，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事，而是罪在不赦，斩立决的死罪啊！谁能想到，这么大的罪行，到了黎协统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了。

还有一次，黎元洪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头发的学兵，他非但没有发怒，反倒说出了一句出乎众人的话：“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剪掉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

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惊恐焕然消失。更有甚者，黎元洪索性对官兵说过很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话：“剪发自便。”

正是因为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得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所以，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才会第一个想到了黎协统！

本来这个辛亥革命就是以孙文为首发动的，本来他是要做大总统的，后来由于袁世凯施压，最后成了临时大总统，后来被袁世凯骗去失去了这身份，袁世凯反而成了大总统！后来黎元洪有做过北洋政府的大总统。

在辛亥革命前，其他革命党（包括同盟会）进行过多次起义，都没有获得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当时经过灾害，老百姓有了改朝换代的心理，也就是说有了革命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者很天真，他们只要革命，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得失，这也促成了他们推举黎元洪。（正是他们的天真，其他官员看到连黎元洪这样的反革命都造了反，那我们还等什么）在革命成功后，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让位于袁世凯。最终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第一是他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

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当时有外国记者明确问他，袁世凯想做皇帝，你怎么还跟着他走？黎元洪就说，我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假如袁世凯称帝，我也要起来打倒他。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当时封王的就他一个人，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袁世凯逼他接受武义亲王封号，黎元洪坚决地说，如果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起义成功后，黎元洪被手下的士兵请出来，半推半就做了革命军的头领。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做了都督。

黎元洪本人虽然不倾向革命，但是，众多的革命者一直把他当做好长官。他为湖北的新军操碎了心。

黎元洪治军，确实是不遗余力，军中事务，事无巨细，他都要管。

湖北新军作为一支相当西化的部队，饮食起居，莫不已世界先进水平为标杆。作为长江上著名的“火炉”，武昌的夏天，一向是酷热无比的。新军官兵喜欢喝汉口英租界的汽水，提神解暑，当时称为荷兰水。新军的薪水是相当高的，当然有赶时髦的财力。黎元洪感觉，夏天每人要喝掉1000文的汽水，一个旅的官兵，就要用到上万串大钱，于是和张彪商量，由军官众筹，干脆自己办一个军中的汽水厂。

当时，有些新军学堂的毕业生，长期没有分配职务进入部队，想辞职。黎元洪苦口婆心地劝说：“在学堂多年不易，国家耗费巨资培养，如此辞官回家，即失国家爱才之心，又耽误自己的前途。”新军官兵对黎元洪有亲近感，并非偶然。

黎元洪在湖北当差的那段时间，清廷已经不能挽救，四面都是亡国败象。黎元洪在任上的最后几年，最常见的任务，就是处理各地层出不穷的民变。

1910年，湖北沔阳一带遭遇了洪涝，庄稼被洪水卷走，饥饿的民众四处乞讨，湖北当地根基深厚的民间结社，趁机发展会众，出现了一只庞大而有组织的流民队伍。饥民开始围抢当地富户，驻军前来镇压，竟然被饥民打跑了。

黎元洪带着精锐的新军前来支援，发现饥民经过此前一战的缴获，已经有了枪械，并要与官军决战。

黎元洪深感当地百姓困苦，连续几年遭灾，最终黎元洪出钱买下饥民手中的枪支，宣布惩办首恶，胁从不论。灾民也是迫不得已，只想求生，谁愿意以身试法呢？

此事过后，黎元洪在民众当中有了一些威望。

此时的黎元洪，俨然成了湖北省内的救火队，哪里有民变，他就带一支新军过去镇压。

湖北随州处于鄂、豫交界处，地方官对治安给了18字的评语：民风强悍，匪徒充斥，抢劫械斗，时有所闻。黎元洪的部队开到这里，半年后，治安有所好转，本想撤回，当地富户、士绅不干，纷纷挽留，甚至闹到了湖广总督里。可见黎元洪在他们眼中是有威望的。

此后爆发武昌起义，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推举之下做了湖北都督。而后又做了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