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国庆60周年的吉祥之风,2009年成了中国舞蹈的比赛年――院校的第九届“桃李杯”舞蹈大赛、CCTV的第五届舞蹈大赛、文化部的第八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国舞协的第七届“荷花奖”舞蹈评奖,这四大国家级比赛自8月下旬以来接踵而至,热闹非常,不仅集中检阅了中国舞蹈近两年来的辉煌成就,而且也让沈阳、北京、武汉、上海这四个主办城市的现场观众,乃至遍及全国各地的电视观众领略了舞蹈中闪烁的生命之光。
艺术比赛的意义与功能
首先要阐明的是,尽管我们一方面在理念上都会同意艺术不同于体育,真正有创意的艺术大多不是为参赛而创作的,许多成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不去或很少参赛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艺术比赛在特殊情况下,每每能够成为佳作的催化剂,特别是对于新人的一夜成名、对于新作的万众瞩目,更具有风驰电掣般的推广神功;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当市场经济在企业中逐步站稳脚跟,但大部分舞蹈院团却因找不到各自的市场定位与份额,必须承受朝不保夕的压力之时,如果文件下达的比赛通知,如果不是各级政府的推动,如果没有人力物力财力的基本保证,我们舞蹈家们从事创作的理想很可能束之高阁只能是一枕黄粱!
与“桃李杯”重在推举在校学生、“全国比赛”重在鼓励推陈出新、“荷花奖”注重业内的评价与鼓励不同,CCTV舞蹈大赛既要代表国家形象,注重艺术导向,又要面对社会各界、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尽力多推“好看”的舞蹈节目,应是其根本的目标。
本届CCTV舞蹈大赛的内容包括了作品表演、即兴表演和技术技巧展示这三个环节,其中数作品表演的分数最高,满分为97分;而即兴与技术技巧则分别为05分和25分。大赛按照“群文、少儿、国标、街舞、民族民间、古典、芭蕾、当代、群舞”这九个舞种排序,一连10个晚上,每晚3个多小时地现场直播了100多个参赛作品,它们精选自1,000多个舞蹈,而表演者则多达10,000多人,因此,每晚的比赛中,都会有几个足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心醉神迷、拍案叫绝的佳作出现。
笔者先后参加了CCTV大赛“综合类”(即以往所说的“专业类”)和全国舞蹈比赛“单双三”的评委工作,因而有机会近距离、高密度地观看了两者的初复赛和决赛,这里仅点评本届CCTV大赛“综合类”的获奖节目,并与诸位分享我的所思所想,供有心人考量。
点评五个一等奖作品
我认为,作为“表演”的舞蹈,观众在“眼缘”上对舞者的瞬间接受,甚至一见钟情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以跳人情人性为主的民间舞者而言,其作品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舞者是否能一出场就把观众的心深深地吸引住。舞者的“条件、能力、技术、形象”,乃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舞者的激情万丈无疑首当其冲,但恰到好处则是偷心成功的诀窍。
本届大赛获得“民族民间舞”表演一等奖、由新疆军区歌舞团米克拉姆和铁力曼编导,曾获第三届CCTV舞蹈大赛一等奖的青年演员玉米提表演的男子独舞《盘子舞》,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一登场,便用其火样激情的肢体、英气逼人的眼神、舞动盘子的各式民间技艺,更有那一连12个低空跪转接落地的高难技巧,把一位维族青年的形象塑造得阳光灿烂、人见人爱。而他在即兴表演后的自述中对舞蹈、对舞台的那种虔诚痴迷,则再次印证了维吾尔这个民族能歌善舞的自然天成。
作为“专业”的舞蹈,舞者在“技术”上的炉火纯青,甚至登峰造极,尤其是在“跳、转、翻”技术上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别出心裁,推陈出新,往往能让作品直奔“艺术”的高潮而去,当即令全场观众欢呼雀跃的灵丹妙药。这种在身体技能上的超越自我、超越他人、超越记录,无疑同奥运会上那些令人心跳过速的记录刷新一样,是对人性中那种永求进取精神的纵情讴歌,并且需要特殊的运动天赋与长年的艰苦训练,才能得到完美的呈现。
本届大赛获得“古典舞”表演一等奖、由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胡岩编导、该院古典舞系三年级在校学生孙科表演的男子独舞《逼上梁山》,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横空出世、乱世英雄般的多种跳跃,尤其是那个“云门大卷”于高空打造出的瞬间定格,可谓前所未见、美不堪言的弹跳奇观,不仅使传统的跳跃技术锦上添花,更将林冲这位古代英雄的形象塑造得高大威猛之同时,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舞蹈在题材的选择上是否能与时俱进,特别是能否对当代的重大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与独特的表现,每每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这里,既要有编导的敏锐发现与独特构想,又要有舞者的技艺精湛与舞台魅力,两者缺一不可。
本届大赛获得“当代舞”表演一等奖、由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肖向荣编导、总政歌舞团青年舞者覃江巍表演的男子独舞《生死不离》,便是众多表现汶川大地震题材中的佼佼者:编导深受我军将士在地震中舍生忘死、搜救百姓英雄事迹的感动,通过一系列“跳、转、翻”高难技巧的变奏与发展、拼命刨挖砖石瓦砾的姿势,特别是最后从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喷射出来的那道生命之光,浓墨重彩且感人至深地凸显出子弟兵在和平年代中对老百姓一如既往的骨肉亲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更是我们建国60年来和平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有目共睹的是,在历年来的各类舞蹈比赛中,部队舞蹈从来都是最强的阵容和最大的看点。在本届CCTV舞蹈大赛上也是如此:三个“群舞”类的金奖均由部队独揽怀中――由张继刚、徐惠东、崔恩全编导、解放军艺术学院在校学生表演的《红蓝军》,以100分的惟一满分高居榜首,现场激起的热浪可想而知,随后则是总政歌舞团的《跨越》和海政文工团的《刀锋》!但必须看到,部队院团通常有充足而稳定的条件保障,更有集体作战、团结奉献打造精品的强大意志,从而其群舞作品有着严谨的规范与气势磅礴。
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晶”,芭蕾500年来,已成为最具国际性的舞种而通行于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中国。而在引进它为国人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完整地掌握它在不同流派中的技术要领,更要透彻地了解它在不同时期中的美学追求。比如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风靡世界的俄罗斯芭蕾流派,由于注意到意大利流派炫耀高难技术能让观众立即兴奋起来的现场效果,逐步形成了“技术就是艺术”的美学精神,并尝试发展出一套用炫技迅速推动情节进入高潮的手法,其中包括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剧目的技术难度,并且加大流传到俄罗斯的法兰西剧目的技术含量,最典型的做法是按照ABA的模式处理所有的双人舞,并在B段中无一例外地让男女舞者轮番炫技,由此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在本届CCTV舞蹈大赛中,“芭蕾”表演的一等奖由辽宁芭蕾舞团的青年女舞者刘茜获得,她表演的双人舞选自1856年首演于巴黎、1880年改良于圣彼得堡的法国浪漫芭蕾舞剧《海盗》,男舞伴则是上届CCTV芭蕾一等奖的获得者郑宇,因此他这次是陪跳,不参加比赛。刘茜在比赛现场和颁奖晚会这两个场合中都有稳定和出色的表现:在将舞蹈的气息和音乐的韵律从躯干内发出,经由腿脚和手臂,最终从脚尖与指尖释放到地下与空中的同时,她确保了自己的每个动作和舞句达到了“轻、高、快、稳”的审美标准,由此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这足以说明她在辽芭的舞蹈学校里,接受了科学、严谨、系统、全面的训练,并且培养出了稳定的心理素质。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地处沈阳的辽宁芭团此番已是CCTV芭蕾比赛的四连冠得主,前三届的获奖选手分别是条件、能力、技术、形象、戏份样样俱全,在有“芭蕾的奥林匹克”之美誉的“瓦尔纳国际芭蕾比赛”上获得大奖的吕萌,被国际芭蕾界誉为“空中飞人”的焦阳,以及同样在瓦尔纳比赛上获得金奖的郑宇――辽芭男舞者的整体实力以及因此在国内外享有的盛誉,由此可以想见!让人拍手称快,更充满期待的是,继以上三位优秀男舞者连续在CCTV夺魁之后,初出茅庐的刘茜或许能为辽芭的女舞者们揭开一部崭新而辉煌的巾帼英雄谱
中国芭蕾,理应急起直追!
芭蕾最初登陆中国,是在1920年代的上海,而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则是开始于1954年创办的北京舞蹈学校(1978年升格为北京舞蹈学院)。“改革开放”30年来,芭蕾在中国不仅日益受到各界百姓的喜爱,而且成为在国际舞坛上为中国争光最多的舞种。但在历届CCTV的舞蹈大赛上,芭蕾无论是在参赛数量上,还是在创作质量上,都显得异常贫弱,本届大赛的状况则更加惨淡:
首先是上海、天津和广州这三大芭团,苏州、北京当代和深圳青年这三个新生芭团,以及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芭蕾专业、上海舞蹈学院的芭蕾系、同济大学**学院的芭蕾专业、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的芭蕾系等芭蕾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大面积缺席,使得参赛的节目过于稀少。其中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芭团正在忙于排演新的剧目,无暇准备参赛;有的芭团****认为,只要能在国际上拿奖就够了,至于CCTV这种国内的比赛,要么可以忽略不计,要么可让新人练手。
不过,放弃CCTV舞蹈大赛,或者不给这个大赛以足够的重视,等于是不把数以亿计的国内观众放在眼里,实为最大的愚蠢和错误!事实上,无论在国外获奖再多,而在国内没有人气,没有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市场份额主要还是在国内。
其次是入围本届舞蹈大赛决赛的六个芭蕾节目中,除了辽宁芭团的群舞《茉莉花》是新的创作之外,其他的五个双人舞都选自19世纪中期的西方经典芭蕾舞剧,其中的两个剧目――首演于1856年法国的浪漫芭蕾舞剧《海盗》和首演于1869年俄罗斯的古典芭蕾舞剧《唐・吉诃德》,还是被重复使用的。中国芭蕾的生命力之贫弱,由此可见一斑。由于《茉莉花》参加的是群舞比赛,所以由辽宁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芭蕾系分别选送的五个双人舞均是榜上有名,分获金、银、铜三个级别的奖项,可谓皆大欢喜,但由此反映出的以上问题如不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芭蕾的未来发展不得不令人担忧!
同这种态度冷漠与节目重复截然相反,“综合类”或“专业类”中,其它四个舞种的参赛热情可谓空前高涨,参赛的数量,尤其是“单、双、三”这些小型舞蹈的数量可谓多得惊人,更有许多个人或志同道合的舞者组合踊跃参加。而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专业院校或院团作为支撑、属于“非专业”或“半专业”的“群文、少儿、国标、街舞”这四大类舞蹈工作者的参赛热情,则可用“如火如荼”来形容!看来,在技术难度上属于“高精尖”,在审美情趣上属于“象牙塔”的中国芭蕾,应该急起直追了。
在推敲打磨本文的过程中,恰巧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一连三晚观看了美国芭蕾舞剧院从古典、现代到当代这三大时期、风格迥异的精彩演出,而当时随着全场观众纵情欢呼甚至高声呐喊的激情,至今依然在我的心中荡漾……
我认为,这种堪称“世界一流”的品质,首先是从对舞蹈的万丈激情开始的,然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心并举、无怨无悔的付出,最后才换来了外国观众这种情不自禁、不约而同的赞美。与此同时,他们在演出节目选择上的审时度势和与时俱进,则确保了整个舞团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一连四场演出的古典芭蕾舞剧经典《堂・吉诃德》之前,他们还连续两场推出了一台《当代芭蕾集锦》,其四个节目中,只有一个是美国编导大师杰罗姆・罗宾斯1976年为“20世纪最伟大的芭蕾舞者”、来自俄罗斯的米哈伊・巴里什尼科夫和娜塔丽娅・马卡洛娃度身打造的经典双人舞《舞海掠影》,而其它的三个作品是分别邀请俄、英、法三位当代芭蕾编导家为该团舞者们量身定制的,首演时间则是来京演出前的一个多月,由此可见,与时俱进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空头 口号 ,而是生存之道!
三点遗憾,有待改进
第五届CCTV舞蹈大赛已经结束,它给舞蹈界提供的机会弥足珍贵,需要郑重其事地给予感谢;与此同时,它给广大电视观众带来的快乐更是无边无际的,许多观众至今还对其中的不少作品津津乐道。不过,金无赤足,乃为常理,好评如潮之余,本届大赛也留下了三点遗憾,有待日后改进:
其一,由于比赛的章程中没有限制满分,因而,由解放军艺术学院选送的男子群舞《红蓝军》,获得了10场比赛的惟一满分,引起了业内外观众的不满与批评;
其二,本届大赛取消了上几届备受观众喜爱的“知识问答”环节,结果非常可惜地断送了本来已在年轻舞者中形成的读书和学习之风;
其三,四大国家级比赛的间隔过于频密,造成了参赛编导、选手及其作品的重复率高,真正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打磨,技艺俱佳、神形兼备,具有原创精神的作品缺席,编导和选手的身心透支,业内外观众的审美疲劳等等问题。
提出这些有目共睹的问题,意在敦促我们的主办单位之间,今后需要更多地彼此沟通与相互协调,以便让每个大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责任编辑:唐宏峰
执行 许文昆 纳西族的东巴舞蹈,不仅古老且有很高的技巧,更为难得的是,遗存的东巴经中还有一种用古代象形文字(东巴文)记录的舞谱。由于这是一种接近于图画的文字,所以有关舞蹈的文字就像一幅幅现场舞蹈的图录,直观而形象。这些舞蹈至今犹存,健在的老东巴尚能按谱起舞。
结缘纳西族东巴舞谱
第一次接触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是5年前。在丽江金沙江边大具的一个乡村中学操场上,我见到纳西东巴尹林森正在把他潜心多年才画完的一卷长长的东巴神路图展开晒太阳,画卷从球场的一头延伸到另外一头,还剩粗粗的一卷没地方展开。之后东巴尹林森坐在屋檐下的背阴处抽着旱烟斗,一脸满足的神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长、最精彩的画作。神路图是用尹林森自己制造的东巴纸画的,图中的人物、动物、山水都栩栩如生,讲述着纳西东巴文化中各路神仙的精彩故事。
再次见到东巴图谱是在今年的9月,丽江连日阴雨后刚刚放晴,我在古城发呆多日后总算盼来了晴天,便早早地跑到黑龙潭公园去拍日照金山。可太阳出得老高了还是不见玉龙雪山从云层中露出真面目,无奈只好打道回古城。走到公园大门口时听到从后山上传来阵阵鼓锣的声响,想想无事可做就回去探个究竟,这一去便有了故事。
黑龙潭山上是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所在地,往左沿着一条竖有东巴木牌画和刻有一些东巴文字的石块向上走,就来到了发出锣鼓声响的地方――东巴文化鉴定展示中心。几个老东巴正手把手地教几个身着东巴服装的年轻人跳东巴舞,不时还会让他们停下来看看放在地上的图谱,这些图谱极像我5年前在大具见到的东巴神路图。突然想起来,丽江的“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世界记忆文化遗产”的殊荣,我曾在这套书的第100卷中见过与放在地上的图谱类似的舞谱。
独一无二的图画象形文字舞谱
纳西族舞谱在纳西语中叫“蹉姆”,意为舞蹈的规程、模子,是纳西族古老宗教东巴教记录和传授跳神舞蹈的仪式程序、内容、跳法的专门经书,也是东巴教巫师(亦称东巴)自幼必习的重要经典之一。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体图画文字一一东巴文编写,记舞方法规范易懂,动作过程交代清晰,舞名、类别、场位路线、特殊造型、技巧、乐舞器用法、仪式程序等标示具体简明。有专家考证,东巴舞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图画象形文字舞谱,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舞谱之一;它具体记述了舞蹈的起源、种类、步伐、手势、动作和功能等等,是研究人类原始舞蹈起源和早期舞谱形成极难得的经典。
1980年,丽江图书馆管理员周耀华等人首次在馆减中发现了两种“蹉姆” (各一本),其中所记的舞蹈,和现在尚存的老东巴们所跳的舞基本一致。后经各方面的努力,又在民间发现3种“蹉姆”,至今一共5种东巴舞谱现世:其中的《跳神舞蹈规程》在1980年发现,记录表现各类神的舞蹈25个,表现动物的舞蹈6个;《祭什罗法仪的规程》是老东巴杨万勋在1983年捐献给国家的舞谱,分甲、乙两种本,甲本完善,是老本,共记62种舞蹈跳法,以神舞为主,动物舞次之,最后谈及祭东巴教祖丁巴什罗法仪的详细过程,是目前所知“蹉姆”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乙本是甲本的副本,为后人所抄,不完全;《舞蹈来历》是在1980年发现的,所记以动物舞为主,神舞次之,共44个舞蹈,叙述简略;《舞蹈的出处和来历》则由老东巴和耀光在1983年捐献给国家,共记舞蹈17个,神舞居多,杂少许动物舞,详略不同;《舞蹈规程》原是丽江龙蟠区中村的经书,1984年由国家征集,共记舞蹈22个,神舞与动物舞各半,有详有略。这5种舞谱,前4种为清代抄本,最后一种可能是民国抄本。据调查,《跳神舞谱规程》在清代初年已流行于世,其他几种与此近似。
东巴舞谱编制的基本法则是象形文字加示意、描述。以象形文字(东巴文)、标音文字(格巴文)和舞蹈专用符号组成涵义完整的句子,一句一义,说明舞蹈的名称、舞姿、步法、动作、乐器、舞器使用方法、方位以及出场者次数等内容。舞谱在实际运用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一般说来,详细的谱句谱段严格按谱跳,简略的谱句谱段从简跳,或按师傅传授的习惯跳法跳。
眼前的几位老东巴正在把东巴舞谱中的舞蹈传承给纳西族年轻人,老东巴教得认真,年轻人学得辛苦。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用数码相机一通狂拍,晚上在笔记本电脑上查看,很容易就从照片中找出东巴舞谱中描绘的动作。
东巴舞谱内容丰富,有模仿动物跳的,有模拟神跳的。由于东巴教是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又盛行于山区,所以神多,动物也多,舞蹈语汇丰富。东巴舞已具有相当水平,能表现较复杂的情节内容。如表现东巴教始祖丁巴什罗的《什罗蹉》舞蹈,就有较完整的故事内容:开始表现丁巴什罗的母亲战胜恶鬼把他从腋下生出来,接着表现他学走路、刺扎着脚、和恶鬼斗争、从天上带领360个教徒到人间来(包括见丁巴什巴、迎丁巴什罗等),以及他的最后一个老婆是妖魔,开始不知道、知道后把她杀死的情节等。每一个情节有一套或几套完整的舞蹈动作,有固定的程式和规范,有自己的组合规律。每套动作开始和结尾的动作和图形基本上是固定的,高潮时出现所要表达内容的典型动作。表现《什罗蹉》、《优麻蹉》(护法神)的舞,多肃穆庄严、刚劲有力,动作粗犷、目光有神、具有战斗性,多有找鬼、压鬼、杀鬼等动作,动物也多为老虎、大象、牦牛、狮子、飞龙等。表现女神跳动的舞则柔和优美,内在的韧性和呼吸等韵律比较突出,舞蹈者右手拿鼓、左手拿板铃,动物多为孔雀等,另有花舞、灯舞则更具有女性舞蹈的特色,动作优美,图形多变,组合规律与《什罗蹉》等均不相同。
甲波拉玛茸高塔第14代东巴传人和丁巴
现场展演的老东巴和丁巴在《郎久战神舞》中担任领舞的角色,他头戴一顶插有野鸡羽毛的大盖帽,随着鼓锣的节奏抖动着身体,眼神中透着通神的神情,一招一式都跳得十分认真。地上的舞谱将《郎久战神舞》记作:“向前进三步,原地转三圈,向后退三步,原地转三圈,向左跨三步,原地转三圈,向右跨三步,原地转三圈。”和丁巴将上述限定表现得舒展大方、游刃有余,其中的过渡动作均是弱拍踮起脚尖,强拍落下足跟,有时还以双膝有节奏地上下颤动作为舞蹈的韵律。与东巴经中大量存在的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东巴舞蹈中虽然大多数是表现神跳的内容,但实质是神的形象、人的气质,亦神亦人,有的是神的含意、动物的形象、人的气质。因此和丁巴演绎的东巴舞谱虽然属祭祀性舞蹈,但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卸了装的和丁巴在家里十分随和,没了东巴的那身行头,家乡的土布衣服穿在身上更显洒脱,他帮妻子在火房(厨房)中有说有笑地打打下手。见我跟出跟进问东问西的,老人开始还有点腼腆,用他的话说,他的“汉话一点点”,于是我们就用汉话一点点地交谈了起 来,有时急了他会把和利军叫来做翻译。
原来,和丁巴是四川木里县依吉乡麦洛村东巴世家甲波拉玛茸高塔第14代东巴传人。据他说,他们家在解放前是麦洛村一带有名的东巴世家,家里既无田又无地,仅靠做东巴的一点微薄收入来养家糊口,所以解放后划成分时把他们家划入了贫下中农。和丁巴6岁时开始跟着爷爷布不次里和东巴师父豪梅学习东巴文。一开始他觉得东巴文字十分有趣,跟画小人似的:小人跳了、小人跑了、小人打猎了,都是画画而已。后来要他背诵一本接一本的东巴经文,这些小人符号让他烦了,和丁巴就经常借故放牛,不去师父豪梅家学习东巴文和东巴祭祀中的仪规。爷爷知道后总是揪着他的耳朵把他送到师父家去。慢慢地和丁巴可以跟着爷爷、父亲和师父在一些简单的祭祀活动中跳东巴舞中的配角舞蹈了。从那时开始,和丁巴从小伙伴的眼神中看出了羡慕和佩服的神情。15岁时,和丁巴已是村中小有名气的东巴,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有人请他去跳东巴舞,他开始有了一份微薄的收入添补家用。
文革一开始,和丁巴的家就受到了冲击,爷爷,父亲都被批斗了,说他们都是牛鬼蛇神,不劳动,整天装神弄鬼、骗吃骗喝地忽悠劳动人民。和丁巴也受到了影响,不准他再从事迷信活动,规定他参加村里的义务劳动,分最重的活让他干――扛电线杆让他扛粗的那头,开山炸炮让他去点火。后来跑马帮最苦,就让他去马帮,一年四季风餐露宿地往返于四川西昌、云南丽江的崇山峻岭之间,驮运粮食局、供销社、人民公社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因过去做过东巴的那档子事,所以马帮中苦的累的活计他只好去争着抢着干,久而久之就被推选当上了马帮里的马锅头。
时间一晃就是13年,这期间和丁巴一次也没当着其他人的面念过东巴经文、跳过东巴舞,哪怕是面对最亲密的朋友。有时马帮的马丢失了,或是在森林中碰到大雾天辨别不了方向,和丁巴就会一个人跑到远远的山梁后面,背着人念一些祈福、求平安的东巴经,有时还真的灵验,丢失的马找到了,浓雾也散开了。后来因为他表现好,就让他当麦洛大队改田改地专业队的大队长,把村里大块的山地改成梯田种水稻。山高风寒,他怕梯田中的水稻秧子长不好,也偷偷地念过东巴经文,可就是不灵,收回的稻谷还没有撒下去的种子多。
再后来包产到户,和丁巴家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7亩土地,一家人像对待小媳妇一样地精心照料,产的粮能填饱肚子还略有节余,和丁巴也有空闲来摆弄他藏在家中那些东巴文了。他画的东巴神轴画、抄的东巴经文居然还有人找上门来购买――丽江的纳西文化研究所、博物馆、木府、玉水寨都收有他的藏品,和丁巴开始有了零花钱。
新世纪伊始,和丁巴被丽江的一个表演艺术团选中,第一次干起了领工资的工作,在丽江古城里写写画画的,每月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目前和丁巴在丽江黑龙潭山上的东巴文化鉴定展示中心从事纳西东巴舞的传承、展演工作,徒弟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让他过得有滋有味。他说: “能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精髓――东巴舞蹈,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豪门小东巴和利军的舞谱人生
在《大鹏鸟舞》中,和利军担任领舞,他把大鹏神鸟的神韵表现得惟妙惟肖,舒缓中蕴藏着刚劲。舞谱中记载:“要跳白海螺大鹏神鸟舞时,朝前走五步,抬着手,晃三次身子,朝前边晃三次身子,回身晃三次身子,手抬在背后,晃三次身,朝前跳一跳,转上一个圈,转回身来蹲一蹲,朝着前边再走步。”他说:“东巴舞谱中所示意的舞蹈动作,不但动作的姿势和次数一目了然,而且还有明确的方向性。这使后代东巴们能够依据记录,准确无误地进行祭祀舞蹈。”
和利军是丽江三坝东坝茨恩底村人,他们家是当地有名的东巴世家,和利军是这个家族中的第17代东巴传人。在李国文写的《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东坝东巴的章节里,我看到了有关和利军奶奶的爷爷杨阿展东巴的记载: “东坝茨恩底村人。生年不详。据和正华老人述,杨阿展属他爷爷辈人,解放前去世,终年81岁。据此可以推测,杨阿展属百多年以前的人。先生个子高大魁梧,性情十分暴躁。东巴水平非常高,对东巴的读、写、画、跳、卜以及法事道场,无不精通,是茨恩底乃至整个东坝非常有名的东巴。”杨阿展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杨高塔是和利军奶奶的父亲,也是个东巴。和利军的奶奶名叫阿润命,当地人都叫她地主阿润命,其家族拥有东坝地区最大的土地、无数的牦牛和五个马帮队。地主阿润命把家里的皮革,种植的鸦片和粮食用马帮驮运到下关。在下关马帮分成两路,一路把皮革、鸦片继续运往昆明,去换取洋布、洋油等日用品运回家乡去换取更多的皮革;一路在下关把东西换成茶叶、盐巴、布匹等物资,沿丽江、中旬北上,沿途把货物贩卖到拉萨,再从拉萨买回氆氇运回东坝又换成粮食、牲口。如此循环,财源广进。
“土地改革时,地主阿润命(我奶奶)家的财产变成了一张没收清单。”和利军一脸笑意地对我说起了他家的故事:“我是地主阿润命三儿子的儿子,自生下来起就只能上山放牛、下山背柴,想学东巴的事提都不敢向父亲提起。1983年我9岁时候,祖父和阿顾嘎东巴被邀请到丽江参加东巴、达巴座谈会,会上说政策落实了,东巴文化需要抢救,希望到会的各位东巴、达巴们该传承的要传承,该培养的要培养。我祖父回来后,便收了邻近4个村里东巴的后代做格巴弟子(徒弟)。祖父在文革时被批斗怕了,不敢收我做徒弟。我从小都在火塘边睡觉,祖父教书时我就躺在火塘边,第二天那些被教的格巴弟子一个都记不住所学的内容时,我却能把睡梦中听来的经文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山上放牛时玩游戏,我把在火塘边学来的东巴经文对着大山大声背诵出来,无意间被邻村的一个大东巴墨阿五九听到了。他非常吃惊,认为我是学东巴的料,就去找我祖父,想收我为格巴弟子,被我祖父拒绝了。墨阿五九不敢公开教我,从此他就在我放牛时偷偷教我东巴文字,用棍子在地上写写画画的,慢慢地我学会了许多东巴文字,会画好些东巴图画。1989年我祖父过世后,墨阿五九才正式收我为他的格巴弟子,我成了家族中最年轻的东巴传人。”
当我问到他做东巴后有什么收获时,和利军的脸上透着得意的神情:“我在我们村子里不显眼,村里还有四个60至70岁的老东巴,大大小小的祭祀场合都轮不到我。但是我在我师父的村子里却很有名气,有许多老人都想听我诵经,看我跳东巴舞。有一次村中举行法会,大东巴墨阿五九推举我当了大法师主持祭祀。这一次我主持的祭祀把东坝大队十个村子都轰动了,仪式中的一切都按规仪来做,好多老东巴记忆有些模糊了,东巴舞中的细节记不清了。我却记得滚瓜烂熟,东巴舞跳得很好。后来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祭祀都让我来主持了。”
说到东巴舞和东巴舞谱,和利军更是来了精神:“1983年以后,我奶奶叫人把我家藏在山洞中的经书取出来时,大多数都烂掉了,只有四本还算完好。其中有一本是我们家族的家谱,一本是东巴舞的舞谱,另外两本是占卦的经文。那本东巴舞谱有25套动作,都是些图画,文字很少,一般人很难看懂。好在离我家半天路的果堆村有一个老东巴叫威那布若,他的东巴水平一般,但东巴舞跳得一流。我每天就带上两个粑粑、一瓶散装的老白干酒,再带着舞谱去找威那布若学图谱中的舞蹈。他会跳,我会看,四个月我学会了图谱中的所有舞蹈动作。后来我儿子病了,没有钱让他住院,我就把祖传的舞谱卖了约两头骡子的价钱让儿子住院。现在你看到的这套东巴舞谱就是我根据那本老舞谱临摹的。”
告别时,和利军又带我看了他写的许多东巴象形文字的字画,末了他总是会在结尾处写上一句“东巴和利军昨晚一夜没睡,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但是没有错误”之类的话语。看得出来,和利军对他写画的东巴象形文字和东巴舞谱非常满意。
跳广场舞都是自愿的行为,也是自愿组织的,没有具体的负责人,领舞者也是自愿选出来。如果让一个民众自愿组织的人去负责,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我觉得人家没有义务替你负责。
1、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负责
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是自愿来跳广场舞的,没有人来逼着你跳广场舞。因此,跳着广场舞出了事故,这就是自己来负责。找不到别人负责的,因为你是自己自愿来跳的,因为你喜欢跳广场,所以你在跳舞之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是成年人,如果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或者没有考虑到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就不要出门了。每天都有可能突然发生的事情,这是谁也考虑不到的,如果因为发生了这次事故,就要去找领舞者,领舞者觉得还很委屈。因为没有人给他开工资,他也就和这些跳广场舞的都属于一个同等的待遇,不存在负责的问题。
2、跳广场舞属于自愿的行为,属于民众的组织
广场舞全国各地都非常流行,都属于自发组织的,不可能由谁来负责一个人的安全问题。出了事情,每个人都有医保,这种事情也找不到领舞者,作为跳广场舞,这个组织里面的领舞者,只是代表大家来跳这个舞,没有任何的义务来负责一个人的医药费。他只是大家义务选出来的,推举他带领大家一起玩,一起跳舞的人,除此之外,真的想不到应该让他来付什么责任。在我们这个城市跳广场舞的队伍有很多,如果每个人都出了事故,都去找领舞者,让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做这个领舞者。
都是成年人,要是自己喜欢跳的广场舞,自己的选择,自己就应该负责,和别人没有关系。只能说团队里的成员可能因为彼此关系处得很好,可能会去看受伤的人,这也是人情,和其他的无关。
安塞腰鼓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象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
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 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
安塞腰鼓
安塞腰鼓由来已久,本是古代军旅以增军中士气及传递情报所用,这里是用来表达胜利的欢呼和丰收的喜悦。颇密的击鼓声,强悍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现男子阳刚之美,在国际上极富盛名
塞腰鼓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象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 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安塞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
安塞腰鼓
“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以延安地区的安塞县、榆林地区的横山、米脂、榆林等地最为盛行,是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
陕北腰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一些主要流传地区,几乎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经久不衰。正由于它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所以,舞蹈的基本形式和动律虽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和习俗。安塞腰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安塞腰鼓多采用集体表演形式,鼓手(称“挎鼓子”或“踢鼓子”)少则数十人,多时可达百余人。队伍包括拉花女角、伞头、蛮婆、蛮汉等角色,和“跑驴’、“水船”,等各种小场节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舞队。在表演上强调整体效果,要求动作的整齐统一和队形变化的规范性,主要通过鼓手们豪迈粗犷的舞姿和刚劲有力的击鼓技巧,充分展现生息在黄土高原上的男子汉们的阳刚之美。
安塞腰鼓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活动习俗。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中演出,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是集中的活动时间。活动开始前,要由庙会会长(由各村推举产生)先组织祭祀活动,称为“谒庙”:舞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敲起锣鼓,吹着唢呐,有时还要抬着整猪整羊和其他供品前去寺庙烧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在庙内广场踢打一阵,意在娱神。“谒庙”结束,正月初八九后,腰鼓队便开始了挨门拜年活动,俗称“沿门子”。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群众也都坐不住了。这时,腰鼓队按村中情况依次走串各家,在主家院中、窑前表演一阵,伞头根据各家情况,触 景生情演唱几段吉利秧歌,以表贺年之意。主家则认为腰鼓队进院入户敲敲打打、跳跳唱 唱,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这可能是古“乡人傩”的习俗遗风。有时两队腰鼓在途中相 遇,一般都由伞头互唱秧歌,共贺新年,让道而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互不让道的情况,此刻 就要竞技赛艺,争个高低。两队锣鼓大作,唢呐声、腰鼓声,好似春雷滚动。鼓手们尽情击 打、跳跃,如疯似狂,打至高潮,鼓乐暂息,由双方伞头出场对歌,这也是竞赛技艺的一个方 面。直至有一队阵角先乱,动作不齐,鼓点、队形也都统一不到一块或对歌对答不上时,就算输了,于是主动让道,让胜者先走。
“沿门子”结束后,邻村之间的腰鼓队还要互相拜年,彼此互访,进行交流演出,这和陕北秧歌一样,称之为“搭彩门”。正月十五时,各村腰鼓队云集广场,开始了互比互赛活动。各路鼓手各显身手,互比高低,成为一年里腰鼓表演的高潮。这不仅活跃了农村春节文娱活动,还通过彼此观摩、切磋技艺、推动了腰鼓的普及和提高。当晚还要举行“转灯”(也称“转九曲”),几乎是人人争游,阖家同转。届时鼓乐齐鸣,灯光闪烁,腰鼓队在前引导,众人随后,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腰鼓队的活动常延续到正月十七、十八,祭罢土地神后方告结束。此后,老乡们就安心去准备春耕生产了。
腰鼓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为“路鼓”和“场地鼓”。
“路鼓”是腰鼓队在行进中边走边舞的一种表演形式,前由两名伞头领队,后随由挎鼓子和拉花组成的舞队乙-伞头身后紧随的一位挎鼓子,称“头路鼓子”,他必然是技艺精湛的击鼓能手,全队的动作变换和节奏急缓,统由他来指挥。队伍的后部,是扮成蛮婆、蛮汉的丑角,也有的扮成孙悟空、猪八戒等唐僧取经中的人物,随意扭动,逗笑取乐,以增添节庆的欢乐气氛。“路鼓”由于在行进中表演,一般动作简单,幅度较小,多做“十字步”、“走路步”、“马步缠腰等动作。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双过街”、“单龙摆尾”、“双龙摆尾”等。
“场地鼓”是指腰鼓队到达表演地点,打开场子后的表演形式。开始时由伞头挥伞号令,顿时鼓乐齐鸣,众舞者随伞头翩翩起舞。这一段叫“踩大场”,表演节奏缓慢,目的是打开场地,拉开队伍,稳住观众情绪。第二段载歌载舞,表演节奏渐快,动作幅度较大,队形变化繁多。常用的队形有“神楼”、“古庙”、“神前挂金牌”、“富贵不断头”、“和尚游门”等。到引出“太阳弧”图案后,伞头站到场中央领唱秧歌,唱词视场合和对象而定,“谒庙”时,有拜庙祭文,一般演出有向观众拜年问好的,也有喜庆丰收和祝愿吉祥等内容。伞头唱时,众舞者在场边慢步转圈,并重复接唱每段的最后一句,俗称“接后音”。唱完后,伞头退出场地,由挎鼓子和拉花入场表演,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队形。此刻不受时间的限制,舞者尽情表现各自的技艺绝招,情绪热烈,起伏跌宕,使表演达到高潮。
近年来安塞腰鼓为了突出挎鼓子的技巧,表演“场地鼓”时由挎鼓子在场内单独表演。众鼓手在头路鼓子的指挥下,精神振奋,击鼓狂舞,此时只见鼓槌挥舞,彩绸翻飞,鼓声如雷,震撼大地,声势逼人,极富感染力。
这一段结束后,再穿插表演其它形式的小场节目,如“跑驴”、“水船”、“高跷”、“二鬼打架”、“大头和尚”等。节目形式的多少,视各村的人才和条件而定。小场节目结束后,再接着表演一段大场腰鼓。此刻锣鼓敲得快,唢呐吹得紧,击鼓更激烈,情绪更欢快,使整场表演在强烈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中结束。
安塞腰鼓依据不同的风格韵律原有文、武之分,“文腰鼓”轻松愉快、潇洒活泼,动作幅度小,类似秧歌的风格;“武腰鼓”则欢快激烈、粗犷奔放,并有较大的踢打、跳跃和旋转动作,尤其是鼓手的腾空飞跃技巧,给人们以英武、激越的感觉。目前·,文、武腰鼓逐渐结合形成新的风格,而以安塞的西河口乡与真武洞两地最有特色。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群众憨厚、淳朴的气质和性格特征。特别在表演中,又有机地揉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舞动作,有弛有张、活而不乱,进退有序、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群众赞之为“式子慷慨码子硬”。安塞腰鼓的风格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通过动律的变化表达舞者的内心激情。舞者击鼓时情不自禁地微微摇头晃肩,使内在感情与外在的动律有机地结合,达到神形兼备、和谐自如;
2.舞者挥槌击鼓有股子狠劲,无论是上打、下打还是缠腰打,双手都要将鼓槌甩开。但虽狠而不蛮,显得挺拔浑厚,猛劲中仍不失其细腻之感;
3.做踢腿、跳跃动作时,无论是大踢、小踢或蹬腿动作,都要有股子“蛮”劲。节奏欢快,难度较大,代表了安塞腰鼓粗犷豪爽、刚劲泼辣的风格;
4.击鼓转身是安塞腰鼓表演的关键。在舞蹈中凡做蹲、踢动作必有转身,转身时必须要猛,特别是做腾空跳跃落地蹲,边转身、边起步的一套动作组合时,必须在固定的节拍里,运用迅速地猛劲才能完成动作的变化与连接;
5.动律形态复杂,跳跃幅度较大。表演随着节奏的加快,脚步便开始复杂的踢踏跳跃,并加大身体左右摆动的幅度。如做“马步蹬腿”、“连身转”、“马步跳跃”等动作时,舞者运用弓步向后连跳两次,然后左腿大步前跨,右腿发力蹬地而起,势若龙腾虎跃,显示出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挎鼓子的服饰装扮与传统戏曲.中的武生相似,穿黑色紧身夸衣;头戴草帽圈;戴髯口,脸要红,眉毛要粗,表演时胡须要摆开。随着时代的变迁,舞者的服饰也在变。近年来西河口乡一带的腰鼓服饰,已接近于生活,而真武洞腰鼓队的服饰;仍然保留着古代武士的装扮,头扎英雄巾、腰束战裙、脚蹬红缨鞋,颇似古代征战沙场的士卒将帅。
安塞腰鼓除以舞者自身击打的鼓点为主要伴奏外,也有以民间鼓吹乐队伴奏的,乐器有鼓、镲、锣等,另有唢呐吹奏曲牌,常用曲牌有(搜山令)。
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当地群众传说,早在秦、汉时期,腰鼓就被驻防将士视同刀枪、弓箭一样不可少的装备。遇到敌人突袭,就击鼓报警,传递讯息;两军对阵交锋,以击鼓助威;征战取得胜利,士卒又击鼓庆贺。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时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
1981年,在与安塞县比邻的延安市梁村乡王庄村一处叫“墓陵塌”的小山坡上,群众在耕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其中出土了形制、人物造型相同的两块腰鼓画像砖,均系翻模成型后烧制的。经延安地区文物考古专家鉴定,系宋代造物。画像砖上所塑造的打鼓者,腰挎细腰鼓、侧身、头向左后扬起,左脚着地,右腿前跨蹬出,双手一高一低作挥槌击鼓状;左侧一人为敲镲者,双脚跳起,吸左腿,眼看左侧,双手在胸前做打镲状。击鼓者赤膊,穿灯笼裤,腰系彩带,飘至前下方。尤其是打鼓者的动作和形象,颇似当今安塞腰鼓中“马步蹬腿”的第四拍和“前进步”的第二拍动作。腰鼓画像砖的画面清晰,造型美观,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宋代陕北地区的腰鼓表演,对研究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翔实的文物资料。
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安塞腰鼓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亿万军民欢庆胜利、庆祝解放的一种象征,并被誉为“胜利腰鼓”,遍及中华大地,载入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史册。1951年,安塞腰鼓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安塞冯家营村的艾秀山等民间艺人向中国青年文工团传授了腰鼓技艺,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演出后,荣获特等奖,从而使安塞腰鼓扬名海内外。
安塞腰鼓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象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
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 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风格独特,它融舞蹈、歌曲、武术于一体,具有队形多变,刚劲豪放的特点。今天安塞腰鼓已走出黄土高原,它以其粗犷奔放的形象传遍全国。
安塞腰鼓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象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
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 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
古老的传说 遥远的历史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寻根溯源,还得从鼓说起。据《山海经》记载,鼓在黄帝与蚩尤大战时就用过.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号轩辕氏。蚩尤是远古居住在东方的一个部族首领。传说是炎帝的子孙。蚩尤生性凶恶,武艺高强,想夺取黄帝的宝座,占领中原地带。便带领部族跟黄帝在北方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战。战争一开始,蚩尤的军队非常强悍,使黄帝连吃败仗。加之蚩尤的大将个个生得狞猛异常,铜头铁臂。同时,又都有一种发出怪声迷惑人的本领,黄帝的军队听到这种声音就迷迷糊糊失去战斗力。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呢一天,
黄帝发现东海的流波山上有一只形状像牛的野兽“夔(kui)”。每当它从海中出入时总张着口吼叫,声音好像打雷。聪明的黄帝想,蚩尤的部队最怕听“咚咚咚”、“轰轰轰”的声音,能发出雷声的“夔”可利用啊!于是,便将它捉来,剥了皮,将皮蒙在一个木制的圆形框架上,起名为“鼓”。鼓有了还差一个用来敲打的槌。黄帝又想到雷泽中的“雷兽”。这个“雷兽”常拍打着自己的肚子玩耍,每拍一次肚子就发出一个响雷。于是,黄帝命人将它捉来杀了,从它体内抽出一只最大的骨头作为鼓槌。黄帝将这面鼓搬到战场上,用槌一连擂了九通,果然声如雷响,山鸣谷应,天地变色。黄帝军威大振,吓得蚩尤的士兵魂飞魄散。黄帝的军队就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追杀上去,擒斩了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黄帝内传》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干八百里。”
《山海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此后,击鼓助战用于战争,预示战争的开始、正兴和结束。《左传》中的《曹判论战》讲的是春秋初期,齐桓公借口鲁国曾经帮助过同自己争做国君的公子纠,出兵进攻鲁国,在长勺作战的故事中就有“公将鼓之”、“齐人三鼓”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击鼓助战的记载。这说明击鼓在战争中的重要,它不仅预示战争的开始,还可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威慑敌人。鼓,成了战争中必不可少的装备。
鼓,不仅用于战争,而且成为民间舞蹈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
春秋战国后,以鼓为击乐伴奏的民间舞蹈就更为繁多,甚至以鼓命名的舞蹈也渐已出现。山东沂南汉画中的《百戏图》较完整地记录了“百戏”演出的盛况。其中伴奏的乐器有钟、磐、鼓等打击乐器。在样式华丽的建鼓旁,一人着宽袍大袖衣,侧身向鼓,双臂高扬,正欲击鼓,舞姿健美。
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地上摆着六盘,二鼓夹在中间,有一穿长袖细腰舞衣的女子,双足正踏在鼓上,作“登弓”姿,左手向前,长袖飞扬,右手曲在腰侧,长袖后曳,舞姿飘逸。山东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中的《建鼓舞》,舞者穿长袖衣,鼓槌从长袖中伸出,二人对舞击鼓,作“弓箭步”舞姿雄健有力。(见王克芬《中国古代舞蹈史话》)汉代以鼓命名的舞蹈有《盘鼓舞》等。可见,鼓成为民间舞蹈中不可缺少的伴奏乐器。此后,鼓的用途更为广泛。
腰鼓与驱瘟 腰鼓与战争
相传,周朝周文王时期,风调雨顺,民安乐业,就是瘟疫制服不了。上至君臣,下至平民,无不为之发愁。人们想方设法制服瘟疫,谋求生存之路。
有人说,瘟疫是一种妖魔鬼怪,怕震动,怕红颜色。人们就想起了用鼓来驱逐瘟疫,他们造了一种小鼓,挂在腰间,起名腰鼓。人们身背腰鼓,披红挂绿,扮成各种“怪兽”,在战鼓伴奏下,边打边跳,边喊边叫地闹起了驱疫震妖活动。
说来也怪,自闹起这种活动后,瘟疫也就不再流行了。于是,人们就不分季节.不受时间限制地从事这种驱疫震妖活动。《宛丘》中这样记载:“坎其击鼓,宛丘山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人们在宛丘山下,随着咚咚的鼓声,不论寒冬炎夏,戴(穿)着鸟羽,尽情地舞蹈。这正是驱疫震妖活动的真实写照。
周代、战国,驱疫避邪之舞“青仪”,方相氏曾“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周礼·夏官》)
其实,这种驱疫活动是一种精神疗法,在震天撼地的鼓声中,人们的那种伯瘟疫的恶念抛之九霄云外,萎靡不振的情绪得到了振奋。有了精神依托,有了战胜瘟疫的信心和决心,使瘟疫从此不复存在。
瘟疫驱逐了,人们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为了防止瘟疫卷土重来,大家自发地组织驱疫活动。把那种乱喊乱叫改为用词来抒发感情的歌唱。这种歌唱就是后来伞头的雏形。
以后,人们就有意识地进行分工,部分人从事歌唱活动,部分人从事插秧等农业生产劳动,故得了合二为一的名词“秧歌”。“秧歌”一词是当时人们从事插秧和歌唱活动的真实反映。
“秦时,根据节令时气大型祭天,两汉活动更盛。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颁发时令,迎气于五郊: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勾)芝,唱青阳之歌,并舞之翅舞。夏秋冬时又有西皓、帝临、玄冥之歌,且上郡一带歌舞尤盛。”(《白虎通》卷二《礼乐》)。
随着历史的发展,腰鼓的用途不断扩大,助战、驱疫、震妖兼而有之。这种活动春秋战国兴盛,到秦最普及。
安塞地处西北要塞,与古长城和内蒙毛乌素沙漠遥遥相对,和北部少数民族驻地相近,是由北下南,通往中原的咽喉。因此,素有“塞北锁钥”、“上郡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今防务设施,城墙、关隘、烽火台(墩台)、堡、寨、崖窑、支堑壕和人防工事等,到处可见,遗迹遗址尚存。
安塞自秦朝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相传,守望士卒把腰鼓同刀弓箭一样作为战斗中不可缺少的战争装备。
一遭突然袭击,就以鼓报警,传递信息;两军交锋,擂鼓助战,威慑敌人;若敌众我寡,战事失利,则以鼓告急,请求援助;当克敌制胜,则以鼓为乐,庆贺胜利。随着历史的发展,腰鼓的军事用途渐渐消失,成为人们进行歌唱舞蹈的道具和伴奏乐,用此调剂“终岁无乐”的枯燥生活。
腰鼓与娱乐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发展的辉煌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还是文化艺术都进入了鼎盛时期。
鼓在唐代舞蹈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坐部伎》和《立部伎》是两种有代表性的舞蹈,其中《破阵乐》最著名。相传曾传到日本,驰名中外,它以鼓伴奏,反映了浓厚的战阵生活。《柘枝舞》伴奏以鼓为主,节奏明快、强烈。唐人章孝标《柘枝》诗:“柘枝初出鼓声招……”白居易《柘枝妓》诗:“连击三声画鼓催……”都是描写《柘枝》舞人在鼓声中出场的情景。
腰鼓在隋唐得到广泛应用。《辞海》对腰鼓的解释为:“古之腰鼓,据陈肠《乐书》:‘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纤腹。’隋唐时,用于西凉、龟兹、疏勒、高丽、高昌诸乐,奏时挂在腰间,用两手拍击。”这说明腰鼓不仅在隋唐广泛应用,而且它的形式、结构、用途等都有了发展和变化。秧歌艺术在唐代已具雏型。“扭绾”颇具秧歌绸扭造型,却“歌者不舞,舞者不歌”。
腰鼓在宋代
宋代秧歌和腰鼓活动十分兴盛,大多是群众性的活动。清代秧歌也不例外。秧歌不但在农村流行,当时城市也流行。“秧歌小队闹春阳”,观看秧歌的人纷拥而至,拥挤不堪“如蚁游人拦不住,纷纷挤过蹴球场。”(袁启旭《燕京竹枝词》)“毂击肩摩不暇狂”。(柯煜《燕京竹枝词》)秧歌的内容不断充实,形式更加丰富,艺术不断成熟。据古书中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清李调元《粤东笔》)“秧歌”一词广泛使用,成为全国公认的统一学名。
宋代尽管战争连绵不断,各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但民间舞蹈继续发展。北宋的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有许多“瓦子”是专门表演各种技艺的固定场所,其中也有《花鼓》。“花鼓”一词至此流传后世。具体表演形式未见详细记载。宋代舞蹈继唐代发展的同时,民间还有另一支庞大的世代相传的业余舞蹈队伍,节日里,各村、各社都有自己的民间舞蹈队。“各社不下数日。”这种舞队有时也叫“社火”。(宋人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作者原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范成大诗吟:“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陕北甘泉县西岔乡挖掘出了一座宋代古墓,古墓的画像砖上有;男子高举圆形大伞,身背腰鼓,绸带系在腰间,随着向前跳跃,绸带飞扬,舞姿矫健优美,刚劲有力,成左弓箭状。(见宋代腰鼓画像砖)据《安塞县志》载:“秦置高奴县,其境包括今甘泉北部、延安市、安塞县等地。”西岔乡原属安塞,1935年11月划归甘泉辖。安塞县招安乡岳中庄挖出了一个宋代古墓,古墓的画像砖上有两幅打腰鼓的画像。经国家鉴定是宋代的作品。浮雕塑造的形象简练传神,人物服饰道具与今天的腰鼓手基本相似,舞姿激越奔放,动作古朴大方,雄健有力。(见安塞县招安乡岳中庄宋代腰鼓画像砖)这就更证实腰鼓已在宋代广为流传,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
艰辛的腰鼓
元代《村田乐》是表现农业劳动生活的民间歌舞,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宋人范成大诗生动地描写了灯节民间社火表演的盛况:“村田蓑笠野”。看来表演《村田乐》时要扮成农民形象,穿蓑衣,戴草笠而舞。《村田乐》传至清代有所变化。清人吴锡麒著《新年杂咏抄》载:“秧歌,南宋灯宵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耍和尚、耍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村夫)、渔妇、装态货郎、杂沓灯街,以博观者之笑。”(秧歌队中的女角叫“拉花”,《拉花》也是《秧歌》中的一种舞蹈形式。)由此可见,宋代民间舞队中的许多节目都已传到清代,但已不叫“舞队”,而叫“秧歌队”。清代的秧歌与宋代的《村田乐》有继承关系。由于民间舞蹈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因此,秧歌能在长期的动乱中不断流传发展。(王克芬《中国古代舞蹈史话》)
到了明、清两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加紧对艺术的摧残扼杀。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原有的艺术形式不能满足繁荣的都市生活,促使各种艺术蓬勃发展。
早在舞蹈艺术十分盛兴的唐代,朝廷就颁布过禁止民间乐舞的命令。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颁布禁令:“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唐会要》)清代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以后,曾多次颁布禁止秧歌游唱的法令。《新示杂抄》载: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颁布禁止《秧歌》、《龙灯》的法令:“时逢发旦,节庆元宵,唱秧歌、舞把戏……跳傀儡,贺龙灯……亟须查究,以靖地方。”封建统治阶级的禁令,阻碍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尽管如此,因秧歌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屡禁而不止,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抒发感情,表现志向情趣,歌颂爱情,欢庆胜利和丰收的主要形式。
秧歌在近代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国家。历代政治变革、农民起义、宗教艺术、民间活动等,总是有形无形地打上封建迷信色彩的烙印。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和有意义的活动,正是带有那种浓郁的迷信色彩,并在那种迷信活动的簇拥中才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安塞腰鼓也不例外。它从战鼓中受到启示,产生于驱疫,并在驱疫活动中得到演变和发展。又从中脱胎而来,成为民间娱乐活动的重要歌舞形式。
有些地方把“秧歌”叫“阳歌”,也有叫“牙歌”的。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其—、“秧”与“阳”同音。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人们笔下之误,将“秧”写为“阳”。因此,出现了“阳歌”一词。
其二,“秧歌”与“阳歌”有本质的区别和不同。“秧歌”是人们由驱疫到从事农业生产进行的歌唱活动。而“阳歌”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提高,认为太阳在人类活动中占重要地位。没有太阳,就没有这个光明的世界,也就没有人类。
太阳是光明和人类美好生活的象征,人们应为太阳歌唱。因此,叫“阳歌”。于是,人们仿照太阳的形态造出圆布大伞,以示对太阳的崇拜,故叫“日照伞”。甘泉西岔乡出土的宋代画像砖就是有力的印证。
其三,伞头象征姜子牙,擎万民神伞,带着他封神的九曜二十八宿星,呼风唤雨,他身后的两个门神拿的擀面杖,是其赶神鞭,为凡间万民消灾免难。故秧歌又叫“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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