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往事07——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650—693），华州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四杰命运多舛，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非命，只有杨炯得善终，但年岁也不高，仅43岁，且身后萧条，没有子嗣，其中以骆宾王和卢照邻年岁稍长，杨炯和王勃同龄。

杨炯出身名门，但到他这一代已经衰落，他的父亲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的伯父杨德裔曾在地方州县担任要职，杨炯自称“吾少贱也”，可能幼时家境并不怎么好。

杨炯也是个早慧的才子，从小聪明颖悟，文章写得很好，10岁就考中童子科，被视为神童，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 是太宗时代就设立的，主要负责整理校正书籍；参议朝廷制度、礼仪的设置；同时又招收弟子、教授生徒，相当于中央直属的学校，能到里面学习都是贵族子弟，且名额有限。

杨炯当时年岁尚小，中了童子科后，继续入弘文馆学习，以待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称为“待制弘文馆”，杨炯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到里面学习，因该是中了童子科之后才有的殊荣。

只可惜，杨炯的辉煌便止步于此，从10岁到27岁，这10年间，一直都是“待制弘文馆”的身份，生活仿佛止步不前，他的心情压抑而彷徨。

这期间土蕃大举入侵西北边庭，渴望挣脱樊笼、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他，写了这首《从军行》：

这首诗描写一位埋首穷经的书生弃笔从戎、从军边塞的过程，写得气格豪迈，壮志昂然，远非当时柔靡浮艳、吟弄风月的宫廷诗可比。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一句更是广为流传，后来王维的“岂学书生辈，窗前一老经”。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想必都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

而这一句更是喊出了作者的心声，只可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杨炯一生都困守书斋，从来都没有机会实现他的豪迈愿望。

直到27岁，杨炯才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专门校勘典籍的官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也就是这一年，和他同龄的好友王勃，也是27岁，渡海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溺水而亡。

6年后，经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杨炯为迁为太子詹事司直、崇文馆学士。崇文馆隶属于东宫，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为太子提供顾问，这可能也是杨炯心情颇为舒畅的时期。

杨炯生性简傲，自恃才高，看不惯朝中那些无才无德、滥竽充数的官员，称之为“麒麟楦”（用木头装饰而成的假麒麟），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宴会上常有人假扮麒麟取乐，这些人用修饰好的角和皮毛，覆盖在驴的身上，巡场而走，待到揭去这些修饰品，驴还是驴，那些无德而高官厚禄的人，和这个假扮麒麟的驴有什么区别！

其倨傲的性格可见一斑。

杨炯只在太子詹事司直的位置上坐了两三年，没想到远离宫廷的他却无辜卷入一场权利角逐。

684年高宗病死，武则天称帝，杨敬业在扬州发起兵变，杨炯族中一位兄弟名叫杨神让，也参加了扬州起事，杨炯因此受到株连，被贬谪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

但毕竟与他关系不大，所以也没受到太大的处罚，在蜀中呆了4年，期满后又被召回京中，在宫里的习艺馆当个教书先生。

习艺馆就是设在宫廷里教育机构，负责教宫女学习经史、算术、众艺等，后来被没藉入掖庭的上官婉儿，也曾在这里学习（由此可见唐朝中多么重视教育，连宫女、没入掖廷的罪臣家属也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学习知识）

这时刚刚步入仕途的宋之问也被安排在习艺馆教书，他俩在这里成了知交，杨炯没有子嗣，对宋之问托以后事，宋之问也满口应承。

七月十五中元节，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这天要准备供品供奉佛祖和僧人，宫中也出盂兰盆分送佛寺，这在当时是个盛大的节日，武则天亲自带领众臣上洛南门观看。

这种盛事，朝中大臣少不了赋诗作文讴歌称颂，特别是武则天，大概是反对她的人太多了，对这种颂美之声特别享受，奉承得好的，还可由此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因此士人趋之若鹜。

在习艺馆呆久了的杨炯也没免这个俗，他作了《盂兰盆赋》对女皇作了一番称颂、赞美。

不知道是不是献赋的原因，不久，杨炯就被调到盈川（今浙江衢州）当县令，没多久便死于任上，死因史书没有记载，享年43岁。

杨炯没有子嗣，由他弟弟将棺木运回洛阳，宋之问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亲自为他建造墓地，把他的遗作编纂成集，又为之作祭文《祭杨盈川文》。

四杰都是才高位卑、名大官小，又恃才傲物、行为不羁，在当时受到很多非议。

例如裴行俭批评他们“浮躁浅露”，不堪重任；杨炯在任上“为政残酷”，为争排名而“愧居卢前，耻居王后”；骆宾王写诗喜用数字对，被讥为“算博士”；杨炯为文好用古人姓名，又被称为“点鬼薄”等等，不一而足，对他们的文学成就、革新诗风的功劳却视而不见。

这些非议引起了杜甫的不满，他写了《戏为六绝句》为四杰鸣不平：

近代的闻一多也对四杰很重视，他认为在上官体风行的年代，是四杰让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四杰中，卢骆擅长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帝京篇》便是他俩的代表作，标志着歌行体的成熟；王杨则专工五律。在盛唐之音还没来临的时代，他们的诗歌无异于当时的珍宝！

下次，将继续介绍初唐第3个30年的诗人—— 杜审言 。

以下是初唐诗坛的 思维导图 ：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文学成就 诗歌方面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 ，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方面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而《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便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方面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主要作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E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十卷，有诗33首，赋8篇，各类文46篇，共87篇，数量居“四杰”中末位。

人物评价

唐代崔融：“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唐代张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唐代宋之问：“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词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振起。闻人之善，若在诸子。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

唐代裴行俭：稍似沉静，应至令长。

明代诗人张逊业：“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蕨，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诸作差次之。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

明代胡应麟：“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长歌遂尔绝响。”

明代徐献忠：杨生神明内颖，卓起少年，词华秀朗，为时令慕，与子安之徒并称杰子，芝含三秀，风耀四灵，岂不蔚然观美哉！其诗三十卷，不尽传，今传二卷。五言律体，长于他作。

明代胡震亨：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明代许学夷：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

明代丁仪：（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虽未逮卢之古雅、骆之蕴藉，以较子安，实为胜之。“卢前”“王后”，宜彼不为屈也。

清代宋育仁：古章残佚，不见本原，唯《西陵》一首，苍健立干，有任、范之体。律诗工对，其源盖出阴铿。才气无前，自谓“耻居王后”，第藻浮于质，时有衰音。

轶事典故 盈川之名

唐武德四年（621），置于刑溪（今衢县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因山路狭隘，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县治仍称“白石’’。不久，杨炯到任。他见此处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为了表达这个意愿，他取刑溪之“刑”为“盈”，视地理于云溪、衢江会合处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香长川，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即改“白石”县名为“盈川”，呈报朝廷批准。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卒于任上后，被称为”杨盈川“。

恃才倨傲

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

愧前耻后

初唐时，以文章见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排名为“王杨卢骆”，据《旧唐书》载，排在第二位的杨炯不服气地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卒年之考

关于杨炯的卒年，史无确考。闻一多《唐诗大系》约定其卒年为695年，有的唐诗选本则定为692年，但都未明所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认为：“杨炯当卒于公元693年或693年后的几年中，确切的卒年无考，其年岁则为四十四岁或四十四岁稍大一些”（按，杨炯生于650年）。其主要依据有二：一、新旧《唐书·杨炯传》俱谓杨炯卒于盈川令上，而杨炯“很可能”是在唐如意元年（692）七月献《盂兰盆赋》后不久，因新设置了盈川县而选授为县令的。二、杨炯诗文有年可考最后一篇，是长寿二年（693）二月所撰的《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据知“杨炯在693年二月尚在人世，在此之后就不得而知了，或即卒于此后几年之内”。据赵明诚《金石录》载，《周晋州长史韦公碑》是杨炯在长安三年（703）四月所撰，说明703年4月杨炯尚在，而唐中宗李显是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即位，据知705年正月月中宗“即位”之前数月杨炯已去世，故被“追赠”为著作郎，故杨炯当卒于703-704年之间。

家族成员

曾祖父：杨初，周大将军，隋宗正卿、常州刺史、顺阳公、唐左光禄大夫、常山郡开国公。

伯祖父：杨虔威，唐高祖时右卫将军；

伯祖父：杨某，初唐左卫将军，武安公；

伯父：杨德干，历任泽、齐、汴、相四州刺史，

伯父：杨德裔，唐御史中丞。

（ 杨炯祖父、父亲姓名及履历史无记载 ）

人物纪念 杨炯祠

据《龙游县志》载，浙江省衢州市原盈川故址现为盈川村，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也称城隍庙，内有杨炯塑像，千百年来香火不绝。传说该祠几经搬迁，地址有三处：第一处在盈川村西，旁大觉寺古庙边，建于宋代，毁于元初。第二处在盈川村东，旁衢江，划归龙游，于1940年拆除。第三处为现庙，于1986年6月倒塌，现仅存部分建筑。

祭祀活动

杨炯出巡

相传，杨炯任盈川令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相当于行政村）68庄（相当于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唐证圣元年（695年），遭遇罕见大旱，田地龟裂庄稼枯焦，百姓求神拜佛旱情未解，杨炯心急如焚。当年农历七月初九，杨炯仰天长叹，“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遂为求甘霖，纵身跳入盈川潭，以身殉职。顷刻，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旱情解除。当地百姓感其恩泽，为其建祠塑像，尊为城隍，长年祭拜。从此以后，当地百姓为求丰衣足食，四季平安，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民间都要发兴起举行“杨炯出巡”祭祀仪式，代代延续。随着年代久远仪式更加隆重，参加祭礼的基本上包括原属28都68庄的百姓，祭前，他们都要沐浴后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然后等待参加祭祀活动。

初唐四杰杨炯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人，在《旧唐书》中刘昫更是评说杨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如此一个人，为何他的称号会是“点鬼薄”？一个看起来仿若带一点玄幻色彩的称号，它与才华横溢的的文人放在一起，有些不相配。这个称号的来历却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杨炯什么擅长以古人姓名为对，而古人，既已作古，自然是鬼。

初唐四杰杨炯

杨炯他十分擅长写五言律诗，而他所有著作中，边塞诗又是其中翘楚，《出塞》、《战城南》、《叶送赵纵》《从弟去盈墓志铭》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其中《从弟去盈墓志铭》中运用了非常多的用事用典的写作方式，如句子中写的：有“卫玠”之风神；有“张良”之容貌；“陈蕃”之对“薛勤”，志清天下。”这人与事用得恰到好处，更是给文章增添了许多恢弘气势。

立言垂范，人文结粹

《王勃集序》是杨炯的投入了非常多心血的一篇文章，这里除了赞同王勃的美学外，也有自己的文艺观——人文美，他在文中讲述了人文的历程以及特点，从孔子始，到汉皇改运，人文从盛到衰，说道人文需要创新，要发人未发，要进行创造。

以不贪为宝，以无事为贵

杨炯在《群官寻杨隐居诗序》中谈到钱、权，在古时候做官，非常重权，也非常重钱，能够不重权和钱的很少，但是杨炯却特地的提出了“不贪”的说法，他说要把“不贪”的这种美德当作无价之宝，他说对待权贵的收买或压迫应该不与相谋，以“无事”的态度相对。

总的而言，杨炯的笔风很是清正，还能以人文精神去观察自然、人生，所以他看景之时能清赏，所以更显得他的文章有清澈洞明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