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没有科举制，当时汉朝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众所周知科举制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选官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末才被废止。那么，在汉朝的时候，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呢？答案是察举制，是汉朝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汉朝察举制的那些秘密。

汉朝的察举制是一个实行了300多年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最早的雏形。在汉朝之前，我国主要实行世卿世禄制和军功制，它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弊端，不能满足政府对人才的需求。于是，到了汉朝，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汉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等制度。汉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形成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汉朝的察举制是一个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的选官制度。汉朝的察举制第一步就是有地方的官员考察、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推荐给中央，这是第一步，也是察举制最关键额的一步。如果没有当地官员的举荐，即使你再有才能，也无法做官。人才上报后，接下来考试是成为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汉朝的察举制通过考试来甄选人才，选出优秀的人才，并且授予官职。

汉朝察举制的科目众多，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孝廉就是孝敬父母，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光禄四行指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它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贤良方正就是能直言极谏，皇帝就是为了纳天下言。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就是通晓经学。明法就是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经和明法的考试科目。除此之外，还有猛知兵法，就是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相当于隋唐科举制中的武科。

察举制具有进步意义，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但是由于推荐权在地方官吏手中，到了汉朝后期，推荐权往往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寒门庶子想要做官，还是机会渺茫呀！

总之，汉朝的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使国家得到较多的具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察举制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是发展成了科举制度。

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制为主，考试为辅。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扩展资料：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察举制

我们都知道汉朝是在推翻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历经数十年的战乱，所仰仗的基本都是市井屠狗之辈，诸如萧何、张良治世之才却是少之又少。

所以，汉朝在建立之初便面临着人才缺失的局面，这对于新兴政权的生存也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出台一套能够有效维护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显得极为迫切。

西汉文帝十五年，汉文帝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博纳以言”。至此，贯穿汉朝数百年历史的察举制选官方法雏形孕育而生。

▲（汉文帝画像）

之所以将它此时期的察举制称为雏形期，是因为其程序设计仍不够规范严谨，如颁布察举召令的时间不明确，荐举的科目没有明确规定。察举制真正意义上成为汉朝较为完备的选官用人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

史料记载，汉武帝在位时曾下诏要求各郡的地方长官每年需要在本地向中央举荐一名孝子和廉吏，未定时定量完成者将受处罚。察举制在人才选拔的时间和数量也由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

除此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在科目上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类：

所谓常科，即“岁举常科”，每年按科察举的科目，总体来讲分为：孝廉科、茂才科、察廉科、光禄四行科。其中孝廉科是按照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廉洁官吏的标准来考察人才的科目，也是常科四科中最为重要的一科。茂才即秀才，为避汉光武帝刘秀讳而改为茂才。

所谓“秀才”，即优秀的人才。在汉朝，能够举秀才，一般都会社会地位较高者。根据史料记载，在汉代每年举秀才的人数仅为二十人左右。所谓“察廉”，顾名思义，检查官员为官是否廉洁，这一科目的主体是官员，主要运用于对官员的考核，属于汉朝职官队伍建设范畴。

而“光禄四行科”是指由光禄勋主持的对官员四种品行考察的科目。四种品行分别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此科目与察廉科相辅相成，从养成士风和监察士风两个方面来对在任官员进行考察升迁。

特科与常科不同的是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是皇帝依据特殊需要而采取的临时决议。在实施程序中采取由皇帝进行策问的方式。察举特科中又分为：贤良方正科、文学科、明经科、明法科、至孝科、有道科、勇猛治兵法科、阳阴阳灾异科等，其中前四科是察举特科中最为重要的四科。在策问中通过者，一般都会被视情况而破格升迁。

▲（汉武帝画像）

总而言之，汉朝的察举选官制度，客观上是符合当时政府迫切寻求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尽管其以“孝”“廉”未标准的选拔方式，很难对国家的建设起实质性的作用，但却为后世的考试选拔官员方式提供了十分有效的借鉴作用。

除了察举制这一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之外，在汉朝还有一些作为补充性的选拔制度：太学、征召、任子、自荐等。

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太学。其相当于如今的大学，由政府创办，但在当时只有此一所。在太学中学校的学生，考试毕业后分为两等：甲科与乙科。甲科出身为郎，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侍卫。乙科出身为吏，由中央委任至地方任职。

征召则是指皇帝通过特殊征聘的方式选拔社会中有名望且品学兼优的人士，被征召的人士往往都会成为皇帝身旁的顾问，同时视情况而被授予官职参加政务。在汉代，征召的范围比较宽，有些人并不是冲着官爵而来，而是通过此途径来发挥自身的才能，如张衡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任子制与世卿世禄制有点相似，汉代政府对现任官吏的子女采取恩荫世袭的授官方式。这当中有一定的标准，即受封官员为两千石，且任职时间需满三年，在满足这些要求后，其子女中可有一人出任类似官职。

自荐制则为一种由下往上自我举荐的选拔方式，这种选拔方式没有一定的标准，自荐人一般都是以上书自陈的方式博得政府和皇帝的认可，最终谋取官位。在这当中，大多数自荐人都会自我吹嘘，过分标榜，真正有才能的少之又少。所以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运用。

总体来讲，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以察举制为主，其贯穿于整个汉朝历史。在察举制之外，还有着许多形式多样且较为灵活的选拔制度，它们的出现反应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走向。

汉朝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人才选拔靠察举制度。

汉朝的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

在古代有很多的朝代人们想做官，就需要通过参加科举。科举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官的一个重要途径。科举是在隋唐的时候发展的，到了宋朝发展的才比较完善。

在汉代的时候，朝廷任用官员需要哪些证书吗？其实是不需要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汉代的时候，科举制度还没有兴起，朝廷上选拔官员不像后来那样需要太多的条件，相对于其他的朝代来说，在汉代能够做官还是一件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朝廷选拔官员的条件是孝顺，也就是察举制。如果一个人对待自己的父母非常的孝顺，对当地的老百姓又十分的好，是出了名的孝顺。那朝廷选拔的官员，经过地方的推荐，就选拔到了这个非常孝顺的人，如果他能够被朝廷上成功选拔到，那他就可以直接去做官了。

在这一个过程中，其实也相对的简单，因孝顺出名，经他人举荐，然后被朝廷录用，成功当官，所以汉朝任用官吏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证书的。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文化，对待家人孝顺，对待朝廷忠心就好了。

大家都知道在汉朝的时候，人们非常的推崇孝道，因此朝廷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也注重那个人是否孝顺。汉代的人能够当官，不像后来的人那样那么难，需要各种各样的考试。在汉代的时候，考试只是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辅助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