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青铜器古董基本上都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

古董商鉴别铜器，靠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舔来加以断、推理，辨别其年代与真伪，这完全凭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而现在的专家则拥先进的科学仪器，甚至可用激光测定（虽然仪器先进，但在没有基础知识专家手中，也是摆设。）。作为一般的古铜爱好者，要识别一件青铜器的真假，到底该从何入手呢？必须掌握古铜器鉴别的要点，即锈色、手感和声响、花纹与款识、铜质与器式，才能得出比较近似的结论。

（一）锈色

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审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定有铜腥味，因为千年古铜的无铜腥味的；还可用热碱水洗刷，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

（二）手感和声响

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重就要引起注意了，当然，这全凭经验。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

（三）花纹和款识

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则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则清新活泼，富于生活气息，秦汉重实用，花纹少且不及前代精细。另外，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图案内容的改变来推断、判别。至于款识，则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磔体；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还有形似蝌蚪的“笠斗文”，以及图案化的“鸟虫书”；战国金文字体大金不考究，但也有字体竖笔引长下垂，末端尖锐的“悬篆”雏形；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掌握了这此若一件号称三代时的铜器上却出现了小篆字体，那就笑话了。另外，还可根据铭文字数的多少、内容来判定。

（四）铜质与器式

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是底，若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足底若已伪制了铜色，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例如钫，钫是方形，盛器，是战国末期出现的，若其按三代作工、锈色制，为伪品。再如鼎，各代皆有，但若有盖、短的鼎则不大可能是三代物品。

鉴别铜器，是一件繁琐而艰难的事，但只要掌握了要点，多看、多记、多思、还是能鉴别出真假的。

（五）青铜器主要纹饰介绍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chi音吃)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史学上称为"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青铜器简史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奴隶主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锡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__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

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最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点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奴隶社会的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时期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礼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史记--封禅书》记载：“（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后来，“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元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属于商代的有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商代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一具或二具。无论是殷墟或殷墟以外地区大都如此。但是王室的陵墓则悬殊甚大，商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方鼎二、扁足方鼎二，大小不同的圆鼎三十二具，还有少数残破的碎片，可见中、小型墓和王室墓等级差别的森严。表现等级秩序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1号墓已出现大小相次三具一组列鼎，和另二具配合的鼎。奴隶主贵族等级愈高，使用数愈多，就是说享受肉食品亦愈丰富。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发展时期青铜器

商代早期、中期（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3世纪），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

鼎盛时期青铜器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转变期青铜器

西周中期、晚期春秋早期（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系统。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水平不一，有的范铸技术略显粗疏，大国之器仍较精严。

更新期青铜器

春秋中期、晚期战国（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朴素平实。

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青铜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

酒器

爵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一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角（音jue）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尊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壶盛酒之用。使用时间从商至汉代或更晚。铺首：衔门环的底座，多为虎头、螭、龟、蛇等，起装饰壶身的作用。

卣：（音you）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觥：（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食器

豆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所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鼎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诸侯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音yan )为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zhèng）；下体为鬲（lì），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簋(音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敦(音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鬲(音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皿天全方罍发现的时间在1922年，由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当地下了好几天的暴雨，被暴雨冲刷显现出来的，在山间的沟边里重获天日，之后被一个农民发现再秘密隐藏在家中，后来由于村民都知道了皿天全方罍相关的价值，导致皿天全方罍的整体分裂，身首异处了。但是通过多方沟通还有协调，在2014年3月19日的时候协议，皿天全方罍在6月14日归于湖南长沙。

此器盖上刻着“皿天全父乍尊彝”这样的铭文;器的身上是“皿父乍尊彝”这样的铭文。是在商周方罍之中最大的一件器具了，获称“方罍之王”。

皿方罍(léi)的造型别致，雄伟且庄重，把雕刻艺术手法的立雕、浮雕、线雕集齐在一身，是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器具中最大且最精美的一件宝物，也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盛行时期的伟大代表作。

据官方告知，“皿方罍”著录在1928年的时候已公诸于世，曾经辗转颠簸，流经到卢芹斋、包尔禄、姚昌复等等多位20世纪初资深古董商及藏家的手上。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流传的传统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以及文化的化身。“皿方罍”是“方罍之王”，文化的代表意义十分的不凡，湖南省博物馆还有收藏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海外多次洽谈才成功回购。

而且不止在于它是在湖南出土的代表文物，更多的是皿方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者，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可计量，假若放任它流失在外绝对是中国的损失。

皿方罍，还有“皿天全方罍”、“皿天全方彝”等名字。皿方罍全身高达848厘米、器身高有636厘米，罍盖呈现了庑殿顶形，形状与盖式的器皿相同。

罍身是长方口的形式，直颈，高圈足。整个器具由云雷纹为地，器具上有装饰着兽面纹路还有夔龙纹路以及凤鸟纹路。肩部两边有双耳衔环装饰，正面的腹部下方放置了一兽首鋬。四面的边角及各面的中心都有突起的长条钩戟形扉棱装饰。

皿天全方罍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传承下来的遗物、遗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反映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活动还有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还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罍是西周中期的盛酒器，原器通高46厘米、口径23厘米、腹深385厘米、重18公斤，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劝读村出土，现藏于陕西凤翔县文化馆。

平折沿，方唇，颈部内敛，肩上有一对兽首衔环耳，弧腹斜收，圈足较高。颈饰一周夔龙纹，龙昂首，上唇特长，卷曲下垂，歧尾内卷上扬。肩部六枚大圆涡纹与变体夔纹相间排列。腹饰下垂的蕉叶纹，每片蕉叶均以两条相向的立式夔龙组成。圈足饰两周弦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