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刑罚为什么盛行打屁股 而不选择背部或腿？

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有被自己父母教训过的经验，一般爸妈动手都会选择拿屁股“开刀”。实际上打屁股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惩罚手段了，很多朝代使用杖刑都是把火力集中在臀部。不过为什么会选择臀部这个部位，而不是背部或者其它位置呢主要是有两点原因，一是屁股上的脂肪比较多，就算打的比较严重一般也不会伤筋动骨;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拖裤子也是件很羞耻的事情，这也给犯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古代“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第一个讲的就是“笞刑”，也就是用荆条或者竹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

早在春秋时期，这个刑法就一直存在了。但是可操作性实在是太强了，究竟用竹板还是木板用大多力度究竟打背部还是臀部，还是腿部这都没有个准确规定。“杖刑”理论上比“笞刑”重一个级别。

从汉朝开始，对于打屁股的各种刑法的规格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

一直到了汉朝，汉景帝时，才在《棰律》里明文规定了“笞刑”的刑具规格(规定只允许用竹板，并且规定了长度5尺和厚度大头1寸，小头半寸)，受刑部位(只准打屁股)，以及施刑的过程中不得换人(为了防止力度不一样，从而对受刑人造成刻意伤害)。

隋唐时期，“笞刑”和“杖刑”虽然恢复打背部和腿部，但是在刑具上改用了荆条，因而缩小了尺寸，“笞刑”刑具长度35尺和厚度大头2分，小头15分;“杖刑”刑具长度35尺和厚度大头2分7厘，小头1分7厘;50下以下为笞;100下以下为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到了宋朝以后，基本上不再打腿了，因为打腿容易致残。但是把“打脊背”和“打屁股”分得非常明确了，分为“臀杖”和“脊杖”。“脊杖”是相对较重的刑法，那么“臀杖”也就成了一般惩罚措施了。

元朝一直到清末，无论是“笞刑”还是“杖刑”，才真正又规定了只准打臀部。但是一直到了明朝中期才又恢复了小竹板。

明朝的皇帝最喜欢打官员的屁股，一开始用的是荆条打的，这一打皮开肉绽，但基本不伤筋骨。所以明朝的官员拿着小羊皮往鲜血淋淋的屁股上一贴，久而久之，长了个羊毛屁股。那就是身份的象征了，这些人就基本上不会再挨板子了。要打板子的衙役扯开裤子一看，立马跪了，“爷，您请回吧。”这就好比混江湖的混子，上门挑战，自己攮自己一刀，然后对方立马怂了类似。意思人家屁股都打了无数回了，都长羊毛了。还在乎你这一两次板子

但是由于板子打的多了，打板子的人也长出了经验，为了打出节奏，也为了警示受刑人不要再犯法，一边拷打，一边有节拍地唱数。

“一二三四五，皮肉受点苦。六七八九十，回去坐上席。再打二十板，郎中抢饭碗。”

“打屁股”虽然是最轻的一种刑法，但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刑法。行刑人的岗前培训，可不不在于这些表面的调子，而在于苦练技术。

技术练好了，自然还有大把的银子赚。练打板子的技术很下苦工，用大板子打豆腐，声音巨响，豆腐却不能破;打包着纸的砖头，砖碎了纸却不能破。练成了，可以=达到万无一失、炉火纯青了，才能去执法打人。可以一板子下去，皮开肉绽;也可以打一百下一点伤都没有;甚至皮肤完好，但是内脏已经破裂。掌握了这样的本领，就有大把的“生意”可做了。

经过2000多年的选择，打脊背、打腿被废除了，但是古人最终还是保留了打屁股。究竟是什么原因

理论上应该还是屁股上肉多，怎么打基本上不大可能致残。即满足了惩罚的需求，又满足了不避男女老幼，当众脱裤子打屁股而带来的羞辱感。

“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鲁迅《突然想到》

当然了，此外还有很多文化因素在。比如：小孩子做错事情了，作为父母最手到擒来的教育小孩子的方式就是“扒了裤子，打屁股。”因为只有屁股上的肉打坏了，还可以长出来。

而2000多年来，官员们都自称百姓的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还是要以打屁股为主的。

为什么古代的笞刑不打背只打臀？

　我们常看到许多古装剧中，在公堂上被判“重打五十大板”时，犯人都是被打臀部，而不是打手、脚、胸或背部，除了因为臀部比较多肉外，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新唐书。刑法志》上载：“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原来，这是有依据的。

　唐朝在中国医学史上是辉煌的，除承袭南北朝既有的医学遗产，并以南北朝、隋朝所设之官方医疗系统为基础，整合了中国的医学。此时期，有很多著名的医学家和重要的医药著作相继推出，也揭开了中国医学史的新页。

　甄权是隋末唐初著名的医学家，善于针灸。公元621年，唐太宗李世民平定河南，派李袭誉出任潞州的地方官。当时朝廷聘请一些医生为征士，甄权就是李袭誉随行的征士之一。

　有一天，甄权把他精心绘制完成的《明堂人形图》，拿给李袭誉看，可惜李袭誉不懂针灸，也就不当一回事。一次，鲁州刺史深受风患之苦，手无法拉弓，遍寻名医无人能治。后来找到甄权为他看诊，甄权便在刺史的肩隅穴扎针，一针扎下立即能拉弓射箭了；另深州刺史突患病，脖子肿大且喉管闭塞，三日水米无法下咽，甄权在其右手次指之端扎针，气息即通，隔天饮食正常。甄权诸如此类治病的例子，使他的《明堂人形图》声名大噪，也让李袭誉对针灸的神效印象深刻。

　贞观初年时，李袭誉官拜少府监。一天，李袭誉向唐太宗详述《明堂人形图》之妙，于是，太宗命他主持修订，将甄权的《明堂人形图》加以校订、充实，且经甄权审定。公元630年，官方修订图文并茂的《明堂针灸图》终于完成，并呈献给太宗御览。

　唐太宗很仔细看了《明堂针灸图》，发现人体的胸、背部是五脏经脉穴道集中之处，而臀部穴位则较少。唐太宗由此联想到，鞭打的刑法中，在隋唐时有五刑，分为死、流、徒、杖、笞。其中笞刑是最轻的，是以竹板或小荆条抽打背部或臀部，自十下至五十下，分为五等。笞刑虽最轻却隐藏危机，鞭背有可能将犯人误打致伤残或死亡。因此，仁厚的唐太宗为避免打死罪犯，就下令衙门中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自此之后，公堂之上责打犯人都只棒打臀部了。

脊背臀腿。

※ 唐律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

并规定：“决杖者：背、腿、臀分受。”“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

※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宋史·刑法志一》称：“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

※ 明代杖刑依唐、宋制，其数自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杖以大荆条为之，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小头径二分二。犯徒刑、流刑罪皆以杖作为附加刑。徒一年加杖六十，一年半加杖七十，二年加杖八十，二年半加杖九十，三年加杖一百；流刑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加杖一百。又行折杖之制，以五折十。

※ 清代杖刑沿袭明制，其不同者：杖用大竹板，长五尺五寸，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清初沿明代以五折十之制，康熙(1662～1722)时改为四折除零，即杖六十除零折二十板,七十除零折二十五板,八十除零折三十板，九十除零折三十五板，一百折四十板。

至清末，杖刑始废。

杖刑，隋唐以来五刑之一，是指用荆条或大竹板拷打犯人的一种刑罚。

《尚书·舜典》就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的说法。后来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古人也称笞杖这样的刑罚为教刑。

杖作为刑种始自东汉。

南朝梁武帝定鞭杖之制，杖以荆条制成，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等。杖刑一般是“去衣受杖”，脱掉中衣（内衣），直接用毛竹、木板打臀部。

北齐北周，将杖刑列为五刑之一。

隋杖刑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凡所犯重于五十笞者，则入于杖刑。

唐宋明清因之，杖刑亦分五等，均为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敲背就是用掌或空拳在背部进行有节奏的打击，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是按摩的一种。敲背服务是指一种对背部进行敲打按摩，从而使被服务者舒缓筋骨、舒解疲劳的服务。

敲背方法

1、拍法：双手平展，五指并拢伸直，以不同的节奏、快慢双手上、下交替拍打身体。

动作要领：注重掌握速度、频率、节奏，轻重适度，快敲慢移，将拍打力量形成均匀震波，放散全身。

2、敲法：双手五指交拢，握空心拳状，上、下交替敲打身体。

动作要领：同拍法。

3、劈（剁）法：双手五指并拢伸直，手心相对，呈劈掌上、下交替击打身体，或单掌上、下劈打身体。

4、推法：一手掌压住身体一端，另一手掌在一定的部位上，维持一定的垂直压力，作平行于体表的单方向直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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