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日的学术研究

白乐日早在1932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有关唐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指导其未来著作的主要思想，他肯定了“整理出一个伟大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之迫切性”，它是长期以来被汉学界忽略的一项任务，这样做是为了勾勒出他称之为“中国长期稳定性”的轮廓。白乐日选择唐代，因为唐代处于他称之为“中世纪”的六朝时代和“近代之黎明”的宋代之间。他到法国后在法兰西学院听课，写了六朝和宋代社会史的论文，还把马伯乐的一部手稿续写到 12世纪，这就是两人联合署名、于1967年出版的《12世纪以前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这里的“制度”一词，并不像中国史学家的观点仅指政府和行政制度，而是一种很广泛的意义，还囊括了社会和经济制度。戴密微在马伯乐和白乐日去世后为他们的合著做了修订工作，并认为它“属于最佳著作之列，也可能属于西方世界的最佳中国史著作之列”

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白乐日认为经济史是基本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白乐日又批评那种相互隔绝的汉学分支，由此可见他在学术上追求的境界很高。他希望从研究汉学产生的知识变得“可被各种形式的学术疑问所需要”，途径就是让自己的学术与当代世界关心的问题更靠近，由此也可理解他于1955年加入年鉴学派的行动及他对美国汉学和日本学术的影响。

1949年白乐日受聘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从而使他得以从事撰写涉及面很广的著作，最终导致了其重要著作《中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的问世。其中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953年，包括对《隋书食货志》的译注本，第二部分是对于同一部断代史中《刑法志》的译注本。这些译本始终是做学问者的表率和一种资料来源，由于译文附有大量注释，因而对于专家们也非常实用。

1950年接受费正清的邀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这段经历使白乐日了解了费正清的长期计划，促使他萌生日后发起“宋史研究计划”(Sung Project)的预想。

1955年白乐日加盟于法国在解放时代就创设的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六系，那里在先于吕西安·费尔夫（Lucien Febvre）和后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主持下，集中了一大批“年鉴派”的史学家。这里的“年鉴”指《年鉴》杂志，其完整的名称是《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于1929年，在该杂志的缔造人马克布洛什（Marc Bloch）和费尔夫的推动下，形成了“新史学”的规划基础，也就是一种综合史学和比较史学，即一种动用人文科学所有学科（从舆地学到语言学，当然还要经过经济学）的史学，以帮助“理解”而不仅是“叙述”历史。年鉴派史学家反对支持统治者的人撰写的事件史，与白乐日对传统汉学的批评不谋而合。白乐日认为中国官修史学是官吏们为官吏们写的历史，必须从其目的和影响里解放出来，以期认识缓慢变化中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基本特征。年鉴派以“总体史”为目标，因而形成开放的史料观，把史料范围扩展到几乎无限的境地，凡前人所写、所说、所接触、所制造的遗留物都可用来再现历史，它意在说明中国传统史籍里的文字史料很难导向年鉴派史学的目标。汉学家在这种理论的刺激下着力探讨如何让现有的中文史料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实现突破，找到解读和利用中文史料的门径。

1955年白乐日推出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宋史研究计划”，该项目的发起和进行，不仅得益于由于思想投合而得到年鉴派***的支持、从美国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研究计划获得的启示和分工的方法，还由于宋史史料的数量和质量都超乎寻常， 从事宋史研究可以满足学者们广泛的兴趣需要。宋朝在春文学、哲学、绘画、工艺、航海特别是印刷术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高，留下的史料比以前历代的史料都要多。但是白乐日发起宋史研究计划还有其他的考虑，他认为西方汉学需要一个符合现代科学研究规范的范例，恒慕义编写的《清代名人传》达到一定的标准，白乐日希望提供一个使用范围更大的范例，他还想通过这项工作完成一项在欧洲乃至更广阔范围内的国际间分工合作的学术计划。由于经费和人员上的困难，该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但是它的提出和已有的成果都表明欧洲的汉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现代科学的标准，那些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使初入宋史之门的学生和学者得到深入下去的门径。

宋史计划已完成的项目

1、白乐日和科莱特帕特（Colette Patte）：《<宋会要>目录：食货、职官、刑法、舆地》。2、白乐日：《11世纪末的中国商业中心图》，该图据1077年、1076年的商业税统计编制完成，集中代表白乐日的抱负和研究方法，被布罗代尔描绘为“可以设想出来的最令人惊讶的经济图之一”。

3、《宋史研究，纪念白乐日》，于白乐日逝世后据他制定计划时编写的《概论－综述》完成，包括制度、军事、外交史、人口和漕运方面的论文。

4、吴德明（Yves Hervouet）：《宋代书目》，白乐日撰写了一百多个条目。全书包括五百多个书目提要，从日本京都大学三千多种宋史著作中选出。

5、傅海波：《宋人传记》。

6、芮玛丽：《宋代地名》。

7、柯睿格：《宋代文官尊号的译名》。

8、张馥蕊：《宋代职官尊号索引》。

9、柯支尼（Christian Cochini）、索安士（Anna Seidel）：《<中外历史年表>中的宋代部分》。

10、梅李景英（Ching-ying Lee Mei）：《<宋史>中“本纪”部分人名索引》

白乐日特别注意官僚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坚持为理解现在而研究过去。他揭示了官僚维护占统治地位的制度、阻碍社会发展的过程，但是他也指出官僚和政府对社会的干涉在东方和西方都处于增长之中。

如果说20世纪初期法国汉学分工较细，各个分支都充分吸收和利用自己学科的营养和武器，那么到了白乐日的时代，欧洲史学的发展则是以综合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特点，这种趋势已体现在汉学上。白乐日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包含了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 韦伯的史学研究方法。涂尔干对汉学的影响由葛兰言首倡，意在认识社会的一般特征，葛兰言试图通过节庆活动和风俗揭示这一点，而白乐日则注意士、农、工、商诸社会阶层当中关键的学者——官员阶层。卡尔 马克思从经济史入手建构理论，白乐日则在有自己目的的官修史书里找到说明实际的经济活动的史料，他绘制的地图揭示了贸易活动以城市为中心、消费需求走向东南部的趋势。马克斯韦伯的全部学术活动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只在西欧发生，进而进行比较宗教研究并把中国纳入课题之中。韦伯重视以技术理性为根本的“科层组织，但又认为它的膨胀窒息了人类的自由。西方社会在一般价值观和汉学的学术研究两个层面上都褒扬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但是白乐日却指出官僚制度对资本主义因素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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