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神”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却为何没有对中国下手？

拿破仑·波拿巴本来只是出生于小岛“科西嘉岛”的落魄贵族，他的一生按照非主角光环的故事线发展，往往就是绿绿无为的过完一生，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人会把他的名字铭记于心，并传颂数百年，视其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英雄。

而上帝仿佛选择了把他作为“天选之人”，他借着法国大革命，将原有的法国传统贵族体系完全打破的东风，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在动荡的时局中如鱼得水。

并靠着自己有着一颗装有“军事天才”的智慧脑袋，指挥军队多次击退，试图趁乱瓜分法国的外部势力，不完全统计，他击退了欧洲传统大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组织的不下于5次群攻。

将法国从法国大革命的混乱不堪中，带向了问鼎欧洲的强势，让法国坐上了欧洲之王的宝座，在拿破仑巅峰时期，欧洲除英国外，其余各国均向拿破仑臣服或结盟。

纵观拿破仑整个军事生涯，他打过43场战役级战斗，其中赢了38场，仅输5场，赢得战斗中，17场是以劣势打优势，更让人惊叹的是，有5场战斗，拿破仑是转败为胜，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军界名将，均遭其“吊打”，落了个名誉扫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拿破仑是真的做到过打遍欧洲无敌手，绝对能担当地上“军神”的称号。作为对英雄的“奖赏”，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正式加冕称帝，成为当时法国人心中的骄傲。

1840年，英国人不满中国政府大规模禁烟，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可以在中国赚钱的贸易品“抵制”，使自己不能再在对中国贸易中，赚到大量利益。

于是英国派出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对中国发起了远征。英国是欧洲最早的工业国家之一，因而他的士兵，在进攻中国之时，已经完成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过度，是典型的近代化火器部队。

而中国这边则够呛，虽然此时的中国统治者，大清帝国的皇帝，还是自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却在军队的装备上落后整整1个时代。整个军事力量依旧停留在明朝末年时期的‘热兵器、冷兵器混用的时期。

且热兵器还是百年前的老古董，同时更多的士兵，依旧更愿意用弓箭、刀枪代表的冷兵器。冷热兵器对碰，结果可想而知，中国军队一败涂地，最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赔款、割地一样不少。

最为严重的是，至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下降，从人人敬畏的天朝上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拿破仑称帝是在1804年，英国打中国是1840年，中间也就30余年的差距，且当时拿破仑是长时间压着英国打，他要是有心打中国，中国的百年耻辱会提前到。

所以很多历史爱好者会提出疑惑，“军神”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却为何没有对中国下手？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答，就一个词语“制海权”。

法军虽然在陆地上“无敌”，但在海上他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制海权，其法西联合舰队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全军覆灭，指挥官维尔纳夫被俘。

海路被死对头英国人挡着，拿破仑还想打中国，只有走陆路，而陆路中，中法隔着个俄罗斯帝国。同时拿破仑在1812年进攻俄罗斯帝国时惨败，法国主力几乎消亡殆尽。

因而拿破仑之所以没有打中国，制约他的可能不是野心，是法国的国力。陆路被俄罗斯挡着、海路遭英国掐着。

　　刘伯承的故事。

　　子弹从眼眶飞出刘伯承的右眼是怎么失去的

　　1917年8月，刘伯承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刘伯承率领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的部队对袁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后来，刘伯承被群众所救，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医术高明的德籍医生沃克，看过刘伯承的眼伤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的手术。刘伯承从沃克医生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坚决地向沃克医生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刘伯承的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沃克医生，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手术开始后，沃克医生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

　　在长达3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沃克医生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刘伯承又重登征鞍，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了。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刘伯承童年的一则故事——小孩子要学好

　　军事家刘伯承，用兵如神，指挥若定，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刘伯承小时候特别爱玩，胆子大，爬树掏鸟蛋，上房捅蜂窝，忙个不停。母亲常说:“墙都快给你踏平喽!”他又是村里的“孩子王”，小朋友们公认他是“头儿”。他可以发布动员令，与邻村的孩子展开石头战，并且经常打胜仗。

刘伯承刚满5岁，父母就送他进了学堂。到了学堂后，他根本不用心学习，整天贪玩，成绩很差。父母心里很着急。

一天，刘伯承放学回家，又想出去玩，妈妈把他叫住说：“你书背熟了吗？只顾贪玩怎么行？”

刘伯承说：“背熟了。不信，我背给你听听！”

刘伯承知道妈妈不识字，随便嘴里念什么她也不知道。于是，他信口胡乱背了一通。

刘伯承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伯承在门外给妈妈胡乱背书时，父亲在屋子里听见了，觉得文不对题，就走出大门，生气地说：“孝生（刘伯承的小名），你背的是什么书？”

刘伯承知道在父亲面前是混不过去的，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

父亲严厉地说：“你以为妈妈不识字，就可以欺骗她，这怎么能行。小孩子要学好！”

刘伯承受到父亲的批评，羞得低下了头。

父亲这么一说，妈妈知道孩子在欺骗她，伤心地哭了。她边哭边当着孝生的面说：“唉，谁让我小时候家穷，念不成书呢？如今连自己的儿子也欺负我了。一个人不识字，做个睁眼瞎子多苦啊！”

父亲把刘伯承拉到身边，摸着他的头说：“孝生，你自己说，以后咋办？”

刘伯承知道欺骗妈妈是不对的，便走到妈妈跟前，拉着妈妈的手说：“以后我再也不说谎了，好好念书……”

　　刘伯承与群众同甘苦

　　进北京城初期，刘伯承元帅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现在解放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要大体同群众的生活相当。

　　五十年代，刘伯承在家里穿的衣服，经常是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还不肯做新的。他还亲自关照炊事员：“黄瓜、西红柿这类菜，初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

　　在这位开国元勋的家里，夫人汪荣华布衣布鞋，穿着十分朴素。孩子们小时候，衣服也往往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过给老三。孩子们读中小学时，家里基本上不给零用钱；上大学时，每月给两元。

　　刘伯承早在子女结婚之前就立下规矩：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他为此多次向儿女们解释：我这里生活条件优裕，这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再也不要住在这里。

　　1970年以后，刘帅的六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当普通一兵

　　刘伯承元帅要求自己家人当普通一兵。他言传身教，不让子女有优越感。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个通报后写信给儿子太行说，这次教育部通报了一个高等学校的调查，“成绩优良者十人：八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人是农民的儿子，一个人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女则一个也没有——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就在这封信中，刘帅问儿子：“谦虚谨慎习惯在修养否？”

刘帅总是要求自己的子女要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一定要当官。他严肃地告诫子女们：“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帅的一个女儿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来家里征询刘帅的意见。刘帅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孩子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你们问我能否入党，这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意见。”

　　刘伯承在大别山的故事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按中央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中原，以大别山为依托，开展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

　　一根打狗棍

　　刘伯承是野司首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首长，体质差，眼睛高度近视，加之千里跋涉，生活艰苦，行路有些困难。进入大别山，山陡、林密、路险，很多地方马也不能骑。同志们看刘伯承走路很吃力，就绑了一副担架让刘伯承坐。刘伯承说：“我走路难，你们走路就不难？我们一起锻炼吧。”他坚决不坐担架，连同志们搀扶也不让。警卫员没办法，就砍了一根竹子让他拄着。由于竹子砍得比人还高，邓小平对那位警卫员说：“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这么长的棍子多像个要饭的！”刘伯承听了恢谐地说“要饭的棍子就是要长，才不受狗之欺。我要拿着大别山的这根打狗棍，把中国头号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一捧红枣

　　由于人民解放军刚转入外线作战，又是千里行军，部队给养十分困难，经常几天不见油盐，有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和其他野司首长进入大别山中心区金家寨的洪家湾，司令部断了粮，到下午一点，还没吃到中午饭，管后勤的同志正在为难，一个警卫员捧着一捧大红枣送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问红枣是哪里搞来的，警卫员说是过黄河时，从家里带来的，刘伯承、邓小平叫大家吃，大家叫首长吃。刘伯承捏了个红枣放在嘴里，笑着说：“河北父老的心意就像这枣子，既红又甜。”邓小平说：“红枣是个好果子，又甜、又补、又管饿。”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就这样，几颗枣子，就算刘伯承、邓小平和其他野司首长一顿中饭了。

老区人民的温暖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已是深秋，首长和战士们都还穿一身单衣。天气渐渐冷了，解决棉衣问题是当务之急。这么多人，怎么解决呢？刘伯承、邓小平和其他野司首长都很着急，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说：“这里曾是老革命根据地，我们多和群众商量，看能否想到办法。”邓小平说：“我听你家老汪（指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六安县人）说；麻埠是小上海，卖土布、棉花的很多，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扰乱，最近上市的少了。我们拿银元，请群众帮助购买，公平交易，总是能解决些问题的。”刘伯承说：“这是个好主意。”由于层层动员，多方发动群众，公平交易，没多久，就买了很多土布和棉花。刘伯承、邓小平动员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先做出样子，自己动手，用稻草灰将白土布染成灰色，用竹条将棉花抽熟，自做自穿。刘伯承用报纸剪了样子，和警卫员一起缝，两天就缝起了一套棉衣。他穿着这套自做棉衣，叫同志们给他照张相，说：“不要看这衣服不好看，它能御寒，这是老区人民的温暖。要不是老区人民的帮助，我们这么多人，别说穿棉衣，就是连擦枪布也难以解决，我们真要感谢老区人民的支援啊！”

金丝毛毯

　　刘伯承同志对大别山人民十分体贴。一次一个饲养员到一个村庄去买稻草，村庄没人，刘伯承叫饲养员把钱放在群众家神台上。饲养员是个北方人，不会捆那些七长八短的稻草，背起来，一路不断丢撒，刘伯承就跟在后面拾。他对饲养员说：“稻草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用处可大了。你们北方人不知道，山里人住房要靠它盖，耕牛要靠它喂，床上要靠它铺。农民用稻草铺床，叫作‘金丝毛毯’，说明农民是很珍惜稻草的，丢了多可惜呀！”刘伯承的一席话深深感动了饲养员，他也跟着刘伯承将一根一根丢撒的稻草拾起来，重新捆好，深情地说：“我一定记住刘司令员的话，爱惜稻草，不能随便丢撒。”

进出宣传

　　由于当年红军在大别山几进几出，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恶霸地主、民团每逢红军走后，都要大肆对人民群众进行烧杀抢掠。因此，刘、邓大军开始进入大别山时，白天总有一些群众见到解放军就跑，就是解放军撵上了，也不愿和解放军谈话。只有在晚上，才能找到一些群众了解情况。这给军队发动群众、了解敌情、建立根据地造成了一定困难。有些干部、战士说：“这里还是老苏区呢，群众觉悟还这么低，不愿接近我们！”刘伯承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干部、战士们说：“这里是大别山老红军根据地，人民群众吃国民党苦太多了。过去红军在这里反围剿，来回拉锯，国民党、返乡团回来就杀。这次我们来，宣传也不够，群众又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站住脚，他们要是不跑，怕国民党和还乡团回来说他们‘通匪’。他们白天跑是给国民党看的。这正是老根据地人民聪明之处。只要我们加强宣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很快会和我们接近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叫司令部和政治部发个通知，老百姓跑不准撵，并规定：从司令员到战士，都要做‘进出宣传’（进村、出村、进门、出门），要形成制度。”

　　一天，刘伯承听说汤家汇有所红军时期的列宁小学，但去看时，只有几间破房子，一个人也没有。刘伯承坐在门槛上，掏出笔记本写了一首快板：

　　“蒋贼介石，罪恶昭彰，抗战八年，消极彷徨，损兵失地，远循川康，赖我军民，愤起抵抗，民友配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休息应当，和平民主，举国渴望。谁料蒋贼，不顾民望，压制民主，残害忠良，留驻美军，奉为天皇，携起美械，横行猖狂，出卖祖国，盖世无双。铲除独裁，紧跟共党，天下太平，国富民强。”

写后，命警卫员贴在学校大门上。

　　又一次，刘伯承到一所学校去想找教师们谈谈心。可是去看，也是一个人没见到。他叫警卫员找一张纸给他，说要写宣传条。警卫员说：“这里没人，宣传条给谁看？”刘伯承说：“没人敢见我们，更说明他们不懂我们的政策，也就是越要宣传。”刘伯承在宣传条上写了四句话：“老师同学们你们好，我们红军回来了，彻底打倒蒋介石，全国解放在明朝。”下面写了自己的名字。警卫员坚决要把名字涂掉，说：“国民党出几万银元派特务找你呢，这是失密！”刘伯承说：“不涂了，就这一次吧。”把宣传条递给警卫员。警卫员纳闷地说：“这条子交给谁呢？一个人也没有。”刘伯承说：“你贴在门上，叫门神老爷代转吧！”警卫员贴了宣传条，对张副政委说：“你失密事件，我要在党小组会上提你意见。”刘伯承说：“我下次改正就是了。”

一包冰糖

　　刘伯承在大别山来回转战，身体越来越弱，同志们心里都很难过，也想不出好办法。一天又转到金家寨，下面同志送来一小包冰糖给刘伯承，刘伯承很严肃地问冰糖是从哪里搞来的，警卫员说是下面同志送来的。刘伯承坚决不要，要警卫员退回去，警卫员难过地说：“首长身体这么差，怎么领导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啊，这是下面同志的心意，我不好退。”刘伯承看警卫员很为难，说：“好吧，你不退，我来处理。”他把一包冰糖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这个伤员，那个病号，司令部，政治部中的老弱病残，每人送一块，并招呼说：“这是老区人民的心意。”同志们接到这块冰糖，还没吃，心里就甜了。

一篮鸡蛋

　　一连几天阴雨，刘伯承和野司首长住在斑竹园七里冲的红军家属吴大娘家里。每逢开饭时，吴大娘看刘伯承和大家吃的都是一些稀饭青菜，心里很难过。这天晚上，吴大娘听说部队要走，便把准备送给女儿做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叫警卫员拿给首长吃。当警卫员把鸡蛋提来时，刘伯承说：“这怎么行，一个鸡蛋能换一两盐，这些鸡蛋换盐，够她吃几个月的。”说罢，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吴大娘。

　　吴大娘见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她，很生气地说：“我要用钱，鸡蛋不早卖了？”吴大娘坚决不收，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如实向刘伯承回报。

　　刘伯承说：“那就把鸡蛋再送还给吴大娘！” 警卫员只得又把鸡蛋送回去。

　　吴大娘这回真生气了，她对警卫员说：“跟你们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叫哪个首长自己送给我，我跟他说说理。”

　　警卫员见吴大娘真的生气了，只得又把鸡蛋拿回去，刘伯承听了警卫员说吴大娘真的生气了，有点发愁。邓小平说：“这事我来处理。”他提着那篮鸡蛋来到吴大娘房里，对吴大娘说：“大娘，你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革命军人吃老百姓的东西要给钱，这是纪律。听说你儿子也是红军，他吃老百姓的东西也一样要付钱的哟！”

　　大娘说：“你们的政策我懂。这和别人家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住在红军家属的家里，吃自家东西，不算违犯纪律！”说着把鸡蛋提到刘伯承房里，一下倒在铺上，转身走了。

　　刘伯承看看邓小平，相互一笑，都想不出好办还是警卫员主意好，他说：“还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下。”刘伯承、邓小平齐声说：“好！”刘伯承笑着说：“今晚好了，我们行军有夜餐了！”

《少女与战车：最终章》继承了《少女与战车》剧场版1080p的原生作画制作，画面清晰锐利，鲜明而亮泽，是一部画质极佳的剧场版。每一张截图都可以做壁纸般的锐利鲜明，作画精度高，真的是叫画质党大饱眼福。

感受一下片头画面中任意截出的一帧画面，这种锐利的感觉，完全可以媲美多年前动画海报的那种惊喜程度，色彩搭配是比较传统的TV动画的上色，饱和度适中，高光、底色、阴影分明的那种风格，很有电视动画的味道。但画质还是比电视版的《少女与战车》本篇要清晰得多。能保持这种摄影的水平，真的令人赏心悦目。

水岛努监督亲自绘制了这部剧场版的分镜，作为原创动画，还是发挥了水岛努监督一贯流畅的演出水平。对战BC自由学院（法国妹子）的时候的一些演出，真的是十分流畅，让我赏心悦目。

《少女与战车》的故事还是延续了一定的戏剧性，情节中会面临一些小的波折，但是都能通过有趣的手段去化解，第一章的时候，因为判断失误，大家轻信了优花里作为间谍混入BC自由学园而被反手一招，没想到优花里通过情况判断，认为BC自由学园兴许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统一，最后将计就计，将BC自由学园的计谋反而攻之。

日常部分是《少女与战车》妙趣横生的一部分，这一次官方给出了人气角色爱里寿和西住一起去挨揍熊博物馆里游玩的情景，满足了宅男对于美少女的幻想的部分，大大地卖了一把萌，而且也顺应了之前爱里寿这个角色在剧场版中的喜好，可以说是一种剧情的延续。满足，满足。

后半场战役，是在和知波单学园的丛林对决，知波单学园的妹子延续了日本陆战部队的“突击”的精神，但是这场战斗却一反知波单学园的风格，学会了“撤退”，让大洗学园也难以展开攻势，不过我相信，西住一定能突破知波单学园的防御线，捏紧胜利的机会。

有关关帝崇拜的研究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我把我几年前写的论文贴一部分出来供大家参考，其中关于宗教的发挥今天看有些幼稚了，不过也懒得修改，但求方家一粲吧。请大家雅正！ 从正史中我们并没有看出关羽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名的武将而已。而且在性格上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嫉妒心强、好虚荣等等。并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点。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的普通的武将变成一个被尊为神品至高的神的呢？我们从关羽一步步的由人变为神仙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对各种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极端迷信鬼神之说。所以在做事情时，往往有人会编造一些鬼神之说，来增强说服力，达到个人目的。如陈胜，吴广起义时就编造了“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和“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以及汉高祖刘邦，为了改变自己出身贫贱的事实，不惜给父亲戴上“绿帽子”，编造了自己的母亲和龙交配生下自己的传说。从关羽由人变神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最早推公关入神界的传说是有关湖北当阳玉泉寺关公显圣的传说。玉泉寺在玉泉山东麓，始建于东汉建安三年（198年），由普净禅师结茅于此，这时关羽随刘备起兵不久，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整200年的历史。又二十一年，关羽退败到离玉泉山不远的临沮被杀，死后孙权将其首级献与曹操，曹以诸侯大礼厚葬其骸于该寺附近成陵。该寺传至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又已历经了373年，出现了关公显圣的传说。此时正是玉泉寺重修之际，这种在时间上的巧合，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断出这些显圣的传说是为了配合玉泉寺重修而杜撰出来的。这则故事后来被很多佛教故事集载录（唐代董挺撰《贞元重建庙记》和宁代张商英撰《重建关帝君庙记》，南宋僧人志磐著《佛祖统记》及有关建玉泉寺及关帝志），广为流传。以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又写了关张魂归西蜀显灵托梦的杂剧，直至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更详细地描述了《玉泉山关公显圣》等神化关羽的情节，普遍为世人接受了。与此同时，人们也已经传言天台宗祖师智欹大师于隋文帝扬坚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当阳玉泉寺旁的金龙池（今称珍珠泉）月夜遇关公关平父子。年长而美髯丰衣者对智欹大师说自己是汉前将军关羽，身旁年少者为子关平，战乱而死后，奉天帝之命主镇玉泉山。同时还问智欹大师“何在住足？”智欹大师答欲立道场。于是关公以神力帮助在此山建立法门，并自愿任该刹护法伽蓝神，并传说智欹大师就关公显圣做护法神的事还禀告了当时的晋王场广。后来又传说唐代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以后，在玉泉寺建道场时，也曾听当地乡民说关公显圣之事，神秀拆毁了显圣祠，于是阴云密布，关公于云中跃马横刀显灵，并向神秀述说了往事，于是神秀在当地建寺奉关公为本寺伽蓝护法。我们从以上不同的材料中可以看到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这些关于关羽的传说最后都是以建了一个寺院为结尾，我们再来看看故事发生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隋唐之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朝统治者为给自己的统治制造合理性，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大力推崇道教，对南北朝十分盛行的佛教带来了很大冲击，直到武则天时期，为了贬低李氏势力，才重新推崇佛教。所以在这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民间虽然仍然以崇拜佛教为主，但那些和尚已经不能像在南北朝时那样广造寺院了。为了修建庙宇，这些和尚不得不找出很多理由，所找的理由通常需要和所建的庙宇有关，所以在玉泉山上修的玉泉寺就会和死在玉泉山附近的关羽发生关系就造了关羽显圣的神话。并且先把说成是关羽一个奉玉帝之命镇守玉泉山的道家山神，然后再将他改造成了佛教寺院中的保护神,并有了关羽受戒的传说。好像关羽是弃道投佛。佛教这样编造，很显然是在贬低道教提高自身的地位。同样的，道教也不示弱，开始了拉拢关羽的行动，在关羽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编制了《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士子文》等假托关圣帝君之名的警世劝善之作。同时，道教崇奉的驱魔降妖的大神中有“四大元帅”，又分称马、赵、温、关四大元帅。其中关元帅正是关羽，面赤如血，蚕眉长髯，青龙赤兔，被说成是真武帝君魔下的大元帅之一。 但是，关公被佛教奉为伽蓝护法神，只是神化关羽的第一阶段，仍处于神界的侍者护卫地位。或说只是由玉泉山的镇山土地保护神变为禅寺的护卫神。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属于较低的等级，名气还不是很大。但到了宋代，关羽作为忠勇的象征，逐渐的声明显赫了。这不再是佛家的功劳了，而是宋朝政府的作用，北宋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三年（1104年）又晋封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1108年）再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追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并建有武安王庙。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再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赵 淳熙十四年（1187年）又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约85年间，连续加封，由公及王，谥号屡增，把关王崇拜升入高位，并享受王庙祭祀。为什么宋朝政府会突然之间崇拜关羽？我结合宋代的历史条件，做出如下推论。众所周知，宋代“积贫积弱”，不断受到外来的骚扰，最终被北方少数民族吞并。也许是摇摇欲坠的宋政权亟需发扬一种忠勇的精神；也许是“体弱多病”的政权继续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也许是文官们孱弱的身子亟需忠勇的武将为他们保家护国。我想正是这种愿望是的宋朝政府把神化了的关羽推到了关王爷的高度。 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制造了关公率十万天兵助他破敌的显灵舆论，并因此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关王庙。明成祖朱棣夺帝位后也造出了关公显灵佑助他的传说，并为此向成都关王庙颁赐龙凤绽丝旗。两个皇帝，一个以要饭起家，打下江山；一个以“清君侧”为名，篡夺了皇位。都是为中国传统道德观所不耻的。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便想到了以忠勇著称的关王爷，他们心中一定想向世人说明，既然忠勇的关王爷都帮助我打下了天下，那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符合正道的了。他们的子孙自然也会继续祖先的做法，如明宪宗朱见深也敕命各地重修关王庙，为塑像挂袍披，为殿堂悬旗幡。直至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敕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又八年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再十五年（1604年）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敬上冠冕袍带，举行三日大典，并亲献祝词。于是关王爷在明代被隆重的升为关帝。 清代对关帝的崇拜则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不过作为外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侧重点和明代是不一样的。明代强调忠勇是标榜自己忠勇于天道，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理性。而清代强调这更多的是要求臣子忠勇。这个刚刚建立的外族政权，被汉族被统治者视为非正统，各地的抗清运动此起彼伏，清政府除了在军事上严酷的镇压，在思想上采取强硬措施，如文字狱等等。但维护统治不能以压为主，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是清政府熟知的，元朝的迅速灭亡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还要让人们根本不产生反抗的想法。于是选中了这个在明代就被推崇备至（不用完全换新的，既可不过于反对明代措施，有利于标榜自己是替明代报仇；又不至于重新起家，等于是接收明代的宣传成果），在民间又有很大影响力的关帝。大肆宣扬以关帝为代表的忠义，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帝驾谒关公故里关帝庙，亲笔题匾“义炳乾坤”；雍正三年（1725年）皇帝追封关公父、祖、曾祖三代为“公”；乾隆朝加封谥号“神勇”、“灵佑”，后又改封“忠义”。以后嘉庆十八年（1813年）加封“仁勇”，道光朝再加“威显”，咸丰三年（1853年）加封“护国”，翌年加封“保民”，转年再加封“精诚绥靖”，同时追封关公、祖、曾祖三代为“王”。同治九年（1870年）加谥号“翊赞”，光绪五年（1879年）再加号“宣德”。到此为止，清季累加封号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圣大帝”到清亡时，关帝崇拜终于达到登峰造极，至高无上的神位。 随着官方对关帝的崇拜的不断升温，在地方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关帝庙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建起。由原来从祀于各寺观神殿，急剧向立专庙行专祀的礼制发展，由帝王钦定祭祀规范到佛道教定制祝醮，使关公崇拜仪礼达到帝王庙仪，隆重盛大。关羽更是被尊为“武圣人”。在中央的关帝庙成了与祭祀孔子的文庙并列的武庙。在地方上也有很多关帝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以降，几乎每个稍大一点儿的村落，几乎都有关帝庙。其“势力”是中国民间所信奉的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关帝庙一般是放在村口，取其降妖镇魔的作用。 而且随着元代罗贯中的一部著名小说《三国演义》的流传，使关羽的威名在民间大振。小说中所描写的关羽和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和被罗贯中神化了的关羽的赫赫战功，是关羽成了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是讲义气，有勇力的化身。被誉为“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见湖北当阳关陵对联）。这才是关羽在民间被崇拜的原因，和政府所宣扬的忠勇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明清以来中国戏曲艺术的大发展，也在民间崇拜关羽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知道清代形成的我国民间戏曲的精华——京剧，其曲目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京剧和各地方剧在明清是广泛传播的，那时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看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们喜爱的另一种休闲方式——评书，也是以《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为蓝本的。人们从小到大对这些戏剧耳濡目染，更提高了关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民间教团帮会也笃信关帝，结社、祈愿、拜签、乩占也从未离开过关帝崇信，以致家祭庙祀，遍及全国。我们可以看到在关帝崇拜最盛行的清代末年，义和团为抗击八国联军，大搞迷信活动，各个坛（一种义和团的组织单位的名称）纷纷宣称自己可以请到关帝附身，从而可以刀枪不入、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我们有必要把请神活动的仪式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由请神者烧三柱香，向神灵祷告。然后，把他烧香剩下的灰吃下去。之后，开始进入一种似乎是昏迷的状态，手舞足蹈，表演一套漂亮的武术套路，这个表演者（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通常是一个完全不会武术的人，这是人们就会说关帝已经附在他身上了。最后，他会突然晕倒，在爬起来时，它已经是关羽在人间的代言人了，并分享关羽的一切神力。这套请神的仪式，在海外的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如新加坡。以及中国一些农村地区仍可以看到。笔者就曾在河南郑州附近的农村——刘家村，看到过巫师用这套仪式请神。至于完全不会武功的人是怎样学会武功的，当时一些仇视义和团的士大夫，作了很有客观的解释，他们说这些武功套路和舞台上京剧演员的套路完全相同（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让我们信服的）。这从侧面反映了戏剧对人们的影响力和对关羽崇拜的巨大推动作用。 我们还可以在关帝崇拜中可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关帝到了有清以降，有越来越“忙”的趋势。不但有和关羽的生平有点关系的功能（如保佑打胜仗、保佑结拜的兄弟不会反目成仇、降妖除魔等），而且一些看起来不搭界的功能也套在了关帝的身上，像掌握人间命禄、助人科举（似乎几经抢了孔夫子的饭碗）、驱邪治病、招财进宝等等很多功能。这里列举出的只是常见的功能，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能力。为什么会这样？我仔细想了一下，提出本人的一些见解。客观的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种偷懒的心理，如人类的科技发明不就有很多是为了方便（其实就是为了偷懒）；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比较省力的方式，比较典型的是北京话中的儿话音，很多是为了省力造成的，还有语音的音变，同样是人们追求省力而造成的；我们平时在走路时往往会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路，哪怕这条路并不如大路那么好走，复旦的草坪往往被踩出一条小路就是明证。人们最初向神灵膜拜时，选择有很多神灵，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如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很多民族都是多神崇拜的。这种方法往往很繁琐，而且会出现“*祀”的现象，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这一点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孔子虽然提倡祭祀，但也要以礼节之，“非其鬼而祭之，*祀也”，墨子作为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家，也提出了祭祀要“节用”的原则。欧洲和中亚的宗教历史上，都是首先由多神崇拜，再进而转化为单一神崇拜的。我想在西方出现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代替希腊神话的多神崇拜，西亚的伊斯兰教的一神崇拜代替多神崇拜，正是人们认识到了多神崇拜的后果，所以才会很乐意接受新的简朴一些的一神崇拜的宗教。这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改革就可以看得很明显，新兴的资产阶级厌恶天主教的奢侈浪费，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教士挥霍，所以才会在资产阶级发达的地方进行改革。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们觉得像很多的神膜拜感到很麻烦，要一座一座庙宇的跑，而且到庙里面去求佛祈福是要花钱的，人们往往会承受不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都知道，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一切宗教都是人们思想的寄托，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意念“制造”宗教，所以人们会自觉不自觉的去把宗教描绘成自己所想象的样子。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人类有这种偷懒的本性，以及人们都想省钱的心理，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关帝会越来越“忙”了。为了减轻经济的压力，为了少跑几座庙宇，人们把一个受到普遍信仰的神逐步的变为一个万能神，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这就是中国的宗教由多神崇拜想单一神崇拜的一个开端吧。为什么是推崇关帝而不是其他神灵呢？我认为应该是因为关帝这个神由历代政府推崇，又在民间倍受推崇，有广大的信仰他的人。这一点是孔子所不能比的，孔子虽然受到政府的推崇，但读书人毕竟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很少的一部分，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不紧密。而有很多的专管一职的神灵，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往往会出现同时一个“职务”，却在不同的地区要由不同的神仙来担任，比如说受到人们普遍崇拜的财神在明清以前是由赵公元帅的职位，到了逐渐变成了五通财神（有五个人），后来在江南又出现了五路财神（一个人），慢慢的这两种财神由合流的趋势。很多地方多是只祭拜五路财神了，不过在原先崇拜五通财神的地方，人们把五路财神变成了五个人，后来才又变会最初的了一个人，但这个五路财神毕竟是在江南开始流传的，对全国影响不大，于是在清代，关羽开始以财神的面目出现了，开始取代已经是单一神的五路财神。但当时还配有一个和他相对的文财神（范蠡为原型），关羽只是最为财神之一的武财神。不过后来武财神的香火更盛一些，为什么呢？我根据在文武财神之前的财神形象，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财神一般都是面目凶恶的人充当，或许是中国的有钱人一般都是恶霸一类的人物（建国后拍的一系列**里我们可以看到）吧。所以人们才会把财神描绘成这样一副样子。在这种文化氛围内，当然是有勇力的“武财神”香火更旺了。最后，到了近代，关帝已经完全成了财神的唯一“代言人”。今天你走到全国各地的饭店，尤其是华北，几乎家家可以看到供奉的武财神关帝。在饭店之外的商业场所，或商人的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供奉关帝的神龛。也许这是一种中国神先崇拜由多神变为单一神的形式吧。关羽作为其他功能的“代言人”的情况和这个类似。

有人说是关羽，这是有问题的，关羽的封号缩写是“关圣帝君”，说是武圣人差不多，历代拜关羽的除了青帮就是大刀会义和团(注：洪门起初不拜关羽，洪门拜的是洪门五祖和万云龙大哥，后来大家都混黑道规矩也乱七八糟起来了，至于义和团的信仰从西王母到猪八戒都有)。正规军没有祭祀他的。

岳飞也有问题，他只给封了一个“王”，离神好像差得不是一点。

还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军神是“蚩尤”。关于蚩尤有好多不同的说法，比如是苗族的祖先等等。其实蚩尤本来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军神，秦国人民对他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而蚩尤也特别给面子，保佑秦军百战百胜，一统华夷。始皇帝赢政封禅之旅中祭祀的。而秦以后历朝历代对于军神也没什么说法，军神从此默默无闻，除了蒙古人祭祀一个啥都要管的“长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