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农民工在工地发生工伤，包工头和施工单位不管，怎么办？

农民工工地受伤，首先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用人单位未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的，工伤职工个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认定为工伤（构成伤残的再申请工伤鉴定）后，依法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如果包工头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则由具有用人单位资质的发包单位承担用工主责任。若用人单位未依法未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赔偿，也可以申请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依据：

1、《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工伤保险条例》赋予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类用人单位职工的基本权益，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均有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2、《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四、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五、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引发争议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一条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追偿。

5、《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大概是六年前吧，我还能为了一顿饭钱和别人打架，对方是我的室友。这哥们非常不地道，做人非常的小气，每次中午就要别人给他带饭，带回来了吃的隔声连连，饭钱的事儿却抛之脑后。大家都是一个屋里住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会为了一二十块钱翻脸，这也是他利用的一个心理。

那一天上完课，他给我连打几个电话，要我去外面给他带一份盖浇饭，要求还贼他妈多，又是多放辣椒又是不要葱花，那时候是夏天，我忍着酷暑给他带了回去，一回去这哥们还抱怨：怎么这么久，老子都要饿死了？我把饭往桌子上一放，摊开手找他要钱：十六。

他自顾自的坐下掰开筷子：等我吃完就给你。

那就等，我那次就是铁了心看他是怎样的品性，磨磨叽叽吃了半个小时，吃完后大家差不多都在睡午觉，他去卫生间尿了尿就拿起电话给女生打电话，打了又有十几分钟，大家差不多都睡熟了，这哥们看我还没睡觉，又想来拖延战术：我现在手上没钱，明天取了给你哈。

这都是他的惯用套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后来别人要么就忘了，要么就抹不开面找他要钱，但是我偏不按套路出牌，我说：你他妈没钱说什么吃完了就给我？都是男人说话要算话，现在给我。

他愣了一会，脸色变得很难看：你什么意思？妈的就十几块钱你至于吗，搞得像逼债似的。

我说：至于，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面的事儿。再说了，你哪次找人带饭给钱了，你看现在还有人帮你带饭不？他彻底恼羞成怒了，一脚踹在我的书桌上：放你妈的屁，老子什么时候不给钱了，说话小心点。

大家都被吵醒了，懵圈状态围观我俩。我的一贯宗旨就是能动手就别吵吵，拿起旁边的一个水瓶盖在他头上，还没等他腾出手捂头就对着他脸上一顿招呼，鼻血都给他打出来了，加上义正言辞的咆哮：操，还敢踹老子的桌子？你爹是不是没教过你吃饭要出钱？赖别人钱还敢装大爷……

大家都过来把我们拉开，他一抹脸上的血，叫嚣着要拿板凳来砸我，我冷笑着看着他。我根本就不在乎这十几块钱，我只是看不惯他这种无赖行为，也为其它受过他鸟气的哥们鸣不平，这就是二十二岁的我，年少气盛，遇到不平的事情还有血性吼一吼。

那么现在呢，我根本就没有心气处理这类事情，一个朋友说自己要做生意，找我借了一万多块钱，借钱的时候说得贼真诚，到了年底就还我，结果两年过去了，钱没还就算了，人还躲着我，给他打电话永远不接。直到有一次在商场撞个正着，他搂着一个年轻姑娘买衣服，恰好我和我妹妹也在那家店。

突如其来的偶遇让他措手不及，只见他的连由白到红又由红到青转了几圈，我主动跟他打招呼，问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了一起吃个饭呗。

他给我客套：下午有事，过几天我来请你，多叫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

我点头说好，临走时他又想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拍脑袋对我说：老刘，我是不是还差你钱呢？这段时间我手头有点紧，下个月我绩效发了就转给你哈。

他的演技很好，我只能配合着装糊涂：你什么时候差我钱？我记不得了。

他饶有所思的看我一眼，寒暄几句就拉着他的马子快步走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些事情心知肚明就好，他给姑娘买的衣服就两千多，手头紧个锤子，等他消失在我的视野外，我就把他的****全给删了。

这就是现在的我，问题想得比较透彻，你愿意把场面弄得圆滑点，我也配合你的演出，你为了点钱不顾感情，那也随便你。只不过我再也不会在你这个人身上浪费任何时间和心思，你在我心里已经“人际性死亡”了。

年纪越大，我觉得自己越发冷漠。这种冷漠就像给自己套上一层冰冷的保护壳，本能性的隔绝一切恶心和恶意，不想和它们短兵相接，只求相安无事。

比如上学的时候，有同学和辅导员私下交易，开学的时候给辅导员提一大堆礼品，到助学金评比的时候就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上台讲着自己的心酸往事，明明父亲是白领，偏要说成是农民工，明明母亲身体健康，偏偏说成双腿残疾，也就是当时科技不发达，要是搁现在拍个视频给他爹妈发过去，怕不是他爹妈要被气的吐血。辅导员就顺水推舟的把他名字加上去，拿了大几千助学金后就开始大吃大喝，买名牌换手机，活得比谁都滋润。

哥们看不过去，那时候开班会要求轮流讲话，轮到我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演讲稿，极尽讽刺和奚落之词，诸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八千块，爹妈都可抛”之类，台下同学听得瞠目结舌，辅导员在窗户外脸色铁青，那个送礼的不孝子浑身发抖，就像要中风一般。

后来辅导员把我叫去办公室，对我一顿狂骂，说我要再这么诋毁同学名声，他就要按校规“处理”我。

我慌都不慌，对辅导员说：您是说我在恶意中伤别人？那这样，我还有一些证据，我寄到市教育局让他们查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随便您处理好不？辅导员愣住了，就像生吞了一个大鸡蛋，到了下一年助学金就评的比较规范了，至少钱都发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而现在，我能心无波澜的忍受这些污浊之事，有同事和经理结伙吃回扣，一笔单子总共才赚十几万，他们就敢吃三万的回扣，那个同事几年前进公司才一百一十斤，现在都快一百七了，整个人出竹竿变成肥猪样，可见油水多么足。一个实习生得知此事后，正义凛然的要写信给老板告发此事，被我给拦住了，我说：首先，你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他们的账目做得很好，老板不一定会信你。还有，你人微言轻，他们要是倒打一耙，加上他们在公司的关系网，到时候你没好果子吃。实习生愤愤不平，随即看了我一眼：刘哥，你不会也有份吧？

我笑了笑：你也可以查我嘛，随便查。

实习生没听从我的劝告，还是执意要告发，结果不出我所料，那个经理叫上甲方公司的人来自证清白，又假意辞职来打消老板的猜疑，这个经理业务很广，老板当然不放他走，最后就是当着所有人面把实习生给开了，实习生走的时候无比沮丧，他不明白他只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为什么下场是这样。

后来事情还是败露了，那两个家伙差点要坐牢，倾家荡产才把窟窿补了回来，公司宣称：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迟到的正义，有个狗屁意义。

在正义慢悠悠迟到的时候，一颗年轻热忱充满正义感的心已经被抹杀了，而谁又在意过这些？

让我好好想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幅冷漠凉薄的样子？

是我为了室友鸣不平，到头来名声败坏，他们反过来笑我为了十几块打架的时候吗？

是我觉得助学金发的不公平，被辅导员找茬，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句话的时候吗？

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壮汉打女人，我过去把那个男人按住，那女人却在我脸上抓了一把的时候吗？

还是我看见城管吃饭不给钱，站出来指责他们庙小菩萨大水浅王八多，那面馆老板却在背后说我神经病的时候？

人的棱角慢慢消失，绝多数不是被眼前的丑恶给击碎的，而是被身后的愚昧和嘲弄给削平的。

若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泥潭，有的人在里面打滚，脏的不亦乐乎，有的人身处最中央，致力于把身边的肮脏抹掉，却被视作疯子，而我只想拼尽全力爬出去，在泥潭的边缘冷眼旁观，我对这些污浊无能为力，只求自己能干净一点。

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即是认清生活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

调子起的太高，我自认为做不到，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无名之辈，能够认清生活本质后和生活和平共处，已是我们能做到最大的努力。

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大概就是这样。

无论是哪个女孩，如果找对象的话工资一定很高。前几天看了相亲节目，里面的主持人是月薪3000元的公务员和月薪8000元的农民工同时追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女性会不怎么考虑就选择公务员吧。

首先，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不是这两个人，而是这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将来一起生活的细节。

说到公务员，一定是个富裕的家庭。说起农民工人，家里是农村。父母背着黄土的脸。

接着，联想到两个人的教育程度。

公务员，它是铁饭碗，文化程度都很高，这句话，干净整洁，穿着。民工可能没有从中学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只能做体力工作。一天都很脏。头发乱了，不重视仪容。

又想起了两个人的业余生活。

公务员，早上九晚五，五保的一金，周休两天，家里的车的父母很早就给我买了。民工的工作地点不固定。休息的时间没有固定。因为家和车是自己努力买的，所以休息时间也不多。

最后联想到老人抚养的问题。

公务员的父母可能有养老金。上了年纪，可能会给后辈留下钱和不动产。民工的父母很难说，大部分都需要孩子的抚养，还有每月按时把钱寄回家。

事实上，很多女儿还是在看不花钱的人。临近结婚的时候，会被家人和朋友抱怨，做出不讲理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谁都想舒适地生活。

另外，大部分人都鄙视农工，但在我心中却是艺术家。他们建造了漂亮的大楼，建造了美丽的道路。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支柱。公务员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喜欢学习，农工兄弟们讨厌学习。只是发挥各自的特长。

公务员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要好好工作，不懂人情世故，慢慢升职，农民工怎么样？大多数人会工作吗？还是工人？聪明的可以自己做，极少数可以混合经理的，可以混合老板的，基本上是万里选一个，但这些都要落实，如果他能成功，可以非凡的命中注定。

所以，不管选择哪个，你的眼睛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选择有上进心的人。爱我，爱可以为我付出的男人。我相信这样的男人一定有前途。民工羡慕公务员。公务员羡慕农民工人。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人的性格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得了。两个人相处，势必有个人要处于“弱势”。如果她一吼，你跟她对吼，再相爱的人，再好的感情也会慢慢变坏。既然你爱他，离不开她，就试着包容她，或者寻找下另外的相处方式

我脾气也不是很好，是那种很容易就上火的人。但是我的脾气就像龙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我发脾气的时候，顺着我说，我脾气很快就下去了，冷静了之后觉得自己不对，还晓得去道歉也。所以我都教我老公，我发脾气的时候什么都顺着我，等我火消了，再来讲道理，理论。百试百灵

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显示：能。物业不让农民工进小区是不合法的。因为小区土地是属于公共的，所以所有权也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只有管理的权利，对农民工限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基本现在的女人都容易爆，我老婆也是一样，每天就是吃饭，玩游戏，砸东西，睡觉，基本算下来天天如此，有时候一天3-4次，有时候好的 3 5天，只要是有一点不爽，或者是哪个东西有点没照她的做，哪个菜搞的不好吃，立马就开砸，抓什么砸什么，手机我已经数不清楚了，笔记本2台，电脑显示器无数，电视机2台，桌子，玻璃，门，装修的，碗杯子不计其数---到处砸，装修不到半年的房子，满屋墙上都是饭菜油之类的，我现在反正就是让他砸，砸完了再去哄，反正我也没心事赚钱了，真心赚的不够砸的一半的多，全是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