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区别在哪里？谁更厉害？

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冗官、冗兵，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财乏国穷；土地兼并、赋敛繁多，再加上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巧取豪夺，广大人民日益贫困。

与此同时，拥有百万大军的北宋朝廷，对内不能控制农民暴动，维护社会安定；对外无力抵抗辽夏侵扰，只能委曲求全。

范仲淹与王安石为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其中，范仲淹比王安石大三十二岁，两人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距二十五年。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十事疏》），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展开。就在此前一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越次入对”标志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当时范仲淹已去世十六年。

“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零四个月，而“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七年之久。

我们先来看看“庆历新政”。

北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已历经八十余年。这八十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由稳固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仁宗时，又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

迨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

范仲淹认为宋朝廷贫弱的根源在于政治的腐败。他曾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其中，范仲淹认为“澄其源”的中心措施是解决“官壅于下”，即必须整顿吏治，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范仲淹的改革就是从整顿北宋官僚制度开始的。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

范仲淹与富弼联合上“条陈十事”疏，提出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新政，前五项都是整顿吏治的措施。

仁宗对这“十事”全部的接受，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受到强烈反对。宋朝八十多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

仅仅半年多时间，范仲淹便待不住了，不得不请求离开中央到地方为官．其改革措施一次也没有贯彻执行。庆历新政流产，北宋日益衰。

再来看看“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第二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当朝最出名的政治家和意见领袖，围绕“民间工商宽松发达，而中央财政匮乏，该怎么办”的主题，展开意义影响深远的延和殿廷辩。

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即“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坚持克俭、节流，以民为本，天下太平。

王安石嘲笑司马光对经营理财一窍不通，司马光反驳王安石殃民祸国，这让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在两者之间摇晃不定。

当时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政绩，以及思谋已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逐渐被图强心切的宋神宗看上，开始支持王安石变法。

于是，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与庆历新政相差不大，但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变法的途径与范仲淹却迥然不同。

王安石认为北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重点放在在生财、理财上。

对于范仲淹认为的官僚政治的腐败，王安石并不认同，认为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官吏俸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薪水少了才是造成官僚队伍贪腐的主要原因。

于是，王安石上疏给官吏加薪，厚禄养廉，让他们感受到改革的好处，支待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从理财着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对官僚制度很少更张。他只是将反对变法的、老病昏庸、贪污腐化的官员给予闲职，或调任地方官，减少改革阻力。

同时，他还选拔勇于担当的年轻官员出任要职，主持新政。

新法的实施，抑制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大商人的高利贷……社会经济迅速好转，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一倍。

可是，随着新法的实施，触动了贵族官僚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集结起来，阻挠新法，攻击王安石个人，最终迫使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司马光上台后，新法便被明令废止了。

王安石在北宋时期，参照范仲淹的变法，根据自己的观察，发动过一场为期四年的变法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对北宋当时的时政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 内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呢？我在下文一一解析。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1058年，王安石对于北宋积弱的国势，发动了一场变法运动。在1059年，王安石担任再向后，先后推行了水利、农业、商业、军事等方面的变革法令。王安石出于平民不用增加赋税，但国家够用的出发点，实行了变法。虽然两度被罢相，但依然没有使他的决心有所退却。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触犯到了当时士大夫的集体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变法不但没有成效，王安石自己也落得一个官职不保的情况。1077年，王安石在当时执政党的哄抬下，被遭贬斥，远离了政治中心。

其实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归根究底就是用人问题。自古以来，之所以要实施变法，就是为了国富民强，人人安居乐业。王安石的财政措施的确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在用人方面，王安石没有严格把控，导致了变法失败。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是好心办坏事是常有之事。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时候，没有严格把控变法实施人，致使推行的新法被人恶意乱用，导致全国上下都对王安石的变法不满，失去了人心。

解析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王安石变法石雕

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三大块内容：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根据三大块内容，分别推出了几项措施。

富国之法：青苗法，因陕西百姓缺粮少钱，于是就推出了可以让农民向官府借取银两，用以春季播种，待得谷物成熟后，再还给官府;募役法，让原来轮流充当衙役的农民能够回乡务农，而官府通过收取免役特权的人户，用金钱去雇佣衙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交易法、均输法都是富国之法。

强兵之法：保甲法，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不仅使得农民有组织有领导，也减少了军费的输出;保马法，百姓可以向官府申请养马，养马的农户可以减少一些赋税，但如果马死了，就要负责赔偿;设军器监，监督兵器的建造，提高兵器的产量和质量;将兵法，使得士兵知道谁是他们的首领，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制度、重视基层官员的提拔任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抑配”，就是说，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又如均输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按国库中的需要，就近去采购货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

价格由他们订，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都会被曲解，被钻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置法律于不顾，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以至罢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杀了那么多，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之类的疑问。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应当说，王安石的时代，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时，有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同时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誉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时即以“司马光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

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泾渭倒是分明了，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试问，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至少，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两方面缺乏沟通，而王安石个性执拗，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反对者中，文彦博、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只有失败。

　　范仲淹因王安石而被贬

　　徐峰

　　2007年6月29日的《中国教育报·文化版》的“一家之言”栏目刊载了深圳市翰林学校武宏林先生写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于何地》一文，文章对汪曾祺先生提出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不在岳阳，而是在邓州一事提出质疑。读罢对其敢于质疑的勇气佩服有加，但感觉对写作之地的证明未给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另外，关于范氏的仕途浮沉原因，亦有错误，想《中国教育报》乃全国有影响的专业性极强的报纸，如此错误，倘不指出，恐读者不明，以讹传讹，最终误导学生。今不揣浅陋，与武宏林先生谈两个史实。

　　既然范氏《岳阳楼记》与其政治上的失意有关，就首先谈他的贬官之由。按武氏所说，“范仲淹与滕子京同在朝中为官，志同道合，后因二人竭力拥护王安石搞变法，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因此相继被贬为地方官。”如此一来，范仲淹与王安石乃同时代人也，且与其同朝为官。考其生卒年，范仲淹生于太宗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卒于1052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二人相差30多岁，根本不是同时代人。《宋史·列传·王安石》载，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很快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而范仲淹早在皇佑四年(1052 年）就已过世，根本不可能参与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就不可能因拥护王变法而被贬官。

　　范仲淹的被贬根本跟王安石变法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推行改革的结果。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从西北边境调到朝廷，先管军务，继任副宰相，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跟韩琦、欧阳修等人共同提出了改革进务的“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由于守旧派的反对，不久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应当说，他领导的“庆历新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二，究竟范仲淹在何地写的《岳阳楼记》？毫无疑问是邓州。《宋史·列传·范仲淹》记载很明显，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新政失几，他的参知政事被罢免，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不久因病改知邓州。范仲淹写《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这时他正在邓州任上。汪曾祺先生认为邓州是现在的延安，这是错误的。延安在宋初称“延州”，范仲淹早期曾在延州负责西北防务。由于军事位置重要，延州于1089年升为延安府。所以在《水浒传》中王进和鲁提辖都称延安府。邓州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宋初于此设武胜军，治穰，乾德（963－968年）年间，复称邓州，统于京西南路。所以，范仲淹是在河南邓州写的《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绘了一幅《洞庭晚秋图》，派人带信和图去请范仲淹写“记”，他便在九月十五日写成了这篇名文《岳阳楼记》。但仅凭一幅静态的画就能写出洞庭湖“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等景物变化来吗？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同名散文《岳阳楼记》中也认为“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他并未进一步去考证。其实一查范仲淹生平就可以发现，他曾到过鄱阳湖。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反对吕夷简而被贬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当知州，同样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自然让他流连不已，对四时不同之景自然是熟悉的，所以写洞庭湖还是有一定的感性知识的。关于这一点，吴小如先生在其《介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提及，读者可以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