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杭州方言与周边吴语格格不入？

这首词大家肯定熟悉，词作者呢就是宋仁宗钦定“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话说当年他的词火到什么程度，时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大意是水井之处都有人在唱他的词，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广场舞。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柳永在杭州作了《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被时人所追捧。但在当时的杭州传唱，很可能用的不是官话。大家会质疑，这官话不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有谁唱歌不用普通话？其实也好理解，想想一千年前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官话在民间的推广只能靠自觉，传播的范围也就是汴京及其周边，再加上官员们出于政治需要而学习。当时杭州离京城这么远，绝大多数人不会官话是很正常的。柳词虽然流传广，不过在发音上真是五湖四海什么都有。但是时间往后推一百年，等到那时杭州人，所唱柳词一定用的是官话，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杭州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吴语太湖片有多大呢，大体包括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上海，共67个县市，人口六千多万。那么杭州小片有多小呢，其所辖的10个区中，只有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这五个，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一两百万，只占太湖片人口的5%左右。

看这张地图，杭州小片四周包围着临绍吴语等小片区，似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孤岛。杭州十区中滨江、萧山、富阳属于临绍小片，余杭、临安则属于苕溪小片，古话常说“十里不同音”，在这里被完美地演绎。

杭州方言为什么单独成为吴语小片，第一大原因与杭州古都的称谓有关。没错，说的就是赵构。金军入侵后，他逃难到临安定都。大量的北方人也随之南迁，其中大多是携家带口的北方宗室、官僚士大夫、豪门商绅，还有驻扎临安城的禁军士兵也多是“北人”。而文人学士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就有“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之说。有史书记载从南宋建炎年间到绍兴年间，短短二三十年，流入临安的居民人口暴增，此中人口以当时开封籍为最。进入杭州定居的外籍人数早已超过了本籍，有学者推测当时本地户与外地户的比值甚或在一比八。

外籍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优势，且在政治上也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这些官绅与豪门迁徙到杭州后，使通常意义上讲的主客现象发生了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入主。他们的聚居地在杭州十个城门内，虽然临安四周都被其他说吴语的区域所包围，不过在城中却是官话的天下，因它有着权威的地位，从而把土著方言演变成了官话。这就是前文说的，柳三变的词一百年后在杭州用官话传唱的原因。

而与之相比，绍兴又是另外一个例证。绍兴当时是南宋皇室的陵寝所在，还是赵氏宗室的聚集地，外籍人口也超过了本籍。但此时绍兴既不是政治中心，又没有悬殊的人口比例，所以绍兴话没有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依旧保持着吴语原汁原味的本来面貌。

其他附近州县也类似绍兴的情况，唯独杭州话受官话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产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相互融合了几百年。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在人数比例上的悬殊差距，如果不是在政治地位上有着特权的优势。现今的杭州话地理范围不会这么小，可能与周边的余杭话会非常接近。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政治、人口的剧变对杭州的深远影响。也正是因宋室南渡，使官话与杭州方言演变与融合后，成为了一支带有北方官话色彩的吴语，也就是现在杭州话的由来。

到了清朝，杭州湖滨一带驻防着八旗营时间长达两百多年。民国初年八旗营解散，这其中五万多的官员、士兵与家属，都散入了普通百姓中。而这些旗营中人为了融入本地，也开始学习杭州话，而他们本身的北京官话又与杭州话发生了影响，如此互相渗透形成了现在杭州方言的特色。在地名上就有着满语的遗留，杭州有条街道叫作“河罕上”，从前的街名其实是“河岸上”，这明显是汉语发音。而“罕”字是满语的发音，意思是河沿或河边上。而这条街正是沿运河而建，当年这里是人声鼎沸，水运繁忙之处。

徐志摩有一次在苏州演讲时说到“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当然这句名言，也从此演变了很多版本。虽说“下有苏杭”但两地话语的腔调则完全不同，如果苏州话是吴侬软语，杭州话确是实骨铁硬（读昂）。

宋室南迁杭州后，城内人人讲“官话”，于是形成了杭州话在语音表达上多是文读，简单来说文读就是书面语，所谓的说话文绉绉就是这意思。白读是指早期本地固有的语音，同官话差别较大。直观感受如果用杭州话读书，基本不会出现文读音还是白读音的纠结。而吴语方言中，文白两读的字很多，杭州话却是例外，基本没有白读的方言，这是它一大特点。其中的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宋室南迁后，本地的白读音与官话有着很大的差异，逐渐被排斥。而文读音与北方官话相似则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后来几百年里就取代了白读。到了民国时有学者对杭州话做了调查，发现当地几无文白差异。就语音来讲，像家、花、街、交、间、江、等很多词汇，杭州话文读音和白读音都是一致的。而在其他的吴语小片区，依旧保持着文白读不同的特点。

杭州话与周边吴语相比，主要表现在词汇系统与普通话类似，例如在杭州话中人称代词用“我，你，他”表示，复数则加“们”这与普通话是一样的。但在上海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阿拉，㑚，伊拉” 。绍兴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捱，乃，野”。而杭州余杭区则是“我、尔、伊”，复数是“捱，乃，茄”。人称代词其实是语言学中最稳定的基本词汇，从这就可以看出杭州话的独特之处。所以要判断对方说的是不是杭州话，只要听他怎么说人称代词就可以了。在其他的很多词汇使用上，杭州话也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例如洗脸，在吴语中有用潮面，汰面的。女儿这个词会用囡，发音虽不同但用字一样。否定用语“不”，吴语更多的是勿或者勿格。杭州话的用词与周边吴语相比，官话色彩更浓厚。

一方面杭州话的很多吴语词汇被北方语所覆盖，另一方面周边吴语对杭州话形成的包围态势，又使得吴语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渗透。两者融合后组成了官话一半吴语一半的词汇。例如普通话脸这个词，周边吴语区多用面孔，杭州方言说脸孔，这明显是两者结合产物。新郎这个词，杭州话用新郎倌，也是受到新倌人这个吴语词汇的影响。

这其中对杭州影响比较大的是绍兴话。有一句老话，叫做杭州萝卜绍兴种。很多杭州人翻翻家谱，说不定三代前多有绍兴籍的老祖宗，究其原因是近代历史上的战乱所造成的。第一次是1861年，太平军围城两月，本地人死伤无数，造成了人口数量大减，急需填补，绍兴移民杭州就由此而来。第二次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对绍兴地区轰炸、扫荡，民众饱受战争之苦，为了躲避战乱就有不少人来到杭州讨生活。

正因此杭州话受到绍兴话的影响，也让某些文白读音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杭州话中的“说”字，老派发的是suo这个音，现在多用wuo音，这又与绍兴话一致。再比如大这词，杭州话中有固定读da的，大家，大衣。也有读do的，大块头（身体壮实的人），大脚髈（大腿）。还有两种读音都可以用的，大阿哥，大老板。而在绍兴话中大字则都发do音，这些就是鲜明的例证。

很多朋友都知道杭州人喜欢用“儿”，且用处非常丰富，“儿”字加其他词根形成了一大批词语。这是和南宋“官话”融合演变而产生的一大特色，也是与周边吴语的差异之处，不过它跟北方话的用法有很大不同之处的。

在读法上，杭州话中的“儿”是一个独立音节，而北方话的“儿”却是依附在字根后发的卷舌音。比如“小孩儿”，那么杭州话是xiao hai er ，北方话是xiao hair，在这里“儿”发的是轻声。杭州话的“儿”是作为独立音节来使用，所以北方人听起来就显得很生硬，而周边吴语区又觉得它格格不入。就拿一江之隔的萧山来说，杭州说凳儿（凳子），萧山话就没有“儿”，只说“凳”。在词意上，北方话里的“儿”有虚化的，去掉缀词也不影响。杭州话有与此相同的，比如“老头儿”、“花儿”、“鱼儿”、“包儿”。也有与此不同的，如果你听杭州人说“他们在打打儿”，这表明他们开玩笑的成分居多。但如果说“他们在打”，那就是在打架。如果说孩子在哭，会联想到孩子被打哭了，骂哭了，受到什么伤害哭。但说孩子在“哭哭儿”，却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大体是孩子在耍赖皮。

往上追溯一千年，汉语“儿”的读音也是从“儿尾”向“儿化”发展。唐宋诗文中的“儿”字不论是本义还是儿缀词，都是独立音节的，并不像现在北方话的儿话音。由此可见，南宋的“儿”是独立的音节应无疑义。宋元时反映钱唐生活的笔记《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史料，记录着很多那时杭州话的儿缀词。如笼儿、虾儿、香袋儿、八哥儿、饼儿、帽儿、碟儿、盆儿、罐儿、担儿、等词。这些迄今有几百年的词，仍在杭州人的口头上流传着，说明市井阶层杭州话的“儿”由来已久了。到了明代时白话小说的兴起，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记载着很多当时的市井百态，里面也有着大量的儿尾词。再对比南宋史料发现两者互有重复，且这些词在结构、语意方面大体一致，这可以推断出明时小说的儿缀词正是上承宋元，后续现代杭州方言。

在历经变迁的岁月里，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受到南北两方既融合与又制约的演变中，杭州方言也几经微妙的变化。虽然杭州话在吴语中的确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却也是蕴含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分。他积淀在语言中的文化因子，就像是慢慢展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浮沉奔流。最后借用徐文长的妙联来作结尾：

跟绍兴人讲说不如跟苏州人吵架！绍兴话发音直爽，声调高，不带拖音，苏州人发音软，糯！外带拖音，声调不高，感觉苏州人从不会吵架！绍兴话和苏州话区别很大的！不仅仅是浙江，也包括江苏很大部分(江苏南部)。而上海话则是江浙混合，大部分以宁波、杭州和苏南口音构成。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基底对应文字还是汉字，所以吴语不会像普通话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吴语和大多数方言一样，又分为很多片区，大片区包含有太湖片、上丽片、台州片、瓯江片、金衢片、宣州片、吴方言的使用人口大约在1亿出头。略多于粤方言。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粤方言在海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分布。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粤方言的全球使用人口要比吴方言略多一些。

两者互通度极高，基本上可以进行无障碍日常交流。来自其他吴语区的人，如果不经过仔细分辨，或者对两种语言不太熟悉的话，可能都很难准确区分出萧山话和绍兴话(反正我是听不太出区别)。以来南片区是以绍兴市为中心的越语区，北片区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语区，湖州，嘉兴，上海，无锡，苏州等属于吴语区，杭州，萧山，宁波，绍兴，等，属于越语区。

是杭州历史的活化石，也是吴语的典型标志；萧山话和绍兴话属于吴语系太湖片临绍小片；宁波话属于吴语系甬江片。其祖为河南人，虽心里老大不愿，又口口声声承认自是宋之临"都"，宋是河南人建都，赵构(不能生育)被金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走浙江，建都<临>时<安>，原来想是南京太靠前线！

所以上海话属吴语系分支混合方言。杭州、萧山、绍类似于英国人、印度人、菲律宾都讲英语，上海人就相当于英国人，其它那几个就相当于印度人。

不是，其实是因为宁波方言的缘故。是他们说话的语气、方式给你造成的错觉。其实是有专门研究宁波方言的由来的，下面给你介绍下你就明白了。

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样，宁波方言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言，蕴涵着许多古汉语成分。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宁波话通用的地域十分狭窄，其核心地区不会超过5000平方公里，大概包括了宁波老市区、鄞州、奉化、镇海、北仑、舟山和慈溪、余姚的东部。但是，宁波人通过上海而到达全国各大城市谋生的人数，包括他们的后裔，其总数将超过本土，他们的语言影响也大大超过土著。 宁波方言属于吴方言太湖片明州小片，因此，宁波方言既有吴语的共性，又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不少外地人来宁波，“启蒙”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一句俗语：“宁可听苏州人吵相骂，勿可与宁波人讲闲话”，它的意思是说，虽然同是吴语，苏州话“糯”，即使吵架也好听；宁波话“硬”，即使说话也像吵架。但如果解释不到位，会给人造成“宁波人很凶”的误会，其实，“石骨铁硬”的只是宁波话的语音。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宁波话之所以硬是因为，第一，宁波话完好地保留了古代的入声字；第二，许多复韵母变成了单韵母；第三，说话的语气、语调上也体现了“硬”的特质。 词汇方面，宁波话词汇跟普通话甚至跟其他吴语都有较大差别。譬如，早几年前就曾流行把普通话翻译成宁波话的游戏，如“你们年青人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用地道的宁波话怎么讲？答案是： 拉后生家赛过天亮头八九点钟咯日头。 宁波话研究：说来话长 人们对宁波话的认真关注、整理和研究，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早在1876年，西洋传教士睦里逊花了16年的时间整理出版了他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901年和1910年，另一外国人莫棱道夫又先后出版了《宁波方言的音节》和《宁波方言手册》；近人应钟著有《甬言稽诂》；民国《鄞县通志·方言志》中收录了大量宁波方言资料。最近十几年来，宁波方言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朱彰年、周志锋等于1991年、1996年先后编写出版了《阿拉宁波话》、《宁波方言词典》；周时奋于2000年出版了《活色生香宁波话》。单篇的论文也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海籍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徐通锵先生在宁波方言研究方面很有建树。 迄今为止，宁波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宁波话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仍有许多东西有待进一步探讨。方言：消失与拯救？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化保存在语言中。” 宁波方言既是宁波人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乡情乡俗、经验教训、喜怒哀乐等，都沉淀在方言里，构成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 但在现实生活中，方言的适用范围确实已越来越小，方言“画地为牢”的特性在信息社会中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也因此，已经有不少语言学者发出了拯救方言的呼吁。 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垒认为，如今的濒危方言早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人数少的语种，而是已经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市规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 不少评论家也对方言写作的前景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地投入方言写作，但在方言式微的今天，方言写作又能走多远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遭遇的还有依托方言而存在的一些地方艺术门类，在宁波，就有宁波走书、四明弹词、甬剧等。市群艺馆研究员陈炳尧在分析走书衰落的原因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走书的唱词中，非常多地使用俚语和土话，还要求平仄声律，不要说在甬的外地人，就是年纪稍轻的本地人也听不懂。但另一方面，方言在心理距离上给人的亲近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获得全国群星奖的《阿拉村里的巧匠郎》，它的特色和魅力就来自于：用“石骨铁硬”宁波话，唱“透骨新鲜”身边事。 方言在现实中正变得有些不尴不尬：是最终进入“语言博物馆”，还是依旧口耳相传？也许，多年后才能真正揭晓谜底，但无疑，今天你我的选择也是答案的一部分。

上海话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吴语区几乎通行无阻，无论在浙江还是苏南，上海人未必听得懂当地话，但是当地人却很听懂上海话，这就是因为“融合语优势”的原因！首先，根本不存在什么江苏人只认同上海话而不是浙江话的说法。因为苏北地区在语言片区上根本就不是吴语区，而是北方方言区。

绍兴话发音直爽，声调高，不带拖音，苏州人发音软，糯！外带拖音，声调不高，感觉苏州人从不会吵架！绍兴话和苏州话区别很大地！当然，上海话是从南腔北调中形成的！是宁波话和苏北话的结晶吧！对不对请各位朋友指教！萧山话和绍兴话是非常接近的语言，两者互通度极高，基本上可以进行无障碍日常交流。来自其他吴语区的人，如果不经过仔细分辨，或者对两种语言不太熟悉的话，可能都很难准确区分出萧山话和绍兴话(反正我是听不太出区别)。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特殊条件下的移民导致的。南宋时期，北宋皇室和开封以及周边地区的权贵富豪，迁往杭州定居。将北方官话带到了杭州，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方言。杭州话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具备儿化音。这是其他任何地区吴方言都没有的特征。温州部分地区通行闽南语。湖州，嘉兴，上海，无锡，苏州等属于吴语区，杭州，萧山，宁波，绍兴，等，属于越语区。

杭州话属吴语系太湖片，是杭州历史的活化石，其实"吴语也仅属中国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没什么优越感，，亦代表不了什么，中国经史传没有一部用什么方言写成也是吴语的典型标志；萧山话和绍兴话属于吴语系太湖片临绍小片；宁波话属于吴语系甬江片。

这个段子由来已久，版本诸多，但流传最广的，是这样子说的：

改革开放初期，宁波一位领导去外面介绍宁波经济发展的成就，因为普通话不标准，闹了一堆笑话。

他说宁波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三条：“一是依靠警察，警察，就是改革开放的警察；二是抓住妓女，妓女，就是百年不遇的妓女；第三个不能讲，不能讲实在不能去。”

与会者一片哗然，后来经过百般解释大家才明白，这位领导说的是，“宁波的发展一靠政策，政策，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抓住机遇，机遇，就是百年不遇的机遇；第三个是北仑港，北仑港是在北仑区。”

吴语区的人听了，都能会心一笑，大体这个片区的人，发音差不多，真用乡音外出作报告，也能闹出点笑话来。

宁波话属于吴语的“小语种”，主要集中在宁波地区，后来去普陀山，发现当地人口音也与宁波话差不多，想来舟山地区也是“亲戚”。

之所以外界传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大概是相较于苏州话的糯、软，宁波话比较“硬”，就连自己也承认讲话“石骨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