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故都的秋》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郁达夫《故都的秋》（1934年8月）表达了何种情感？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是认为此文表达了赞颂秋天的情感。郁达夫本人在《北平的四季》中就说：“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了一道了……”而在《故都的秋》一文中的结尾也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情怀：“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二是认为该文表现出一种忧郁、孤寂和落寞的心境。比如文中写一片飘零的槐叶，几声秋虫的哀鸣，这种深远的忧思和孤独者的冷落之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由于在客观事物的描绘中融进了作者的情绪，自然要觉得落寞和悲凉，和故都北平一样，作者的感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秋意。更有甚者从题目中去推寻：为何不是《北平的秋》而是《故都的秋》？是因为《故都的秋》反映了作者忧国的深沉情怀。理由之一是本文写作时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战争相继发生之后，用“故都”一词更能折射出作者的悲凉思绪，表达对国家的深深的隐忧，体现他的“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理由之二是郁达夫本人在1934年夏游览了青岛、北平和北戴河等地以后，就在游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慨：“在关以内和关以外，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山河，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拚命呢？古人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诗句，希望衮衮诸公，不要误信诗人，把这些好地方都看作了雪地冰天，丢在脑后才好！”（《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这说明作者虽然在巡游，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不能不时刻流露忧国忧民的情绪。阿英说：“郁达夫的小品文，是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即使是记游文罢，如果不是从文字的浮面来了解作者的话，我感到他的愤闷也是透露在字里行间的。他说出游并非‘写忧’，而‘忧’实际上是存在的。”（《郁达夫小品序》）

三是认为这篇文字是歌颂与悲啼兼而有之，文中写北国的秋“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就证明了这一点。

虽说一篇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对它的解读也就由不得作者本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发掘文章的内部和外部的含义，但也会因为解读者的主观认识造成游离或者是偏离文章主旨的弊病。

《故都的秋》的主旨是颂秋，理由有三：一是作者到故都北平的原因，原是为了避暑。据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回忆：“1934年7月杭州酷热，父亲和母亲便带了才六七岁的我上青岛去住了一个月，随后又去当时的故都北平。”（《关于我父亲的〈故都的秋〉》）而并非是因为感觉北平即将陷落敌手，而要千里迢迢赶往此地去饱尝故都的风物。作者到北平并不存在落寞孤独的心境，在写完《故都的秋》（1934年8月17日）之后，作者在8月18日去了天坛，8月20日至北戴河，8月23日上景山，游故宫，8月25日，上万牲园、北海等处，游兴甚浓，丝毫不见苦闷和寂寞，从青岛到北平和北戴河，两个月的度假，郁达夫着实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二是这篇文章本是一篇急就章。郁达夫在《故都日记》1934年8月16日（七夕）这一天记道：“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晚上看了一遍在青岛记的日记，明日有人来取稿，若写不出别的，当以这一月余的日记八千字去塞责。接《人间世》社快信，王佘杞来信，都系为催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8月17日日记：“晨起，为王佘杞写了两千个字，题名：‘故都的秋’。”当然郁达夫能一蹴而就此文，与郁达夫对北平的熟悉是分不开的。1923年始，郁达夫曾在北平生活了一年多，对北平充满了好感：“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北平的四季》）“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住所的话》）

《故都的秋》算是随笔一类的文字，和他用心专注的游记文字不同，郁达夫把这类文字做成集子，取名《闲书》。而被大家称道的《故都的秋》，作者本人对此并未看重，郁达夫在《写作的经验》中说过：“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开始写作到如今，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在《记闽中的风雅》中说：“我常以为写印象记宜于速，要趁它的新鲜味还不曾失去光辉中间；但写介绍、批评、分析的文字，宜于迟，愈观察得透愈有把握。”既然《故都的秋》是一篇即兴写成的文字，因此其中的感情流露也是随性的，过度的解读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郁达夫(1896～1945)，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生。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衰贫。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1913年即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同时创作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3年又完成第2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震惊了国内文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先后在安庆政法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课。1926年3月，同郭沫若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时郁达夫的思想比较激进。1927年 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广州政府的窳败。3月,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由于《广州事情》一文的发表，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不同意见，复因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所产生的纠纷，郁达夫于1927年 8月脱离创造社。同年秋，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工作。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慑下,同年4月他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着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1936年 2月，就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又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1936年冬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学，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侵华之非计；并专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末，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及家庭发生变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并任《华侨周报》主编，在海外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侨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军逼近新加坡后，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后又辗转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在该地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军胁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约达7、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在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沉沦》、《茫茫夜》、《茑萝行》以及《采石矶》等小说问世后，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创作虽然充满感伤情调和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当时被认为有"颓废派"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他在思想上、创作上受到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响，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1923到1927年间,他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小说。但在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仍然在1927年写了《过去》、《迷羊》等刻画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32年发表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小说反映了从"五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31年日军在上海发动淞沪战争期间，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三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遭遇，并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同年末又发表了在思想上艺术上最具有他晚期创作特色的小说《迟桂花》。以后，除在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出奔》外，他主要以写作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如《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闲适的笔调寄托自己感时忧国的心情。和小说一样，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魅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其中《毁家诗纪》、《离乱杂诗》曾被海内外文坛传诵。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1928年起，郁达夫曾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全集》包括《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线集》，加上《忏余集》共 8卷。还有《日记九种》、《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达夫自选集》、《达夫所译短篇集》、《徒然草》（所译日本兼好法师的随笔集之片断）、《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及《闲书》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长兄郁华(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为日伪杀害)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1981年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他在国内外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过的《郁达夫诗词抄》。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2卷。在日本,则出版了有关郁达夫的资料性专著《郁达夫集》（上、下）等。

“爱国”——是《故都的秋》的主旋律。《故都的秋》蕴含深沉的故都之恋、故国之爱，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将悲秋与颂秋结合起来，秋中有情的眷恋，情中有秋的落寞——这情是故乡情、爱国情；这落寞之秋是作者当时心境的写照，是对国运衰微的喟叹。

手法

1、摹绘写情

《故都的秋》，作为写景抒情的散文，其主体部分是摹绘故都的秋景。文章采用“横式结构”，从故都“秋晨之景”、“秋槐之景”、“秋蝉之景”、“秋雨之景”、“秋果之景”五个方面，紧扣“故都”和“秋”两个词语，表现了“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摹绘”，作为一种修辞手法， 是指“采用语言形式把事物的外在形貌特征（包括声音、色彩、气味等）生动形象地形容出来的一种修辞方式”。

首先来看“故都”一词。在文中，郁达夫是以较为委婉的方式来表现“故都”的。如“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一椽破屋”，“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如果不是“故都”，“皇城”怎会有“破屋”“破壁腰”，这分明暗示了历史的变迁，正是这一“破”字给作者郁达夫带来了“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些还算较为显豁的，更为隐蔽的还表现在作者的“逸笔”之中。“说到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佳。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而作者在这“破壁腰”看到的就是这“蓝色”的牵牛花，这是当年“皇城”的遗落，即使做了“故都”，依然不改“皇城”的气派。再看“秋”。“早晨起来”，“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这是“清”；“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这是“静”，“以声写静”；“故都”的人“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更是人的“清、静”，没有了过去的忙碌，一到秋天，只好这样“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郁达夫的情感就是在这些看似“毫无深意”“琐言碎语”中体现了出来。

2、对比托情

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起句即以“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奠定文章的情感基调，接着以江南的秋作比较，指出江南的秋“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风而少雨”，“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 因此，“秋的味， 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只有北方才“看得饱，尝得透，赏玩得十足”。这就是对比。“对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两种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之间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方式”。文章就是通过这种对比，把作者对“秋的认识”“秋的情感”烘托得“饱”“透”“十足”，所以，这种对比烘托就成为了作者表达更深情感的一种手段。更为注意的是， 作者为了把这种情感烘托、铺垫得更为深沉，郁达夫在首尾两处进行照应，这一反复，情感表达就更为浓烈。尤其是南国的秋，“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真是相去甚远，这种北国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更为显著。通过这一对比， 全文的情感就显得“更上一层楼”。

3、旁逸衬情

《故都的秋》除了用摹绘写情，用对比托情的手法把作者蕴藏在胸中的情感垫高表现出来以外， 还运用了旁逸衬情的手法。“旁逸”，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说话或写文章时，有意离开主题而加以风趣幽默的插说、注释或补充，这些插说或注释看似画蛇添足、无关痛痒，但却能增强语言的情趣的一种修辞方式”。在本文中，作者一整段文字来写古今中外文人诗人对“秋”的厚爱，认为秋在这些人的诗文中“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采用旁逸衬情的方法，不仅为作品情感的抒发垫上了一层台阶，使作品的情感站得更高，而且也为读者增加了了解古今中外文人诗人对“秋”的一些共同感情的了解，“增加了语言的情趣”。

4、设誓显情

所谓“设誓”，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来表达坚定的信念和决心的一种修辞方式。郁达夫为了表达这种对“故都的秋”喜爱的强烈情感，在结尾处就采用了这一方法。“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一设誓，采用假言推理作为逻辑背景，以这种不可能的方式偏离现实，表达了作者喜爱“故都之秋”的浓烈情感。这一结尾，也为第一段“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是饱尝一尝这故都的秋味”作了注脚。这是作者表达情感的第三台阶。文章正是在这三层台阶的铺垫下，情感才由晦转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义、王映霞、何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英。

　　郁达夫共有子女11人，健在者8人，其中孙氏生育4人：龙儿(早夭)、

郁民、郁天、郁正；王氏生育5人：、静子(早夭)、云、亮(早夭)、荀；何氏生育2人：大学，美玉。

郁达夫的忧郁感伤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过程中，他那根纤弱的神经上鸣奏出的压抑的调子，无论在他前期或后期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回响。

1921年5月，郁达夫以他惊世骇俗的《沉沦》为标志，走上了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小说塑造了一个处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留日青年。“他”在“五四”狂飙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业已觉醒，热切地渴望恢复刚刚意识到失去的自身价值，向往异化于己的真正的性爱。然而，在这文明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他这样一个身处异邦的弱国子民，他的所有追求都“已成为一种观念”，成了他的理想。他内心的情火正在燃烧，但黑暗社会给他的却是残酷的压抑。他热爱祖国，却眼看着祖国日益“陆沉”；他才华横溢，却反受社会歧视；他渴求爱情，却终于找不到安慰体谅他的心。他在孤独与忧郁中挣扎，以至于进妓院麻醉自己苦寂的精神。他的清醒终究成为他愈加苦恼、愈加悔恨的深渊。终于，伴着个人理想的彻底幻灭，他走向投海自尽的绝路。

小说中这拼命挣扎的生灵被黑暗势力张开的魔网所吞噬。然而，他的精神又是耗尽于无尽的忧郁和感伤之中。在那社会为他张开的吃人的魔网里，他也用自己的忧郁感伤束缚了自己的意志，在无法摆脱的苦闷中了结了年轻的生命。

且不谈这样的作品对社会揭露的深刻性和积极性的一面，我们直接触及的就是作品中的忧郁感伤的基调。它同主人公的呼吸一样，都好象充满了凝重的血泪。这种“灰暗”的阴影，形成了笼罩他的全部小说作品的风格特征。他四十余部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精神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为生活而奔波，总是负荷着悲哀和痛苦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零余者”。

因此，有人说“作者心灵深处对爱情的呼唤，使他听不到革命的金戈铁马声。面对黑暗社会，只能发牢骚、泄私愤，通篇弥漫着因国辱权丧引起的哀愁……”（《试论郁达夫创作中的消极思想》宋聚轩）然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去认识郁达夫呢？

二

郁达夫小说作品中忧郁感伤基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先看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依靠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操纵了中国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使中国丧失了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自卫能力，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统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新政权很快又落入反动派袁世凯手中，进一步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虽然曾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应予取消的条件，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均遭到拒绝。这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争夺和牺牲中国利益的本质。这一民族的耻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不满。当时的国家是：丧失了自立能力的政体，完全腐朽的经济支柱，但两千年来沉积的封建传统礼教却如同顽石一样坚固。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郁达夫正是成长在这苦难动乱的时代，他所走过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困苦和屈辱的生活道路。

郁达夫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县城内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悲剧的出生”（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的时候，正是中国被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是恐怖狂，是神经质的”（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郁达夫的“书香人家”也就此破落。他出生的第三年，父亲去世，卖光了田地，祖孙六人全靠母亲缝补洗衣，节俭度日。才九岁的姐姐，也被迫当童养媳。“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的共欺凌，是免不了的”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社会的腐败和时代的黑暗所造成的具体的痛苦和辛酸，自然给郁达夫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忧郁、苦闷的伤痕。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所有爱国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忧郁和苦闷。这时期的郁达夫正求学于嘉兴、杭州。少年离乡，一方面得不到母爱的温暖，另一方面还受到“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子弟”的歧视，使他处在极度的忧郁苦闷之中，成为一个“孤独者”（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忧郁感伤的个人气质在这时候已经形成。

三

下面，就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作一些分析，来看看郁达夫创作中的独特性。记得鲁迅说过：“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却也看见背景和环境”。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郁达夫，时代的闪光也必然在其作品中得到折射和体现。众所周知，“五四”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而这一特点，在郁达夫小说中有着独特的、强烈的表现。

小说《沉沦》是郁达夫前期创作的代表作。它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精神积于一个深受着时代压迫，染着当时忧郁伤感的“时代病”的留日中国学生身上。小说深刻地剖析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酷爱自由，热望着真正的生活，却受着社会的严重压抑；他希望祖国的强盛，而看到的却是祖国的日渐“陆沉”。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终日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精神寄予虚幻之中。他那孤冷的性格，忍受着残酷的现实。他将自己所有的精神寄托都倾注在爱情的追求上：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够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作品中是以强烈的激情要求这种爱，而他这精神上的饥渴，实际是要求对自己这颗被侮辱的心给予抚慰和同情：“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心肠里产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然而，一个贫弱国家的留学生，他那卑贱的地位，在军国主义日渐高涨的日本是求不到的。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他只有绝望：“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

如果我们仅仅以郁达夫的文艺主张，凭着对作品直觉的认识，只停留在作品表面的忧郁感伤、自轻自贱，以至自戕的灰暗色彩上，那么《沉沦》的价值也将同作品中“我”的死亡而一同消失。问题在于，作品中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变态的性格，《沉沦》的出现，为什么在当时社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

首先，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并且包含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小说以悲惨的结局，控诉了青年一代的不幸遭遇。由于祖国的贫弱，他们处处被人歧视；揭示了民族的灾难给青年们的心灵上负荷了沉重的屈辱感，当人们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时，他总觉得象站在“断头台”上一样难受。“原来日本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使他那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挣扎在忧郁和苦难的深渊。他恨日本，“他们都是我的仇敌”，表现了郁达夫对帝国主义军阀专权的憎恶。郁达夫是以沉重的心情，通过“我”的自白，剖析了悲剧的原因：“我何以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沉沦》就是以切肤之痛喊出了青年的苦闷，并把这沉重的苦闷与祖国、民族的灾难联系起来。无可否认，这是使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因素。难怪与郁达夫同时代的黎锦明谈到《沉沦》时说：“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虽然一部《沉沦》并不是记述关于性的问题、革命心理的文字，然而那真情实感的启示，比《呐喊》那较鲜明的激动，尤其来的深远”（黎锦明《郁达夫的三时期》）。

在这一时期，郁达夫以其忧郁感伤的的笔调，塑造了患有“时代病”的青年形象，表现了他们青春期性的苦闷，大胆暴露社会的丑恶，剖白“自我”对祖国深沉的爱的作品还有《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胃病》、《中途》和《怀乡病者》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能忽视通过恋爱和性的苦闷而表现出来的感伤。如《银灰色的死》，它的感伤和悲惨可以说是《沉沦》的进一步发展。作品描写留日学生Y君，在国内原有一位爱妻，他们曾以牛郎织女相比。当他出国不久，传来了爱妻吐血病亡的噩耗，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地创伤。他常常躲进酒馆妓院，发泄自己心中压抑和苦闷，麻醉自己的精神。在酒馆里，心理变态的Y君曾遇到同情者静儿，在他苦涩的眼里，常把静儿与亡妻的容貌混到一块。可是不久，他知道静儿“要嫁人去了”，这消息把他幻觉中的偶象打得粉碎，深重地陷入孤独失望的境地。他无休止地酗酒，惨死在阴冷的月光下。

四

郁达夫的作品有一定的消极性，他作品中的忧郁感伤基调也有着一定的消极性。

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么这个时代的特点就不能不影响着他。首先，在郁达夫作品中表现出了那一时代所特有的矛盾：“追求幸福”与享乐主义，“性的解放”与纵欲放诞。象郁达夫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曾以“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武器猛攻旧道德、旧传统，并热烈地幻想拯救民族，复兴祖国。可是当“五四”退潮之后，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思想变本加厉地窒息着中国大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在一起，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这些业已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们清醒了，正是他们曾有过好梦，所以就更加痛苦。正如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所以走。”然而，郁达夫过分的忧郁感伤，过分的性的描写，都是具有消极作用的，可以说是糟粕。

其次，是他的个人因素。我们知道，忧郁气质的郁达夫十分推崇清代诗人黄仲则，他的格律诗也师承黄仲则。正因为郁达夫“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鲁迅《写在坟后面》），因而他那忧郁感伤的基调有时显得太沉郁、太自卑，这些都是郁达夫作品严重的缺陷。

然而郁达夫对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始终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尽管他的作品是忧郁感伤的，但他那大胆破坏的精神却是主旋律，尽管他从“自我”来触及那个时代，但他却体验着那个时代里受苦受难者的疾苦，尽管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缺陷，但他始终是前进着的。他是具有“特异的人格”的人。同时，郁达夫创作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而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将永远苦恼、永远忧郁，因为他无法踏上真正解放的道路。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这篇自传体小说一出版，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受“五四”运动洗礼后的青年一代，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达夫的小说中散发着一种天生的的伤感气质，如同他的人一样，但那并不是灰色而颓废的，因为文章的主题都是积极向上、健康明朗的，他的小说多有性描写，在封建的中国引起了很大争议，深受当时青年一代的喜爱，作品多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文字唯美，思想大胆暴露，写出了青年一代灵肉遭受的双重压抑，代表作《沉沦》是其中的佳篇。

郁达夫小说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和忧郁、苦闷以及颓废的思想感情。他通过露骨的性的描写和自我感情的大胆抒发，加之对作品的悲剧化处理，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非纯理性的思考。使其形成了以感情凄凉，语言自然率真、注重自我真实挖掘的，颇具诗意化，散文化的文本特征。

（一 ）人生历程构筑的颓丧感伤的内心情感

（二）注重自我体验，真实的主观感情的抒发，以及对人生颇具理性的认识。

（三）散文化、诗意化的语言特色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笔者试就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性特征展开讨论，并努力寻找郁达夫小说中抒情性特征的艺术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