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发了春日郊游的愉快心情
《春日偶成》是宋代诗人程颢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风和日丽的春日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诗歌描写了风和日丽的春日景色，抒发了春日郊游的愉快心情。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
春日偶成
作者：程颢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译文
淡淡的云在天上飘，风儿吹拂着我的脸庞，此时此刻已近正午，我穿行于花丛之中，沿着绿柳，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前面的河边。当时的人不理解我此时此刻我内心的快乐，还以为我在学年轻人的模样，趁着大好时光忙里偷闲呢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程颢任陕西鄠县主簿时春日郊游，即景生情写下来的。诗人是宋代有名的理学家，长期困在书斋里，少有闲暇宽怀的时候。一旦走出书斋，回到大自然中，便觉得格外爽快，那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不言而喻。
作者简介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调鄂鄠县主簿。熙宁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贬为镇宁军签判，知扶沟县。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他是有名的理学家，北宋理学五子之一，与其弟程颐合称“二程”。二人创立的学说，世称“洛学”，是理学中的重要派别。曾在洛阳讲学十余年。著作有后人所辑《二程遗书》。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思想核心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程朱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这使得程朱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程朱理学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扩展资料
理学经过在宋朝的发展，到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扬“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被包括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大批的汉族色目地主纠集的“义兵”兴起，也成为镇压红巾军的主力。
不过元朝消耗汉族世侯、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也使这个群体很大程度游离于元朝中央政权之外，使元朝的统治根基脆弱，最后崩溃。元代理学著名者：吴澄、许衡、刘因、 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等。
元代名儒除赵复、许衡外，还有吴澄、刘因、郑玉、许谦，他们对元代理学的传播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元代待儒生宗族乡绅阶层特别宽厚，对农民的土地兼并盛行，加上元代西征时期见过世面接触过西方各种文明与宗教，儒教被认定为宗教，儒生可以不用纳税，元代深得理学家怀念，很多名士为元朝殉节,甚至有不少汉族名士追随元顺帝北奔草原。
而朱元璋是要过饭的平民出身知道农民疾苦明朝又开始抑制土地兼并（明后期乡绅又开始大规模兼并农民土地）。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相对于《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的宋遗民七百人，其中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非常多，主要集中于徽州、福建、江西、浙东等文风鼎盛鱼米富庶之地。
-程朱理学
春日》古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的喜爱之情，同时表达出作者追求自然，在乱世中寻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描绘了春天的美好景象，将哲理运用于全诗，非常的形象生动，构思也是非常的巧妙。
全诗原文如下：
春日
作者：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翻译：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游览泗水之滨，无边无际的美好风光让人耳目一新;大家都能看出这春天的面貌，到处是万紫千红花朵盛开的景象。
赏析：这首诗表面是一首写景诗，其实是一首哲理诗，将哲理运用到写景中，构思非常的巧妙。诗人将寻找圣人之道比喻为“寻芳”、春风，将哲理运用到这美好的春日景色中，表达出作者在乱世中寻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
编辑于 20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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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咏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第三、四句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访”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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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这首诗描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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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这首古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春日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全诗表达了理学家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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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1：情感： 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的情感。 2：赏析：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
5赞·124浏览2017-02-13
江雪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江雪》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 创作背景： 《江雪》这首诗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805—815）。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推行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措施。 但由于反动势力的联合反对，改革很快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流放十年，实际上过着被管制、软禁的“拘囚”生活。险恶的环境压迫，并没有把他压垮。在政治上不利，他就把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志趣，通过诗歌来加以展现。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代表作。 原诗： 《江雪》唐代：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释义： 所有的山，飞鸟全都断绝；所有的路，不见人影踪迹。 江上孤舟，渔翁披蓑戴笠；独自垂钓，不怕冰雪侵袭。 注释： 1、绝：无，没有。 2、万径：虚指，指千万条路。 3、人踪：人的脚印。 4、孤：孤零零。 5、蓑笠（suō lì）：蓑衣和斗笠 笠：用竹篾编成的帽子。 6、独：独自。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进士，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迁为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病死任上。柳宗元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其诗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有《柳河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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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宋诗，回答后面的问题。（8分）
游月陂
程颢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注程颢（hào）（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
小题1这首诗营造了怎样的意境，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请结合诗歌内容分析。（4分）
小题2“林下泉声静自来”一句诗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简析其效果。（4分）
小题1诗人写了百尺高台、美丽的水光月色、树林和泉声，营造了宁静（或静谧、幽静等）的意境，表达了诗人闲适（或恬淡、自在）的心情或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淡泊情怀。（
小题2反衬（以动写静，以有声衬无声）。淙淙的泉声更突出了月夜的寂静。
《江南春》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厌恶。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很中性，既无明显的憎，也无明显的恶，仅仅是在单纯地写景、咏春。
《春日偶成》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全诗表达了理学家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全诗写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少年、故乡的怀念。
理学是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又称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简述朱熹的理学思想，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大学章句》），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子“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对理学的评论
理学发展至清初，已经呈现出“风靡波颓不可挽”之势。它的颓势的到来，是由这样一些历史事件促成的：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唤起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明末农民起义打翻了封建王朝的“神器”，接着明王朝覆亡，清兵入关，这种如黄宗羲所说的“天崩地解”，给予人们的心理以巨大的 。曾经把理学作为精神支柱的封建王朝垮台了，而且早就有一些思想家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提出过怀疑和批评，但似乎到了这时，思想家们才一下子醒悟过来，于是对理学的批评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在批评理学的浪潮中，北方学者的声音最为激越。前人论及地理环境与学风的关系，曾指出：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士子资性朴茂，学风笃实。以此看清初北方学者，颇合事实。北方理学传播未广，即使理学家也比较注重实际，并没有南方士子以空谈相标榜的习俗。而当清廷表彰程、朱，力挽理学颓波之际，北方许多学者则对理学弃而不讲，且羞以理学自命，如傅山、颜元等即其例。顾炎武虽然生长于江南，但思想风格与江南士子极不相同。正如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所说：“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鲒埼亭集》卷一二)他中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关中、燕北地区。其学侣多系北方学者，而他论学的笃实精神也类似北方学者。综观顾炎武著述，谈性理者仅数处，而大都是转引前人存疑立异之辞。虽然顾炎武屡次称引朱熹，但细绎其文，多是称其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而于其理学思想，则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
顾炎武首先是一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只是他反对理学不似傅山、颜元等人那样坚决而已。他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铸理学，以个人的好尚来塑造朱熹的形象，因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宋学的枝叶。他说：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这里，顾炎武以极其委婉的手法转移了学术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不是把理学当作一个时代特有的学术思潮，而是对它作了一种极宽泛的理解，提出“古之所谓理学”以与“今之所谓理学”相对立，打出经学的旗帜，以诋斥后儒的“禅学”。以他的看法，经学难治而所以可贵，禅学易习而不足取法。当理学已走向穷途末路之时，顾炎武指示这一新的学术变迁途径是最无痛苦、最易接受的。这是因为，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致使陆、王提出的“发明本心”、“致良知”的易简功夫走进了死胡同。学者思以补偏救弊，自然同情朱熹读书穷理的“道问学”主张。朱熹本有表彰汉儒的言论，尽管顾炎武隐以汉儒为正宗，但朱学学者此时并不感到他的提法太唐突，而且顾炎武以身作则，撰《日知录》、《音学五书》，考辨精审，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正因为如此，顾炎武“理学，经学也”的思想多少起了转移学术方向的作用。
其次，上面一段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恢复汉儒数十年通一经的学风，摒弃断章取义、心印证悟的语录之学。汉、唐儒者治经虽有家法、师法的讲究，但目的都在于由文字训诂以通经义，而不是借明经义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这时儒家并无所谓语录之学。语录之学出于禅学。禅学主张不立文字，单传心印。于是，禅宗以谈高僧了悟之语代替读佛经。这是对佛教烦琐哲学的一种反动。宋代经学也走上了这条路。这里固然有经学发展的自身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此时儒学已经深受佛学的影响。顾炎武指出：“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同上，卷六，《下学指南序》)这里，他指出，诵语录不仅形迹似禅僧，其精神也与禅学相类。宋初理学家将儒家典籍中若干讲心性天命的片断语句融会贯通，创立了一种儒家的心性哲学，声称得圣人心传之奥，接续了道统，因自命道学，而考察他们的体认功夫，实有与禅宗相合之处，如单提儒典中数字，如“静”、“敬”、“致良知”、“慎独”等，便指为入道之方，以致出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流弊。对此，顾炎武批评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裨乎其言”(《日知录》卷七)
这里，顾炎武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清谈误国。中国封建国家实行的是政治、学术一体化制度，士子是官吏的预备队伍，而许多官吏同时兼有学者身份。在这种体制下，很难产生出职业哲学家，因而学术的发展趋向，不单是学者们的事业，而且是直接关涉到治国平天下的敏感问题。佛、老崇尚空无虚玄，儒家讲求指实切近，因而封建统治阶级奉儒学为国宪，选儒生作官吏。可是在宋、明时代，儒家也向虚玄一途发展，向以指实切近著称的孔孟之学，竟被当作性理空谈的资料，也出现了类似魏晋清谈的局面。顾炎武痛悼“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固然有为封建国家着想的一面，但也包蕴着民族意识在内。
顾炎武曾数次引用黄震的话批评心性之学：“《黄氏日抄》云：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同上，卷一八，《心学》条)“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同上，《内典》条)理学家将《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为“明体达用”，认为只要体认到先验的道德本体，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升华，也就具备了应对万事万物的才具和能力。因此，理学家皆用心于明体的修持功夫，其流弊所至，即有黄震所批评的“陷于禅学而不自知”的倾向。但黄震批评仅为“专用心于内”的偏弊，并未否定理学“明体达用”，由内向外的治学程序。顾氏摘录黄震之语，主要是借以揭示心学的症结所在，以图救正晚明以来学风空疏的流弊。他主张通经致用，否弃由内而外的治学程序。这一改变，说明他的治学路数已脱离了理学的范围，故不可与黄震等量齐观，概以朱学来看待。
顾炎武像(《清代学者像传》)
顾炎武多次提到，他的治学方法是“下学而上达”，所谓“圣人之道”也即是“下学上达之方”，而不是世儒所谓的“尽性知命”的空虚之论。他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同上，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 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数百年来，理学家大谈心性，于《论语》“性与天道”、《周易》“性命之理”、《尚书》“危微精一”等语发挥出一整套虚玄理论。对此，顾炎武指出，世儒所津津乐道的“性命之理”，是圣人罕言、贤者未闻的。古代儒学的特点，正在于使学问归于平易可循，于个别(器)中求得一般(道)。
针对晚明士林空疏浮泛的学风，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主张：“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本皆孔子语，顾炎武标出此二语，表面看是循规笃古，实际上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他的“行己有耻”意在强调民族气节，用以针砭那些阿谀取容、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他的“博学于文”，意在讲求“天下国家”之事，以与那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者分垒别帜。“行己有耻”，是他立身处世所奉行的信条;“博学于文”，则是他通经致用的方法和途径。
插 花 吟
邵 雍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伊川翁，谥号康节，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隐居洛阳近30年。终身未仕，是著名的理学家。《四库全书》收《击壤集》二十卷，《全宋诗》录其诗二十一卷又六句。《插花吟》当作于作者晚年。
首联扣题写头插花枝饮酒。起句写头插花枝在酒卮中照看自己的头影，次句写在酒卮中果然看到了头戴花枝的影子。应当说这两句的意思差不多，同意反复是为了表达欢乐的情绪。再加上一二句采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读起来显得特别流畅。“卮”，酒器，可以容纳4升酒，所以能够照见头影。
颔联承上写遇上了太平盛世。三句写他过了60年的太平日子，“两世”为60年，古以30年为一世。四句写他亲眼见到了北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全盛之时。显然他之所以插花饮酒与此密切相关。
颈联写他本身痛饮的条件。五句写自己虽年过花甲，但依然身体健康。“况复”，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相当于“何况还”。“筋骸”，筋骨，指身体。“粗”，大致。六句写正好碰上百花齐放的时节。“那堪”，有兼之，更兼的意思。“芳菲”，草木芬芳茂盛，指百花齐放。
尾联，诗人表示要在花前一醉方休。七句写酒中含有花影，红光波动。末句写在花前怎能不一醉方休呢？采用设问的方法是为了加强语气。这两句与开头两句做到了首尾呼应。
严格地说这首诗并不符合七律的格律：首先，平仄不完全符合要求；其次，前后四句各属一个韵部；第三，全诗重复运用了四个“花”字。但是此诗运用口语，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作者在《伊川击壤集·自序》中说：“《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所作不限声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邵雍这种自具特色的诗称之为“邵康节体”。不过也应当看到《击壤集》中不少诗都写成了哲学讲义，没有多少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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