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押沙龙，押沙龙！》的多元叙述艺术:押沙龙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是举世公认的意识流小说艺术大师。美国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称赞他“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在美国文学中和他比肩的还没有第二个人。”［1］发表于1936 年的《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钟爱的一部作品，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福克纳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甚至是20 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在题材上，小说通过描述萨德本家族几代人近百年的兴衰，反映了美国南方历史和文化，也表现了整个时代的大氛围。作品具有完美的事实结构和浓郁的悲剧气氛。在表现手法上，与其另一部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颇有几分相像，但其艺术风格要更完美，结构布局也更加复杂。就表现手法来说，《押沙龙，押沙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实验小说，作品兼具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特征，作者在情节结构、叙述角度和语言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大胆而成功的尝试，成为文学评论家们热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文本意义、叙述视角、层次结构三方面出发，探讨了该小说的多元叙述艺术。
　一、多元的文本意义
　《押沙龙，押沙龙!》讲述了美国南方一个家族四代人所经历的百年沧桑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人与人、人与环境、情与理、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涉及了诸多与整个人类境遇有关的问题。故事开始于小说焦点人物，杰佛逊镇的庄园主托玛斯·萨德本死去40多年后的19世纪30年代。昆丁·康普生在回哈佛大学前被老**洛莎约到那所已人去楼空的庄园。托玛斯·萨德本家族的历史被慢慢揭开。托玛斯·萨德本在少年时代曾因贫穷受过屈辱而立志发奋，以“新贵”身份出现在南部的杰弗逊镇，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庄园主。他生有一对儿女。女儿朱迪丝同儿子亨利好友邦恩之间的婚事遭到萨德本的反对，亨利为此与邦恩离家出走。南北战争结束后，两人突然出现在杰弗逊镇，但亨利却枪杀了邦恩，从此杳无音讯。面对战后家境的颓败，萨德本仍希望有人继承其建立庄园“王朝”的梦想，但他却被一个曾经崇拜他的白人砍死。朱迪丝把邦恩的儿子接到庄园后因被孩子的病传染而死。至此，庄园“王朝”化为乌有。
　这部小说与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图给它一个最终结论，或以某个终极意义来概括整个主题，几乎都是无法实现的。无论哪一种所谓的“最终结论”，都缺少坚实的基础。其实回顾整部作品可以发现，作者是在有意地或抹去、或拆解意义和思想上的确定性，一味地追究某个终极意义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这与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关。福克纳在小说构思的开始时并不顺利。因为小说在布局结构上可谓纷繁复杂，特别是在空间结构的建立上，时间顺序被彻底打破，情节在横、纵方向上同时展开。相比于其他类似创作手法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可谓是最复杂精湛的一部。福克纳为了更好地实现艺术效果和行文间的对照，必须多次修改情节。并且，关键问题是情节安排重点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是萨德本家族的传说，也可以是昆丁等人对其历史的讲述和重塑。福克纳的反复斟酌使得开始阶段的创作极为不平坦，如小说中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源于此。小说中最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与邦恩的身世有关，［2］即邦恩是否是萨德本同前妻所生的儿子，并且其前妻是否具有黑人血统。昆丁曾暗示过，他同洛莎去萨德本的旧宅后，得知邦恩的身世。正是因为这个身世，才使得亨利决心杀死邦恩。但在小说对那晚的描写中，却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因此，这很可能是昆丁推断出的结论。［3］有研究者对照原稿后发现，作者原意可能是康普生先生确实知道邦恩的身世并告诉了儿子昆丁。邦恩的身世和其黑人血统在原稿中都有明确说明。［4］但这些确定性的言辞却在修改时都被删除了，变成昆丁说邦恩身世是他告诉康普生先生的。此外，一些带暗示意味的言辞的保留，又使读者产生前后矛盾的感觉。福克纳的修改结果是，无论对于小说的读者还是对于昆丁等描述家族历史的人来说，都造成了许多难解之谜。这样叙述者被赋予了很大的想象和推测空间，其个人的文化、立场和情感便拥有了一个进入的契机，以尝试给这一家族历史某种确定的意义。小说的重心就从萨德本转向叙述者，从萨德本家族的故事转向这个故事的叙述，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写作转移。［5］
　另一方面，书中各人物既然有了很大的空间可以从不同角度、怀着不同情感与立场去重现过去，也造成了小说意义上的多元，同时使作品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对这部作品的解读者来说，也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更加宽泛。20世纪50年代末，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时,一位学生曾引用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观看乌鹤的十三种角度》一诗中的比喻来观照《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回答道：“任何个人都不能看到真理，每个人只能看到部分或者是真理的变形。虽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全部，但真理存在于不同人观察的总体之中。对每一个叙述者来说，洛莎**、昆丁、昆丁的父亲等，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但要真正认识萨德本这个人物，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宽容大度、更多的敏感和更深的思考。当读者看到了全部的十三个角度，当他形成自己的第十四个角度，那就是真理。”［6］
　二、叙述视角的多元化
　如上所述，《押沙龙，押沙龙！》文本结构的特点，一方面，给叙述者更大的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基于叙述者各方面的差别，除了不变的悲剧气氛，他们对萨德本及其家族历史的反映有着根本差别。正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和关注重点都融入历史的再造过程中，实质上是借助与故事主角不同关系的纽带来观照自己。作品中有四个叙述人，即洛莎、康普生先生、昆丁和史厉夫。他们在出身、经历和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明显，且与萨德本人物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对故事的重现中产生了诸多分歧。
　相对于洛莎和康普生来说，在时间和空间距离上是与萨德本较接近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提供的信息更直接和看法也更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洛莎和康普生在萨德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的情感又是最多的，如洛莎对萨德本的爱与恨。萨德本向她求婚只是把她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她通过讲述恶魔萨德本的故事宣泄自己的积怨和痛恨。而康普生则不同，他对萨德本既蔑视又敬佩。一方面，家族曾经的声誉带给康普生先生骄傲的资本，相比于贫苦人家出身的、没有任何背景的萨德本，他是有一定优越感的；另一方面，家族曾经的辉煌又给康普生先生带来沉重的负担，面对庸碌的现状，萨德本身上那种野性、勇敢的气魄又是他所欠缺和需要的。洛莎与康普生之间存在着看法的矛盾，刻意去消解对方信息的权威性，使得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缺乏全面和客观的基础。因此，洛莎与康普生先生对萨德本的描述充满了个人情感色彩。他们的真实目的恐怕并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借对这段历史的重塑来抒发和释放个人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