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的优美句子

描写动物的优美句子(6)

来源： 录入时间：06-09-19 00:14:11

有的鱼呈三角形，游起来像蝙蝠飞翔。

一个大龙虾，在月光下，活像披甲戴盔的勇士。

大龙虾的长须，似树丫的枝条婆娑起舞。

把头潜入水中，那鱼儿们看得更清楚：绿色的身体，黑色的条纹，摇头摆尾要伴你嬉水，你好像不是游泳，而是无意中闯进了一座花园，走入了一幢童话宫殿，五彩的花朵游动或诗意的梦幻，包围你、切割你的灵魂和思想，你于是迷离恍惚不能自己，探头出水，阳光依然灿烂，低头入海，梦幻仍旧成真。小鱼们顽皮地啄你的腿痒得你想笑，伸手去赶，那鱼儿倏然一闪，矫健敏捷，敢情它们见惯了游人们的惊喜，把同人类相嬉当成鱼儿的必修课。

金鱼也是这样，它们像是活在水里的能够游动的花朵。什么“珍珠鳞”、“狮头”、“鹤顶红”、“水泡眼”、“朝天眼”……品种多得令人吃惊，每一种都各有它的妙处。你说“珍珠鳞”才好看么，但是有些人一看到“水泡眼”，才高兴呢，那些眼睛上面长着两个大水泡的金鱼，简直像是鱼类中的丑角，有时竟使人们笑得直不起腰，甚至流出眼泪来。

那虾确实也好看，青白色半透明的身子在水里飞窜，无数对小爪刷刷划动。两只黑豆眼瞪得格外分明。一节节甲壳似坦克车履带一样排列。

小虾在缸里十分自在。它们有时独自游来荡去，有时互相追逐，有时紧贴住缸壁。要是你用小竹枝去动那些正在休息的小虾，它立即向别的安静的角落蹦去，一路上像生了气似的，不停地舞动着前面那双细长的脚，脚末端那副钳子一张一张的，胡须也一翘一翘地挥舞着，连眼珠子也一突一突的。这时如果碰到闲游的同伴，就会打起来。

小螃蟹嘴里吐着的小白泡，好像老头儿在悠悠闲闲地抽着水烟。

硕大的螃蟹口吐白沫，八只脚横着行走，活像个蛮不讲理的霸主。

它们身上的甲壳就像一顶古怪的帽子，关公蟹的帽子上隐约可见人面般的花纹；大眼蟹的帽子四角方方，好像一块豆腐干；梭子蟹的帽子两端尖尖，好像织布的梭子；拳蟹的帽子，像半只皮球……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正在这时，不知谁惊喜地叫起来：“快来看罗，蟹潮，蟹潮!”我尾随着水兵来到艇首舱，沿着探照灯的光柱看去，嗬，深邃的海水中，成千上万的大螃蟹竟游着，汇聚成一片片黑压压的潮。时而掀起层层蟹浪，时而卷起一个个蟹涡。贴着舱壁，静听传来一阵阵“刷、刷、刷”的声音，仿佛激荡着一股股春潮。我细心观察，一个海蟹足有半斤多重，行动起来相当灵活，看起来，横行是蟹的长处，倒行、前行也同样轻松自由。蟹有青色的，**的，白色的，还有黑色的，就像一朵朵盛开在海底的花。

一只猴子盘坐在地上用爪子搔耳朵，龇牙咧嘴，乐不可支。

猴子穿着小孩的衣服，爬到高竿的顶上，倒竖蜻蜓，它那顽皮的样子逗得大家直笑猴子跳涧，互相追逐着，活像小孩捉迷藏

金丝猴倏忽间蹦出竹林，一下子就把天籁造成的静物面变活了，它们在枝杈间荡来跳去，常常口尾相衔一线饮水于绝壁下，这又给了我们多少滑稽的兴味。游人置身在这样多乐趣的幽境中，似乎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一种色彩和线条，完全融和进这幅大自然的画屏中了。

人们钟爱峨嵋山的猴子，上了洗象池，便有成群的猴子向游客们乞讨，或许，是峨嵋山的猴子过于精灵，在耳濡目染中，竟也沾上了人类的俗气。据说，它们现在也摆阔了，游客们的东西给少了，便不高兴，轻则呲牙咧嘴，吓唬胆小的人们，有时，竟要过客把口袋翻出来给它们看过，才悻悻地放行；更有甚者，把游客的照相机、小型收录机扣留下来，挂在树梢上，借以敲诈勒索。

一群乌鸦在夕阳中飞翔，像一面黑网似的遮着渐渐熄灭的天空。

一对鸳鸯在水中恬逸飘游，像一对情侣。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乌鸦是那么黑丑的鸟，一到傍晚，便成群结队的飞于空中，或三两只栖于树下，苦呀，苦呀的叫着，便使人起了一种厌恶的情绪。

乌鸦的庞大队伍，像黑色的旋风一般，突然腾空又突然降落，整个村子都处在它的覆盖之下，然后，村里所有的树木都为之占据，像硕大的黑色的花。这是乌鸦刚刚进入村子里的情景。乌鸦一定是有首领和纪律的，它们离开这里，绝对是统一行动，似乎一夜之间，就无影无踪了。乌鸦返回故乡是在秋天，它们依然是出其不意地进到村子，不过只是作短暂的停留，休整一下，就匆匆而去。

是只小白鹭。雪绒似的纺棰体身子，比芦花还轻盈，洁美，长长的铁赤的双足，红蜡般直插浅水，高高的雪颈举着长长的坚直而锐润的紫喙，在淡淡清塘的背景上，一幅老僧入定像。蓦然，有了一声嚓的破水声，极轻，极快，便见叼得一尾很细的麦穗小鱼，夸张地仰了脖，啖而入腹。

一只青鹿像黑色的弹丸一般从草丛的边缘上奔跑过去。

小鹿跟在母鹿的后面，像个警卫战士。

小鹿用它们信赖的、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主人。

鹿群像流云似的从草原上缓缓地飘过。

美丽的茸角是公鹿的第二特征，并以此吸引母鹿的倾慕；每当夕阳晚照，常见到公鹿对水中倒映的茸冠，孤芳自赏呢!公鹿是以爱角闻名的，当野生的公鹿被猎人捕获时，它是宁肯在树上或石崖上将茸角撞破，也不轻易予人的。

它那一岔岔支立着的犄角，显得那么倔强、刚硬；它那褐色的、光闪闪的眼睛里，既有善良，也有憎恶，既有勇敢，也有智慧；它那细长的脖子，挺立着，象征着不屈，它那波浪形的腰，披着淡**的冬毛，真叫漂亮，四条直立的腿，似乎聚集了它全身的力量。啊，它太美了。

这是一头很漂亮的毛驴，额上还系着一条红绸。这使我想起了**上新媳妇回娘家的情景来：得得得的蹄声敲击在白杨耸立的小道上，田园味十足。我怀着柔情用手抚摸了这头小驴的后背，它抬起来头，瞅了我一眼。那水灵灵的目光让我难以忘怀。我一把握住那小驴的缰绳，它却猛地低下头去，憨态可掬，我忽然觉得它的身姿实在有点娇小，不忍骑它了。

蜘蛛排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

草丛里飞舞着蓝莹莹的萤火虫，像是从天上洒下点点繁星。

萤火虫，轻轻悠悠像飘着一盏蓝色的小灯。

树间那么多萤火虫，仿佛一些小小的精灵，打着小小的灯笼，在那里开游行盛会似的那点点闪烁的光虫，就像一只只调皮的眼睛。

暗里的墙角有一只蜘蛛在织网，像一把小门似的。

从吐出第一缕丝开始，蚕儿们便不再吃桑叶了，这时只有出，没有进，只是一个劲儿地吐丝。吐，吐，吐，不停地吐，呕心沥血地吐，昏天黑地地吐，吐着心，吐着血，吐着五脏六肺，吐着自己的全部生命……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常常使人潸然泪下。那一顶顶白纱帐，便是它们的坟场么。蚕儿们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报答春天的馈赠，它们是葬身于自己所吐的丝啊!

蜘蛛忙起来，它先是横着拉出一条丝线，然后回过头来又拉出一条。接着，又竖着拉线。三拉两拉，东扯西扯，便拉扯出一个八卦型。然后由外调头向内再拉线，一圈一圈，一轮一轮，纵横交错，穿梭不息。不多扯一丝，也不少拉一线。没有一线错线，没有一步冤枉路。我惊叹了：莫非蛛腹内有一个电子计算机，指挥着它严格循程序操作

夏夜，一切都显得朦胧、幽暗，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清馥馥的。……在豆棚瓜架，林下水边，在篱前的丛草里，流萤飞起来了：三三两两，忽前忽后，时高时低，那么轻悄、飘忽，好像一些看不见的小精灵提着绿幽幽的灯笼，飞来飞去，那美妙的形象和色彩，确实是迷人的。它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队清幽的乐队，在那里奏着清幽的曲子它一扬一顿，甚至声音的长短，都像含着节拍似的

油铃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蝉鸣不像蛙叫那样短促、跳跃，像声声鼓点，而是漫长、高昂、执著：“嘶呀……嘶”，好像二胡。因此，在夏季田园交响乐队中，如果说青蛙是鼓手，那么蝉便是弦乐师了。试想：炎炎夏日当空，树枝纹丝不动，连鹅鸭都聚集在树荫下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位弦乐师的高亢奏鸣，该会使人感到多么的寂寞啊!

在秋天的夜里，到处可以听到蟋蟀叫的声音。蟋蟀是一种很好玩的小虫，它有薄薄的翅膀，颜色紫褐而光润，它有两条很肥壮的腿，所以很会跳跃；它有两枚很锐利的牙齿，和同类互斗的时候，便把它做利器，因为它好玩，所以我们小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它。

螳螂是一种较大的昆虫。它有着苗条的身材，朴实而又优美的装饰，细长的颈上，顶着一个能往任何方向转动的头和一对丝状的触角，浅绿纱裙似的长翅，覆盖着它的大肚子。这非常善良的外表，使你很难想到，它还是一位杀敌的“猛将”哩!

一次，一只大螳螂在草丛中见到了灰**的大蝗虫，立即作出痉挛似的跳跃，两翅斜斜地伸向两侧，恰像装在背上的两张对称的“帆”。同时，两对后足，把身体高高抬起，两把大刀缩在胸前。螳螂摆出了这种奇异的姿势后，一动不动，眼睛直直地盯着蝗虫，头随着对方的移动而缓转。此刻蝗虫早吓得魂不附体了，生死就在这眨眼之间，虽然它有健壮的后腿可以跳跃，有双翅能飞，但为时晚矣。就在它企图逃跑的一闪念之间，螳螂的两把“大刀”已狠狠投去，蝗虫还未挣扎，就一命呜呼了。螳螂还有一套不寻常的本领，就是它的颜色会随着周围草木的颜色变化。

蛇盘成一团，张着的嘴里一条吐动得非常快的舌头，好像喷出一条火焰

“哇枣哇枣哇枣”夏天的夜晚，你会常常听到这种迷人的声音。这是不知疲倦的音乐家枣青蛙的“歌声”。

青蛙在每一块田野上蹦蹦跳跳，嘴里既似说话又似唱歌。它们的种类很多，有的背皮是绿色的，有的是花的，有的是褐色的，肚下的皮却一律的白。有的青蛙有大人的拳头大，有的只有小孩的指头那么小，大的小的都不怕人，都放肆地在水田里、池塘里、路边上喊叫，叫得它们的嘴下的皮鼓出一个有它们身子至少三分之一的一个泡。它们在泥土里不情愿地躲了一个冬天，有太多的情绪闷在肚子里需要发泄。村里的人不叫它们青蛙，而叫哈蟆。

青蛙的卵变成的蝌蚪，对一些孩子们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他们蹲在它们的旁边，端详它们在水是傻傻的憨憨的游动姿态。它们不理会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脸却笑了又笑，笑得比蝌蚪们还憨。他们把它们捞在手里左瞧右看，怎么也想不通黑黑的它们大了会变颜色，肚下会长出腿来，长长的尾巴会变得没有了。他们问大人，大人们含含糊糊地说，它们本来是水里的鱼，因为想看水上的世界，常爬到岸上来，慢慢地，样子就变了。

一只小鼠，悄悄地从桌子底下跑出来，慢慢地吃着地上的饼屑。这鼠小得很，它无情的、坦然的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着。……灯影下照见它很小很小，浅灰色的嫩毛，灵便的小身体，一双闪烁的明亮的小眼睛。

啊，雄壮威武的东北虎站起来了!只见它昂着头，张着脸盆似的大嘴，打了个哈欠，然后吐出了一条血红血红的舌头，舔了舔尖刀般的牙齿，翘了翘钢针似的白胡须，全身抖了两抖，便迈开大步。你看，它全身金黄。还有一道道黑色的斑纹，一双绿绿的眼睛里射出凶光，在铁笼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转去，可真像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后面拖着的那条尾巴不就是它的武器钢鞭啊

头狼毫不示弱地与他对峙着，伸出前肢，身子后缩，像一张拉开的弓。狂怒的鬃毛雄赳赳地在脑袋顶上竖立着，在原始森林那黑幽幽的带着神秘气息的背景衬托下，身体现出一种凶狠残忍的暴力美。蓦地，头狼长啸一声，树林震动，发出轰响，随着啸声，头狼拔地而起，黑旋风般扑上来，狼体在空中舒展开。借着银灰色的天光，亮出狼中领袖的漂亮弧线。

高高的颈子，挺挺的，圆圆的胸脯，像仙女般高贵。

美女般的白色天鹅，像雪团一样在海滨浮游。

脚似桨，尾似舵，微微翘起的翅膀，就是帆。

一群银白色的天鹅浮在水面上，活像一艘扬帆前进的小白船。

天鹅的眼睛极少斜视四周，蛋**的一圈，细致的闪着瞳光的自信，且有慈爱、宽容和娇媚从那里发出召示，它们从来就不习惯眯起双目看人，而人却从来就靠眯起双目看它，因为人总是在很远处透过烟波翘首望它的。

两只仙子一样的天鹅，轻轻落在暮色苍茫的湖心，伸长了颈子，望了望夕阳的余晖，又回头望了望东方初升的明月：我们刚伴随夕阳，走完了金色的归程，现在又伴随明月，进入银色的梦镜。

我不敢对他说，我见过那天鹅，她是那么柔媚、娇妍、纯洁和充满活力呀!她非凡的美丽，如飞翔的野百合。游在水里，或者亭亭地立着，文静得像睡莲，像动物世界的公主，白得像是雪捏的，玉雕的。

一只猛鹰平张着双翅从天空直插下去，几乎触到地面，忽又扑动翅膀，发出猛烈的声响斜刺天空。

巨鹰归巢了，它从天而降，站立大巢的崖边上，傲慢地仰望蓝天，俯视大地，然后，那铁一般的大爪张开，引颈振翅，发出一声震动山谷的呼哨。群山响应，树林的叶片雨点一样纷纷飘落，聚在山谷中未散的雾，被压迫着退到森林的深处。

苍鹰，这是鸟类中最强悍的猛禽。它飞得高，飞得快，力大无朋，没有什么别的鸟类能伤害它。

鹰是南部天空的统治者。它们把嘹亮的唿哨骄傲地撒向山川和林莽。它们威严地、心满意足地在高空巡视着这片隶属自己的广袤疆土。

大雁兴奋得一路高声歌唱，低声吟哦，简直像小孩子，争抢着投入母亲怀抱。

画眉宛如温柔的姑娘，躲在绿叶中娓娓细语。

海鸥临水飞翔，大雁翱翔在高空。

鸟类是自然之链的一个环节，它像风一样，像雨一样，像星像月一样，像山冈和森林一样，像草原和马群一样，共同构成了万物生存的广阔背景。鸟类的生活与人类的生活已互相渗透。

一群南飞的雁，在蓝天底下出现了，雁群排成整整齐齐的人字形，目标一致地向前飞着。它们在天空嘹亮地叫着，好像在庄严地宣告：它们的队伍是整齐的，它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它们那由千万只喉咙一齐合奏出来的热烈悦耳的叫声，也久久地飘荡在海岛的上空……

这是跋涉者的旋律，也是追求美、向往美，创造美的旋律。

大雁似乎总是在飞翔，总是在寻找适宜自己生存的环境，永远处于奔波之中。

它(海鸥)像闪电一样疾速俯冲下来，真使人担心它会一头栽到浩淼的江里去。可是，就在接近水面的一霎那，它突然变得出奇的轻盈了，像羽毛一样飘落下来……

成千上万只白鸥在金箔似的夕晖里穿梭翻飞，交织成一片喧响不息的旋律，每一只白鸥的翅膀都拖带着夕阳的血红色火焰，令人为之目眩神迷。

天中的云雀，林中的金莺，都鼓起它们的舌簧。轻风把它们的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无耳朵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听得大醉，也和着声音的节拍一会倒、一会起，没有镇定的时候。

“叽叽切枣”栏杆上一个笼子里的画眉叫啦。不一阵，所有笼里都传出画眉的啼鸣。有的悠忽，如潺潺的溪水在流淌；有的高昂，好像古筝在弹奏；有的舒曼，仿佛是月下的洞箫，呜呜咽咽；有的粗犷，犹如木叶声声。一种纯粹、原始的音乐，使人感到忘我的境界。

描写春天的好词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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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彩虹的好词好句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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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星星月亮的优美句子和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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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冬天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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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动物的优美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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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雨的优美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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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太阳的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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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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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第二次整合的界碑

——戴望舒诗歌创作综论

作 者龙泉明

作者简介龙泉明，1951年生，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通过对戴望舒诗歌的情感基调、艺术手法的继承革新与借鉴融合的综合考察，论述了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认为，戴望舒的诗注意开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风貌；他通过对新诗的纵向继承与革新以及对外国诗歌的横向借鉴与融合，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不同诗歌话语间的异质与矛盾，是可以通过交流和互补，彼此应该也能够在诗歌的根本问题上达到融合与超越的。戴望舒诗歌创作的丰富性、综合性、典型性，可以作为新诗从幼稚到成熟、从奠基到拓展阶段的标志来看待，因而堪称继郭沫若之后对中国新诗进行第二次整合的界碑。

中国新诗经过草创（1917—1920年）、奠基（1921—1925年）、拓展（1925—1937年）和普及与深化（1937—1949年）四个阶段，以及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三次整合过程，在最初30年里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自律运动期。戴望舒作为新诗拓展时期的代表诗人，其诗歌创作是继郭沫若之后对中国新诗进行第二次整合的一个界碑。

在二三十年代诗坛上，戴望舒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他作为现代派的领袖，开拓了现代主义诗风。但我们纵观他的整个诗歌创作，却又不是一个现代派所能范围得住的。他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诗坛上，都具有代表性。虽然那时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不少，如卞之琳、何其芳、田间、臧克家、艾青等，但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格局较小，数量也不多；冯至有一个较长的创作间歇期（1929年至1941年基本没有诗歌创作）；闻一多早已离开诗坛；徐志摩过早逝世；田间、臧克家、艾青的创作刚刚开始，他们在40年代还有更大的发展。因此，戴望舒的代表性就相对突出了。当然，更重要的理由是，在那诗歌建设时期，诗风大变革时期，他的诗的投影是多方面的、多色彩的。他留下的诗作数量虽不多，却异常丰富多样。从诗人的总体倾向性来看，他经历了从逃避现实到回归现实，从消极对待人生到积极参与人生，从人性的软弱到人格的坚强，从诗风的萎靡到诗风的雄强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具有时代的典型性，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良心的诗人的共同特征。从诗歌的内质来看，他的诗包含了多种因素，即在创作方法上，以现代主义为主导，而又吸纳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在创作形式、技巧上，具备了对古今中外广采博取、融汇贯通的特征；在创作风格上，他比较早地注意诗歌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与那些欧美诗风甚浓的诗人相比，他的诗更多民族风味，与那些专注中国民族的通俗诗风的诗人相比，他的诗又更多现代派风貌。我们说戴望舒是二三十年代新诗的最高综合者，倒不是因为他的诗歌成就高出了同代著名诗人多少，而是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质素，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创作的丰富性、综合性、典型性，是可以作为新诗从幼稚到成熟、从奠基到拓展阶段的标尺来看待的。

　　一、心灵的历程：一面时代的镜子

过去一些戴望舒研究者主要从戴望舒的诗歌情绪的消极性上极力否定其诗的价值，或者把他的前期和后期截然分开，极力贬低其前期，抬高其后期。我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误。戴诗前期的消极性和后期的积极性，都是诗人对时代生活的真实感应，是时代生活在诗人心灵上的投影。因此，不论怎么说，它都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其认识价值和诗学价值都是不可轻估的。

戴望舒从20年代开始作诗到40年代搁笔，留下了四本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共存诗90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施蛰存指出：“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前进的道路。在望舒的四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①a]伴随着思想的变化，他的诗歌情感色调也表现出前后期的迥异。我们细读他前期诗作，可以明显地感到戴望舒对现实人生充满了苦恼和失望，并企望在自造的幻觉中为破碎的生活寻求一个新的支点。戴望舒的开卷之作《夕阳下》所抒发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苦伤感的情绪，已经预示了诗人今后在情绪上的一种基本走向。在题为《旧锦囊》一辑中的12首诗作都弥漫着这种调子。后来他在题为《雨巷》一辑中的一首诗直接用Spleen（忧郁）为题，在《望舒草》集中的一首诗里直接用“烦忧”为题。这表明了戴望舒前期创作心态中的烦忧苦恼意识之深重。

烦忧苦恼意识是人在现实与梦想、生存环境与生命渴求的矛盾冲突中的一种强烈的无所依傍的精神状态。20年代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使人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戴望舒面对黑暗现实十分愤慨和绝望，所以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曾对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抱着满腔热血，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热情的笔投入党的宣传工作，还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大革命的失败给戴望舒以极大的精神挫伤，他感到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绝望的泥潭，不由发出许多感慨和无奈的叹息。为了逃避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他企图凭借诗“想象自己是世俗的网所网罗不到的，而借此以忘记”[①b]，但事实上，那是很难忘却的，为此，他更加感到痛苦和忧愁。于是，他由一位现实世界的“失落者”转换为诗的世界的“寻梦者”。为他的心态与精神作了集中的观照与画像的，是他的杰出诗篇《寻梦者》。从最早吟咏“我是漂泊的孤身，我要与残月同沉”的《流浪人的夜歌》到“戴着黑色的毡帽，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的《夜行者》，以及从《对于天的怀乡病》到《游子谣》，最后到《寻梦者》，实际上构成了戴望舒诗歌的“寻梦者”的形象系列。戴望舒前期诗作大都向内心发掘，在寂寞的心境下精致地抒写自己心中的忧愁和爱情的渴求，苦闷的孤独者和飘忽幽怨的少女成为主要抒情形象。从这类诗中，难以看到当时现实斗争的投影，但他所咏叹的飘零、寂寞、烦忧、痛苦和他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一致的。

1932年11月，戴望舒赴法国留学，1935年春回国。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诗人和祖国同胞一起蒙受国难。在狱中，诗人坚贞不屈，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苏汶说，诗人“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而且这样地完成了”[②b]，这不仅是指他的思想的转换，也是指他艺术的完成。诗人一扫阴柔雅丽的诗风，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呼喊回应时代的召唤。从后期诗集《灾难的岁月》中，可以看到诗人经过日寇的铁窗腥风血雨和屈辱困苦生活的磨炼，他的喜怒哀乐逐渐与广大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不仅唱出了个人的苦难，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苦难，而且抒写了由此而激发的金子般纯净的爱国主义感情。可以说，“只为灾难树里程碑”，是他后期创作的基调。面对仇恨、惨烈与死亡，他用沉重的笔写下了《元日祝福》、《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是诗人在民族危亡和自身危难之际体验到的深沉痛苦和强烈渴求所凝聚的篇章。这些诗篇虽然没有使用什么响亮的政治术语和口号，但却切实地吻合着时代的脉搏，体现着抗战时代精神。戴望舒的诗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主义诗歌拓宽内容领域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现代主义诗歌抒写暴力革命提供了话语的合理性的逻辑基础。它与那时普遍存在的政治意识的进步带来抒情艺术的滑坡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那个以狂暴的呼吼声代替艺术的凝想的年代里，这些诗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①c]，因为“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②c]。

戴望舒后期创作在诗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看到，戴望舒此期的作品，自然没有摆脱从《我底忘记》贯穿下来的凄惶、孤寂、苦恼、忧患情调。在《灯》、《秋夜思》、《小曲》、《赠克木》、《眼》、《寂寞》、《我思想》、《白蝴蝶》、《致萤火》、《等待》、《过旧居》、《赠内》、《萧红墓畔口占》等诗章中，我们所感受到的还是那个寂寞、痛苦、忧郁的戴望舒。即使在《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这种诗风开阔、向上的诗篇中，苦恼和忧患也同激情相伴而生。尽管诗人后期卷入了血与火的战斗，写出了感情激越、深沉、有力的作品，但在社会的黑暗有增无减、斗争更加艰难残酷以及本人的不幸遭遇面前，他不可能一味地激昂，他有自己对生活的多重感应和多种理解，有对人生和人性更加深入的探索，因而烦闷、寂寞、苦闷、忧患等必然成为他作品情调的重要方面。不过，这类作品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开阔深入的拓展，它逐渐舍弃了那份幽怨凄艳的自伤自哀，多了一些对人生、宇宙的体察和终极关怀。其诗歌格调也多了一种苍凉沉郁，其诗歌境界也渐趋深厚和悠长。这也可说是诗人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后的一种折射。尽管诗人前后期诗歌的苦恼、忧患情调有一定的区别，但都是诗人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深刻的现实体验，都属于“现代”的产物。可以说，以痛苦为诗歌的情感基调，这正是戴望舒诗歌典型的现代性趋向。戴望舒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摆脱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浸染着晚唐五代诗歌的色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戴望舒与法国象征主义和晚唐五代诗歌的情调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戴望舒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晚唐五代诗歌的影响，并不是先入为主，完全照搬，而是他固有的人生痛苦与忧患在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晚唐五代诗歌相碰撞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从而进一步感染和强化了他已有的痛苦与忧患。说到底，戴望舒诗歌的情感基调，是苦难和黑暗的时代在诗人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郁悒多思的气质的鲜明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戴望舒诗歌的思想情感是具有典型的意义的。

贯彻戴望舒前后期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始终凭着自己对艺术的真诚，不违背自己的性格、情趣、气质和时代给予的影响，不造作阶级感情，或用虚伪的情感去迎合某种政治观念和思想倾向，他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向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转变过程中所特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见解，以及观察现实生活时所产生的真实情感和认识，从而在创作中真实反映出了他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灵魂、意识和精神风貌。艾青说：“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①d]，这不仅是就戴望舒的人生道路而言，也是就戴望舒的诗歌创作道路而说的。

　　二、作诗的态度与立场：对新诗的纵向继承与革新

戴望舒崛起于自由诗派领潮人郭沫若、格律诗派领潮人闻一多和徐志摩、象征诗派领潮人李金发之后，因此，在新诗的纵向继承上他能够放手试验，这是历史赋予他的机会。事实上，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雨巷》到中期的《我底记忆》，再到后期的《元日祝福》，至少有过多次大幅度的变化或开拓。他在诗艺建构上曾经带来过新的倾向和新的表达策略。他对当时各路诗的鉴识、吸收和综合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层次。

戴望舒最重要的诗歌主张，是他阅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后所作的十七条诗论札记，其中“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②d]这一见解，基本上概括了他整个诗学观点和立场。戴望舒的挚友苏汶当时曾这样评价说：“‘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句话倒的确是望舒诗底唯一的真实了。它包含着望舒底整个作诗的态度，以及对于诗的见解。抱这种见解的，在近年来，国内诗坛上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从望舒开始写诗的时候起，一贯地发展下来的。”[③d]

五四初期写实诗派强调作诗须凭个人的经验，主张逼真地反映生活，对于反对无病呻吟、向壁虚构的诗风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初期写实诗派对“真实”的理解仅停留在事物表层，带有一定的自然主义痕迹。同时，写实诗派忽视想象的作用，在手法上重白描而轻比兴。而与写实诗派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的浪漫诗派，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要求诗歌发挥想象的作用，但浪漫诗派却具有放纵情绪、挥霍语言、矫饰夸张等缺陷。戴望舒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也不单是想象”的观念，事实上正是力求吸取并融汇写实诗派与浪漫诗派的长处，扬弃其弊端。例如对浪漫诗派的缺陷，戴望舒就有所觉识，据苏汶回忆：“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①e]从戴望舒创作倾向来看，他注重“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绪”，而且是极力地把握感觉与情绪的“幽微精妙的去处”。一般来说，现代派诗歌和浪漫派诗歌都专注于诗人自我的情绪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浪漫派诗歌重在情绪的直接宣泄，现代派诗歌着力于情绪的精微感悟与体味。戴望舒早期的诗歌情感因素相当浓厚，中后期诗歌虽注重对人的精神追求作形而上的审视，但往往是在情感抒发中作哲理的思考，或渗透着玄思色彩，而并不像现代派主知倾向的诗那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②e]，也就是说，他的诗是以对感觉或情绪的真切深致的表现取胜的，这也正与他那作诗的态度密切相关。

戴望舒写诗早期正是写实诗派和浪漫诗派在诗坛逐渐失去影响，格律诗派日渐兴盛的时期。戴望舒出于对写实诗派和浪漫诗派缺陷的觉察，以及对诗的表现艺术的锐意追求，便很自然地接受了格律诗派的某些影响。他那时做诗“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押韵是当然的，甚至还讲究平仄。”[③e]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中的诗大都具有这个特点。在题为《旧锦囊》一辑中的诗，虽流露出浓郁的旧诗词气息，但可以看出，他对语言的音乐潜能的发挥，对诗的韵律的着意推敲，多少回应着格律诗派的理论实践，到创作《闻曼陀铃》和《雨巷》，诗人对新诗音乐美的追求达到了高峰。然而不久，戴望舒的诗美探求发生了巨变。从1927年开始，他已不满于《雨巷》的音乐性，他已经感觉到，与其“刻意追求音节的美，有时候倒还不如老实去吟旧诗”[④e]。于是，他要使自己的诗风来一次变化，即由初期注重诗的外在音乐美过渡到中期的取消诗的韵，代之以“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也即是以内在的韵律代替外在的韵律。他的《诗论》头七条，便是对格律派“三美”说的彻底否定。他认为诗人不应该离开诗的情绪而追求形式之美，只应根据情绪的要求去创造新的形式，正如根据自己的脚的需要去制作鞋子一样。戴望舒“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就是以清新自然的接近生活的现代口语，剔除韵文语言的虚伪的书卷气，以情绪的自然节奏代替对外在的音乐成分的刻意追求。《我底记忆》是他的新的诗歌观的自觉的实践。这首诗没有《雨巷》那种铿锵的韵脚，华美的字眼，完全采用朴实无华的现代口语。艾青称赞这首诗改用口语写，也不押韵，是作者给新诗发展史立下的功劳。戴望舒中期诗歌创作，一反以前对诗的音乐美的追求，以摒弃了华丽雕饰的自然朴素的诗句表达内心情绪，这些诗都不在乎外在的韵律而重视情绪的婉转起伏，追求形式上的自由化，且以口语为诗，亲切自然，含蓄蕴藉。卞之琳说戴望舒的诗“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功力的淳朴”[①f]，其实这一诗风正是从《我底记忆》开始确立的。

戴望舒诗风的转变，也反映了新诗发展带规律性的现象。当格律诗占领诗坛以后，一些诗人刻意为之而伤于雕琢，偏嗜形式而妨碍内容，豆腐干式或麻将牌诗充斥诗坛，泛滥成灾。戴望舒从理论到实践反拨格律诗的流弊，开了一代诗风。以《我底记忆》为题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成为1929年诗坛的一大盛事。戴望舒对《我底记忆》的偏爱远远胜过《雨巷》。其实，《雨巷》对新诗音乐美尝试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作者扬弃的仅仅是格律诗派对音律刻意追求的倾向，并没有消除诗的音乐性。他开始自由诗写作以后，虽然倾向于“散文美”，但并没有无视诗的“音乐美”。特别是到后期写作《元日祝福》等诗的时候，他的语言风格与《雨巷》时代有了更多衔接，诗又重新注意“新诗的音节”。当初他提出“去了音乐”，事实上只是说“去了格律”，即“被中国旧诗词笼罩住的平仄律”[②f]和格律派某些诗人一味模仿“字数划一”而固守的“固定的韵律”，并未反对包括节奏在内的“广义的音乐”。他在译介了大量西班牙那些有着美妙的音调的谣曲以后，受到很大启发，对诗的音乐美有了新的体味，因此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补充说自己“并不是反对这些词藻、音韵本身。只有当它们对于‘诗’并非必需，或‘妨碍诗’的时候，才应该驱除它们”[③f]。《元日祝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韵脚常常自由变幻（不像初期诗一韵到底），它和语词节奏一样，不再是“表面的、矫饰的”，而是“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④f]。

戴望舒迈上诗坛以后，一方面受到格律诗派形式观的影响，追求音律美，另一方面，自由诗派的浪漫主义精神也使他深受启迪。他反叛格律诗派的形式之后，看到了自由诗表现现代生活和情感的优势，他虽然厌恶“做诗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浪漫派诗风，但又不忽视浪漫派自由体的进步意义。他认为格律体与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情绪相抵触，而自由体则更适宜现代人的敏捷感应。所以他的中期诗歌创作很注意诗的现代性，吸取浪漫派自由诗风的长处，建立一种能够表现现代的“题材、情感、思想”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这种自由诗体接近口语，弹性较大，更适合新时代的要求。戴望舒这种诗风对于诗坛的影响是深远的，番草评价说，由于戴望舒所起的作用，中国新诗从“白话入诗”的白话诗时代进到了“散文入诗”的现代诗时代[①g]。后来艾青在40年代提倡“诗的散文美”，影响很大，但艾青承认，散文美这个主张不是他的发明，戴望舒在写《我底记忆》时就这样做了[②g]。戴望舒创作《元日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优秀诗篇的时候，又努力探索新的形式美，语言由过去的华丽中带些晦涩变得纯朴洗炼、清新隽永，语言节奏也极富音乐感。从总体上看，这类诗依然是自由体，但有的地方又兼备格律体的特点。在戴望舒尝试着“熔铸”新语的过程中，从开始追求格律美，努力使诗成为“可吟”的东西，到学习象征主义独特的音节，追求回环往复的“旋律”，用朦胧的音乐暗示和创造迷朦的意象，再到以口语入诗的自由体，最后到半格律的自由体，这个变化过程正可看出戴望舒对诗的语言美有了新的理解。

戴望舒在作诗中期出于“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卞之琳语），扬弃了刻意追求音律美的作诗倾向，但他又很自觉地吸取了格律诗派强调诗的意象营造的新鲜经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诗歌艺术逐渐向着象征表现发展。对戴望舒与格律诗派这一带继承性的情况，当时诗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闻一多在提出“戴着脚镣跳舞”的主张时，还强调诗要有“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因此，其代表作《死水》一诗的艺术魅力不只在诗形的工整与音节的和谐上，更在幻想的丰富、意象的奇特、象征的技巧等诗艺的恰到好处上。同时，格律诗派其他一些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孙大雨、卞之琳等，也都讲究意象的营造技巧，并且格律诗派后期显示出向象征主义倾斜的趋势。然而，他们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却被他们自造的与别人帮造的关于格律声浪之“墙”所遮掩了，以致当格律诗派衰疲之际，自由诗形式重新被诗界重视的时候，绝大多数诗人仍纠缠于格律形式问题，不知道除此之外，新诗还有许多没有开辟的新天地。戴望舒则与众不同，他不但能跳出诗学旧格局有创新之举，而且能够从别人不甚注意的地方开拓出诗的新生面，即从早期趋于格律的《雨巷》开始，就已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追求。《雨巷》虽然追求“音乐美”，对格律诗有模仿的痕迹，但它却比格律派诗显得轻快、和谐、流丽和含蓄蕴藉，并且从中可以看到，它明显融合了格律诗派意象营造的经验，接受了早期象征派的影响，注重诗的音乐性，运用暗示、隐喻的方法，初步形成了介乎“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的艺术特征。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都是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和意象。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是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③g]《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幽微精妙的去处”。后来，戴望舒扬弃了格律诗派的形式而创作自由诗的时候，他丢掉的仅仅是外形，而早在《雨巷》里已经形成的意象营造、暗示、隐喻等手法，又不断得到发扬，且在日后的诗作中运用得更加娴熟了。尽管他的诗艺在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有所不同，然而象征诗派的基本质素却贯穿始终，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苏汶说：“象征诗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却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底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的动机的缘故。”[①h]总之，在诗的朦胧与透明、隐藏与表现之间，追求藏而不露的“半透明”的东方式的意境，是戴望舒诗歌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

由上可知，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吸收各派（写实诗派、浪漫诗派、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等）之所长的基础上形成现代主义诗歌特色的，是在综合各家各体（格律体、自由体、象征体）之所长，从而创作出更为精美、更为光彩照人的新诗作品来的。戴望舒长期保持着主体创造的自觉意识，并不失时机地把握现实的动向和新诗发展的道路，从而不断作出新的调整和选择。正因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有一个不断继承与扬弃、变革与发展的过程，因而他的诗不但有丰富的容量，多样的色彩，而且浓缩了新诗发展的一定历史过程。应当说，这是他对于中国新诗的重大贡献。

戴望舒一生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诗作数量不满百首，但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诗歌本身的质量决定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的诗歌风格多变，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段时期中国诗坛的演变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诗人生前出的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其诗歌按照诗风的变化，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早期（1924年－1929年）、中期（1929 年－1937年）、晚期（1939 年－1945年）。

　　《我底记忆》为第一期，包括戴望舒早期诗作二十六首，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这三辑中也体现出在同一时期内戴望舒诗歌趋向的微妙变化。《旧锦囊》有着旧体诗词，特别是晚唐诗、宋词的哀艳感伤缠绵华丽的特色，也显现出英国颓废派和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雨巷》辑则体现了诗人“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的主张，对他的影响甚为明显”[1]，而《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则追求诗的口语化和淳朴自然，受到法国后期象征派果尔蒙、耶麦等人的影响。施蛰存曾说：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 “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2]。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每次诗风的转向都与西方诗歌的影响有关。

戴望舒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当时诗坛的状况一方面正流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新诗，另一方面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又正在进行新诗的格律化实验。戴望舒的诗作是对前一种取向的反叛，而对新月派等人的成果却有所借鉴。《旧锦囊》辑尚未脱去旧诗的痕迹，除了诗的外在形式是新诗而外，辞藻华丽雕饰、色彩浓艳，其意象古典化、题材意境也接近古诗，诗歌的情绪情感则显豁明白，悲哀伤感。从其用词中，我们可略窥一斑，如其景物词汇多为晚云、溪水、古树、远山、落叶、寒风、残花、蝴蝶、香泪等，抽象词汇则大多是忧愁、寂寞、伤感、孤苦、凄凉等，更像是古诗今译。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多方面的尝试，除对旧诗词的模仿外，也有注重口语化的《静夜》以及十四行诗的拟作。

戴望舒很快转向了《雨巷》阶段，着重表现在对新诗音韵的追求上，虽然此辑中的诗仍还有浓重的古诗意味，但已化用得很自然了。戴望舒虽非新月派诗人，但他《雨巷》一诗对新诗音乐化的贡献，却使得叶圣陶称赞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雨巷》以三顿诗行为主，间以二顿诗行，皆以双音节收尾，交错押韵，每节诗末一行以相同的脚韵呼应。间用句中韵，首尾二节重复一遍，特别是用了连续意义音节的跨行法，使音节的停顿若断若续，使诗义的连绵与音节的回环相应相合，同时又采用了几组排比句，更增加了诗的音乐感。朱湘曾赞美《雨巷》兼采有西诗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另一首《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则很注意音韵的回旋往复，全诗共五段，一、三、五段的前三句重复同样的内容，只有末一句稍有变化，形成反复咏叹的效果。

-戴望舒并未在追求音韵上停留太长时间，不久之后，他写出了《我底记忆》，从对外在韵律的注重，上升到追寻诗的内在情绪的节奏和旋律。中国最初的白话新诗追求自然音节，近乎散文而失去诗的韵味，后来新格律诗派矫枉过正，对诗的音乐化作出了贡献。戴望舒在经历了新诗的格律化后，另辟新路，他吸取两种方式的优长，使不讲传统音律的新诗，在散文化的外表之下，也具有了内在的音乐美。《我底记忆》句式长短不齐，而且没有固定的韵脚，诗句舒缓自然，为其后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开了先声。《独自的时候》以两组对立的意象相互映衬，一边是笑声、梦、音乐、白云等流逝把握不定的东西，一边是稳固不变的物象木器、烟斗等，形成诗歌的张力，写出了“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这样具有表现力的句子。《秋天》中“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等自由的语句，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亲切。

　　　　　　　　　　　　　二

　　戴望舒中期诗作包括《望舒草》和《望舒诗稿》，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象征派诗反对客观描述，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而这种对于内心的表达又不是用理智解释得明白的情绪，而是一种朦胧、复杂、幽微、深潜的感觉和情境。象征派主张这种情境应该通过对与之对应的大自然等外在景象的暗示描写才能捕捉到，因此在写诗时多采用象征、暗示等手法。象征派的这些特点又与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含蓄、比兴的特点相契合。因此，新诗人们将其用来矫正新诗平白浅露的弊病，形成现代诗派。戴望舒就以其《望舒草》成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望舒草》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派诗歌特点，摒弃了《雨巷》时期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口语入诗，注重感觉和情绪的微妙对应，也注重通过暗示、通感等手法来表达内在不确定的情感。正如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诗论零札》所提倡的一样：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就像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这一时期的诗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夜行者》《寻梦者》《乐园鸟》等诗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每首诗中都有一个整体的象征笼罩。《夜行者》中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行走在黑夜中，像夜一样静，而围绕这个主体意象，则有冷清的街、黑茫茫的雾。全篇没有直接抒写诗人及同时代人的苦闷，但却借助这些自然物象恰切微妙的传达出了诗人的情绪，与前期诗作充满眼泪和哀叹的直抒胸臆相比，更含蓄也更有艺术的回味。

　　戴望舒在诗体的实验演变中，实际上内心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仍会重回到诗歌的音律性上，诗人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去写诗，但此时的音乐性已不将诗囿于格律之内，而是注重新的自由诗的音律。《寻梦者》胜在作者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上，诗歌音乐感仍很强，但不曾像《雨巷》那样刻意追求音律。音韵运用自然，流畅的音韵排比的句式，便于作者抒发久藏于心的激情、沉郁与梦想。《寻梦者》如依据象征诗派的原则也许是不太标准的，但仍是一首好诗，因为诗歌的激情弥补了它不够含蓄的缺点。“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当人们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会被它深深打动，而忘记它的技巧。余光中在批评戴望舒的诗论“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时曾说： “诗情原藉字句以传，本无所谓谁更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字句能否密切配合，正如颇普所云‘音之于义应如回声’就诗而言，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而不是在镜花水月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味其妙变。”[4]虽是批评之辞，我却觉得倒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的成功之所在。戴望舒的创作虽属于现代派，但并不像现代主知派一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诗歌的重心还是放在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其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的是在隐藏和表达之间。

　　《乐园鸟》对理想的寻觅和求索是与《寻梦者》一样的，只是其中充满了更多的怀疑和绝望，再不像《寻梦者》那样怀抱着希望，诗人问着“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表现出诗人的彷徨与抑郁。《乐园鸟》在诗歌节奏上实现了诗人的主张，即强调诗歌情绪的内在起伏，诗句长短搭配，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用短促的顿来表现乐园鸟飞翔的情景。

　　这两首诗可以看作诗人中期的代表作，是诗人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经过审美抽象凝结同时又通过贴切的意象和诗情形象化了的象征体。

　　此期戴望舒也有其他诗体风格的尝试， 《印象》《秋天的梦》如轻轻的铃声的音乐美， 《烦忧》整齐匀称的回文形式美， 《村姑》富有戏剧色彩的白描， 《妾薄命》对古诗的仿拟， 《旅思》中现代白话与古典意韵的完美结合以及《秋蝇》对日本俳句的化用。说明戴望舒中期诗作虽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但也未放弃多种样式的探索。

　　　　　　　三

　　戴望舒晚期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灾难的岁月》中。当抗战的烽烟燃遍神州，惯于歌咏内心的诗人也不满足于一己的小悲欢，在大时代的震荡和巨变中，诗人改变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二十五首诗中有十六首写于抗战中，其诗风的转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诗中。诗人的这种转变并非很轻易，内心也并非毫不矛盾，他自己就曾批评过国防诗歌： “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5]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对自己抗战以来的诗很少满意，抗战初他还处于将诗艺探索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尝试中。

　　不过，这种苦闷并未持续多久，从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写出《元日祝福》开始，他后期诗风逐渐成型，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拓展，在诗歌艺术上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转折。“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土地将从而滋长”。这样的诗句中再也找不到那个伤感徘徊的“雨巷诗人”的任何影子。在香港沦陷后，诗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写了《狱中题壁》，出狱之后则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待·二》《口号》等。诗作中有了亮色和力度，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得其诗较以前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并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些诗篇大多都没有使用政治口号，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尤为可贵的是他克服了“国防诗歌”之弊，诗歌传达了民族情爱国心以及处于沦陷区的苦痛，但却未流于空洞和愤怒，激情充沛语言平易练达。正如孙玉石指出的那样： “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6]

戴望舒这些诗作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并突出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更注重表现由激情而产生的内在节奏。如果说《口号》太直白，宣传味太浓， 《等待·二》则沉郁有力，诗用叙述的语调简洁的短句抒写了诗人苦痛的心境。《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此期的代表作，特别是后者，诗歌很有张力，节奏随着诗情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也很大，长短句错落有致，达到了既为自由诗同时又具有音乐美的较完美的境界。

　　戴望舒的后期诗作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仍然创作了一些表达内心低徊情绪的诗作，如《白蝴蝶》《寂寞》《致萤火》《过旧居》等，不管他的诗风如何演变，这些悲哀的感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他的《萧红墓畔口占》则赢得了余光中、臧棣等诗人的一致称赞，这是一首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好诗，余光中评其像唐人绝句的意境“初读似无文采，再读始见真情”#，戴望舒的多种风格的实验在这首小诗中达到了一个圆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