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乐府诗的艺术成就（急！！！）

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乐府，本来是指汉代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把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又《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从上述记载可知，正式乐府机关设立从武帝始；制乐配诗可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文人创作的颂诗歌辞，一是从民间采集的歌谣，而且采集民间歌诗是乐府机关的重要职责。所以，乐府诗即指乐府机关所采集、创作而合乐的诗。乐府采集的民歌，汉时称“歌诗”，六朝以后称为“乐府”，从此便由机关转称为诗体的名称了。 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的精华，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形式是新创的，情感是丰富的，文字是质朴的，题材郡是现实的”，代表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所采集的民歌有138篇，但现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存四十余首，而且大部分又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待集》中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里。 汉代乐府民歌，是民间口头创作。虽在乐府采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乐工的加工、润色，但它基本上与《诗经》中的民歌一样，仍保存了民间创作的本色，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充分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情感。 从其内容观之，最醒目的是那些表现民众苦难和自发反抗精神的诗篇。其作品如《妇病行》、《孤儿行》、 《东门行》、《平陵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妇病行》，可以说是汉代社会叙事诗的优秀之作，它描述了一个穷苦家庭的悲剧。诗中叙写了一个病妇临死前对丈夫一番令人悲痛、使人深思的嘱托：“届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上折摇，思复念之！”继写病妇死后，丈夫和孤儿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一派孤寒凄惨的景象：“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诗人选择了这些催人泪下的生活横断面，形象地展示出阶级剥削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情景。如果说《妇病行》是一篇民众苦难生活的控诉，那么在《东门行》一诗中，鲜明地呼喊出“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为生活所迫，走上自发反抗的呼声。《十五从军征》记叙一位老兵“少小从征，暮年还乡”，最后落得个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全篇无一字一句反对战争，但其间蕴含着对穷兵黩武的诅咒。像《十五从军征》、《战城南》一类诗篇，无疑是乐府民歌中控诉连年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这类主题的优秀代表作。在乐府民歌中，很重要的内容还有反映民间婚姻与爱情生活的诗篇。《上邪》是一首民间恋歌。诗中真率地表达出一位少女对爱情追求的炽热与忠贞：“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竭”，紧接着以一连串想象奇特的比喻，“重叠言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倾诉了她极质朴、极热烈的情感，新颖的构思使抒发之情感更为强烈。胡应麟《诗薮》中说：“《上邪》言情，短章神品。”《有所思》也是一首情诗，此诗写出女主人公对初恋时甜蜜生活的回亿，更写了听说她所爱的入有“他心”后，表现出的决心：“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直吐胸中极强烈的情感！而诗的结尾又透露出决绝与依恋之情的矛盾心理。全诗情感起伏迭宕。《上邪》、《有所思》可称得上乐府民歌中情诗的上乘之作。在婚姻生活的诗作中，大都是反映婚姻悲剧的弃妇诗。这类诗其作品如《怨歌行》、《白头吟》、《塘上行》、《上山采蘼芜》。从这些诗中可以深刻体味到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她们更为深重的苦难。这类诗比起《诗经》中类似篇章，其批判意义则更为深刻；而在诗歌形式上，采用对话体，新鲜活泼，更利于叙述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在反映婚姻生活的创作中，以其对封建礼教批判的深度和艺术表现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乃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标志着汉代乐府民歌思想艺术的最高峰。 汉代乐府民歌是从《诗经》风诗发展而来的。在艺术风格上和《诗经》中的民歌有共通之处，“刚健清新”，语言素朴自然。同时，汉代乐府民歌在艺术创新上又有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生动的叙事性是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中，虽不乏抒情、说理一类诗歌，但其优秀代表作，当为《妇病行》、《东门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诗歌。班固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好概括了这类诗的特征。像《妇病行》中的妻子临终嘱托、父子为生活所迫的煎熬；《东门行》中叙写丈夫的毅然出走；《十五从军征》中叙写老兵归乡、所见、所思，无一不是在叙写他们的苦难生活中，展现现实生活的广阔图景中，抒发出诗人的强烈爱憎情感。所以，可以说，《诗经》中的民歌大都是主观抒情，西汉乐府民歌乃是重在客观的、社会的叙事。正因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最后才产生了如《孔雀东南飞》那样伟大的叙事名篇。第二，初具规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乐府民歌中，刻画人物往往通过对话、独白、人物的行动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妇病行》、《东门行》、《陌上桑》都用了对话的表现手法。《陌上桑》中采桑女罗敷的机智勇敢、反抗太守调笑的那种不可凌犯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女主人公罗敷夸夫拒婚的“对话”完成的。而《十五从军征》中又是在叙写“舂谷持作饣卡，采葵持作羹。羹订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的人物盲目举动中，深刻揭示了这位“八十始得归”的老兵内心的孤独、悲凉和愤慨。当然，汉乐府民歌中人物性格的描写，从总体上看，还是粗线条的。但比起《诗经》中这类作品，已有明显进步，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歌的一大发展。第三、自由的诗歌形式和生活气息浓重的语言特色。汉乐府民歌基本上由两类灵活的形式组成，一是杂言体，一是五言诗。其语言素朴且又不俗，耐人咀嚼与回味。明人胡应鳞《诗薮》曾评论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 汉代乐府民歌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已形成了一种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直接影响了建安诗歌的创作。唐代初期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主要就是提倡诗歌要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道路。李白以乐府旧题写古诗近百篇，杜甫所说“上承风骚，下继汉魏”，都可见受乐府影响，而至白居易提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更是发扬了乐府民歌的“缘事而发”的传统。乐府民歌中的优秀的五言诗体对东汉文人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至汉末建安时期，更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创作局面，自此以后，五言诗一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汉代的文学体裁以辞赋为主，诗歌相对小众，但却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汉代诗歌分为乐府诗和文人诗两类。

乐府：乐府在秦时即有，为汉代相沿，为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

汉乐府诗在南朝梁代被沈约称为“古词”，内容上分为郊庙、宴享、表现百姓生活与情性等方面。

汉代乐府地位最高的是郊庙歌，《汉书•郊祀志》记载：秦时祭祀青黄赤白四帝，楚汉相争第二年，刘邦击败项羽入关后，说天有五帝，待我而全，于是增立黑帝祀，并下诏，重祠而敬祭，郊庙歌随之而生。

郊庙歌今存世两篇，为《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

《安世房中歌》的核心思想是突出孝治，刘邦称帝后，五日一朝刘太公，并在高祖六年尊其为太上皇，体现出对孝治的以身作则。当然，其尊老祭祖之中，也不乏求得祖先庇佑的成分，这也是古代人祭祖的普遍心理。

《郊祀歌》内容晦涩，《史记•乐书》中说它“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全诗19章，首章为迎神曲，尾章为送神曲，中间各章内容和格式也不相同，内容上既有祭春、夏、秋、冬、天地、太阳各神的，也有歌宝鼎、芝房、天马等娱神内容。形式上有三言、四言乃至杂言。

汉代的民间乐府作品是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乐府诗又叫汉乐府民歌，其内容大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征战之苦。

汉代从始至终，分别经历了楚汉战争、匈奴战争、东汉与新莽及赤眉军的战争、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和诸侯战争，汉乐府诗讲述征战的不多，却极具影响力，如《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

《战城南》伤悼战场上的阵亡者，表现死者的哀痛与凄凉，他们“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禾黍不获”暗示食不果腹，他们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死后却不得安葬，沦为乌鸦之食，相比于屈原《国殇》里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更添凄惨。

《战城南》借死者言战争，《十五从军征》则以生还者言战争，一位幸得生还的老人，千里迢迢回到家乡，却发现家人都已冻饿而死，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哀伤，控诉了战争对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的消耗，和对百姓造成的无尽痛苦。

2、贫民之苦。

汉乐府以贫民的悲苦为题材，常以家庭为表现对象，如《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

《孤儿行》讲主角父母去世后，被兄嫂欺辱压榨，四处奔忙不得安，生不如死的悲惨，讥刺了落井下石的世态炎凉。

《妇病行》讲病妇临终托孤的不舍，丈夫失去爱人的痛苦和稚子寻母而啼的悲惨景象，催人泪下。

《东门行》讲贫苦百姓无衣无食，愤而拔剑东去，暗喻官逼民反的社会现象，抒发了作者的悲愤之情。

3、爱情与婚姻。

汉乐府中，爱情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诗以通篇五言的格式，叙述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在双方家长的阻挠下分手，最后双双殉情的故事，是一首爱情的悲歌。

除此之外的《上邪》《有所思》《白头吟》《饮马长城窟行》《艳歌何尝行》等，都独具特色。

4、感人生之无常与长生之愿。

乐府之中，表达人生无常的最初是丧歌《薤露》和《蒿里》。

据说刘邦召田横入京，田横却羞于在朝廷为官，距长安30里时自杀，门人感其死，而作此二篇，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嗟叹。

乐府游仙诗：因忧生而慕长生，期望超脱世外，永享逍遥，这是许多人自发调节和疏导情绪的办法，由此产生了乐府游仙诗。

上到君王下到百姓，无不期盼长生不老，福寿绵长，所以民间乐府对此也有反映，如《长歌行》《艳歌》《董逃行》等。

除以上四大类，汉乐府诸如《陌上桑》《相逢行》《折杨柳行》等，同样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

乐府诗表达技巧：

除了《诗经》的赋比兴之外，乐府诗同样以叙事表现社会生活，而叙事情节的铺陈与人物形象的描写，比《诗经》更细致，也更具生动感。

1、取材巧妙，以小见大，由点知面。如《东门行》中男主角一进门所见到的家徒四壁，导致的激烈内心冲突。《有所思》选取女主角焚烧定情信物的场景等。

2、除了在选材上非常巧妙外，乐府诗对于环境气氛的营造也独具匠心，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再嫁前夜，“其日牛马嘶”，却“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喜庆中充斥着悲凉。还有《鸡鸣》中，“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阑”的庭院描写，渲染了诗中人物的奢侈生活。

甚至将景物描写附加上暗喻和比拟的功能，如《董娇娆》中，“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借桃李花暗喻采桑女，桃李“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而采桑女一旦年华不再，就会遭遇“永相忘”的命运。

3、以叙事表现人物形象：如《陌上桑》中用行人的各种忘我行为来表现罗敷的美貌。还有《孔雀东南飞》中，用人物所说的话来表现其内心世界。

4、语言通俗，平易质朴，日常生活语言的诗化，有利于唤起共鸣及传播。如《上山采蘼芜》

汉乐府诗在内涵上关注现实，通过截取生活片段的方法叙事，更具有故事性，让读者想象片段之外的社会生活与人物命运，引人思考和回味。

格式上受《诗经》四言的影响，但发展出了五言和杂言等新的诗歌形式。

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传于后世，乐府旧题也一直有后世诗人拟作，用乐府旧题来抒怀成为创作的常态，曹操父子乃至李白等人，都有相应作品，如《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将进酒》等。

汉代文人多重辞赋，诗常常作为辞赋的附庸而在辞赋中出现，西汉时期出名的五言诗如班婕妤的《怨诗》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

据说班婕妤遭赵飞燕嫉恨受谗失宠，自请居于冷宫，作了一赋一诗，就是《自悼赋》和《怨诗》，诗中借合欢扇的遭遇比拟自身命运，哀怨婉转，韵味深长。

李延年本为歌者，借《北方有佳人》向汉武帝引荐自己的妹妹，果然打动了汉武帝，将其纳为宠妃，即李夫人。

东汉时期，五言诗的主要创作者为班固、张衡、秦嘉等人。

这首《咏史》是班固晚年所作，其奴冲撞了洛阳令种兢，被其下罪入狱，班固诸子多纨绔，无力救援，这首诗是其感缇萦救父的自伤之作。

张衡的《同声歌》写新婚女子的心情，但应该是其以夫妇喻君臣之作。

秦嘉因事赴京，要与妻子徐淑道别时，却知妻子因病回乡，他因而伤怀，作《赠妇诗》三首，以第一首最见情真意切：

后其妻徐淑以骚体《答秦嘉诗》回应(看的时候，把中间的“兮”字过滤掉就好了)：

另有赵壹的五言诗《秦客诗》和《鲁生歌》等，附于《刺世疾邪赋》中，郦炎的《见志诗》二首，及蔡邕的《翠鸟诗》等。

还有一些其他形式体裁的文人诗，如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等(六言七言均为残篇传世)，其中梁鸿的《五噫歌》最值得一提。

梁鸿贫而尚节操，与妻子孟光隐居霸陵山，一日东游，路过洛阳，远眺帝京而作此歌，诗歌内容主要叙事，却以五噫抒情，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作者并非一人，应为社会中下层失意文人，且皆为五言抒情诗，将专门抒情的文体从骚体赋转向诗，使诗这一文体，能够同时承载叙事和抒情的内涵，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诗十九首》抒写文人穷困生活的感受，涉及游子思妇等内容，语言平易而意味深长，其整体沉郁忧伤的基调，没有对功名的追求和对道德的信仰，应该是反映了东汉末年，衰世文人的普遍心态。

刘勰称《古诗十九首》为“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同样用赋比兴的手法，直抒真情实感，平和却不粗野；又情景交融，独具意韵，引人共鸣。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如下：

1、意味无穷。

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

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 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

《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扩展资料：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成熟，在我国诗歌史上占着重要地位。“古诗“本来是后代人对古代诗歌的一种称呼。

《十九首》虽非一时一人所作，却有着比较统一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其内容基本上是游子和思妇的牢骚不平、哀愁苦闷，这正是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东汉末年，这种本来就带着极大弊病的选举制度日遭破坏，一切官职都成了统治者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公开标出价钱卖官贩爵。

在这种情势下，当时游宦之风极盛，一些读书士子为了求得甲官半职，不得不离乡背井，游说于官宦之门，希冀通过官宦的援引，得以进身于统治集团的行列。

《古诗十九首》语言自然、优美、简练，篇篇都从心田自然流出，从口中自然吟成。有时虽也运用一些典故、成语，但都化为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见斧凿痕迹。

-古诗十九首

　　创作背景：元和九年（814年）闰八月，割据淮西的藩镇军阀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四十余日，自领军务。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朝廷发兵征讨。吴元济纵叛军侵扰，直到东都洛阳郊外。河北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山东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遥相呼应，上表请赦吴元济不果，便暗中派遣刺客，于六月三日清晨在靖安坊东门将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杀死于上朝途中，力主讨藩的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被歹徒刺成重伤。事件发生后，朝野哗然，一些当权的朝官畏惧强藩势力，不敢追捕凶犯，有的竟上疏请求不予穷究，只以宠赠厚葬了事。而另一些主战的官员如许孟容、白居易等，则坚决要求缉捕罪犯，追查首恶。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唐宪宗则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刚到柳州上任的柳宗元得知这一情况，无比悲愤。他一向反对藩镇割据，但由于此时诗人身处逆境，官微言轻，不能直抒己见，于是用乐府旧题《古东门行》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你好，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意思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哀或快乐，是源自于具体的事件而发出的感慨。出自《汉书·艺文志》，班固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译文：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风谣，于是有了代赵国的民歌，秦国楚国的风采，它们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有所感触，为抒发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而产生的。

扩展资料：

汉代乐府的职能，组织文人写词配曲，演习排练歌舞，供皇帝以及有关部门的需要。当时主要是把文人所作的歌功颂德的诗赋配上乐谱。组织人到各地采集民歌。这些民歌主要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是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这里说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民情，当然，也是为了宫廷娱乐。这在客观上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记录保存、流传后世。汉代采集的民歌，《艺文志》所著录的共138篇，这是西汉的民歌，东汉的尚不在内。采集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比周代采诗要广泛得多。

宋人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是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共100卷，辑录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分乐府诗为12类。 汉乐府民歌主要收录在"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

东门行的解释

乐府瑟调曲名。《宋书·乐志》归入《大曲》。古辞写一贫士 迫于 生计，愤而离家，其妻婉言劝阻，但他仍决然而去。 南朝 宋 鲍照 及 唐 柳宗元 均有拟作，但与古辞意异。参阅《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一·东门行》。

词语分解

东的解释 东 （东） ō 方向，太阳出升的一边，与“西” 相对 ：东方。东经（本初子午线以东的经度或经线）。东山再起（喻失势之后，重新恢复地位）。 付诸 东流。 主人（古代主位在东，宾位在西）：房东。股东。东道主（泛指 门行的解释 家世相传的 优秀 品行 。《宋书·孝义传·郭原平》：“ 原平 少长交物，无忤辞於人，与其居处者数十年， 未尝 见喜愠之色。三子一弟，并有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