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阮籍的《咏怀诗》

　　你好，如下：

　　阮籍《咏怀》：政治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 “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蒙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咏怀（七十六）

秋驾安可学。东野穷路旁。

纶深鱼渊潜。矰设鸟高翔。

泛泛乘轻舟。演漾靡所望。

吹嘘谁以益。江湖相捐忘。

都冶难为颜。修容是我常。

兹年在松乔。恍惚诚未央。

阮籍的诗“旨”深远，意蕴深邃。刘勰说：“阮旨深邃”。阮籍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摆脱了对乐府民歌的模仿，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上进一步文人化。他的诗多用比兴象征，寄托寓意的手法来抒情咏怀。他的诗或借古喻今，或托意神仙，或以史出意，用典兴感，给人一种情不定发，兴寄无端又意态朦胧的艺术感受，形成了旨趣遥深，高古清奇的艺术风格。钟嵘说他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主要指此而言。《咏怀诗》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4）

本诗嘲讽了那些伪善的儒生，揭露了他们虚伪的本质。前八句写他们道貌岸然，盛容饰，尊先祖，中间四句则用对比手法，扯破了礼法之士的假面具，结尾以“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作结，辛辣的讽刺了那些伪君子的丑恶，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在艺术上运用了对比手法，“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前八句和后六句对比写出了儒生的虚伪。另外，善用比喻和典型细节表现人物，形象生动。如《咏怀诗》十一：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浸浸。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5）

又如《咏怀》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壹。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材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两首诗笔锋犀利，揭露了统治者荒*误国的行径，抒发了自己的忧伤之思。

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的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的黑暗，把五言诗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为了坦露心灵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诗品》说“其诗缘由《小雅》”是很有道理的。如《咏怀诗》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本为讽刺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的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象渲染，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情”。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的《离骚》，曹植的《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之所以如此的隐微曲折，是由于那个时代和作者的处境使然。

阮籍对世俗有愤嫉的情绪，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保持着沉默。他对现实的一切的无情的批判和讽刺，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他逃避着这一切，他把自己放在桃花源的世界里，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明白了现实的无奈，追求着飘渺的神仙，他让自己的思想隐藏在自己的玄虚的言论中，如《咏怀诗》二十四：

殷忧令志结，秫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华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

又如《咏怀诗》四十五：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儡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让人感觉不到实在的东西，感觉不到可以触摸的东西，就像余秋雨先生评论魏晋时期的人物一样：他们就像风干的树叶，既不属于天空也不属于大地，默默的一生能够读懂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绝望的排遣

——阮籍《咏怀》其一赏析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因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在“竹林七贤”中最具诗名。《咏怀》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并非一时所作，本诗是其中的第一首，写了一种欲排遣而不能的绝望。开头两句写半夜不能入眠，于是起来弹琴。“不能”即是说不是主观上不想眠，而是客观上不得眠，那么是因为什么以致于诗人夜深都不得眠呢？诗人没有回答，而是荡开笔墨写弹鸣琴。诗人的这种回避一是主观上的畏惧，面对司马氏残酷的政治清洗，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诗人想说而不敢说。《昭明文选》中李善注解阮籍《咏怀》组诗时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又多隐避。”其实不隐避不行啊，稽康不就是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激烈而罹谤遇杀身之祸吗？二是客观上的无法言说，藏得太深太久的情感在“夜中”突然涌出，诗人情难自禁，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表情达意。如此，便只能用琴声来渲泄了。可想而知，这琴音里藏着诗人多深的感慨！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目之所见，身之所感。明亮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射进来，月光本来是静的，但经过纱样的窗帘的折射，便有了动态的朦胧感。这里隐约朦胧的月光很像唐宋词中缥缈迷蒙的烟，极易唤醒心中的哀情，勾起人生变幻无常的伤感。又因是“夜中”之月，“夜吟应觉月光寒”，月光给人以寒意，清风吹来，这层寒意便随之加深加重。据鲁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考证，魏晋名士都“宽袍大袖”，如此看来，寒风极易透过衣襟直达肌肤，继尔全身，这种无处逃循的寒冷感，正是诗人身处乱世，孤零无所荫蔽，饱受惊惧侵袭的生动传达。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写耳之所闻，目之所见。一只离群之雁在野外号叫，惊恐的鸟儿在林子里窜飞不停。从写景状物来看，孤鸿凄厉的号叫，鸟儿遇惊在月光下乱飞的影子，这一声动，一形动，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上衬托出了夜的死寂。从摹情表意来说，孤鸿乃失群之雁，是诗人自喻。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迅速崩化瓦解，诗人便似孤鸿，既是身之失群，更是心之失群，诗人的感慨无处诉说。而那在月光下如鬼魅般飞来飞去的鸟儿，更暗示如影随身的惊惧感让诗人难有一时一刻的安宁。可又偏偏身处夜之笼罩之下，夜自是喻指司马氏专权制造的恐怖氛围，在无边际的惊惧中，诗人的承受力已达极限，犹似惊弓之鸟。

最后两句写诗人最终未能释去心中之事，而要徘徊，但在徘徊之后，依然找不到一点光明与温暖，终于绝望而“独伤心”。此情此境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诗《明月何皎皎》：“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阮籍也曾“志意宏放”过的，少年时曾登上广武山（楚汉战争遗址）叹息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指项羽与刘邦）成名。”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但终因生不逢时，而无法一展抱负，甚至于不得不“终日履薄冰”式地战战兢兢度日，内心凄苦可想而知。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表面上的佯狂，实质上是悲情郁结于胸而无法排遣的无可奈何的发泄。

《诗品》评阮籍《咏怀》组诗时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其实这是诗人为避祸害而采取的曲折幽隐的表达方法。竟管读完全诗，我们也无法探寻出“夜中不能寐”的具体原因，但它集听觉、视觉及肤觉集中传达的欲排遣的孤独、惊惧和哀伤却感人至深。同时诗人欲说而又不说的巨大矛盾及痛苦也在诗中通过一系列动，“起坐”“明月”“清风”“翔鸟”及人的徘徊表现了出来，这些动正是诗人欲排遣而不能的焦躁、惊惧不安的外化。虽然一切的排遣最终以绝望而告终，但从诗人对梦魇式处境逃离的强烈欲望中，我们看到了深藏在绝望背后的对生活无比眷恋的目光。法国作家谬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这可以作为这首名诗最好的注释，正是因其眷恋之深沉，才有绝望之美丽。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字词注释 ①《咏怀诗》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不是一时所作。大多写生活的感慨，不外说人生祸福无常，年寿有限，要求超脱利禄的圈子，放怀远大。也有对当时政治的刺讥，但写得很隐晦

　　② 鉴：照。这句是说月光照于薄帷

　　③翔鸟：飞翔盘旋着的鸟。鸟在夜里飞翔正因为月明。

作者简介

　　1、生平、性格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2、创作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诗歌鉴赏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叙述刘向《列仙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水边），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二女解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揣之，“趋去数十步，视，空怀无；顾二女，忽然不见。”这里借用此故事来发端起兴：叙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自由逍遥地顺风飘舞，郑交甫遇到了她们便一见钟情，请她们解环相赠以为信物，二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甫把环藏在怀里。那两位神女都年青美貌（婉娈），浑身飘散着香气。以下八句则与《列仙传》记载不合，乃是诗人借题发挥想象，写双方别后的缠绵相思，赞扬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猗靡”，婉曲缠绵之意。“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绝世美貌。《汉书 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地名）。”这四句写郑交甫别后对二妃情致缠绵，衷心相爱，永世不忘；二妃那倾城倾国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则写二妃对交甫因相思而产生的离愁别恨。“萱草”即谖草，据说见之可以忘记忧伤，故又名忘忧草。“兰房”，犹言香闺，即妇女居室。“膏沐”，古代妇女用的发油。这四句是从《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北堂阶下）”，“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几句蜕化而来，描写的是二妃因感动于交甫的衷心爱慕而产生思念忧伤，不能自己，欲得萱草栽种到兰房，随时凭窗望见，借以忘忧。“女为悦己者容”，可现在对郑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见，因而头发散乱也懒施脂粉，倦于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来，可他偏偏不再来临，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却偏偏出现太阳一样，使人怨恨不尽。诗人在这个神话爱情故事的锺事增华的描述中，自然寄寓了无限深长的感慨，所以结尾二句突转发问：怎么当初像金石一般坚固的情谊，会在旦夕之间，便离异断绝而令人悲伤呢？阮籍发言玄远，文多隐避。这首诗的主旨亦复如此，以至千古之下，众说纷纭，或言是讽剌爱情不专（如沈约），或言是比喻君臣遭际（如何焯）。而元人刘履解说最详：“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他，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选诗补注》）此说认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为曹魏重臣的司马氏，大致是正确的。所以，这首诗应该说是讽剌司马氏之作。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诗意曲折隐微。本为讽剌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的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像渲染，这已够“玄远”了；而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诗品》）。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离骚》、曹植《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其所以如比隐微曲折，自然是由于时代和处境使然。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治严酷，名士多有生命之忧。自古以来困扰着人们的生命倏忽如逝水的忧虑更迫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面对人生短暂之忧，吃药求仙者有之，以扩展生命时间之长度；疯狂享乐者有之，以增加有限生命的密度。这几乎已成了当时士大夫企图摆脱生命之忧的两种基本生活态度。

但是，在诗人阮籍看来，这两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并不能从本质上超越人生的短暂，所以，《咏怀诗》中虽有大量忧生之嗟的作品，也有表现如何超越人生短暂的积极态度，提出不同于以上两种生活态度的积极主张的作品，这就是《 咏怀诗 》第三十八首《 咏怀·炎光延万里》、第三十九首《咏怀·壮士何慷慨》两首诗。

它们抒发了诗人欲建功立名、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以为只有功名和事业才能摆脱人生的荣枯，只有忠义和气节才能流令名于千古，从根本上超越生命之短暂。

第三十八首《咏怀·炎光延万里》前六句以象征的手法，描绘了诗人心目中“雄杰士”的形象。开篇“炎光”二句出语恢弘，渲染出了一个极为雄阔的环境，为下四句直接描绘“雄杰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无比壮阔的空间。

这一联作为起句，横空而来 ，奠定了全诗并吞宇内 ，包举八荒的气势。“弯弓”二句写“雄杰士”的活动。“扶桑”是传说中东海日出处之神树。全句是说“雄杰士”把弯弯的弓弦挂在扶桑树上。“长剑”句是说“雄杰士”把长剑倚靠在天外。字面上看这句出典于宋玉《大言赋》，实则与前一句一样，是以极度夸张之语刻画了“雄杰士”无比高大的形象。

这种夸张明显带有象征意味，所以大胆奇特而又不失之险怪，它与前二句壮阔的空间描写在气氛上十分谐和，更增强了此诗涵浑六合的壮浪气象。接下“泰山”二句是写“雄杰士”眼中所见。因为“雄杰士”形象无比高大，所以在他眼中，高高的泰山好像只是一块磨刀石（砥砺），长长的黄河也似乎只是一条衣带。

这二句出典于《史记·高祖功臣年表序》中的“封爵之誓”：“使河为带，泰山若厉（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但誓词乃是表示黄河不能成为带，泰山也不能成为砺，故功臣后裔将永远享国的意思。阮籍借用这二句却赋予了新的意义，仍是为了烘托“雄杰士”的高大形象。

扩展资料：

修辞手法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  ”  （三十 ）这首诗中 ，他巧妙地将“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

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参考资料：

阮籍的《咏怀诗》更多表现的是对生的无望的留恋和对死的无可奈何的优患，表现的是一种人性的觉醒。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把魏晋时代文艺作品中所普遍表现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称为“人的觉醒”。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实质上是人的价值的重新评价。人们不再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人生，不再以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对他人的意义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作为唯一的标准。全身远害、全性保真是《咏怀诗》中反复咏叹的主调。而陈子昂的《感遇诗》可以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映衬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图景:朝廷中，竞相私利，狼狈为奸，漆黑一团;社会上，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人人自危;而劳动者男子多暴骨沙场，女子多老死宫中，无人怜恤。不愿同流合污的阮籍和陈子昂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都是孤独的，只不过阮籍更多的是为生命无常而哀叹，而陈子昂的慨叹和呼喊是一种出自社会责任感的呼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狭隘自我的超越，正是《感遇诗》高于(咏怀诗》的地方。另一方面，《感遇诗》从根本上摆脱了《咏怀诗》中那种消沉无奈的情绪，更多表现的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对自己济世理想的热望，对黑暗腐败的现实的不满，对怀才不遇的境遇的不平，对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感叹。那种时而昂扬奋发，时而峻切悲愤感情流露，让人感觉他更多的接近屈原，而不是佯狂放达、消极避世的阮籍。《感遇诗》虽然借鉴了《咏怀诗》的抒情方式，但他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方法都源于《诗经》和《楚辞》，而且诗中表现出的建功立业的精神、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明显也受了建安文学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说是《感遇诗》对《咏怀诗》的革新之处。 是这一段话？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答案补充

也可以简单概述如下：

阮籍<咏怀>诗向以"阙旨渊放,归趣难求"著称,这与其出色的艺术手法密不可分其艺术特色大体可分为六个:一是意象的象征性,二是曲折隐晦的抒情性,三是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四是浓郁浪漫的玄思性,五是语言的"言近旨远",六是对五言的运用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早年“好书诗”，有“济世志”，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不仅抱负无法实现，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他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做官只是“禄仕”而已，言谈交际更是“发言玄远，口不藏否人物”。

阮籍尽管在行动上佯狂放诞，内心却十分痛苦。他把这种深藏内心的、无法宣泄的痛苦与愤懑，用隐约曲折的形式在诗歌中表达出来，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咏怀诗》不是一时之作，它们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复杂思想感情。诗中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现实中的诗人的内心苦闷，以及看不见任何希望和出路的忧思。诗中还表现出尽管诗人有惧祸的思想，但对暴虐的现实政治仍表现出一种守正不阿的品格。诗歌从进步的思想出发，对曹魏统治者的日趋荒*腐朽也进行了揭露。以上这些都是《咏怀诗》思想上的积极表现。此外，也有不少作品表现了诗人意志消沉、畏祸避世的消极思想。

阮籍处于政治高压之下，虽然满腹愤懑不平却不能直接说出，因此，在表现上多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隐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诗人，且能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