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家》的作品

巴金的《家》

作者：司马长风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枣《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因此我说，巴金是觉慧，但又不是觉慧。

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产的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产，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徒，他支持觉慧离家去上海。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小说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英文版本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 by Xu Zhimo

　　Very quietly I left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Quietly I wave good-bye

　　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Are young brides in the setting sun;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shimmering waves

　　Always linger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The floatingheart growing in the sludge

　　Sways leisurely under the water;

　　In the gentle waves of Cambridge

　　I would be a water plant!

　　That pool under the shade of elm trees

　　Holds not water but the rainbow from the sky;

　　Shattered to pieces among the duckweeds

　　Is the sediment of a rainbow-like dream

　　To seek a dream Just to pole a boat upstream

　　To where the green grass is more verdant;

　　Or to have the boat fully loaded with starlight

　　And sing aloud in the splendor of starlight

　　But I can’t sing aloud

　　Quietness is my farewell music;

　　Even summer insects heap silence for me

　　Silent is Cambridge tonight!

　　Very quietly I leaved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Gently I flick my sleeves

　　Not even a wisp of cloud will I bring away

　　 法语

　　再别康桥 ——徐志摩 Adieux à Cambridge -- Xu Zhimo

　　轻轻的我走了， Douce et légère est ma démarche

　　正如我轻轻的来； Tout comme mon arrivée, légère

　　我轻轻的招手， Ma main salue gentiment

　　作别西天的云彩。 Pour prendre congé des brumes de l’ouest

　　那河畔的金柳 Ce saule doré sur la rive,

　　是夕阳中的新娘 C’est comme une mariée au soleil couchant

　　波光里的艳影， Le reflet splendide des eaux qui chatoient,

　　在我的心头荡漾。 Les vaguelettes bercent mon c�0�4ur

　　软泥上的青荇， Ces mousses vertes sur le fond boueux,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On les voit scintiller, elles se font remarquer

　　在康河的柔波里, Les ondes partent au loin, sur la rivière Cam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Rester ici comme une herbe d'eau, cela m'irait !

　　那榆荫下的一潭， Ce point d’eau à l’ombre d’un Orme,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N'est pas une source limpide ; il est plutôt comme un arc-en-ciel

　　揉碎在浮藻间， Tombé en morceaux entre les joncs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Des sédiments d’arc-en-ciel, comme un rêve

　　寻梦？ 撑一支长篙， Poursuivre le rêve S’appuyer sur la perche d’une barque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Remonter le courant vers des herbes vertes, plus vertes encore

　　满载一船星辉， Remplir son bateau de belles poussières d’étoiles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Chanter à pleine voix sous l'astre resplendissant

　　但我不能放歌， Hélas je ne sais pas chanter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En silence je m'éloigne de ma flûte

　　夏虫也为我沉默, Les insectes de l’été aussi se renferment, taciturnes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Recueillement ce soir, au pont de Cambridge

　　轻轻的我走了， Je repars dans la paix,

　　正如我轻轻的来； Comme je suis arrivé, silencieux

　　我挥一挥衣袖， Je me secoue les manches,

　　不带走一片云彩 Pour n'emporter avec moi aucun morceau de nuage [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此诗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6�1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心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

　　康桥，即英国著名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节”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比较尽快，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了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 [编辑本段]诗歌赏析　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第三部诗集《猛虎集》于1931年8月出版，他的诗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已开始绝望。为什么？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有很多东西，徐志摩对很多都不满。资产阶级思想是这样，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写了一首诗——《生活》，表现了绝望，还有一首与《雪花的快乐》相对，名字叫《别拧我，疼！》。矛盾曾批评他，认为"它要算一首浅黄诗"把肉麻当有趣，这说明他的空虚和颓废，走向萎靡，以上是思想创造的介绍。下面讲《再别康桥》是怎样抒情的，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二、柔美悠远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抒发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概括：是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意是主观思想感情；境是诗内描写的客观景物。何谓意境？是人物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景物完美的融合，且形成一副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画面，既称为有意境。当然我们欣赏徐志摩的诗和欣赏别的诗一样，需要调动对生活的积累，需要调动我们对知识的积累，然后我们一节节的讲这首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句诗若分析的话，可用几句话来概括：舒缓的节奏，轻盈的动作，缠绵的情意，同时又怀着淡淡的哀愁。还有，还加上一句，作别西天的云彩，西天的彩霞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为后面的描写布下了一笔绚丽的色彩，整个景色都是在夕阳映照下的景物。所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为这个诗定下了一个基调。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下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这句诗实写的是康河的美，同时，柳树在古诗里"柳"——"留"，留别有惜别的含义，它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的牵挂用"在我心头荡漾"，把牵挂表现的非常形象。当然他的手法是比拟的手法（拟人、拟物），与第三句话合在一起讲，"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一句诗突出了康河的明静和自由自在的状况，自由、美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同时表现一种爱心，那水草好像在欢迎着诗人的到来。再次，我觉得它不是完全脱离中国诗歌的意境的，它和中国的古诗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物我合一。第二句是化客为主，第三句是移主为客，做到两相交融，物我难忘。这两句诗正好表现出徐志摩和康桥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方面：确定了理想，步入了诗坛，美妙的风光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我们欣赏诗也是从形象入手，来逐渐接受诗人的心灵的。第四节是转折点，"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句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是景物的描写，"虚"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潭水很清澈，霞光倒映下来，"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一片红光，是实写。但是，潭水上漂了很多的水藻，挡住了一部分霞光，零零碎碎的，有的红，有的绿，好像柔水一般，非常形象。这个"揉"写的很好，同时也是自己梦想的破灭。那么这个梦引起我们什么感觉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纪念它的长女夭折时写的一首诗。他用了一个比喻"像夏天里的一个梦，像梦里的一声钟"，大家知道梦境是美好的，钟声是悠扬的，然而是短暂的，所以彩虹似的梦似美丽而短暂的。1927年他的梦想破灭了，又与陆小曼不和，很消沉。

　　第五节，既然谈到梦，那么这次再来康桥，再回母校，是不是来寻梦的呢？"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处放歌。"这句诗是徐志摩对往昔生活的回忆、留恋，他在康桥生活的两年，悠哉悠哉。他那时有自己的理想，生活是充实的，对明天怀着希望。所以，他用"一船星辉"来比喻那时的生活，带有象征的意味。

　　最好的诗诗第三句诗。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回到现实仍然是哀伤，所以"悄悄是离别的笙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句诗是情感的高潮，充分表现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情感，集中表现了离别的惆怅。这句诗就需要联系别的诗，包括古诗来理解。"悄悄是离别的笙萧"是暗喻的手法。例如，苏轼的《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萧声是低沉的哀怨的，而笛声是欢悦的，所以"萧"来比喻"悄悄"来说明诗人的心境，因此，"悄悄"的动作带有诗人的感情，接着"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歌讲究精练，为什么一再重复"沉默""悄悄""轻轻"？这不是浪费语言，而恰恰是他的重点。

　　其实"沉默"是人的最深的感情。例如，柳永的《雨霖铃》中的语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再如苏轼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他回忆他的妻子王弗死后的十年，回忆他们相见的时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处无声胜有声"，还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用反衬手法，三月春光明媚，白花盛开，可惜好友欲离我而去。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下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在言外，旨在象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用在评价诗，意思诗不说愁，却把愁表现得最为恰当，看着朋友走掉，长久孤立的站着，表现感情的深厚。如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即抒情"。所以"唯见长江天际流"能引起我们很多的遐想，又如利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能让我们产生联想的诗就是好诗，这些都告诉我们欣赏诗要调动我们知识的积累，像形、相似的诗能在头脑中产生，用此来理解新诗。写得好都是诗人生活经历的提炼和升华，换句话，我们通过生活的桥梁可以达到诗人的心灵。例如，刚离开父母的学子读《再别康桥》是不是更有感觉？为什么"沉默时感情最深"呢？像生活中的例子，感情最深的表达时飞机、船都已走了，但送别的人伫立不动，若有所思。结合句中"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康桥尚且如此，诗人何以堪？实际反衬了诗人对康桥的感情非常深厚，因此，"悄悄"就带着诗人的主观感情了。

　　第七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认为"云彩"有象征意味，代表彩虹似的梦，它倒映在水中，但并不带走，因此再别康桥不是和他母校告别，而是和给他一生带来最大变化的康桥文化的告别，是再别康桥理想。以上才是深入理解了这首诗。

　　再粗略讲一下，《再别康桥》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新旧诗派的"三美"，即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音乐美是徐志摩最强调的，其中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反复的，加强节奏感，且其中的词是重叠的，例如"悄悄"、"轻轻"、"沉默"，再者每句诗换韵，因为感情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一韵到底的。再是音尺，"轻轻的我走了"，三字尺，一字尺，二字尺，符合徐志摩活泼好动的性格，再是压韵。所谓建筑美，一、三句诗排在前面，二、四句诗低格排列，空一格错落有致，建筑有变化；再者一三句短一点，二四句长一点，显出视觉美，音乐是听觉，绘画是视觉，视觉美与听觉美融通，读起来才会感觉好。再谈到绘画美即是词美，如"金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而且有动态感和柔美感。

　　这三者结合起来，徐志摩追求"整体当中求变化，参差当中求异"，显示出新月似的特点和个性，所以我概括为：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作为徐志摩诗歌的第一个艺术特色，是对诗歌意象的苦心经营和有些带有刻意性质的追求。他实在擅长于在生活中捕捉形象，而且善于在生活中发掘诗趣，并使生活的形象与诗歌的意趣融会到他的作品里，从而构成较高的美学境界。作为诗中的意象，如《再别康桥》出现了“云彩”、“金柳”、“艳影”、“青荇”、“水草”、“虹”、“梦”、 “长蒿”、“星辉”、“笙箫”、“夏虫”、“康桥”、“衣袖”等意象，这些都是诗人珍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份情感，这些意象的虚与诗人心中情的实，相映成趣，一张一合，无不流露出意象的张力。通过情感化赋予客观物象以感情色彩，使这些意象由平入奇，因而全诗更显得飘逸而具有灵气。因此，《再别康桥》成为徐志摩发自性灵深处诗作的名篇。

　　再看看诗中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一系列意象的构成，这一点上说明了当时的徐志摩已接受了英国浪漫派诗的影响，吸取了欧洲象征派、印象派诗的特点。另外，《再别康桥》每节四行，韵式上都严格遵守二、四押韵，且每行两顿或三顿，整首诗章句匀整，韵脚铿锵，但为了更贴切地表达情感，不拘泥于“句的均齐”。“寻梦？撑一只长篙”一句，如平静的湖面泛起的澜漪，使全诗生气盎然。整首诗的节律与诗人情感的起落相契合，全诗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罢余音缭绕，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这也体现出徐志摩一方面汲取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神韵和音律的同时又根据汉语白话的特点逐渐把他笔下的诗发展成为一种新诗的雏形。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在性灵、意象、音律三方面，也可以说，他的诗作在艺术上具有这三大特色。而且，这三者在他诗中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性灵的，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意象来体现，意象，也需要通过音乐美这个重要的方面去完成。它们共同构成了徐志摩诗歌艺术的整体，使他的诗不仅在艺术上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给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某些有普遍艺术的经验，作出了其他一些诗人未能作出的贡献！

综述

一、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觉新

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见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觉慧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誉和安宁高于一切。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觉慧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他因此而深深烦恼。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觉慧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进取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我只是一个劳动者。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

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

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

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我害了她，我有责任。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

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我的一生已经完了”。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

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三、艺术成就

《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

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特别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与喜欢

在作文教学中我主要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观察社会生活，注重积累知识 对于作文教学来说，素质教育追求的目标是求得学生人格、智慧和写作才能的全面发展，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此，叶圣陶先生提出了“立诚最为贵”的训练思路。他指出：“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如下意思，从原料上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验证，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的态度。”那么，要做到“求诚”的途径是什么呢叶圣陶又指出：来自于生活的充实。 如何把学生引向生活充实的路呢我的具体做法是： 1、培养和引导学生养成阅读报刊杂志的习惯。通过阅读，要求学生建立好自己的写作材料仓库，完成好如下几个本子：优美语言摘录本，不同人物的人物描写本，不同片段的景物描写本。定期检查学生阅读情况，并把准备充分、整理认真的本子在全班展览，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2、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或利用节假日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开阔视野，观察和认识生活，吸取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丰富他们的写作营养。 3、通过观看优秀的影视，学习写作知识，作文也是如此，必须贴近生活，写出真情实感。这样，就给学生总结了这样一条写作线索：生活——观察——体验——积累——想象——作文。学生掌握了这条线索，也就学到了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学生就不仅不厌恶作文，反而会逐步感受到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出于自然的活动。 二、激发写作情感，释放生命活力 作文教学需要将学生的情感放在首位，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与写作目标建立一种联系，以诱发他们创作的灵感，使之写出富有境界的佳作。作文要包含生命意识，激发情感才能在字里行间体现生命的涌动，把自己的意蕴和情趣移植于司空见惯的事、物、景，使其人格化、情感化。陶渊明何以爱菊，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看到孤者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看到隐者的高洁。作文不是生活的复印件，而是要在情感的感悟思索中，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沉甸甸的生命质感的存在，从而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个“真我”的灵魂，以释放生命的活力。 培养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写作如能激发学生的情绪、情感，使其产生强烈的爱、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么，这种强烈的情感就会每时每刻鼓舞和推动他们去参与写作活动。例如，在写作辅导活动中，适时抓住时机，展示、实物、录音和录像等，让学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激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使学生如临其境，激起一种高涨的激情，这就是“创设情境法”。同样，还可采用培养情感，幽默激情、哲学生情等方法，使学生产生写作的欲望。 三、训练发散思维，激发写作欲望 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从多角度立意，是培养学生作文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发散思维是强调从一点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其特征就是“思路不为习惯所囿。” 如《一滴水的联想》也可以有新的立意：①一滴水只有同亿万滴水汇合起来，才能变成汹涌澎湃的激流，一泻千里，产生不可遏制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②大海中，小水滴住厌了，一天，它跳出水面，蹿到沙滩上，在阳光下闪光，它高兴地笑了，可惜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个人离不开集体；③滴水穿石——持之以恒，必有收获。 无论哪种体裁，哪种方式，都可以尽量进行发散思维，多角度立意，然后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符合题意要求的立意写作。这种发散思维的训练，变封闭思维为开放思维，变静态思维为动态思维，推动学生思维的空前活跃，实现提高学生作文的能力。 四、推动循环训练，增强写作动力 循环训练是激励引导，保障时间，反复练习，分层循环写作训练的基本方法。循环训练中教师的具体做法是：①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组，每天有一组上交作文，教师当天批改。第二天课堂上，点评发放，然后是第二组，依次类推，一周一个循环。②写作不拘体裁，不定题目，不限字数，淡化技巧，写真人真事。学生选取一周生活中自己认为可写之事成文，只要内容注重一个“真”字即可。③批改注重夹批、侧批、批注重内容不重技巧，技巧可点到为止。④教师当天评出的优秀习作，在第二天课堂上由作者自己朗读，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进行点评。⑤作文本发下后由学生自己改正错字病句，并认真修改全文。⑥一学期可以做一次综合性的阅读笔记，写出这一学期写作上的收获、进步及不足。也可交换笔记本，相互评价、交流、取长补短。循环写作的目的是让基础好的学生快速提高，也要充分照顾写作基础薄弱的学生。这种训练方法注重内容，只要内容真实，即能写出好文章。 五、张扬写作个性，拓宽思维视野 创新的土壤是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新。写作应该是浪漫而富有创造性的。因此，要鼓励学生在写作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智慧，将学生的表现力、想象力、创造力都尽情地释放出来。只有把张扬写作个性放在首位，作文创新才能成为有本之木。 创新的前提是个性，个性的前提是开放，开放写作才能给学生提供自由表达的广阔天地。①写作内容的开放。材料摆出来，话题提出来，命题者不知道学生会写些什么，也不去暗示，更不去指令他们该写些什么，任你放胆去写好了。②形式的开放，即文章体裁样式的自由选择。或记叙、或议论或抒情或散文或小说，甚至诗歌。命题就像给你一块布，或做帽子，衬衣或者裙子，全是你的自由，只要做出来，得体、好看就行。 作文是生活表现的一种方式，脱俗的立意、新颖的见解更来自构建于想象与联想基础之上的创新思维。范仲淹依靠对《洞庭晚秋图》的想象写出名篇《岳阳楼记》，李白借想象表达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魄力，毛泽东借想象抒发出“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豪情，中学生阅历浅，教师应引导他们借助对社会的观察、生活的感悟的阅读的思维去进行独特的体验、夸张、联想或想象，才能创造出全新的形象。 没有思想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空谈，没有灵气的文章是乏味的文字堆砌。只有作文用神采飞扬的语言传达着生活的平仄，用心灵深处的感受展示着社会的赤橙黄绿，这才是写作视野拓宽的需要，作文多角度立意的需要。

家，有房屋，家庭，家族，家姓等意思。它有多个义项。中国作家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中国大陆，1956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家》，孙道临、张瑞芳主演。香港无线电视在1971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中国大陆，1987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春秋》，陈晓旭、林达信主演。 中国大陆，2007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 歌手罗大佑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名称等。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冬日饮茶自带几分禅意”这句话源于中国当代知名作家林清玄的一句诗，原文是：“冬日饮茶，雾气飘渺，雅淡生香。自带几分禅意，品一番澹然清静。” 这句话用汉语表达了在冬日里品茶的情景，表达了冬日里品茶的静谧和禅意。从中可以感受到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表现出了人们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等。这句话的内涵不仅仅是品茶的过程，还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追求宁静、淡泊、自然、清静、禅意等的价值观念。

　　《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取材于感受至深的老家生活经历，描写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家》通过对美丽生命被封建制度摧残的艺术再现，控诉了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和罪恶，同时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反抗，寄托了对未来新生活的期望。《家》叙写了大家族三代中的四类人物：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老一代如高老太爷；第二类是封建大家庭的败家子，像吃喝嫖赌、荒*无耻又极端不孝的叔叔辈克安、克定；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如觉慧、觉民；第四类则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如梅、瑞珏（jué）和鸣凤等。

　　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高老太爷的死是颇具有象征意义的，作者描写了他在极度失望时的幻觉：“他隐隐约约的他的儿子们怎样的饮酒作乐，说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到他的儿孙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他自己衰老无力地躺在这里。”暗示出封建大家庭灭亡的两大原因：纨绔子弟荒*无耻的寄生生活，从内部蛀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新一代的叛逆者又从外部动摇了这个制度的根基。他的死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