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学家蔡元培的认识

蔡元培一生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蔡元培后期的变化是因为政治倾向转变的原因。他从一个传统的儒学家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思想家。这种成功的思想变革为其后来的政治倾向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动力。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是素食主义者，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

祖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景星学社名誉主席，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南京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社会评价：

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

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其72年的人生历程，一路经历风雨。

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是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以美育代宗教说”闻名于世。毕生不遗余力地倡导美育。“美育”一词，最早由他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亲自开设、讲授的一门课程，就是“美育”。

“美育救国”，这一民国教育家的号召，在今天更为迫切。蔡元培弘扬“美育”的教育理想，聚焦艺术、美学和人文教育，细分“美与修为、美与文明、美与品味、美与创造、美与财富、”等领域课程，希望影响更多的人，培养学员的艺术鉴赏力、人文素养与美学品味。

在德国留学期间的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化知识界的革命先驱。然而就学术研究言，蔡元培先生最大的兴趣则在美学和美育领域。

他曾经明确地说过：

“我所最喜欢研究的，却是美术。”

“我若能回到二十岁，一定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爱美是人的天性。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里，美的事物、美的行为、美的心灵到处都有，但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都能感受到的。正如著名的法国雕塑家罗丹说的一样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为，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和正确的审美观，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需要经过教育和训练才能获得。

美育≠艺术教育

——“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美育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大道。

提起美育，人们马上会想到美术或艺术教育，想到对音乐、舞蹈、美术的艺术培训。然而，美育的建设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工程，艺术教育只是美育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核心。

现在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道德美、自然美、社会美、科技美等方面的引导教育，甚至对艺术美的教育也仅仅是重视音乐、绘画等技能的培养，这其实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庄子·养生主》中，用“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学习都会分技、艺、道三个层面，技艺只是基本，只有进入道的境界，面对时尚纷繁复杂的事物，才能做到得心应手。

美育教育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技艺培训上，而应以技艺为桥梁，坚持“以人为本”，将审美的理念渗透于各个学科、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孩子良好的审美感觉和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个拥有较高审美趣味、审美品格的人。

美的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美对人格结构的建构与智能结构的建构起定向、调节与整合作用，一个人的审美层次决定他的人格结构与智能结构及其创造性才能的发展水平。

美的教育是一种立足于培养人审美鉴赏力的教育：美教会人们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该发扬什么，该遗弃什么；教会人们对待世界文化，该拿来什么、该回避什么；教会人们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价值世界里，如何学会选择、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关心、学会生存、进而学会艺术化的生活。

美的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与价值观的教育。情感是需求以及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主观心理体验，是人心理活动与行为实践的动力系统，情感是一个有层次的动态结构，可分为本能情感、审美情感与理智情感。人的情感的发生与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由本能情感到审美情感再到理智情感的建构过程。

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1]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这是我从新浪找的 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早在1912年冬，蔡元培尚在德国留学其间，他就写下了题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文章。出掌北京大学之后，他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依据上述文章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措施,就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　　在文章中, 蔡元培说，要确定我们的人生观，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世界观。其时，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物质与形式这两个元素组成的。而物质与形式又是相互对待的。于是，在物质与形式之上还必须另有自在者。蔡元培指出这样的自在者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本性”。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盲瞽之意志”，但处在现象世界的人类是有其意志的。　　正是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之下，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也就处在不断的进化途中。通过蔡元培对于进化史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出蔡元培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肯定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第二，蔡元培通过对进化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整个世界以“合”为最终或最后之“鹄的”。如“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同功之例，视植物为繁。”　　考察进化史得出的结论引导蔡元培看清楚了世界的“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　　世界的通性已如上述，那么人类的通性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明人类的通性，蔡元培首先批判了老子的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但是蔡元培却指出，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幸福，没有看出人类真正的通性。那么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蔡元接着说道：“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饿所迫……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类的通性是否就是为将来而牺牲现在，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蔡元培是确信这一点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确信，完全是由于在他的哲学世界中，本体的意志要高于现象的意志，而现象的意志必然要回归于本体的意志，从而成就一个“本体世界之大我”的哲学思想。　　从这样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导，蔡元培也就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的人生观：“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故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也。”这就是蔡元培的新人生论及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论。　　细查蔡元培的学术思想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关注的是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在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就力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众所周知，陈独秀当时就是以积极宣传一种新人生论而为当时的社会所关注。实际上，蔡元培的人生论是与陈独秀等人极力提倡的新人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对陈独秀的邀请也就是要以这种新人生论来影响北京大学。　　“学术至上”的基本原则　　上述的新人生论也使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弊病。此种弊病在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之前就严重地存在着。在人们眼中，当时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是变相的官僚衙门，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毕业学生的理想就是去做官，学生就是候补官僚。也正基于此，当时预科毕业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很少，入理科者更少，其原因在于“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对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当然很不满意。所以在上任伊始，他就明确地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任务。这就是，一曰抱定宗旨，到北大来就是研究学问，而无其他任何旁的目标。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表面上看，这三项任务是并列的，但其实质上就是一项，即研究学问。比如第三项任务的实质是要为研究学问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氛围。而第二项，据蔡元培本人的解释也是为了学问的研究。在他看来，新型大学的理念只有一条，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现在看来，此番讲话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却预示着整个北京大学的性质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成为研究学问的所在，而不是官僚的培养所，也不是传授谋生手段或技艺的地方。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蔡元培的这种“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思想明显来源于他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所指出的人类通性的看法，即牺牲当下的功利而为了将来的精神享受。总之，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是纯净的独立的研究学术的象牙塔。因此，北京大学精神首要和基本的含义就是维护学术尊严、强调学术至上。正是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之下，北京大学逐渐地形成了当时人所说的“学术第一”的传统或精神。　　这种“学术第一”精神理念在北京大学管理制度层面的落实，就是要以学问或知识来决定有什么样的学者进入北京大学。学者能否进入北京大学，首先要审视其学问和知识，这是最高的准则，而且在蔡元培长校期间也应该是唯一的标准。在他的眼里，其他的种种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生活小节等与学术研究并无紧密、必然关系者，都“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在“学术第一”的精神指引下，评判、录用教员的标准也就当然以教员的学术造诣为主，甚至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聚集了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有自由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复辟主义者。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真正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容下了各色不同的学者。　　上面的叙述表明，北京大学历史上的此种“兼容并包”局面是在蔡元培“学术第一”的精神之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须以学术、学问为前提条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入北京大学这一块学术圣地。“兼容并包”实质是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意识形态，只要教师有学问、有知识，都可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眷恋旧帝制的封建遗老遗少心态，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于“学术之上”这一基本原则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离开了“学术至上”或“学术第一”的原则，“兼容并包”也就毫无意义了。　　学术的独立重于政治的独立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核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我们应该细细玩味这句话的真实确切含义。

内容简介：

蔡元培先生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在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1940年在香港病逝。唐振常先生所著《蔡元培传》于1985年在我社出版，后于1999年重版，赢得了较好的学界反应和读者反响，成为蔡元培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可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研究参考借鉴。

本次收入人物传记系列丛书，重新制作出版，并参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唐振常文集》第二卷中的《蔡元培传》进行了修订。另外，增补《蔡元培与北大精神》《一个待研究的课题》《蔡元培之丧补记》等三篇短文作为附录，以更为完整呈现蔡元培的相关情况和精神面向。

《蔡元培传》是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振常。

扩展资料：

1、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2、作者简介：

唐振常（1922年——2002年），四川成都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文章家、新闻工作者。1946年燕京大学文学士。历任上海、香港、天津大公报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政法文教部主任，中央**局上海**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笔会副刊部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研究范围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及上海史。著有《唐振常文集》（七卷）。其行文风格独树一帜，被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誉为“中国难得的一支笔”。

——蔡元培传

——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