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学怎样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所谓“人文素养”，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怀。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提倡人文关怀，提高人的素质，弘扬人的精神”，这不仅是历史教学的一个新热点、新亮点、新视点，也是整个素质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科学精神得到和谐的发展和统一。而人文科学的前瞻性也往往推动着人类意识观念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历史，是人创造的。”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是社会兴衰的动力，是社会前进的必要因素。作为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历史教育（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社会观念，教育学生用时代的人文精神来理解历史，并在历史学习中理解人文精神，发扬人文精神，强调个性，勇于创新，让历史真正地为人所用，为今所用。

那么，如何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人文精神的培养渗入课堂教学目标。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以知识、能力、情感作为教学的三大目标，而三者之中，又以知识、能力目标为主。课堂教学中虽对情感目标也有所涉及，但往往多空洞无物不切实际的说教。而如加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重视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重视学生的心理发展等环节，则往往被我们的教师、学生所忽视。尽管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上述这种情况已在发生悄然改变，但观现今的课堂教学，诸如此类的改变，其实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假设中的思维模式的转移而已。历史学科中的众多人文教育人文精神因素未被发现，未被挖掘。作为教师，作为课程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首要的工作，是应该充分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突破思维定势，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在备课时将“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重要目标。

第二，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内容，充分挖掘教材本身的人文内涵。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为其他学科所无法相比较的浓厚的人文内涵，如能得到较好的挖掘，让学生内心真正体悟到，这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大有裨益。华夏古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无不闪现着人文精神的光彩。中华民族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著称于世，其优良的传统道德教育、品格情操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就中国史的教材来说，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精神的赞美，对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事迹的讴歌，对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挺身而出抗击处族入侵的歌颂。而培养学生从认识历史，到观察现实和预测未来，既对今天处所的时代有正确的认识，又对历史的前途充满信心，这正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真正意义上的尝试。人们常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司马迁作《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在于“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伐者”。所有这一切，不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很好的教材了吗？

第三，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并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因为“创新”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历史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作为教师，我们应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供机会和途径。鼓励学生主动发展、主动探索，鼓励学生“畅所欲言”，鼓励学生“百家争鸣”。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提倡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让学生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出发，从某一角度评价历史人物，这样做，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如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评价，如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他是个荒*无道的君王。但如果从文学家的视角来看，他却是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评价标准也不同。比如岳飞，我们今天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但在当时——一个非常推崇“内圣”的时代，他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急功近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最终会形成不同的结论，这都体现着学生的个性自由，有利于创新教育的实施，有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当然，对同一事物、同一历史现象的观察角度也可以不同，但这些不同角度所体现出来的评价标准是相同的，那就是“历史事实”。应该说明的是，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培养、对学生进行情感价值观方面的教育时，应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有选择的“乐从”，使学生在“体验”中了解历史，在“体验”中产生人文关怀，进而提高人文素养，并内化升华为人文精神。

第四，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营造充分发挥学生潜质的良好环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句话，这些年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特别是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这几乎成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话题了。但如何真正做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何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展现个人能力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功安全似乎并不多见。一方面，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实施者——中学历史教师来看，由于长期受到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其教育观念很难一下子从本质上转变过来，因此，使教师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本身也存在着困惑。另一方面，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则由于长期受生活环境和家长、家庭教育及外界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对教育的理解仅仅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教育体制上的某些弊端、束缚，也使得学生不得不“为了学习而学习”，不得不“为了考试而考试”，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人为的抑制。所以，就目前情况而言，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事实上，要以培养学生各种良好的素质为前提。在提倡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学生的各种良好的素质，显得尤为重要。素质教育，这是一种包含各种因素的综合性教育，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这本身就是在培养学生的一种最基本的素质。不可否认，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说到底，只不过是流于形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应该承认，素质教育与现行的应试教育有许多矛盾，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素质教育是“不可数”的，是“软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可以说明只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说素质高或素质低。素质教育的结果是无法用“定量”的方式来衡量的。这倒并不是说，因为素质教育结果的不定量性而可以放弃素质教育。相反，我们更应该重视素质教育，因为人的内心世界都有一个不断要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学科的教学对推动素质教育可起到特殊的作用。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三步法”来实施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所谓“三步法”，实质上就是：启发学生理解教材；引导学生掌握规律；鼓励学生应用知识。如果再细化一点，还可以从更浅显的层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比如第二步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般说来，“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经济发展了，政治必然相对清明，思想文化也随之发展”的规律等等。作为教师，只要指出“这类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特点，并将它的形成原因、条件和必然性，通过分析、比较教给学生，学生不难认识并逐渐掌握它。而一些规律，等到学生积累了一定的史实后，教师注意概括即能为学生所接受。例如：对封建君主不可简单的一概而论，他们有“贤明”、“昏庸”之分。开国君主，由于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由于农民起义的震慑，由于幻想“万岁”“万世”等原因，多励精图治，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而后期统治者，由于堕落、凶残，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由于“小人”得势当道，多荒*无度，亡国败家，从而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由此可以得出封建王朝“前盛后衰”的规律。“中兴”只是某些封建帝王的奢想。当然，一些规律，要引导学生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加以归纳和总结。诸如此类。作为教师，“首要的目的”就是为学生服务，教给学生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培养学生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我们教师，连学生最基本的素质都无法培养的话，何谈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呢？

第五，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成为审美新人，这也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育是以形象为先导，以情感为中介的教育，情感性是美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情感的参与，就不能发挥历史教育的审美功能，不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历史教学中的美感教育是能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陶冶学生的性情，培养学生高尚完美的情操，寓教育于审美愉悦之中，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中学历史教材的教学内容中，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可歌可泣的历史场面、血雨腥风的历史事件、多姿多彩的手工业品、工艺品、文学、绘画、建筑艺术等，无一不是向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审美能力的素材。历史教学中的情感教学法，不仅本身体现了美的意蕴，而且能唤起学生心灵深处的审美情趣，更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践证明，情感在人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动力作用。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不正是由于对人类进步事业的热爱而甘愿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吗？强调情感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教学本身的需要，更是为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当他们有了这种情感时，就会自觉抵制假、丑、恶，势必满怀激情地追求真、善、美，为美好事业而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运用情感教学寓美学于历史教学当中，多表现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过程呢？

总之，人文素养的培养，既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其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仍把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理解为“文科教育”，不仅没有很好地把握教学内容、观念、课标、教材、教法的精神实质，而且学生的主体性也没有很好的发挥。这表明，对人文素养的理解和人文素养在具体教学中的体现，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关键。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问题一：什么是自然情怀？什么是人文情怀？ 自然是万物的母亲,她给予了人类生命;自然是美的化身,又显得那样神秘;自然又是无言的智者,她带给人类智慧。亲近自然、感悟自然的思想感情，就是自然情怀。

比如，看到自然风景，你会觉得美，看一次，还想看，赞美了还要赞美，这就是自然情怀。

“人文”在词汇广义上讲，是指社会中各种文化现象。

现在流行语的“人文情怀”是指，对某地区性的文化传承、习俗与文化的自然景观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情感和怀念。

问题二：人文情怀是什么意思？ 您好！

“人文”在词汇广义上讲，

是指社会中各种文化现象。 现在流行语的“人文

情怀”是指，对某地区性

的文化传承、习俗与文

化的自然景观产生了依

依不舍的情感和怀念。

问题三：用什么词形容人文情怀 琴心剑胆

问题四：满满的人文情怀表达何意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文”以“人”为本，“人”以“文”为内质。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和心灵等诸关系的调节而生发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生存文化等。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与尊严、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它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也是一种形而下的思考。

满满的人文情怀表达对某地区性的文化传承、习俗与文化的自然景观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情感和怀念。

问题五：什么叫人文情怀 应该就是说的就是一种高尚的、善良的、具有文学修养、具有高素质的情怀。

问题六：家国情怀 人文情怀 还有什么情怀 其实都可以喔~书店情怀啊，民国情怀啊，只要是喜欢的东西

问题七：靠什么培养人们的“人文情怀”？ 大师到底是大师，看问题的功力、穿透力就是要比我等凡夫俗子高上不止一两个段位。 前些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先生在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上作了题为“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长篇演讲，猛烈抨击了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顽症”。首当其冲者便是在高中阶段施行了数十年大家都已习以为常甚至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文理科分科教学这一传统教学模式。 朱先生的观点是：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使得科技工作者人文情怀缺失，甚至这也是我国诺贝尔奖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呼唤了诺贝尔奖多年，为什么总是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文理分科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文理分科后，学习理科的学生就不再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会出现问题，对中国问题、人类问题、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就会很少去关注。” 很佩服朱 先生的快人快语，其演讲堪称单刀直入直言不讳。在反对高中阶段文理分科教学这方面，我坚定地站在朱 先生一边，因为既为“基础教育”，高中阶段规定开设的每一门课程每所学校都应当无条件地开好，每个学生都应当无选择地学好，在学科上“挑肥拣瘦”甚至“严重偏食”，只能导致知识上的营养不良，进而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发展。但朱 先生将“民族整体素质的下降”、“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分离”甚至“诺贝尔奖的缺失”等方面的责任都简单地归结到文理分科上，我觉得就未免有些主观武断了，似乎也夸大了中学文科教学的功用。我们的科学家“对人类问题、民族文化、环境污染等方面很少关注”，难道仅仅是由于高中阶段缺乏“历史、政治、地理的学习”，缺少“与思想家的对话”所致？ 细读朱 先生的演讲稿，你会觉得与其说朱 先生是极力主张“取消中学阶段文理分科”，还不如说是在尽力推崇“强化中学阶段的文科教学”。因为他的那段演讲从头到尾都是在强调的中学阶段淡化文科学习的灾难性后果，至于文科学生(未来的文史哲政法工作者)因不学物理、化学、生物而缺乏“科学精神”(甚至必要的科学常识)的弊端和后果却是只字未提。朱 先生乃文学博士，偏爱文科这可以理解，但他在言谈中不经意流露出的重文轻理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的这则演讲的信度和力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每一个人)的“人文情怀”难道真的是靠高中阶段的那几本历史、政治、地理教科书就可以培养起来的吗？作为一个长年置身教育界、对教育现状颇有研究的专家，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未免失之天真。我们还是对我们现行的数理化与政史地教材作一番比较吧，凭心而论，你觉得是前者还是后者更能给龚子们真正的知识？甚至更能开启和培养孩子的心智？前两天我读到一篇短文，是一位中年作家写的给孩子中学选科的经历。这位作家文中写道：“我三十多年前高中所学的数理化公式定理现在的中学生仍在学习、使用，可我读过的历史、政治其内容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垃圾。学文学理，还用选择吗？”君不见我们的文科教材(尤其是政治、历史)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甚至前后内容龃龉观点相悖。政治书上，昨天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体制，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成了世间最完善的经济形式，甚至高一高二的教材都可以相互打架，政治老师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再说历史，什么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部真正的信史？什么时候能摘掉那些杀人如麻者“农民起义领袖”的桂冠？什么>>

问题八：用什么词形容人文情怀 1七建 重大活动宣传用语 守秩序,建法治之城 讲卫生,建健康之城 护环境,建生态之城 有礼貌,建礼仪之城 重信用,建诚信之城 爱科学,建学习之城 献爱心,建友善之城 !

问题九：怎样解释"人文情怀"这个短语!! “人文”在词汇广义上讲，是指社会中各种文化现象。现在流行语的“人文情怀”是指，对某地区性的文化传承、习俗与文化的自然景观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情感和怀念。

问题十：人文主义人文情怀。什么意思 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自然科学以知识点的宏观到微观在伸向未来前沿；

历史文化以年代脉络加人文情感交叉，历史与现代交叠，回忆与感慨交错;

人文社会以多种线索交错，人文情感为主线，将人文，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相重合，让主观去推动我们向前！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在可信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等意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也曾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启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到“五族共和”，再到新中国参照苏联民族理论的识别认定活动，最终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民族不是汉民族），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没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辛亥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