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腔》为例分析贾平凹散文民俗特征？

《秦腔》通过对秦人自导、自演、自观、自评秦腔的痴醉迷狂的传统风俗的描述，于意识深层的刚烈、粗放、忍耐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上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人合一：秦川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 ”，在这里，“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是秦地人平庸、苦难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宣泄和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命中美感和欢乐的源泉。

作者将自然和人文景观相统一，让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彼此拥抱，熔历史、地理、民俗于一炉。《秦腔》行文淋漓甜杨，是贾平凹生命体验的舒展，恰如秦腔艺术正是秦人生命风骨和文化根系的挥发。 

扩展资料：

《秦腔》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秦腔》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汉书·王吉传》记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先辈对民俗的明确指认。

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它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四个部分内容。

由于民俗文化的集体性，说到底，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民俗文化增强了民族的认同，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这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

民俗文化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它涵盖俗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中，必须用科学的现代观念对民俗文化中的所有事物和现象进行梳理和检验，分辨出哪些是对社会发展前进有益无害的良俗，哪些是防害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害无益的陈规陋俗或邪风恶俗，对前者就要积极发扬，把它融入现代化生活中去，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具有本国民俗特色的文化财富；对于后者就要毫不吝惜地摒弃，把它们淘汰出局，变成历史沉渣。还有许许多多对现代社会发展并没有什么损害，但也没有什么直接积极意义的传统风俗习惯事物，也尽可以经过重整再造进入现代社会，为现代生活所用，适应现代化的多样民俗需求。

传统民俗文化相对说来是一种传统封闭式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它适应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环境或特定行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需求。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习惯及其它生活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首先采用Folklore一词，把民俗学定义为关于民众知识的学问。由于民俗现象的普遍存在，因此，民俗学遂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得到承认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关各类风俗的资料记录和理性认识，悠久而又深厚，而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民俗学，却是在本世纪初叶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产生的，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

现在，民俗学的研究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在有的国家已经扩展到民间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各种民间的生产惯习、社会组织及制度、行为规范、精神事象(包括信仰、伦理观念、知识、民间文艺创作)等。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体系中，民俗学具有不可替代和引人注目的地位、作用。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社会生活里的种种民俗文化现象，大体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是社会性和集体性的，一般要经过民众的认同和长期实践，才能成为风俗；它们大多以类型或模式的形态存在；它们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空间上具有扩展性。上述特点使得民俗现象能够显著地区别于社会生活中那些个人的和暂时性的现象。

民俗文化现象是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和相应的社会心理需要而生成、传播和继承的；同时它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即主要在于规范、便利和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即便一些在以后失去原来意义的风俗，往往也能够以某种变通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在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满足人们的社会与文化需求。研究各种民俗文化现象，将有助于对社会历史传统的梳理与展示，有助于对民众实际生活及其观念、心理的考察与理解，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注重实证，要求开展田野实地调查以获得研究的基本依据，包括搜集在民间保存、记忆、变通运用的各种民俗资料，观察和体验民众实际生活。同时，至少在中国还应结合已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民俗学研究强调对民族或地方的生活文化进行客观描述，也对其形成及演变规律、内外部关系和性质特征等作出解释。由于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和需要有多种观察角度，因此，亦经常借鉴相关学科的资料、理论和方法。民俗学尤其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意蕴广远、情趣隽永，是当代中国服装设计的精神源泉。设计师只有深入解读传统服饰文化，领略其审美意蕴，才能在时尚设计中传达出深厚的文化意蕴，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继承传统服饰文化的正确途径是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超越它，而不能把目光只锁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形式上，形式与内涵的完美交融才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精神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设计师应把握传统元素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秉承隐藏在形式背后的精神内核，将之巧妙地运用于时尚服装的设计理念中，抛开传统文化形式的束缚，从而建构出国人体认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服装体系。此外，中国的服饰文化要在国际竞争中凸显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必须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元素，把握时尚元素、时代脉搏和大众需求，突破对中国服饰文化的浅层次应用，用国际通用的设计语言进行时尚设计，并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元素，使传统服饰文化与时尚服装设计完美融合，使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向纵深层次演进，从而提高本身的审美意识、应变思维和发展策略，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们对服饰文化的追求也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集百家之长、扬千家之优，方能适应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生命之旅。

1．月——思乡，怀人

怀乡：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怀人：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2．菊花——清高人格的写照

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3．梅花——高洁人格的写照

例：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4．松——孤直傲岸，岁寒三友之一

例：岂不罹严寒，松柏有本性。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后来富贵已凋落，岁寒松柏犹依然。

5．莲——爱的象征

中国**中的叙事意象主要包括民俗文化意象、历史文化意象、自然文化意象等。

1、民俗文化意象

民俗文化意象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民俗习俗和符号所构成的意象。

例如，《红楼梦》中的舞蝶、荷花、牡丹等，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标准；《功夫》中的龙、凤、狮子等，代表了中国武术文化中的神兽形象；《芳华》中的校服、青春、友情等，则代表了中国80后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寄托。

2、历史文化意象

历史文化意象是指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些符号所构成的意象。

例如，《甄嬛传》中的Palace、阿哥、贵人等，代表了清朝后宫文化中的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战狼2》中的国徽、军装、铁血精神等，则代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和担当。

3、自然文化意象

自然文化意象是指中国自然风景、动植物形象所构成的意象。

例如，《卧虎藏龙》中的飞天、翩翩起舞的仙鹤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仙侠情境和玄幻主题；《妖猫传》中的雾、月、秋水等，则代表了中国自然山水画的艺术美感和哲学意味。

叙事意象

中国**中的叙事意象丰富多彩，它们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又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自信，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独特的艺术意境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意境或情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骨架是物境构成的总特征及作家处理主观情感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见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

沈从文乡土题材的小说所展示的社会人生,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其中,确有许多使外部的人们大感诧异,难以置信的东西。那种“养身靠商人,恩情却结于水手”的人生形态衍生而出的吊脚楼妓女与柏子的爱情恩怨,那种青年男女间以热情的山歌赢得对方欢心的恋爱方式,那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山民道德形态,如萧萧生子便不再发卖等等。都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及内地社会大异其趣。沈从文确是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完成作品的构图。这些人生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来说,它们是特殊的。但对于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它们又是普遍的。从特殊见出普遍,既带着特异性,有具有现实性,这是沈从文小说物境描绘的重要特征。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原始神秘性是通过普通人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与交往表现出来的,是风俗画,是人情小说。他要从这平凡的人生现实中,探索“乡下人”的生命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个性,在他们身上,优美与凡庸交叉,道德状况的健康纯朴与理性世界的原始蒙昧并存。

在人生场景的购置上,沈从文的小说构图极富暗示性,常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意象内涵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有意做成的“模糊”。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底蕴,沈从文没作明确交代。这一方面,有时让人觉得费解,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让人想象的“空白”。另一种是以极简练的文字勾出事象的轮廓,不以铺张的方式将话说尽,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如《静》表现一家老小数口,远道探视亲人,因战乱受阻于途的遭遇。小说集中描写了女孩岳珉的笑,以人物的笑写人生的悲,透出了战乱中人生的悲凉。这种构图方式,也见于景物描写上,《山道中》描写出了湘黔边境山道上的原始荒芜,使人仿佛已置身于这些荒芜落寞的山恋之中。这样,沈从文小说的物境,依靠构图材料的性质及构图方式产生出一种原始、朦胧的审美特征,犹如烟雾缭绕的山恋,显示出朦胧、深远、神秘的美来。

沈从文的小说多写意,总是将故事置于河上、水边。他常说:“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水的颜色、声音特性都染上了作家的主观情感色彩。《柏子》、《丈夫》、《贵生》、《三三》、《静》、《八骏图》、《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在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他的作品中,水的基本色调就是生命的色调,在水的颜色、光彩中,融入了作者的灵性与情感。这样,抓住山水灵性,以水作背景,将故事置于一种翠绿的基色之下,使作品具有一种清新、柔和的格调,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一个因素。

沈从文同情下层人民命运,在作品中,他把淡淡的忧郁、辽远的愁绪,夹裹在平静的叙述里。他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急表达情感的方式,他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这样,将感情渗透在人物、景物、场面的描写中,在娓娓而谈里自然透出,平淡而辽远,不烈却撩人,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另一个因素。

为了加强情感的表达效果,延伸情感的表现空间,沈从文还有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与人物的命运与人物情绪相契合,以达到一种强度抒情的效果。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无从把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簧在月光下成为黑色。身边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该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边城》)

这草莺的夜半吟叫声,仿佛是从人的胸膛里拖出的一串长长喟叹,是翠翠内心情感在自然界引起的一种感应。景随情移,情波荡漾,感人肺腑。作者的意境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构成,是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种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总起来说,沈从文小说题材本身具有神秘色彩,在以写意方式勾勒的蒙茸自然的物境上,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愫。用浸染了作者个性的色调涂染画面,并以舒缓而又绵长、深远的方式处理情感表达的节奏与速律,借助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扩大情感表达的空间,融原始神秘美、色调美、情感美于一炉,从而构成独有的审美意境,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

2 人物的心理刻化

沈从文的小说十分重视人物的心理刻化,展示了各种人物繁复的感情世界。但是,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既不采取大段大段人物内心独白的表现方式,也不取颠倒时空秩序的“意识流”手法勾勒人物的内心轨道,而是自觉运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可能性。他始终立足与本民族的现实人生来吸取中国古代和域外文学艺术的营养。“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都可达到一定效果的。”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化为了他作品的血肉,从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他是一个“对一切无信赖”却只信赖“生命”的作家。而生命,在他的思维中,则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他在人物心理内容的把握上,运用了西方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下意识”心理状态,人物的变态心理描写,在他的小说中是常见的。但在人物心理内容透视上,他却立足于中国文学刻画人物心理的民族传统。在《贵生》中,作家通过主人公心爱的姑娘金凤被地主迎娶成亲的晚上,主人公听到伙计们放纵粗野地议论新娘时的情态,表现出了主人公气恼、烦闷、委屈、不平和无奈的心态,这是通过人物的咬唇、捏拳、喝酒等行动来托出的,是以行动来揭露人物的心理。

《边城》里关于翠翠的心理透视,显出了作家小说刻化人物心理的高妙。在翠翠对爱情的反映上,小说紧扣这个十五岁的山村姑娘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情态。她刚刚步入青春之年,就象家乡的青山绿水、翠竹茅檐那样纯朴明净,她的身上焕发出了一种真挚无邪的人情美

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太空一片云一棵星星凝目。祖父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含羞的情绪,轻轻的说:“看水鸭子打架! ……”同时自己也就在心理作答:“我想得很远很远。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想些什么。

这是翠翠对爱情的朦胧心理反应。情窦初开的感觉在她的心理骚动,她已隐约感觉到一种人生的新东西正闯入她的生活,她不能不想。但由于年轻,缺少感情经验,她又不能进行条理清晰的思考。这种矛盾必然引起人物内心的“乱”。这种“乱”反映到神态上来,便是一种下意识的迷惘和莫名其妙的痴态。在这里,有人物没自觉到心理活动的内容,当然也有人物自觉到了的心理内容:

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从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这是老船工向翠翠谈及大老托人提亲之后她的心理反应。当翠翠得知提亲的是大老而不是二老时,一时明显的失望。在心理对大老提亲的否定,对自己感情选择的坚定与从容,在翠翠心理不是下意识的感觉,而是一种明晰的理性思维。但这种抽象的心理内涵,是通过人物的神态和表情透露出来的。从这儿可看出沈从文的艺术感受力是很强的,善于捕捉人物的纤细感情及微妙神态,并艺术地表现出来,透露出人物隐蔽的心理内容,具有耐人寻味的韵味。

3 小说的语言

总的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有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他早期的创造,由于缺乏正规训练,文法上有过一些疵病,不过,这倒也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多了些山野气息,不失新鲜与活泼。最能反映沈从文小说语言特色的,是他用来表现乡土人生的乡土语言,只是在他的小说进入成熟期后,其语言方显示出它的全部魅力。沈从文成熟期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张,朴实中有神韵。他的小说语言以湘西地方话为母体,经过加工与提炼,予以书面化。湘西地方话是湘西根源古老的民族文化发展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产物。这种语言的现代化程度低,带有中国古代的某些特点。

他的小说语言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语言含蓄、素淡、和婉,多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这在《边城》里得到了极好的反映。话说三分,留下让读者去想象的空间。如写翠翠成熟后,她常爱学摆渡的家畜和客人的摸样,有时学小羊唤母的叫声,有时又在发间插上几朵鲜野花,身姿袅娜地扮新娘。即使她初恋时的语言中,也是那样的含蓄。如她用傩送的俏皮话,对外祖父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被河里的大鱼吃掉了。”宛如节奏舒缓的行板,余韵久存,淡淡几笔,便含而不露地写出了翠翠的心理变化。她渴望新的温暖和保护,憧憬美好的恋爱婚姻生活。这种颇有山水风味的语言,甚是迷人。

其二,小说语言中很少用助词“的”。这样能逼迫口语成分增加,使句式短朴。如《山道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山头极高。溪上一条旧木条,是用三根树干搭成,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响。傍溪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远山山鹊飞起时,虽相距极远,朋朋振翅声音仿佛极近……这段描写,没有一个“的”字,句式短峭简洁,对景物不作繁饰,却显得古朴清新。

其三,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这方面,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为突出。《萧萧》中乡下人谈论城里女学生《, 柏子》里水手与相好的相互埋怨等等,这些人物对白里,回荡着湘西人的乡音,使人油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

沈从文曾作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常在小说中将民间文学中的起兴比喻手法加以运用。如《边城》里引用了这样一首民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姑娘缠坏后生家。”这要比一般性的叙述语调生动多了。他还继承了湘西人说话就地比喻的传统。如《萧萧》中:

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婆婆虽生来象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

这种比喻具有造语新奇,出人意表,朴实而又神气飞动的特点。他的小说语言在叙述方式上,也汲取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长处,无做作,娓娓叙来,不转弯抹角,简明扼要,经济动人,语言中有浓厚的民间朴素美。如《边城》中:

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都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

其四,凝练与简洁。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算不得纯粹,正如他自己就说,文字一部分见出“文白杂糅”———明显地承受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影响却又未能完全融化为现代白话的结果。但同时,这又带来了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凝练与简洁。如:

半个月来,树叶子已落了一半,只要一点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木叶,同红紫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和爽朗,一切光景美到不可形容。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长河》)

这种写意式的笔法,仿佛随手拈来,轻轻几笔,就点出了山村景物特有的韵味,语言美和画面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4 小说的文体

沈从文曾有“文体作家”之誉。他的小说在文体风格上确是戛戛独创,不同流俗。总的特色是“不拘常例”,适应着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与感情内容,多方尝试,不断创新,多采多姿。他有意打破散文与小说间的文体界限,他的作品中,小说具有散文性,散文又具有故事性,可见他在文体革新上是尽了全部的心力的。

沈从文小说文体多样化特征,主要反映在作品开头结尾的变化多端。小说的开头或渲染气氛(如《丈夫》、《萧萧》) ;或推出主要任务(《会明》) ;或开宗明义点出题旨(如《绅士的太太》) ;或单刀直入写场面(如《新与旧》) 。小说的结尾往往牵动着小说整体结构、布局,从中可看出沈从文组织文体的才能。在他的作品中,结尾有“煞尾”和“度尾”两种。“度尾”“如画舫笙歌”,由远及近后又由近及远;“煞尾”则“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的确,《牛》《贵生》《丈夫》等小说的结尾都是极好的“煞尾”,小说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作者总以要言不繁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戛然而止。如《牛》的结尾:

……到了十二月,荡里所有的牛全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只有成天到保长家去探讯一件事可做。顺眼无意中望到弃在屋里的木榔槌,就后悔为什么当时不重重的一下把那畜生的脚打断。

这种结尾突出了牛老伯对官府的怨恨,仿佛一峰突起,照亮全篇,给读者留下了联想与思索人生的艺术空间,情节的发展一下子收束了,而故事的内在蕴涵刚刚被诱发出来。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看,这种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所谓“突转”,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或故事发展的结局突然转向与情节表面指向相反的方向。而突转与发现又是孪生兄弟。所谓“发现”则是人物对自己的身份或处境从不知到知。在《丈夫》中,按情节发展的表面线索,那个丈夫第二天早上将去水保家,可是第二天“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了”。情节发展的这一“突转”,是与人物身份、处境的“发现”息息相关的。那个丈夫在经历了一日夜的难堪与屈辱以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在被人当傻瓜侮弄。这一真实身份的“发现”,导致他毅然带着妻子回转乡下。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但又符合人物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又全在情理之中。沈从文在作品中就是特别善于安排这种“发现”与“突转”,使结尾蕴藉含蓄,富于暗示,他深谙“惊讶”与读者美感的心理联系。

而《边城》、《萧萧》等作品的结尾则属“度尾”。《边城》的结尾是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二老都爱上了翠翠,可翠翠的意中人却是二老。最后大老情场失意撑船不幸溺水,悲剧的尾声是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摆渡老人在操劳担忧中去世了,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摆渡口苦苦等着情人二老来接她,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结尾与来头,互相呼应,犹如一曲乐音从遥远处传来,音量加大至主旋律,最后又渐渐飘远了,使作品收到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艺术效果。

虽然这种文体的不断变换仅仅是为了形式的新而变,且文体变化的意义也有限,但他作品中这种多变的形式与相应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恰恰适宜着沈从文表现生命复杂多变的需要,在其大多数篇章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协调的、妥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