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思想状况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

公元前316年西晋灭亡，但仍有亡国奴不甘心，想恢复西晋王朝，他们在各个地区积极活动。公元前317年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组织建立起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朝廷——东晋王朝，其统治范围非常的小，管辖区仅限于江南地方的半壁江山。

在东晋王朝年间，北方的统治权一直是由赵国及前秦人等统治者掌管的，国家呈现分裂的状态，而且一直延续了两个朝代：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前后分裂的时间为三百年。

陶渊明的思想状况

在腐朽官僚的统治下，政治极端黑暗，当权的大臣们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残杀，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又接连不断，一系列流血政变，陶渊明都耳闻目睹。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对统治者有过幻想，希望能通过出仕的途径，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宏愿。但是，在几次出仕的过程中，他逐步看穿了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和自己格格不入。

他坚持自己的气节，不愿和统治者妥协，只有隐退田园，躬耕自资。在亲自参加劳动和接近农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他愈是痛恨那些达官贵人的腐朽和官场的险恶，就愈感到农民的淳朴可亲和田园生活的可乐。

除了现实生活的影响外，儒、道两家的思想对陶洲明也有显著的影响。他的政治抱负本是继承着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后来归隐，也正是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他还接受了王充等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道家蔑视富贵的思想。

他的“乘化委运”，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和老庄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儒、道两家的范畴。他既没有儒家鄙视劳动的偏见，也不取道家放纵的行为。在当时的思想界，他是独树一帜的。

扩展资料

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前365年-前427年），又名陶潜，字元亮，东晋伟大的诗人、散文家和辞赋家，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亦是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陶渊明自小就习得琴棋书画，才华横溢，颇有外祖父的风范。

陶渊明长到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游宦生涯。在这期间，曾担任过江州祭酒、主簿、镇军将军，彭泽令等职位。陶渊明在官宦与田园生活之间游荡了十多年，三番两次出仕、辞官，又出仕。

在这反复无常的日子里，陶渊明一心想施展抱负展示宏图伟愿，另一方面又想念舒适的田园生活。经历了内心纠结的斗争，最终放弃厌恶了官场的黑暗奸诈，选择一心向往追求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前405年，陶渊明最后一次任命的职位是彭泽令。在程氏妹的去世后，陶渊明著作了《归去来兮辞》，表明了他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心愿。写完这首辞赋后，陶渊明就毅然辞官，回归于农田生活，一直到去世。

在归隐田间生活期间，陶渊明著作了五首《归园田居》、十二首《杂诗》等诗歌。在病重清醒之际，还著作了《拟挽歌辞》。

--陶渊明

归园田居中“方宅十余亩”到“鸡鸣桑树颠”这部分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一、前言

陶渊明（365—427）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评价是个有趣现象，大抵都说他在西晋南北朝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李、杜等著名诗人纷纷于诗文中提及，才逐渐受到重视，但陶诗文真正得到文学上的重视与肯定却必须等到宋代。然而这样简单的叙述并无法详细说明其间是如何变化，以及其中如何涉及到复杂的文学评价、时代风潮和审美标准的变化等等。

本文拟采用之德国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提出的接受理论(即将传统以「作者─作品」为中心的文学论述方式加入了「读者」的创造参与

不过，接受理论也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好，其最大的缺陷自然就在于「研究方法」的提供上，诚如此理论所说每个读者都是全然不同的个体，那么即使是对同一件文本，不同读者的解释与想像也一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当研究者需要研究读者反应的时候，他应该如何取得众多读者他们的看法与理解的内容呢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因此本文在论述个别读者意见时除不刻意遗漏某些意见并加以分类、对比之外，并加入时代风潮一倂讨论之，以弭补个别读者反应之不足。

二、南北朝对陶渊明的接受：名士形象远胜文学家形象

文学史谈论陶渊明大抵都会说他的作品在南北朝不受重视，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外当时文学风尚不是重视骈辞俪句，就是流行雕镂刻画为工的山水诗，要不便是谈幽论冥的玄言诗风行一时 这样看来，好像整个南北朝都轻忽了、亏待了、辜负了陶渊明似的。

但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南北朝流传至今讨论到陶渊明的资料，可分成三类，一类是传记资料，包含诔文、史传传文，这类资料最丰；另一类则是短评，包含诗文评论、序录；另一类较特殊，是模拟陶渊明诗体风格的诗歌作品，后两类在数量上都较传记资料少。

(一)

传记资料中以颜延之（384～456）〈陶征士诔〉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却是稍晚于其后的沈约(441-513)《宋书‧隐逸传》传文，这两篇文章都是重新理解南北朝文人对陶渊明形象的关键文章。〈陶征士诔〉的作者颜延之是陶渊明意气相投的好友，《宋书‧隐逸传》为了凸显两人情谊，特地先举了陶渊明不轻易与权贵人交往的处事性格，「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颜延之当时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钟嵘《诗品》将他的诗作评为中品，说他：「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述，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颜延之诗风凝炼规整，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显然与陶诗风格不同，然此却无妨于两人相知相惜。

颜延之在〈陶征士诔〉讨论陶渊明文学成就只说：「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赋辞归来，高蹈独善」，好像没有作过多的评价，或者也可以说颜氏认为陶在文学上无甚惊人表现或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诔文文体本不着重于文学评论，但另一方面却显现出颜延之写作重心全放在呈显陶渊明另一个形象，即隐士(即征士)形象的建立，颜延之在文章一开始就极力推崇隐士的高亢行止，接着便说隐士风范在历史上消声匿迹断绝久矣，其云「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亦惜乎！」陶渊明以隐士身分的出现便承继了断绝的隐士传统，而陶渊明之可贵就在于弃官隐居的行为是「子之悟之，何悟之辨」、「道不偶物，弃宫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乃省悟过后的从心所好，非不得已而然。

颜延之塑造陶渊明隐士形象到了沈约写《宋书‧隐逸传》又有进一步发展，沈约剪裁了陶渊明几篇著名诗文〈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与子俨等疏〉、〈命子〉融入陶传，成为传文主体，正如沈氏所云「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盖以其文证明其生活

1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2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

3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4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5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6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7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第一则「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人所熟识，正说明渊明的天性率真，不拘小节、难以适应官场文化；第二、三、五则说明渊明与权贵(贫贱)交往之率性自然，不迎不拒，不卑不亢；第四则「无弦琴」、第六则「漉酒巾」说明渊明超乎常人的逸趣和洒脱，俨然名士形象，此二则文字列入《世说新语》〈任诞〉、〈豪爽〉等篇亦难分辨之

沈约《宋书‧隐逸传》影响极大，萧统(501～531)〈陶渊明传〉基本上是承继沈约〈隐逸传〉内容，删去原引陶渊明诗文，只存篇目，保留上述七则故事，再加上另四则故事(最后一则引陶诗四句)，以及开头一段总评。

1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2 (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4后刺史史檀韶苦请(周)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

第一则纪录江州刺史史檀道济与陶渊明对话，呈现渊明归隐固穷的志向；第二则表现出渊明将心比心的仁厚情怀；第三则说明「浔阳三隐」人物；第四则引陶诗暗讽假隐士的行径

萧统〈陶渊明传〉四则故事和沈约〈隐逸传〉七则故事，后来为修史传者所继承，转相增删抄写，如令狐德棻《晋书‧隐逸传》、李延寿《南史‧隐逸传》关于陶渊明部份，大多承继萧、沉。值得注意的是自萧统后皆于传中删去陶诗文，仅余故事。考沈约之所以采录陶诗文、而萧统去之，实乃因沈约当时并无陶集，借史传保留陶诗文的用心可谓浓厚矣，萧统既已替渊明搜求编定文集，又写〈陶渊明集序〉，为免重复，自然将陶诗文删去不录。如此一来，萧统〈陶渊明传〉中的十一则故事恰恰又流露极其完整的陶渊明形象，其中包含了隐士、忠臣、豪爽不拘、率性自然、仁厚胸怀、固穷守节、洒脱逸趣等等，这样的形象正是魏晋时代风行的名士气息。

先从沈约《南史‧隐逸传》来看史家对隐逸者的态度，司马迁《史记》将伯夷、叔齐列为列传之首，推崇之意自不代言，其后《汉书》并无隐逸传，《后汉书》有〈独行传〉及〈逸民传〉述及隐士部分，《三国志》又无隐逸传，(《晋书》成书在宋书之后，可不论)，沈约复立〈隐逸传〉，述古追重之意可见，其用意正如同颜延之〈陶征士诔〉所说：「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亦惜乎！」

沈约、萧统塑造陶渊明名士形象所为何来？这便不得不探究一下名士在魏晋人物心中的观感。「名士」一词起于魏末，东晋袁宏作《名士传》，云：「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浚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燕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魏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牟宗三先生《才性与玄理》曾对名士下过定义：「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是则轻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魏晋间之所谓名士，则非所谓某某家，而只是为名士。专为名士，则其人惟在显一逸气，而逸气无所附丽。此即为名士人格。名士气转而为名士。名士者有名之士也。声名洋溢，人所注目。然此所谓名士，非以立德而名，亦非立功立言而名。其为名，亦非明节之名。然则此所谓名士，究竟以何而名？曰：惟在因显一逸气而名。逸气虽无所附丽，而亦有表现。其表现在清言、清谈。固其为名士是清言清谈而为名士。又，清言固有所言，清谈固有所谈，其所言所谈为玄理。固其为名亦因清言玄理而为名士。又逸气之表现亦在青白眼、亦在任放，不守礼法。故其为名士亦因生活旷达而为名士」、「『唯显一逸气而无所成』之人格即为名士人格。此为名士之通性，而在魏晋时代出现于人类之历史。此亦可谓魏晋时代所开辟之精神境界也」换言之，沈约、萧统塑造陶渊明名士形象，首先着重在于宣扬其声名、引人注目，随后凸显其任放旷达举止，完成其名士形象，最后才由文章证如其人，这样的名士形象美感的确立远超乎文学家形象，会有这种理解方式的出现，实因魏晋时代所开创、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名士作风，远超过文学家的形象欣赏[11]

因此，南北朝实未轻忽陶渊明，若单从文学史上考察，必然导致陶诗文不受重视的结论，但若从文化角度考察，则可发现南北朝人欣赏陶渊明是从名士角度切入，符合当时代的审美价值观，对声名并不洋溢的陶渊明来说，这已经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了。

(二)

南北朝讨论陶渊明另两类资料，短评和后人拟作，可一并讨论之。

短评资料对陶渊明的评价分成两类，主流当然是以彼时崇尚绮靡文风作为衡诗量文标准视陶诗文为辞采不优，另一类则因衷心佩服而推崇备至。

主流评论如钟嵘（468-518）《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 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虽极力为之辩解，却又恰好证明当时不能欣赏此一质直文学表现，正如阳休之（509-582）所云：「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但综合起情意与辞采也并非全无人欣赏，萧统〈陶渊明集序〉即对陶诗文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萧统自身的文学表现和喜好，其实都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风格，与齐梁文风吻合，但他却也能欣赏陶诗文质直的作品，自云「爱释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但他喜欢陶诗还有另一层用意，即陶诗文在他看来实在深具教化功能，这当然与他的居于统治者地位的身分有关，他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也从教化角度看，所以萧统认为陶渊明〈闲情赋〉没有讽谏之意，是陶集中唯一一篇白璧微瑕之作，甚至主张可删去不录。若照这种教化的目的性去看陶诗文，萧统《昭明文选》只选录陶诗八首、辞一篇，就可以理解了。

陶渊明诗文风格虽未能获得南北朝真正体会欣赏，但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的风格还是吸引了一些著名诗人注意，并起而效仿，开启后代仿作，甚至是追和的先风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友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作，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鲍照〈学陶彭泽体〉)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倚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江淹〈拟陶征君田居〉)

鲍照诗作辞藻华美，感情强烈，气势横溢，锻炼字句尤见功夫，《宋书‧鲍照传》说他「文甚遒丽」；江淹诗作古奥遒劲，稍近 很显然地这两人诗风实迥异于陶渊明，所仿作似乎是透过朴质词句寄托去忧解怀的田园想望，企图实验并试探另一种迥异世俗的诗风，并以此锻炼自己的诗艺。特别是江淹，他写作一系列的拟古作品，自云「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杂体三十首序〉)，在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增进自己诗艺。再从江、鲍两首拟作来看，首先「陶彭泽体」在当时即可能是一种形象鲜明的诗风，虽非主流，但已受人关注。其二，拟作内容应是以率性自然的田园生活为主，语言则是不重藻饰的朴质文句。

由此可知，南北朝欣赏陶渊明大多不是建立在其文学成就之上，看似真能欣赏其文学成就者大多又暗自归向名士气息或教化功能，再不就是择取陶诗文中有清靡诗句以逭合归向时代绮靡文风，尽管如此，但都无妨于南北朝欣赏陶渊明其人风范的观点，即名士形象远胜于文学家的形象，而名士形象才是南北朝对陶渊名的欣赏处及肯定处。

三、隋唐对陶渊明的接受：名士形象开始松动，文学家形象逐渐清晰

隋唐天下一统，政治局势与陶渊明所处晋末南宋朝初期动荡纷乱已截然不同，文学风潮也在陈子昂倡议古风及中唐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努力下，逐渐扭转了华靡笼罩的文风，人物的品鉴也从消极避世或任诞旷达转向了积极进取 换言之，随着新时代、新思朝、新审美观的来临，陶渊明的形象在隋唐文人心中又有了另一种变化。隋代思想家王通(～617)便说陶渊明是放浪于礼俗之外的人

也于是唐人对陶渊明的理解遂普便受新时代风潮(积极进取、多元风格等)所共同影响，再加上文人们各自个性形成三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是对陶渊明名士作风，隐士情调的向往与赏赞，主要内容大抵不出沈约、萧统陶传文典故内容及陶诗文内容。如李白〈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酔，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陆龟蒙〈漉酒巾〉：「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间，偏宜雪夜山中戴，认取时情与醉颜」、「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尝为彭泽令，在官才八旬。愀然忽不乐，挂印着公门。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效陶潜体诗〉)，都属此类。但这种向往基本上只是一种心灵状态，并非行动，即便连隐居又出山寻求仕宦机会的孟浩然，虽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心灰意懒回到隐居老巢，但一有机会他还是肯出山当官的，这固然是他自己隐居意志不坚的缘故，但却不能轻忽时代积极进取风潮的影响。又如高适所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隐与仕的冲突在唐代终是仕是为优先的。至于所谓的唐人对陶渊名行止的赞赏心灵状态，白居易说得最为清楚，即「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尘泥」(〈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访陶公旧宅〉)，白居易提出摆落荣利，实可视为陶渊明隐居避世精神与积极进取的唐朝风气冲突所作出最好的调和看法。

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受到时代积极进取风气的影响，对陶渊明的行谊开始有了检讨的声音，王维就说他守小节忘大体，云「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忧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韩愈也说陶渊其实是未能躬逢圣时，隐居乃无可奈何不得已之举，说「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言下之意，若是陶渊明生在唐代必然不肯隐居。至于刘禹锡更直指陶渊明不能适应官场生活是性格上有所缺陷，云「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寓意二首〉)。如此一来，陶渊明名士形象在唐代积极进取的观念中已逐渐松动，不受唐人所欣赏。

再一种理解方式，即从文学角度切入，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正面肯定陶渊明的文学表现，白居易也有同样见解「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但杜甫对陶渊明仍颇有微辞，认为他未必能达道达生，〈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种看法正好说明了陶渊明名士光环的消退，备受唐人检讨计较，但却逐渐转向文学表现上的成就。

陶渊明名士形象(渐退化成隐士形象)和文学家形象一直在唐代起伏消长着，深受时代风潮所影响，也在各自文人不同的情性而产生出不同看法，但明显的趋向是较南北朝开始重视陶渊明的文学上表现。

四、北宋对陶渊明的接受：文学家形象的确立，名士形象淡化

宋代文风又与唐代有异，走向一种知性反省精神

北宋理解陶渊明的转变大抵以苏轼为分水岭，苏轼之前还是著重在陶的隐士形象，如徐铉〈送刁桐庐序〉：「陶彭泽，古之逸民也，犹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人之业也」也有如唐代仕隐冲突以仕为主的想法，如欧阳修〈偶书〉：「吾见陶靖节，爱酒又爱闲，二者人所欲，不问愚与贤，奈何古今人，遂此乐犹难，……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暂惜不可得，况欲闲长年。」、文同〈读渊明集〉：「也待将身学归去，圣时争奈正升平」。

但在苏轼之后，陶渊明则完全确立了陶的文学家形象，特别是以文学家形象涵括隐士形象。

苏轼喜爱陶诗文主因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困顿谪居生活略与渊明相似，苏轼曾于元丰四年作过〈归去来集字诗〉十首，虽只是集字改作，但已经开启研读改作陶诗的先声，接着又在元丰五年二月写下以陶渊明〈游斜川〉诗为应和对象的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然后又于三月作〈哨遍〉(为米折腰，因酒弃家) 苏轼和陶之作，始于元佑七年(1092)，时苏轼在颖州，和作饮酒二十首。此后未有和作，至绍圣二年(1094)，始大事和陶，时苏轼在惠州。绍圣四年(1095)，苏轼再贬儋州，追和不断，可知苏轼改陶、和陶之作大多在黄、惠、儋三州，其间乃苏轼平生最为艰苦之时。

苏轼偏爱陶集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与苏辙书〉)，故而念兹在兹的就是针对前人批评陶诗文之意见作反驳，如萧统说陶渊明〈闲情赋〉卒无劝谏之意，是白璧微瑕者，苏轼便反驳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释者。」(〈题文选〉)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苏轼就反驳：「〈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隐酒诗后〉)、「所贵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在苏轼眼中看似枯槁、枯澹的陶诗其实内里却是膏腴丰美。王维说陶渊明是忘大守小、沈约说他守节不臣异朝、韩愈说他隐居乃未遭遇明时，苏轼却不这么认为，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认为陶渊明择仕选隐本来就没有任何目的，唯顺其真心罢了。苏轼如此替陶渊明辩解，自然将其文学地位拉抬至无以附加之境，甚至比稍早于前的宋人思悦僧人已将陶视为晋宋间第一诗人

姑不论苏轼这样的偏爱见解恰当与否 宋人在欧阳修、苏东坡的提倡宣扬之下，承继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余响，诗文走向平易风格，并以之作为审诗量文的标准，所以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文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评韩柳诗〉)、「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其实这是时代美感下的新标准，这样的看法遂成为宋人欣赏陶诗文的主流意见，如秦观云：「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韩愈论〉)、杨时云：「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曾纮云：「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论陶一则〉)从平易冲澹的审美角度重新检视质直的陶诗文，突然和整个时代文学新风潮冥合契入，陶渊明的文学家形象忽然鲜明确立起来，成为时代的美学新典范。

由此看来，北宋(特别是苏东坡之后)才真正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上。

五、结论

由上可知，陶渊明在南北朝被史家刻意塑造成名士形象为人所接受，南北朝实未轻忽陶渊明，若单从文学史上考察，必然导致陶诗文不受重视的结论，但若从文化角度考察，则可发现南北朝人欣赏陶渊名是从名士角度切入，符合当时代的审美价值观，对声名并不洋溢的陶渊明来说，这已经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了。到了唐代，陶渊明名士形象和文学家形象一直在起伏消长着，深受时代积极进取的风潮所影响，各自文人因不同的情性而产生不同看法，但明显的趋向是较南北朝开始重视陶渊明的文学上表现。入宋以后，时代文化渐走向一种知性反省精神，与唐代注重感性不同，表现出平易疏淡的文风，并以此作为文学审美标准，与陶诗文质直风格契合，备受宋人称扬，从此确立了文学史上一流文学家的形象。

换言之，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先以人格美感的形象出现(远胜其文学家形象)，之后在逐渐转向杰出的文学家形象，这样的转变恰恰说明不同时代截然不同审美观，而陶渊明正以其不同时俗的言行文学表现，通过三段不同时代的美感风潮，激起不同美感价值观下的评论，这些评论又恰恰可以说明陶渊明如何被不同时代所创造、所接受，形成文学史或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样貌。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诗歌的风格，苏轼认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貌似“枯淡”，而中实膏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惠洪《冷斋夜话》：“东坡尝曰：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秦观亦云“陶潜之诗长于冲淡”(《韩愈论》：“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陶渊明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曾纮曰：“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葛立方《韵语阳秋》：“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吴澄《送袁用和赴彭泽教谕诗序》：“其为诗也冲澹，华而不炫，如絅里之锦，读者莫知其藏绚丽之美也。”(《吴文正集》卷二十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元亮得步兵之澹。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阮、陶二公，抗迹尘寰，神致冲淡，妙寄笔墨之外。”

　陶渊明诗文风格多端，题材丰富，但只有田园诗才能前逾古贤、后难继武，因此，谈论陶渊明作品，就应该立足于田园诗，其它题材的作品，如咏史、读书、行旅、赠答等，虽能丰富陶诗的内涵，却并不能代表陶诗的卓越品质。陶渊明田园诗感情流露舒缓自如，抒情方式平淡自然，其“素淡”的风味，乃剥落繁华所致，发源于真，归乎自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非有意为之所能及。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貌，应当和他深切膺服老庄美学思想有密切的关联。

　老子从其道论出发，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推崇“淡乎其无味”(《老子》第三十五章)的美学境界，所以会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认为浮华绚丽的事物往往使人心智迷乱，被蒙蔽而看不到大道之美。所以老子提倡“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庄子承续老子的哲学思考，也崇尚自然质朴的审美趣味。比如写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庄子推崇自然朴素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刻意的雕琢、虚伪的华饰。未经雕饰的原木是朴，没有染色的白帛为素。朴素是事物的天然本色、原始状态。庄子以朴素为美，正是取它的这种含义、“朴素”即未经雕琢饰染的自然之美。《天运》说:“夫鹊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天鹅自来白，不是因为日日洗澡，乌鸦天生黑，也不是天天日晒的结果，两者都是出于本然，这就是朴，这才是美。因此庄子反对“饰羽而画”(《列御寇》)，在天然美丽的羽毛上再涂以华彩，只会破坏朴素的美。“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刻意》)素是不受外界熏陶濡染，保持天然本色，犹如没有染色的白帛。

　其实“朴”的观念在《老子》《庄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等诸多方面，在此单纯从美学观上加以考察。“朴”的美学要求就是平淡自然，简单真切，罢黜一切不必要的铺陈、藻饰、雕琢，因此老、庄都对矫情做作的语言进行了批评。《老子》第八十一章有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王弼注曰:“实在质也”，“本在朴也”。可知老子重视的是质实的内容而不是华美的形式。张松如说老子指明的是:“信实之言多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尚华饰，故不信。”(《老子校读》)质朴的语言往往可传达简洁而准确的内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越简单的形式往往有越丰富的内容，所以老子提倡“朴”，与他尚真、尚自然的思想相一致。庄子也认为: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华丽繁缛的语言只会遮蔽言说的真面目，无足取法。基于这种重内容而轻形式的思想，《庄子》一书进而形成了“忘言”的观点:“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言只是达意的一种工具，故“得意”才是目的，而不必在为达到目的而借助的工具上大作文章。语言都可以完全忘却，摒弃不用，因而对语言进行藻饰、雕琢更是毫无必要。

　综上所述，老、庄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文艺观念：至高的美就是天地自然的本原，质朴无华，不烦绳削。语言所要表达的是大道之美，是真意，因此语言也要有真实朴素的风格，如果可以领悟到大道的意味的话，甚至言说也成为累赘。

　陶渊明无疑认可接受了老庄所阐发的美学趣味，所以古今论陶均不离“素淡”，安盘言陶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颐山诗话》);徐骏说它“淡泊渊永，复出流俗，盖其情性然也。”(《诗文轨范》)宋叶梦得《玉涧杂书》写道:“陶渊明真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他是把自己内心所体验到的事象或感受，倾其所有，尽性发露，而无意于玩弄语言文字的技巧，这就使得他所描述和表达的事物，获得了如同生活本身那样的色泽和味道。例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等。所有这些描述都带有着生活、自然的原生形态，没有任何艺术雕琢的痕迹，本色本香，却能够给读者带来美好独特的阅读体验。

　又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其一)诗人描写的是平常的田园景物和村居生活，前四句生动地描写了田园夏日的景物，表达了诗人畅适的心境。中间十二句写平静的田园生活，读书、弹琴、饮酒、劳作，与幼子玩耍，这些平常的小事却给诗人带来了极大乐趣，它使诗人从仕与隐的困惑和焦虑中彻底摆脱出来，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真正意义上的解脱。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凡庸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所以，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不只是写实，其中蕴含了诗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襟怀气度，这也是陶诗虽然素淡却韵味悠长的奥秘所在。诗的最后两句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使诗的内涵大大增加，整首诗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凡意境，百读不厌。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宗白华说:“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创造过程中，陶渊明或许并不排斥审美的加工，而只是加工得舟过水无痕，雁过空无迹。葛洪《冷斋夜话》这样解释陶渊明诗作平淡朴素的风格：“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则说:“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陶诗在平淡自然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单调乏味的平淡，只是寡淡无趣，面目可憎，其妙处高处在于寄至味于平淡，有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平却平得有趣，淡却淡得有味。例如《移居诗》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敝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首诗只是描述了移居南村及其与邻里交往的寻常情景，但其中汩汩流淌着至深至浓的人情。正因为陶诗意味淡而实厚，因此历代诗论家认为，读懂陶诗需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人生况味和生活阅历。黄庭坚《跋渊明诗卷》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一是反复咀嚼，领会其中的蕴涵。清伍涵芬《读书乐趣》写道:“陶渊明诗语淡而味腆，和粹之气，悠然流露，最耐玩味。……人初读，不觉其奇，渐咏则味渐出。”

　建安文学为中国文坛带来悲慨苍凉之美;西晋诗人贡献了绮丽之美;而陶渊明则开拓了以自然平淡朴素为美的天地。吟咏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如展开一幅趣味盎然的田园生活画卷，只觉山清水秀，徐风拂面，但看炊烟袅袅，犹闻飞鸟啼鸣，令人忧烦扫尽，陶然忘机，不禁心醉意迷，心驰神往。

　拓展内容

　陶渊明的诗歌成就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

　①内容平淡自然，内容贴近生活，亲切淳真，富于真情实感。 所描绘的场景、叙写的事情，为人们熟知习见。通过朴素自然的田园风光的描写，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不加雕饰，把生活的情景和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清新自然的特点。如《归园田居》中的“少无适俗韵”的描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平淡自然，这些生活情景及诗人的志趣，心情，都是诗人真实的感受，写得十分亲切。

　②浑融完整，意境高远。 作者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田园诗中多有精彩的景物描写，取与自己心境相合之景入诗，既有客观实境，又有意中之境。使自然景物都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无穷。它往往与具体的景物和诗人的真挚感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以情景为主，把人们引向一种更加高远而深沉的境界，这种情、景、理的高度融合，即诗与哲理的结合，更使陶诗意境高远，清新拔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很朴实，但又含有一种韵味，是不经意的看到了南山，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常亲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平淡的语言中得到了表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是一种客观的景物描写，从”飞鸟相与还“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充分的肯定和满足的情感，韵味很深。

　③精工而本色的语言。 陶诗的语言朴素、直率，毫无斧凿之痕，平淡、本色，简练朴素，明白易懂，但绝不是浅薄粗俗。他诗中那些看似极其普通的“田家语”，实则是经过艺术提炼的，是诗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中的“翼”字、《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均能于本色中见精工，于朴素中见华采。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