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天和刘强东会离婚吗，有哪些影响他们的情感因素？

我觉得并不会，章泽天是不会和刘强东离婚的。众所周知，刘强东、马云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网购行业巨头，京东的老板刘强东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一帆风顺。之前的一个案件真的是严重影响到了刘强东的婚姻，很多人认为此案也损害了刘强东的名誉，对刘强东和章泽天的婚姻感情影响更大。 甚至于很多人说刘强东和章泽天离婚了，但两人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这个是不会让刘强东和章泽天离婚的，而且他们之间虽然说受到了影响，但是也不至于会离婚，之前刘强东在新浪微博的个人账号上发了一封道歉信。 向自己的家庭和京东的所有员工道歉。 此后，刘强东几乎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与此相比，他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工作着。而且我们要知道当章泽天还不是京东夫人，而是奶茶的妹妹的时候，和京东创始人谈恋爱，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骚动。

结婚之前，刘强东提前支出10年工资和奖金，价值265亿元，未来10年年收入为零。 另外，刘强东今后10年的收入都是婚前的财产，所以章泽天本人其实心里像明镜一样，一场婚姻就像是搭档开公司一样，她早就做好了其中的风险准备。 从婚前协议签订的那一刻起，她也许就领悟到，她不仅拥有一时的迷茫爱情，还拥有地位，机会和非常宝贵的私人资源。

她的并不是真的假装出来的，而是在思考了自己想要什么，又能忍受什么样的结果之后才结婚的。 一般人的结婚，不仅仅是爱不爱，还有车有没有，有没有房子，其实经济是长期的利益。所以刘强东和章泽天选择相互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帮助。

中国人喜欢孙悟空，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因素、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

孙悟空是典型的男孩性格。

首先，孙悟空的性格像个孩子，他顽皮、活泼、好动，俗语云“猴子屁股坐不住”，中国人都喜欢孩子，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偏爱男孩，孙悟空身上的男孩性格，迎合了人们的心理。

戴上“紧箍咒”之后，孙悟空就变得无比忠诚。

第二，孙悟空忠诚。忠诚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品质之一。自打孙悟空戴上“紧箍咒”这个效忠标志之后，他就真真正正地开始跟随师傅，无论受了来自师傅的多大委屈，无论遭遇了多少磨难与痛苦，忠诚始终是孙悟空的底色。中国人对忠诚的人有天然的喜爱与信赖，所以喜欢孙悟空就不足为奇了。

孙悟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孙悟空能量大。从实用角度而言，孙悟空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降妖除魔，除了他那根无所不能的金箍棒，还有上天入海请来各路神仙帮忙。面子大，有路子，在中国民间，这样的人也一向受欢迎。当人们开始嘲讽一个人“孙猴子来了也救不了你”时，那说明这个人真的已经无可救药了。

孙悟空是个浪漫的人儿。

第四：孙悟空身上有浪漫色彩。孙悟空的浪漫与唐诗宋词里的浪漫不一样，唐诗宋词里的浪漫多是风花雪月、卿卿我我，而孙悟空的浪漫则是上天入地、变化多端。“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这种浪漫满足了古代人对于距离与速度的极端想象。在人生困顿的时候，想想孙悟空身上的浪漫成分，压力顿时会减轻不少。

孙悟空是个“完人”。

以上四点，并不能全部说清孙悟空身上的魅力。之所以中国人有“悟空情结”，还因为在漫长的时光中，人们在不断演绎孙悟空的故事，不断发现他身上的优点，逐渐地把孙悟空变成了一个理想中的完人。

中国人是有“完人崇拜”心理的，但受客观原因影响，中国历史上又极少有完人，所以就把孙悟空当成了完人代表。谁会不喜欢一个完人呢？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以法制人

“以情感人”。中国人向来注重人的情感因素，重视个人的心理和情感，所以将“情”运用到管理之中，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作为管理者，要注意与员工的情感沟通。中国人讲究人情味，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模式越来越为人抛弃，人道主义受人青睐，员工刚进组织时，作为领导者要发挥个人作用，将新职工尽快地融入这个团队之中，给予关心和照顾，激励他在这个团队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当下属作出成绩时，要恰当地赞扬下属，可以与他进行真诚的沟通，赞扬并感谢他为组织所作的贡献；当员工犯错误时，要学会尊重员工的失败，不能因为员工犯一个错误而否定他的所有。有人曾说过，犯错误是第一阶段，认错是第二阶段，改错是第三阶段。当员工犯错后，作为领导者要尽力地把他引向第二阶段，最终迈向第三阶段。

“以理服人”。成功的领导者不仅能够与员工融洽地沟通，以情感人，他们还能以理服人，讲道理、办实事、实事求是。在团队管理中，领导者要公事公办，虽然以情感人，但不感情用事，他们会清楚地划分公私界限，不把个人偏见带到职场上；以理服人，还要求领导者不求全责备，能充分认识下属的长处和短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要尽量帮助员工取长补短，发扬一技之长；以理服人，还要求领导者能认真听取下属的意见，尊重员工的讨论，凡事讲道理，一个讲道理的领导者才能得到下属的支持，从而在团队中更突出个人价值，为组织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法制人”。万物皆有法，法代表准则和规范。一个成功的团体，要有明确的准则来规范其日常行为，才能保证组织和谐长久发展，否则一切都会乱套。领导有领导的原则，“不要越级指挥”就是管理的基本原则，每个领导者应该牢记。下达命令时，要明确指示的先决条件是弄清自己的目标，下达命令一定要清楚，这样才能让员工明白无误地执行命令。模棱两可的命令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在组织管理中，一定要有组织准则这个“法”，并要将其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情感对歌唱技巧和艺术美感的创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情感因素是声乐教学的动力，调控好教学中的情感状态，对提高教学效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声乐教学 情感 调控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映。它既有信号的功能，又有调节人精神活动的动力功能。它能积极地影响人的认识过程，推动人的认识发展。积极而良好的情感能激发歌唱者感知的积极性，增强想象和思维的能动性。歌唱艺术是最富心灵性、表现性的艺术，情感则是它的内容和本质。情感这种心理现象在歌唱和技巧训练中往往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比如歌唱情绪低落，状态就差，歌唱无激情，声音无活力，高音就困难等。情感与声乐技巧训练及声乐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因为一切歌唱活动都是依靠人的大脑和各发声器官协同配合来进行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体现在教学的双方，教与学双方都处在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过程之中。声乐训练靠大量心理活动来实现，生理因素也受心理活动影响和制约。教学中影响学生的因素很多，毫不例外地应该将积极的情感作为动力，教师能否调控好学生积极的情感状态是教学成败的关键。

　　一、积极的情感状态是解决声乐技巧的动力

　　在声乐教学中，情感的调控对解决声乐技巧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声乐艺术的学科特点处处充满矛盾，学生就是在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被解决的过程中，使歌唱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得到提高和完善的。歌唱者对自己的歌唱器官看不见又摸不着，只能凭听觉、视觉、感觉对教师的示范、讲解进行感受、比较，都是以感知为基础，以大脑的意识操作为手段，通过思维对所获得的感性认识进行分析、判断，逐渐形成对声音状态的理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歌唱状态和获得歌唱经验，达到真正掌握歌唱的技巧。教师若能准确地把握住学生发声的各种细微变化，并能通过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注重自己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就能调动起学生旺盛的歌唱欲望和学习兴趣。学习兴趣是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核心因素，教师应该用教学方法的科学性来实现课堂的生动性，从而带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声乐教学中积极的情感状态是获得好的歌唱状态的基础，比如声乐教学中常出现有的学生为追求某种声音效果，找“高位置”而脱离自然状态，发声音位不高、咬字无力、课堂不够积极等状况。笔者曾用富有情感和语气的朗诵状态启发、引导学生，收到很好的效果。朗诵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语言，《乐记》中讲：“歌之为言之，长言之也。”歌曲的创作与表现都是人们生活中情感语言的演变、夸张和提炼，而完美的朗诵更是发声技巧、语言技巧及情感表现的最好体现。作为声乐技能的训练也可借助朗诵的感觉，要求学生在练习中强调带上感情，并带上良好的呼吸支持，将语音位置提高，加强语气、语调以及咬字、吐字的积极状态，将朗诵时的生理感觉再现于歌唱状态之中，学生通过练习找到了好的声音感觉。中外艺术歌曲中，高潮处往往出现“啊”“哎”等感叹词，这些高音恰巧是歌唱技巧的难点，又是学生最畏惧的，若要求学生用叹气的状态，带上语气，深情地朗诵歌词的状态去找高音感觉，充分地打开喉咙，既能使学生容易找到高位置的声音状态，又能减少学生对高音的畏惧感，克服发声障碍。

　　声乐教学成功者往往是教师善于教与学生善于学的积极互动，学生课堂的感知状态、情感状态以及个性特征等都能动地支配着他的生理感觉，也控制着他的歌唱行为和技术的发挥。比如歌唱最重要而又最常见的呼吸问题，若教师只强调怎么吸，吸多少，吸到什么部位等等，学生往往不易做到。若能给学生讲明歌唱呼吸与生活呼吸的异同和特殊性，呼吸是歌唱的生命，歌唱呼吸需要一定量的支持和有意识地控制呼气，运用和练习中要吸得深而吐得均匀，随时要保持松而畅的呼吸状态。具体练习中可启发学生用吸气如“闻香花”“打呵欠”，呼气如“抽丝”“吹蜡”等生活体验来找感觉，可能会获得好效果。教师形象、生动的启发比单纯生理性或技术性阐述，更易让学生理解、接受，也会调动和激发起学生积极的情感状态和思维想象，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捕捉各种发声感觉。

　　二、情感因素是歌唱表现艺术美的核心

　　歌唱是一门技巧性极强的学科，但具有艺术性的教学最能激发学生的歌唱激情，教师的教学要富有情感性，应具体落实在教学和艺术实践的每个环节中。比如声乐教学中教师选择的练声曲，它是教师训练声音的手段，也是声乐表演的准备和发声的基础。通常教师根据学生学习不同状况选择各种练声曲，主要注重于技术上的考虑，往往比较枯燥而单调。教师在巧妙地组合和设计练声曲时应充分考虑到课堂效果，既要做到循序渐进，也应考虑到该练习能否调动起学生积极的情感状态。例如音阶上下转换和跑动要富有流动感，应该连贯性练习与跳动性练习相结合，把学生从枯燥、单调的技术训练中解脱出来。特别注意课堂练习的状态，要求学生感觉每个乐句、每个母音的流动都有潜台词，将连惯性乐句要唱得舒展而自如，跳跃性乐句唱得华丽而富有活力。教师把练声曲看作是技术训练、音乐感觉、音乐表现力训练的综合体。要求学生在练声中养成细心感受、分析作品的良好习惯，把每条练声曲或作品都唱得准确而完美，从技能训练上升到有意识的歌唱需要，从而形成对音乐作品感受的完整概念，为今后驾驭难度较大的作品创造条件。由此能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能力，增强教学艺术性，学生的心灵会得到陶冶，使其认识到美好的歌唱是技巧与情感的完美结合，是人内在情感激发的结果，使学生逐渐养成发声必有情的习惯。由此也能极大地减少由于技术训练带来的心理压力。

　　声乐教学中的情感调控无疑还应体现在对歌曲的艺术表现与情感内涵的挖掘上。声乐教学本身就是生动、鲜活、充满想象力的教学，教师要善于点燃学生的情感火花，要营造生动而和谐的教学氛围，只有当学生对所感知的美有深刻的体验时，才会对作品的艺术美产生热爱。在处理具体的作品中，教师若能运用富有感情的想象分析歌曲旋律与歌词，并用艺术性的朗诵语言准确而生动地朗诵歌词，就能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学生通过联想歌词中的意境，会身临其境，将歌曲音乐形象与歌词文学形象构成一幅生动的“音乐画面”，会激发起创造好这部作品的欲望。强烈的创造欲望会激起对声乐技巧的完美追求，在不断追求艺术完美的同时，良好的发声技巧和声音状态会得以巩固和稳定。 有孔可以去我的网站看看，里面还有很多~！我的个人网站： http://www0771sycn/

何为中国哲学的真面目、真精神？这是本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哲学家始终都在关注思考的一个重大基本课题。然而尽管见仁见智，本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却有一个共同点：以西律中。人们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梳解中国的哲学传统，即便是现代新儒家也未能脱俗。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乃至90年代才有所改观，人们开始意识到要用中国本身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否则终是隔雾看花、隔靴搔痒。在这种“以中说中”的努力中，蒙培元先生的独树一帜是世所公认的。而我们面前这部新著的问世，则标志着蒙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不懈探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对“心灵境界”的解读来对中国哲学作出“超越”的阐释。 这部著作既可看做是对作者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同时也可看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角度的总结。 作为对作者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进行的一种总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如朱熹所说“豁然贯通”式的彻悟。蒙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似乎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主体思维”阶段。1、先是《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峰宋明理学进行了一纵（历史的结构）一横（逻辑的结构）的梳理；由此突显了理学的核心——“人”的“心性论”问题。2、接着便是《中国心性论》，慨然应对现代新儒家，由宋明推扩到整部中国哲学史，由理学推扩到儒、道、释；由此又突显出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主体思维”问题。3、再接下来则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阐明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乃是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的统一，而其核心乃是“人生的意义”；由此又突显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终极指归——“心灵境界”问题。于是开辟了：（二）“心灵境界”阶段。其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便是这部《心灵超越与境界》。作者对“心灵境界”的探索，最终揭示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终极关怀之所在（心灵境界）及心灵特征之所在（情感意向）。于是开辟了：（三）“情感哲学”阶段。这是作者正在进行的一项最富独创性、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发现，作者的上下求索确有一条很明显的轨迹在，就是“向心灵问题的探索不断逼进，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层意蕴。”（P447）作者的论题似在不断地缩小、集中、深入，而其对于整个中国哲学传统的解释力量却在不断地扩展、加大、增强，正应了老子所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为而无不为”。由本书所集中阐释的“心灵境界”，既是作者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方面“自我超越”的一大枢纽，也是“贯通”地理解中国哲学神髓的一大关键。 以作者所揭示的“心灵境界”为尺度来判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总结。而这正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谈到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以西律中”的问题。这确实是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即便人们是在进行中西比较，并自以为是要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但说到底，潜意识当中仍然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为尺度的。像胡适那样的科学主义西化派自不消说，即以现代新儒家当中成就最高的牟宗三先生来说，他关于中国哲学的“道德形上学”阐释，所谓“消化康德”，仍然是西方的认知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思路；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也都在反思自己过去对中国传统哲学所进行的简单化概念化的解说方式。而作者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尤其“心灵境界”的阐明，正有助于克服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这一最大遮蔽。 当然，诚如作者所说，中国哲学的心灵境界问题不是作者的发现；然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是超越了前人的，这主要体现在：1、确证中国哲学实乃一种“心灵哲学”，心灵与境界问题实为中国哲学的神髓或精神所在。2、指明心灵的最大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上帝”式的“圣人境界”；境界之不同于认知，尤在于它包含情感因素，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宗教情感等等。3、尤其是，作者突破了前人用西方理知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心灵境界的思维模式，而是用一种中国式的可称之为“情志”的体悟方法来“以物观物”，“以中说中”。这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独创性之所在，给人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作者横向比较了中西心灵哲学、中国儒道释的心灵哲学之异同，纵向比较了诸子、玄学、理学、当代新儒家的心灵哲学之异同，从儒家“乐的境界说”，到道家“道的境界说”，从孔子“仁的境界说”、思孟“诚的境界说”，到冯友兰“天地境界说”、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心灵境界”，辨其毫厘，求其会通，最终突显了中国哲学追求心灵境界超越的特点，从而完成了作者自己的哲学研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超越”。 “超越性”问题乃是近年哲学研究的一大前沿课题。作者以其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回答了关于中国哲学独特的超越性问题。作者指出，儒道释心灵哲学所共认，超越是心灵的自我超越，是心灵固有的创造功能，它是存在性的，却是内在性的（“心就是人的‘存在’。”P51），而非对象性的、外在性的；超越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精神境界”，而非彼岸、“上帝之城”；心灵超越的根本方法是体验与直觉，而非理性思辩或逻辑推理。应该说，这些确实是中国哲学之“超越性”的基本特质。 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由“心灵境界”进一步追索，作者揭发了中国哲学的“情感”特性。这是这部著作最大的开拓之处，它不仅是对作者自己哲学研究走向的新开辟，也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新开展。关于中国心性哲学的特质，过去已有种种说法，诸如“实用理性”、“人文理性”等等。作者提出：中国哲学也重视“知”，也是“智慧”之学，但它并没有把知和情截然分开，形成主客对立的哲学系统和理论理性的系统哲学；而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情感评价以及情感内容和形式，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人的智慧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如果要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我认为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殊性。”（P18）这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具慧眼的发现。 作者阐明了这一论断之所以然，论述了情感与境界、情感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种种关系，说明了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意义。其中情感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是从“心灵境界”探索进入到“情感哲学”探索的枢机。作者指出，中国情感哲学关注的不是情绪反应之类的低级心理状态，而是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高级情感；不是感性的某种快乐或享受，而是理性化乃至超理性的精神情操和精神境界。因此情感问题是个境界问题，境界问题也是情感问题。 除了说明情感本身的性质、情感与“美”的关系，作者还着重说明了情感与“善”（心灵的意向方面）、情感与“真”（心灵的认知方面）的关系。作者指出，情与心一样，是可以“上下其说”的，往上说，情感与道德理性相联系，因此，它是与“善”统一的；情感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要素，其中本身固有普遍性的理性原则，因此，它是与“真”统一的。由此挑明了中国哲学“情性合一”、“情理合一”的原则。 作者对中国哲学情感特质的发掘，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拓。为此，我们盼望早日读到蒙先生正在撰著中的《情感哲学》，并相信，它一定是在这部《心灵超越与境界》基础上的又一次重大超越。 最后，谈谈蒙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多方面的，我感觉主要有两条：一是对新儒家“理知”思维方式的突破。这一点，上文已论及。二是对新儒家“道统”观念的批评。现代新儒家是恪守宋学、尤其心学传统的；而作者却不是那种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始终强调应该保持“心灵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面向宋明儒以外的整个儒家哲学，而且面向以儒、道、释为主轴的整个中国哲学；不仅面向东方，而且面向西方；不仅面向整个传统，而且面向现代及后现代。例如关于程朱、陆王之争，蒙先生就并不拘泥，而是既见其别，又见其通；又如蒙先生本人作为冯友兰先生的传人，就并不固执“家法”，也决不排拒牟宗三一系现代新儒家的成果。正因为保持了这种心灵的开放，作者才能够不断地超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