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年轻人可以享受 但不能安于“精致穷”

（2020年12月1日，湖北武汉市天地商业街区，奶茶品牌店“茶颜悦色”开业，大批市民前来打卡尝鲜。图/视觉中国）

陈志武：年轻人可以享受 但不能安于“精致穷”

本刊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111总第980期《中国新闻周刊》

消费金融自诞生之日起，伴生的争议从未停止。最近几年，年轻人因陷入网贷而酿成的悲剧不断上演，使舆论对借贷消费的负面印象愈加浓厚。对个体而言，该不该花未来的钱，如何理性借贷消费？对国家而言，年轻人超前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还是带来金融风险？

在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看来，引导年轻人正确消费、适度使用金融产品，不仅能够推动个人发展，还将促进 社会 繁荣和国家经济增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鼓励年轻人借助金融工具，按照“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和投资。与此同时，他致力于纠正公众对消费金融的误解。

“借钱消费也可做到量入为出”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70后、80后的压力来自房贷和车贷，90后乃至00后年轻人背负的则是消费贷。这种代际变化在你看来明显吗？背后有怎样的经济学解读？

陈志武 ：非常明显。对于40后、50后乃至很多的60后，借钱来消费甚至投资，都是不被允许的。70后、80后观念有所调整，能够接受按揭买房买车了。到了90后、00后，即使日常消费也会去借钱。

出现这种变化，跟金融市场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很大关系，金融市场发展保证了信贷供给，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信贷需求。老一辈人没有金融工具支持，于是通过“养儿防老”来实现“跨期投资”，确保对孩子的投资能够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回报。如今人们在壮年时可以购买保险产品、进行金融投资，来保证老年的生活质量，甚至可以在年轻时提前透支未来的钱。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借贷消费的主要是年轻人？

陈志武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事实上，消费金融的使用主体是年轻人才符合经济学规律。我常常说，人一生当中年轻的时候消费欲望最盛，但是收入最低；年老时候消费欲望和需求降低，但是积攒的财富最多。对年轻人来说，借贷消费有助于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把“现在的需求”和“未来的钱”之间的矛盾调和好。年长者的角色，则通常是资金提供者而非需求方。

我现在58岁，回过头看我自己，二三十岁时候刚参加工作、成家，最需要花钱，如果当时有途径让我把未来的收入转移一些到那时候花，对于我一辈子生活的安排，肯定更加理想。

中国新闻周刊：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云集了逾3万的年轻负债者。有批评声音认为，年轻一代消费过于盲目、冲动，你认为他们准备好信用消费了吗？

陈志武 ：首先强调，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过度借贷、把一生信用毁掉是底线。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没有经验、缺乏责任意识等，突破了这条底线。即便这样， 社会 也不应过多指责他们，而应允许他们犯一些错误并承担后果，从此以后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

在守好底线的前提下，我们要相信当事人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做出理智判断。事实上，许多超前消费在局外人看来属于浪费型开支，但对当事人自己来说其实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要不过度负债，借钱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很多长辈一听到消费金融、借贷消费就很害怕，好像借钱花违反了以往熟悉的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财务原则。其实有了金融市场之后，只要年轻人借的钱没有超出以后的收入贴现总值，还是符合量入为出原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专门面向年轻人写了一本《24堂财富课》。当下年轻群体流行用“精致穷”一词来自我调侃，你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方式或消费理念？

陈志武 ：我鼓励年轻人借助金融工具，按照“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和投资，尽早过上比较理想的生活。不妨把4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40岁之前，哪怕你是一个月光族甚至是月欠族，也有可能是你一生幸福最大化的一种安排；40岁之后，则要确保每个月至少存下20％~30％的收入。

与此同时，我希望年轻人更积极地看待“精致穷”，而非停留在自我调侃。就像巴菲特说的，到了50岁还不能躺着赚钱，那就太不成功了。年轻人可以享受但不能安于“精致穷”，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断精进，提高事业成功的概率。

以美国的经验看，借贷消费也没有把美国人毁掉。相反的是，研究表明更多年轻人和家庭因为借贷月供而培养越来越好的财务纪律，理财文化也是在月供的压力下形成的。所以，月供压力不一定是个坏事，一定程度上的借钱花，反而会逼着年轻人更努力赚钱。拿我自己来说，我博士毕业后的十余年都在负债，但我并没有因此睡不好觉。对我而言，负债状态反倒激励我追求上进。

“解决高利贷的最好办法不是禁止”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消费贷市场中存在很多乱象，例如以各种信用评估费、服务费、手续费代替利息，收取较高的违约罚息和滞纳金等，并采取暴力催收方式。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志武 ：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 情感 层面，而需要从供求关系、契约风险等经济学的思维去理解。你提到暴力催收。什么程度的催收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催债手段是合法的？比如进行电话骚扰，如果这也被禁止的话，借贷者即便有钱也没有兴趣还钱了，不还钱反倒受到舆论和法律的保护。如此一来，贷款公司势必追求更高的利息回报，来补偿风险溢价。

变相约束放贷和催收，反而给 社会 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 社会 上普遍认为高利贷是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于是轻松得出结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根据过去经验，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还会让问题更加恶化。借贷交易被迫转入地下，资金供给减少，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抬升，老百姓付出更高的利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消费贷，应该如何在鼓励发展和控制风险中寻找到平衡？

陈志武 ：首先需要从观念上做一个调整，把那些指责转变为对放贷机构权益保护的呼吁。如果我们在股市和其他的资本市场上赞成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话，那么在借贷市场上也应如此。解决高利贷的最好办法不是禁止民间借贷或打倒放贷者，而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如此一来，资金成本、利息回报才可以下降，才可以真正把高利贷问题解决好。反之，如果一味保护借钱人的权利，会带来太大的道德风险，有能力还钱的人也不愿意还，逼着放贷机构加大力度去讨债。

对于行业的问题，需要在操作层面建立规范。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需要在规则制定上下很大功夫，比如对消费者如何做宣传、借贷产品如何做好信息披露，讨债时候哪些手段是合法或被禁止的，应该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在你新近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到，很多人对于金融和财富背后的逻辑理解有误，在消费金融领域有哪些表现？

陈志武 ：先说说美国的情况。20世纪初，工业革命使美国的制造业产能不断增强，但是民众的消费能力并没有跟上，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尤其是 汽车 行业。在这个情况下，消费金融出现大发展，发挥了消费者的潜能，使美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今天的中国，跟当时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经济面临转型， 社会 增长结构需要调整，需要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让消费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消费金融当然不可缺。其实中国经济也已经在很多方面受益于消费金融，尤其是对家庭大项消费行业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房地产行业，我们都看到了住房按揭贷款的好处；第二是 汽车 行业，除了房子以外， 汽车 是第二大消费品。接下来，就是手机、电脑、甚至是服装行业等等，个人消费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个人投资。

今天中国因为互联网开放了民间金融，很多原本在地下的交易搬到了互联网上。这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参与者都需要边走边学。如果因为少数个案就否定放贷公司所作的贡献，这是不对的。媒体、监管者千万不能把个案放大，甚至以此去禁止消费金融，那样做对整个 社会 是帮倒忙，会使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群体得不到帮助。

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陷入情感迷雾中的年轻女子在火车上偶遇。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眼光对女子的情感、恋爱、婚姻问题进行了另辟蹊径的分析：

这个女孩今年28岁，和男朋友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女孩找到了理想工作，男朋友的工作不太好，于是便鼓励他去考研。考取后，女孩供了他三年，没想到现在他快毕业了，居然提出要和女孩分手。女孩很痛苦，认为几年的情感和心血付诸东流。以下是女孩与经济学家的对话：

女孩：为什么男人总是那么花心？

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那就是边际效用递减。比方说，你饿了，吃第一个包子特香，第二个很香，第三个还可以，第四个饱了，第五个吃不下，第六个看见都烦！也就是说第六个包子的作用为零甚至为负。从现在恋爱的角度看，你就是那第六个包子，而那个女孩却是第一个包子。这也是许多男人为什么家有美貌如花的妻子，却仍然认为其他女孩比较好的经济学原则。

女孩：既然边际效用递减是公理，那么为什么花心的女人却比较少？

经济学家：已婚男人花心，相对于已婚女人其成本是比较低廉的，很少有妻子因为丈夫花心而坚决要离婚的。已婚女子红杏出墙的成本太大，所以尽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公理存在，但她们仍然会做出坚决不红杏出墙的理性选择。

女孩神情愤怒：可是他也太不讲道德了！毕业之前他吃我的用我的，现在快毕业了却和我分手，是不是也太过分了？他要是三年前提出分手，我并没有这么难过，现在我是人财两空！

经济学家：经济学一般并不研究道德，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自利的，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三年读研之中，你们之间激情已经没有了，但是此时他心中的最大利益是为了获取文凭以便日后能找个好工作，此时，如果和你一刀两断，经济来源就没有了。现在他临近毕业了，他对自己的前途已经充满了信心，更不像当初那样急切地等着钱用，于是，年轻漂亮而充满激情又成了他恋爱利益的最大化。

女孩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当初只是想，如果他能读个研究生毕业，我们今后一家人的生活会更好些，没想到现在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经济学家：这说明你在决定供他读研之前，忘记了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收益越高，风险越大！你当时只看到了供他读研毕业后的收益，却没有看到他读研毕业后的风险。一般来说，收益越高的事情，就意味着风险也越大。

女孩急切地问到：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风险呢？

经济学家：有呀，领取结婚证哪！结婚证就是婚姻当事人中弱者的护身符。如果当初你和他领了结婚证，他现在要分手成本就大得多。

女孩：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现在的确还在犹豫，而且他家人也在给他施加压力，可是我不想勉强他，万一他勉强和我结婚，婚后却对我不好，我岂不是更痛苦？

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还是应该去再找找他。假如你给老板做完了一份设计，报酬是10万元，但付酬方式有两种可供你选择。一种是一次性付10万元，另一种是分15年付你15万元，你选哪一种？

女孩：我选第一种。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经济学家将子女称为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这是因为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和消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等资源，而这些资源的支出是与子女的年龄相关的，因此被称为长周期的投资和消费过程。

然而，将子女称为消费品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消费品一般是指短期的、有限的使用价值，而子女则是需要长期的养育和教育过程，具有更为复杂和深远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子女称为消费品可能会忽略了其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将子女视为消费品可能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将子女作为消费品看待，就会忽略了他们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将他们看作是父母的“产物”，而不是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观念可能会导致父母忽略了孩子的个性和需求，将自己的期望和压力强加给孩子，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总的来说，将子女称为消费品虽然在经济学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表述可能会忽略了子女的深层次意义和价值，并可能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子女的关爱和尊重，给予他们独立和自主的成长空间，让他们成为独立、有主见和有责任感的人。

十大畅销经济学类书籍

NO1　魔鬼经济学

在本书中，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取材日常生活，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念书给婴儿听会不会使他日后成为一个好学生？游泳池比枪支还危险？贩毒集团的结构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很像，而且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孩子影响不大。

　　 《魔鬼经济学》中确立了一个有悖于传统智慧的观点：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同时，作者也展示了千方百计搜集来的各种数据——学校的考试成绩、日本著名相扑手的秘密证据、房地产经纪人的买卖记录，甚至还有黑社会卧底的秘密日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巧妙分析，作者得出了种种令人跌破眼镜的结论。他将教会你如何用数据分析你所看到的世界；他将告诉你：真实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NO2　经济学原理

本书译自经济学大师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最新版本――第3版，它把较多篇幅用于应用与政策、较少篇幅用于正规的经济理论。本书主要从供给与需求、企业行为与消费者选择理论、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角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经济学家们的世界观。全书语言洗练，思想深邃，相信必能对读者的学习和工作有所裨益。 本书适于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研究生及MBA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经理人员的经济学入门。

NO3　牛奶可乐经济学

本书收录了多个最有趣的例子，都是他历年来的珍藏。虽说很多人以为经济学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它的基本原理简单又实际。根据具体事例理解这些原理，谁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它。他提取日常生活经验中100多个事例，教会您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并在不同的环境下巧妙地应用经济学原理，与此同时，体验到作为“经济学家”美妙之处。

　　经济学？！别害怕，这本书并非学术大部头，它只是生活小智慧。平日里，我们总是抱怨课堂上的经济学早已经抛弃生活，百无一用。如果你阅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经济学正生动地编织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这就是博物经济学。同时，这也正是这本书的绝妙之处。

NO4　国富论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NO5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本书是风靡国际的一部另类的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与当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不同，本书绕开繁复的公式、函数、运算，通过深入浅出的故事和饶有趣味的图画告诉读者: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中的各种决策息息相关。正如书名所揭示的，经济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本书的目的正是引导读者学会经济学推理方式，从而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NO6　宏观经济学

本书英文版现已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六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本书前三版听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以来也一直是国内选用最多、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 在继续保持条理清晰、易于理解的写作风格基础上，曼昆教授在第4版中对全书36章都做了精心修订；同时也更新了大部分“新闻摘录”、“案例研究”和“参考资料”此外，为帮助教师进行课堂设计和课堂讲解，第4版还极大地丰富了教辅资源。 为方便读者根据课程安排灵活选用，本书第4版译本分为微观经济学分册和宏观经济学分册出版。

NO7　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

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在超市里，面对着收款台前一条条长队，我们需要判断哪一支队伍速度较快；在选举时，我们需要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为了争取一份满意的雇佣合同，我们需要与对方讨价还价；为了获得理想的婚姻，我们需要在茫茫人海中千挑万选——在做出这种种决定时，我们有意无意地会运用一些经济学知识。

　　《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为理性生活提供了基本指南。它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必备知识，不了解这些，你很可能会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本书通俗易懂的风格、充满睿智的论述不仅是喜欢经济学的读者最合适的读本，也可以成为在经济学迷宫中摸不清方向的学生最好的教学辅导书。一句话，《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将教给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如何制定合理战略，让你更从容地驾驭生活。

NO8　卧底经济学

为什么咖啡店都设在街道一角？为什么同一家超市，有人觉得哗众取宠有人觉得物超所值？为什么老买不到一处位置好价钱便宜的好房子？交通拥堵的背后有什么经济原因？……为什么富裕的国家与贫穷的国家差距如此之大？

　　 作为经济学家版的“万变之宗”，这部迷人的著作为你一一解惑。在本书中，一位神秘而睿智的卧底经济学家总是潜藏在现象背后，时时提醒你利用经济学的各种调查工具，解开日常生活之谜：星巴克为什么会赚大盆满钵满，如何看清超市看似善意的促销信息，等等。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式著作中，我们的卧底经济学家指出：日常生活不过是谈判中的复杂博弈，体力的角逐和智力的较量。书中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专业理论，只有让你受用无穷的日常经济学知识。相信看完本书之后，你一定能成为一位更精明的消费者，看清楚种种现实背后的真相。

NO9　维基经济学

《维基经济学》的结论源自9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新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向我们展示个体力量的上升是如何改变商业社会的传统规则。

　　维基经济不仅利用了长尾理论，更将长尾由线性伸张，扩展为平面外延。

　　这本书将帮助每个人去理解并应用21世纪的四大商业法则：开放、对等、共享及全球运作，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NO10　经济学常识

本书作者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和清晰的文笔进行精心的演绎推理，阐释了经济怎样增长(或不增长)，价格如何协调经济行为，以及政府如何促进或阻碍经济进步。论述了当普通人在经济上自由，而且当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和机构也支持其自由的时候，老百姓怎样做到以及为什么能做到不平凡的事情。并告诉我们一个真知灼见——即经济进步来自于竞争性市场、个人创新和有限政府。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 “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 “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与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及归纳以及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把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与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与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自信。

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与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附庸。

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与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当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指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倾向。“第一，断代研究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第一种情况体现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到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和复杂)，拿到历史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里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把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与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要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盛行，引发出种 “实证迷信”。统计与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与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与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与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与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一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

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 “实证迷信”。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