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 司马迁到底有多崇拜项羽

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

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也都在《史记》的《项羽本纪》中出现，《史记》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项羽。司马迁把孔子收到了“世家”里，而把项羽收入到了“本纪”里。我们都知道，“世家”里记录的是诸侯的历史，而本纪中记录的是诸位皇帝的历史，所以说这两个人是例外的。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孔子虽然没有当过一天诸侯，但是后世都称他为素王，这个地位比诸侯还高，所以收入“世家”也算情有可原。而项羽收入“本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司马迁非常推崇项羽，其次，项羽为楚霸王，分封天下的时候，刘邦的汉还是项羽给封的，所以项羽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却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天下之王。

司马迁黑白画像

司马迁非常的推崇项羽，项羽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在司马迁眼里项羽是个大英雄，甚至被司马迁说是舜的后人。大力赞扬了项羽从没有一寸土地到成为楚霸王这中间的功绩，称他是近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人物。

其实司马迁的评价也并非都是司马迁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司马迁整合了许多意见和评论给出一个相对中肯的意见。司马迁以“实录”的态度写史书，在书中无不透露着司马迁在贯彻这个思想，尤其体现在他对人物的评价之上。没有掩饰他们的缺点，不会夸耀他们的功绩，从事实触发，还原给后世一个最真实的历史。

刘邦项羽对比

刘邦和项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出身，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接下来，让我们对比一下刘邦和项羽吧。

黎明扮演的刘邦剧照

刘邦为人谦虚谨慎，注意纳谏又知人善用，这也是他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因素。当年，刘邦灭秦，入驻咸阳。在看到咸阳宫的奢华之后，刘邦有些流连忘返。当张良以暴秦为例劝谏刘邦之时，他能够及时清醒，下令将秦宫中的一切财宝封存。同时他也采纳了张良的建议，与关中的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秦朝的一切苛政律法都尽数被废除。如此一来，刘邦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而项羽虽然出身贵族，素来以勇武闻名，但却刚愎自用，胸无城府又盲目轻敌，这些问题都是项羽功败垂成的重要因素。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本是项羽部下。但是项羽不识其才，使明珠蒙尘。是萧何将韩信推荐给刘邦，而刘邦也对韩信十分信任，让他带领将士，尽展奇才。在鸿门宴中，项羽的刚愎自负则更加地明显。他对于范增屡屡的暗示视而不见，轻信了刘邦的花言巧语，最终让刘邦得以脱身。等到楚汉之争时，又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的忠诚，最后使范增怒而离去。失去了范增的项羽就像是被斩掉了翅膀的雄鹰，又怎么能飞得起来呢。

刘邦在性格上比项羽更胜一筹，但在感情的专一性上就显得逊色很多。刘邦冷落了苦苦等候自己的发妻，专宠戚夫人，而项羽则对虞姬深情不渝，至死不悔，这种对比又是如此的明显。

刘邦与项羽的对比就是如此，他在性格上比项羽更具优势，但在感情上逊色很多。

司马迁的历史观

司马迁所写的历史继承了先秦史官的“不虚美，不掩恶”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这种观点都体现在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和评价上面了。

司马迁图画

司马迁写的历史力求真实，所以“实录”精神是司马迁的历史最大的特点。而且司马迁的历史不是生搬硬照历史上的事情，硬生生的将事件记录下来，而是按照自己个人对于历史史实的看法和思想感情来记录的。不论你是皇帝，还是王公贵族，司马迁都不会抹杀任何人的功绩和光彩，与此同时司马迁也会揭露他们腐朽，黑暗的一面。就如项羽，他虽然失败了，没有当过皇帝，司马迁依旧把他收录到“本纪”当中，称他为霸王，英雄。

另外司马迁的历史也是一部爱憎分明的历史，他可以高度评价在统治阶层看起来十分险恶农民起义的领袖，甚至还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放入到“世家”中，与诸侯并称。可见司马迁对于做了于人民有益的事情的陈涉的态度是高度赞扬的。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说《史记》除了是一本史书，还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可见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要求还有“好看”。这个“好看”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对于读者观看体验的一种总结，司马迁的历史加入了许多鲜活的描写和自己的评价，使得历史更加的好看了。

项羽曾在此制造过一次以寡胜多的奇迹。他只用三万精兵，就把刘邦的五十六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最后项羽虽然失败了，但司马迁对他还是相当敬佩的。他把这位失败英雄放在帝王的地位，为他写了《项羽本纪》。他说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无古人,后唤来者，这绝不是谬赞。这其中描写秦末的中原逐鹿，楚汉相争的项羽与刘邦故事最为精彩。那么在这两个人物之间，他为什么对项羽情有独钟，却一直在黑刘邦呢？

项羽在《史记》里是作为本纪来写的:项羽出身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后，世代公卿，可说十分身世显赫了，不像刘邦，地痞流氓村官出身，怎么跟项羽比。项羽年纪轻轻就很有志气。看到始皇帝游行，说:彼可取而代之。何等的霸气！再看刘邦:大丈夫当如是。明显的羡慕嫉妒恨，外加自信心不足！

项羽第一次动手，斩了会稽长官，帐外卫队冲进来报仇，被项羽杀死杀伤百十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再看刘邦，手起剑落，砍死了一条蛇，还编了一个莫须有的神话故事给大家听。说实话，给我一把剑，弄死一条蛇还不容易吗？

在巨鹿之战中，项羽先斩杀假公济私的蠢材将军宋义，然后带兵渡河，破釜沉舟，大破秦军。当时看热闹的诸侯很多，但没人敢出兵，所谓作壁上观。等到楚兵大胜，诸侯进见项羽，都是跪着往前走，不敢抬头看他。写成这样，简直就是天神下凡！刘邦有没有这样的大胜？背水一战是韩信打的，没刘邦什么事儿。

项羽灭了秦国，就想衣锦还乡，俗话说的要回去显摆一下。这是真性情的汉子。现在人们忙着同学会，每天憋着发朋友圈，不都是一个意思吗？项羽的缺点反而让他更像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更加可爱。

刘邦胜利的并不光彩，在鸿门宴上是靠贿赂逃得性命。有一次他逃亡时还把亲身孩子扔了，说是为了让车跑的更快，而且还不止扔一次，属下给捡起来，他又扔。只有极度自私的人才会这么干。

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水浒传》

总之，在司马迁的《史记》笔下，项羽是一个出身高贵的骑士，而刘邦是个自私的阴谋家。后世有很多国人研究了各种理论，言之凿凿，说刘邦比项羽怎么怎么好，其实这都是倒因为果。如果现代一个女人穿越回去，会爱项羽，还是刘邦呢？答案不言而喻，项羽的人格魅力完爆刘邦！但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光明磊落的真英雄往往败于阴险小人之手。

司马迁为啥这么喜欢项羽，黑刘邦呢？除了上述那些历史事实的因素，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司马迁本人有侠义之气，从他为李广的孙子李陵说情就可以看出来。其次，汉武帝把他给阉了，他能不讨厌武帝，能不厌恶刘氏吗？而武帝偏偏就是长相、气质都很像刘邦，所以推测司马迁是恨孙及爷了。看他写的武帝本纪，收拾匈奴只是武帝的副业，炼丹修仙才是汉武帝一生不变的癖好。

史记》据说是一部大书。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是，史家司马迁以其超拔于一世的独特史观，赋予了众多历史人物应有的地位与评价，诸如把项羽、吕后写入“本纪”，孔子、陈胜写入“世家”，都体现了这一观点。

然而，再高明的史家毕竟也未能完全免俗，特别是在其思想学养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时代（据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书中考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均为司马迁早年作品），著述当中自然不无缺憾。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是否也有其可议之处？

一、刘项问题为什么重要

笼统的说，司马迁可以认为是生活在汉朝初年的人物，再具体一点，他出生在西汉王朝的第五代***即汉武帝时期，距离汉初立国大约七十余年。在这个时间点上，重新回顾与解读当年楚汉之间的那场殊死较量，具有不可否认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一个“折戟沉沙铁未销”的时代，部分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仍然健在，关于那场战争的街谈巷议仍然在口耳相传。即如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而周游列国，采访遗闻轶事，即被近代以来胡适派的史学家认为是开了中国口述历史之先河。

其次，这又是一个有着较为充分的时间距离，可以让史学家具备更多后见之明的时代。尽管当政者汉武帝仍然是开国者汉高祖之苗裔，但短短七十余年间，汉王朝治国理政的方针已经几度变化，从与民休息、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时代不仅允许、甚至需要司马迁对刘项的历史作出重新评价。

复次，很少被注意到但却最为重要的是，对刘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与当前汉王朝的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刘邦为什么胜利，项羽因何而失败？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关系汉王朝当局统治之合法性来源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史学家，对此无法回避。

二、司马迁如何写刘项

通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一个显而易见并且被大多数文史学者认为是司马迁伟大之处的特点是，他几乎是以“扬项抑刘”为主基调。

历朝历代吹捧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学者一般认为，司马迁对刘邦、项羽的人物形象刻画足可看出他对两位历史人物的爱憎分明。刘邦不事生产，好酒及色，到处混饭吃，临到危急关头可以抛妻弃子，甚至不顾父亲的性命，活脱脱的市井无赖形象。项羽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又从小就树立了“为万人敌”的远大志向，打起仗来“未尝败北”，大概正是司马迁所景仰的人物形象。这些都为历来学者所共见，兹不赘述。

但笔者认为，人物性格的刻画毕竟只是历史撰述中的细枝末节，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司马迁存在“扬项抑刘”的倾向，未免失之武断，而且无法回答以下两种质疑。

其一，司马迁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隐瞒了什么？从楚汉分立到天下统一，中间隔着一场内战。这场内战是谁挑起的呢？对此问题司马迁不会不关心，也不会不了解。事实上，楚汉之间曾实现过两次和平，第一次撕毁和平条约从汉中主动出击三秦的正是刘邦，第二次撕毁停战协议突破“楚河汉界”的还是刘邦！对此，司马迁都没有明白指出，而只是将交战经过一笔带过，如果他真要“扬项抑刘”，又怎能放过这两个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

其二，司马迁在历史必然性方面想要强调什么？尽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最后用一段“太史公曰”否定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似乎是否定了刘项之间的胜负存在某种必然性。但细读刘项二纪之下，笔者发现司马迁似乎处处在强调一种历史必然。

不同于项羽的俗骨凡胎，刘邦从一开始就“上常有龙”“上常有云气”，他和吕后也被不知名的算命先生称为“贵不可言”和“天下贵人”，甚至秦始皇都看出了“东南有天子气”。

特别是，司马迁还把赤帝斩白蛇的传说郑重写出，以与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相配合。他也许不完全赞同“天亡项羽”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刘邦为天命所寄是毫无疑问的，从而汉王朝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容挑战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迁虽为吾国具有独立思想的史学大家，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他固然更加青睐或者同情项羽，但他基本上还是认为刘邦的胜利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也仍然回护刘邦。

三、结论

重读刘项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司马迁“伟大”光环之下的某些阴影，他意欲“藏诸名山”的不朽巨著，对于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如刘邦，应当不无“小骂大帮忙”的意味。

项羽论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四）“道德”范畴束缚与超越中的挣扎者

“道德”，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以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17〕。

在《中国文明史》中，启良先生认为楚汉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争斗，即为项羽所代表的南方楚文化——尚力不尚德和刘邦代表的中原儒文化——尚德不尚力的对决，在德与力的交锋中，有德无力的刘邦战胜了有力无德的项羽〔18〕。但是，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中，道德已经不再是追求正义厌倦巧言令色的标准，也不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分化，道德已经扭曲，成了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博取个人名利的幌子，成了阴险狡诈，虚与委蛇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场争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在仁义，民心向背，礼贤下士背后残忍的虚假道德之争：看谁能不受表面道德的限制，能更残忍，更超越和出离道德之外，甚至能拿起道德这把利剑刺伤直至斩落对手于马下。

——很显然，项羽是个失败者。

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刘邦，并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在泗水亭长一职上养成的是贪财好色，嗜酒，不事家产的低俗作风，他处处表现为小市民甚至痞子的嘴脸：不持一钱，却名义上以“贺万钱”进谒吕公；在逃亡中多次推女儿儿子下车以减轻车子重量为了自己脱逃更快；在项羽扬言要“烹尔太翁”时，置老父性命于不顾，还要“分一杯羹”，他多次侮辱手下的儒生即使登基后还做过往儒生帽子撒尿的事。在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他经常是出尔反尔，败则逃，逃则求和，稍有喘息则又开始暗中谋划军事行动；在广武对决时，明明被项羽射中心口，却假装射中脚跟；为了更好逃跑他带出全城人甚至让女人穿了士兵的衣服给他做掩护……刘邦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流氓痞子，在他身上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粗俗流氓血液。但是，也正是这种痞子气质和圆滑城府深刻的性格，让他在当时整个拘泥于道德限制和表面意义上的“美名良行”的时代大气候下的政治争斗中，能够放开手脚，不受限制，表现出机敏灵活，能屈能伸的举大业者潜质：他进入关中即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与民约法三章，本来好色贪财的他竟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重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19〕，在鸿门宴时先对项伯大套近乎，表明诚意，争取机会，然后在宴会上小心谨慎，恭敬礼让，但是即使在窝囊苟且的兵败逃生时候，刘邦也没有放弃过夺取江山的念头。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刻，刘邦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原始欲念，不断规检自己，积极听取手下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完成自己王天下的霸业。

我们再来看看生于楚世家的项羽，他深受楚地楚风影响，楚文化的熏陶使他在道德理解上表现出对美好名声，讲信用和保持个体的完美和独立性的追求。项羽定都彭城，只是因为“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他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因为讲求信义，他吝惜官位，对名誉有着变态的追求。然而环境的巨大反差，在绞尽脑汁的争权夺利中，项羽一直在对道德的抛弃和拥护中矛盾不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 “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为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从这段话中，可以一窥当时项羽复杂矛盾的心情。打算自己成为称王而要先王诸将相，要居功，先要夸奖诸将相，对义帝怀恨在心却又分地王之。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 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消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招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广武对决中刘邦所公布的项羽十大罪状，其中诚然不无罗列编织之嫌，但是刘邦紧紧抓住的是项羽暴虐屠城，阴弑义帝，分封不公等不仁不义，有失良信的道德小辫子。

可以说，项羽一方面希望在诸侯军和周围人中间建立起德者的榜样和模范，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时破坏这种榜样和模范，甚至不断接受来自刘邦等诸侯王的道德讨伐和嘲笑，他内心深处的敏感又让他深深厌恶这种嘲弄和针砭，他自身的素质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无法成为象舜、禹、周文王那样的有德名君，甚至不能象他的对手刘邦那样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痞子。他只能在被别人和自身编织的道德圈套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最终，超越道德名义的无道德者刘邦战胜了苦苦拘泥于道德的项羽。早在他们之前的庄子早就一眼看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20〕的道德不公平现象，而历史和时代的走向并不会因为过小的细节做更多的眷顾和停留，它们更多的是偏向那些出离道德之外，置道德不顾的人们。至于在道德底线和仁义礼信中苦苦挣扎的项羽，最后在乌江畔为了保全过度急剧的自尊，信誉，“吾为若德”，死于自手。我们只能说他的死是可悲的，至于他究竟是有真道德的殉道主义者还是个崇力无德者，无需过多考虑。

台湾学者柯庆明这样指出悲剧英雄的性情，“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绝对强烈的自我塑造，自我完成的渴求与意志”〔21〕。无论是从时代角度，项羽自身的性格矛盾或者在道德中的挣扎，项羽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可谓是“兴之暴”，美好而风光的，他终身所追求的美好名气和信誉在他的冥顽不灵，近乎固执和狂妄自我为尊的性格中也并为丧失，他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即使这种人生和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他甘愿且付出努力。只是当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无法进行下去，甚至为此要遭受名誉或者心理上折磨和损失时，他才会匆匆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人世。

三、乌江自刎的千年回响

千百年来，项羽的故事仍在流传回响，并不断被演绎开去。在这个昔日威武英雄最后哀歌低泣，辞别美人，这个让人心目中跌宕起伏的经典画面在那一刻被定格，项羽的悲剧也达到最高点。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赋予这些词语更广阔的含义，是因为司马迁刻画的淋漓尽致和多情多思，精彩而悲壮。

我们看到项羽离别了佳人，麾下从者百余人，溃围南出，误陷大泽，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我们从项羽的语气和话语内容中看到的是他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近乎迷恋，充满了霸者骄傲的神采和雄姿，也是对于败北穷途的蔑视与不以为然，可谓快人，快语，快心，只求快战以解心中郁闷。在这里，项羽还并未抱定去死的决心，他仍希望能突围出去，但是舣船而待的乌江亭长的一番话，竟令他不知所从，只求一死无愧于心。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无数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场惊心动魄的对白是为真实还是太史公尚奇心理下的虚托之作，但是，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诚心的亭长还是心中复杂不安的楚霸王，二者神情自然，语言符合自身身份。

但是这些仍旧留给了后世人无尽的猜测遐想和费劲心机的推测求证。《史记菁华录》中就这样评析项羽的“我何为渡”：“项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观其溃脱？岂不欲脱？迨闻亭长之言又不肯上其一叶之舟，既又赐以爱马慰遗之，粗糙爽直，良可爱也”〔22〕。评析中除点明了项羽性格上直爽憨厚可爱外，最重要的是指明了项羽自杀原因是毫无生机，并非真正的有渡不渡，“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前有田父诈为指路，导致陷入大泽，如今亭长又岂非刘邦预先安排的伏军？脱离十面埋伏，一路惶恐急走，误入大泽，又陷入自身心理之圈套，不予讲明是因内心对美好名声，对贵族之气的自尊维护罢了。而现代《史记》研究学者则认为此情节可能出自司马迁艺术虚构。尊奉“尚耻”精神的司马迁给败途中的英雄增添了这样一则对白，恳切而真诚地写出末路英雄的心声，于过往的回顾，于尊严的维护，于耻辱的对抗，于死的义无返顾。这种理由也可说是不无道理的。

不管司马迁当时是虚构还是真实描写以及处于何种情况下而写了抗渡情节，太史公始料未及的是后世对于项羽的“渡与不渡”“王与不王”更多谈论和话语以及这些议论背后的种种态度，引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心理纷争。

（一）“渡”与“王”

唐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诗中这样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亦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23〕

一生游走南北的杜牧，在诗中表达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楚霸王是能包羞忍耻的男子汉，何况战场纷争胜败无法预期并非一场定生死，项羽应该败而不挠，立足江东，卷土重来，他的诗句中是深深的惋惜和哀痛之情。这种希望项羽渡江而卷土重来争王的态度深层次的反映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忍耻精神”，“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更大利益更大灾祸面前，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就明显的表现出为了某一更有价值更有利益的目标，而宁愿忍受，遭遇在获得更高利益过程中的苦痛创伤，甚至会舍弃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小利益、小享受的诱惑。

千百年来，无数的道德家们如此，无数的政治家们如此，被他们教育并影响着的民众也是如此，“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形而上之，这种对于羞耻为首人生挫折的包容，对于小恩小惠人生享受拒绝的忍态度，指引出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并生生不息的坚强弘毅精神。

最后，透过杜牧的《题乌江亭》诗看项羽，我们会惊奇的看到本文中提及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司马迁和刘邦。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渡过了乌江的项羽。司马迁和刘邦，都曾遭受过自己人生的“乌江”口岸：司马迁推崇尚耻精神认为“垢莫大于宫刑”〔24〕，却遭受最为可耻的宫刑；而刘邦一生也是曲折坎坷。但他们二者都能在更大价值追求上（司马迁撰写《史记》，刘邦王天下），忍住受心灵和生理的创伤，安全渡过了“乌江”口岸。所不同的是在跨越乌江的过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是西汉的司马迁所说，他说的是古之圣贤，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虽经历磨难，但这磨难却让这些人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史记》，被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学成就可见一斑。而且《史记》的主要功能可不是供后人写诗作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写这本书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历时14年才得以完成。包含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巨大，体系完备。

司马迁的太史令乃是祖辈传，他的父亲就是太史令，《史记》非司马迁一人编写，从他的祖辈就在编纂，司马迁子承父业，也担任大汉朝的太史令，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此时的司马迁心中毫无波澜，每日写书记史。但生活总是让人意外，司马迁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

汉武帝很愤怒，群臣也都在指责李陵的降敌事，唯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以其兵少被抓，但斩敌很多，功过相抵。并推测李陵是委曲求全，以后会趁机回来。盛怒之下的汉武帝怎么听得进去。后来，公孙敖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司马迁没有从容就义，并不是他怕死，他还在心中想着他家世代未完成的使命，完成这本《史记》，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

腐刑加身后的司马迁，心态上和以往是不一样的，他开始从底层人民，从失败者的视角来观察问题。至此，我们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总对项羽这位失败者浓墨重彩，项羽不是帝王，却在记载帝王的本纪里面，项羽乃是大汉朝的敌人，司马迁却鼓起勇气，把这位大汉朝的敌人写进《史记》，写成一个英雄，甚至乌江自刎那段，都写的那么艺术，项羽只带着几十人，就往来冲杀于几万大军之中。而大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则是一个地痞无赖，这样的勇气，唯太史公独有！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崇拜项羽的非司马迁一人，但其他人几乎都是受到司马迁这本鸿篇巨著《史记》的影响。司马迁把项羽看作是一个悲情英雄，而认为自己同样如此，自己正义直言，却惨被汉武帝施以宫刑。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负重，苟活于世！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人也得以见到这本司马迁用生命来完成的巨作。

太史公认为,项羽是一个英雄

所以在项羽本纪中,极力描写出了项羽的个人勇猛

但是英雄却不适合当一个合格的帝王

因为项羽心中还有情意在英雄末路之时,他首想到的是宝马与美人

这样的描写,更加突出了项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

而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枭雄

到了最后,项羽不过江东,更加突出了他的情义

虽然他儿女情长,但是最后依然选择与他的部下一般战死沙场

而项羽最后一句“天要亡我,非战之过”则就是太史公对项羽的评价

隐含的说,项羽只能是一个有情有义,个人色彩浓厚的英雄,

而成不了一个称王称霸的帝王因为他连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搞不清楚,

用现代话说,就是没有政治觉悟这样的人,可以打天下,却是坐不成帝王的

司马迁的历史观其实主要就体现在两方面：力求真实和爱憎分明,在对项羽的记载中无疑第二项占了主要因素,一句“天要亡我,非战之过”就足以看出司马迁对项羽的偏爱但即使这样也保持着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这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