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哪些自相矛盾之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被记录成文字、流传在史书中的人物多得数不过来，其中很多都是名人。这些名人，按理都是遵循圣贤之道的好学生、有才人品又好的潜力股，却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下面举几个例子：

信用——

《越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国土——

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虽成必败”。

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坦荡——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曰：“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复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美女——

唐且曰：“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

慎子曰：“西施，天下之至姣，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

同类——

《易》云：“同气相求”。

古语云：“凡人情以同相妒”。

贤臣——

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曰：“汤武，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孙子，贤人也，而君藉百里（之地）之势，臣窃为君危之。”

又有客曰：“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春申君复使人请孙子。

暂时就说这么多，其实不胜枚举，到今天也一样。上面所有正反方向的论断，都很有道理，不可能驳倒某一方。这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这片土地实在太大了、历史太久了、人数也很多，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没有长久的和平，总是在打来打去。但一个朝代建立后，老百姓可以按照前朝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因为文化层面基本没有变，除去外族统治的朝代（其实也没变多少）；欧洲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国家文化和前面的很不相同，老百姓过日子方式不得不改变，于是从下而上有个改观，中国却没有。中国只是因为迁徙、战争、读圣贤书、经商和执法，产生了不同学派，只在各自的次级文化领域流传，至于最上层的大一统文化，一直没有统一。汉代之后的儒家，是官方强制定义的中国文化正统，但在历史上，它却不能掩盖其他学派，特别是牵扯实际应用方面，官方儒家的应变能力很差，不如法家等接地气，老百姓也愿意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来思考和做事。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一碗汤，儒家文化就是汤水，占主要部分，但让汤变得有滋味的，是菜。

《舌尖》的两部纪录片告诉我们，即使在现代，也无法掩盖地理环境对塑造地域性文化的作用，更别说古代了。古代文化的地域性特别强，我们看到的非常困惑的现象，可能就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价值观。比如秦国的风俗和齐国的风俗就截然不同，流传到后世，秦国思想和齐国思想的两本书摆到学者面前，统一叫做中国古代思想是不合适的。这也许能解释上述几个例子的奇特现象，不过最让人关注的是对两种思想的应用。因为地区情况不同，在秦国绝对没问题的政策在齐国根本执行不下去，反之亦然。商鞅在秦国能变法，到齐国可能就不行，或者是新的管仲，这都得细细分析。

上面是说人们对古代地区性文化和全局性文化的混淆，下面再拿文章一开头的几个例子说一说。

先说美女西施那个，两个人对美女的观点截然不同。前者认为西施太美了，穿什么都好看。后者认为美女都是靠衣服衬托出来的，穿破衣服一样丑。这个话题放到现在恐怕有答案了。首先，“美女靠衣服衬托出来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确实，美女要靠衣服来衬托，但决定性因素还是脸蛋和身材。衣服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自身因素是雪中送炭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可能没有见过美到极致的美女，或者对这方面没有敏锐的感觉。如果给他一个能联网的iPad，又开发一下他对女性的审美能力，估计很快他就会把“美女是靠衣服衬托出来的”这条微博删除的。

鉴于中国文人爱联想，会把美女比作帝王，衣服比作臣子。所以这两个观点就等价为：帝王只要强，啥事都能干成；帝王全靠臣子打天下，没有贤臣，啥事都干不成。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像上个自然段所论述的那么简单了。从历史上来看，有许多真实史料支持双方观点。只不过因果的关系要搞清楚，到底是因为帝王强才引来贤臣，还是贤臣使得帝王强了？谁才是第一因？说不清楚。那能否按照战乱和太平时期分开讨论：战乱时候多依赖臣子，像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都是大臣；太平年间多依赖帝王，像汉武帝、唐太宗等，全靠他们拍板。不过……这样的说法，反过来说，似乎也没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在讨论时，还是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角色、一个是形势。先说角色，当某个人是帝王时，他的想法肯定和臣子不同，反之亦然。所以角色不同，侧重点不同，一概而论哪个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帝王，肯定以自信为基础，认为贤臣最重要；对于没主见的帝王，会以臣子作为性命的依托；对于暴君，只相信自己的实力，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角色论无法完全说明问题，所以必须考察当时这个国家所处的形势。形势大过人。如果这个国家处于太平年间，讨论君臣哪个更重要就没什么意义，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运作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国家爆发内乱，就要分情况——当帝王不怂包时帝王最重要、帝王是娘炮或者是暴君时贤臣最重要（免得才能不够或者篡权）；如果这个国家遭遇外敌，也要分情况——当敌强我弱时贤臣最重要（能打仗大胜仗的将军）；敌我力量均等时贤臣也是最重要；敌弱我强时帝王最重要（帝王是怂包时要防止将军篡权、帝王是暴君时要将军要留好后路，以防卸磨杀驴）。就这么层层分析下去，才能够接近实际，空谈谁对谁错是没有用的。

说到形势和贤臣，还得说说举得最后一个关于孙子和春申君的例子。在当时的环境下，春申君是老板，却是被动者；孙子是员工，却是主动者。因为孙子太优秀了，直接PK掉了春申君。这时的形势，就是孙子强而公子弱。弱者出于自保或强大的犹豫心理，才有前后两次对孙子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春申君足够强大，就不需要防范孙子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强大可以是实力，也可以是气魄。像刘邦分文没有时却撒了弥天大谎说自己上了一万的份子钱，这就是锐气。陈登劝曹操杀掉吕布，说吕布好比老虎，不给吃饱肉就会吃人。曹操直接回答了一句：“吕布只是一只老鹰，只有让它饿着，才能为我所用。”曹操的势力，是大于吕布的，所以他可以把玩奉先君。这又让我想起了《少年派》的**。当孟加拉虎没有被训化前，形势是虎强于人；驯化后，虎已经弱于人了。形势和角色，才是判断事情走向、做出决策的重要因素。

所谓自相矛盾，不过是角色不同，形势不同，再加上说话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域文化圈。说出这种话，不足为奇。前两天看到豆瓣上有人说（大意）：“在电脑上就能完成的调查和研究，没什么价值。”他和IT、金融、文化、网编等诸多领域人士观点的不同之处，也就在于角色和形势。也许他的圈子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微型文化圈，所以才有此语。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觉得自己就是个loser，但仔细想想才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形势以及次级地域环境（圈子）。当爬出论断陷阱后，我十分后怕，所以写出此文，以飨读者。

在工作或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每逢这个时候你是选择争辩到底？还是选择沉默不语呢？其实这主要取决于对方是否与你在同一个认知层次上，不在一个层次上，争辩也是无端的浪费时间而已。1、层次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妈妈，带着未成年的女儿逛街，逛街回来，女儿画了一幅《陪妈妈逛街》，妈妈拿过女儿的画，瞪眼一看，却懵了：画上，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蓝天白云，只有一根又一根的，奇怪的柱子，女儿到底画的是什么，这位妈妈再仔细端详，才突然醒过神来，女儿画的，是一条条人腿原来，女儿年幼，个头不高，被母亲牵着手，映入眼帘的只是无数成年人的大腿，摆来动去地遮住视线。又好比，两个人都在爬山，一个人到了山顶，另一个还在山腰，到了山顶的人就喊：快看，是大海，还在山腰的人则一脸懵：明明前面是一棵树。这说明，层次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自然难以交流。2、争辩无用卡耐基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分享过一个故事：在宴会上，坐在他右边的一位男士讲了个笑话，这个笑话里面引用了一句话，并解释这这句话来自《圣经》。卡耐基指出，那句话是来自莎士比亚的某部作品，两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卡耐基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另一个对莎士比亚著作十分熟悉的朋友。这位朋友听后，用脚在桌底碰了碰卡耐基，然后赞同了那位男子的观点，表示那句话是出自《圣经》。在回去的路上，卡耐基十分不解地问那位朋友，为什么要“偏袒”错误的一方，朋友说，指出他的错误，会让他丢脸，而且他也没问别人意见，也没必要和他顶嘴，和人面对面地对着干是不明智的。卡耐基听后深以为然，并得出结论，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因为争论中是没有赢家的，只会让双方比之前更加坚持自身立场，就算你在争论中处于上风的位置，但对方的自尊一旦受到伤害，就会心生怨恨。普通的争论尚且这么损耗心力，一旦争论的对象不是和自己同一层次的人，就更是浪费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3、不是所有人都配的上你的解释林肯先生，在对要不要与人争辩这个问题上，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辩中耗费时间，争辩的结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其后果是难以让人承担得起的。与其跟狗争辩，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否则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疤，虽说这里随便把人比作狗有些不礼貌，但事实就是如此，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争辩和解释。不多说，才是最好的反击，以及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曾经看到一条新闻：一家火锅店内，一个男子对服务员大吼大叫，隔壁桌的受到打扰后，瞟了男子一眼，男子看了有些不舒服，开始骂骂咧咧。隔壁桌的觉得自己是被打扰的一方，什么都没说，对方倒是出言不逊，心有不服，就争论了几句，最终双方大打出手，都受了伤。生活有些飞来横祸躲无可躲，但有一些伤害，是可以靠少说话去避免的。不争辩，不多说，不是懦弱，而是明白人与人之间认知的差距，不是可以靠语言能衔接的，因为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人与人之间隔着很多堵墙，我说话你不是听不清，而是听不懂，我就没有必要费心思翻过墙，来到你的世界，再多说几遍。也开始懂得，与其争辩，不如“争冠”，逞口舌之快不算什么本事，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重点。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你说喜欢自己工作的氛围和前景，别人说还不是挣不到几个钱；你说结婚急不得将就不得，别人说再不抓紧就没人要了；你说生活要有仪式感，别人说普通百姓瞎讲究4、三观不同，不必强融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面对种种不良揣测的盖茨比，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年纪还轻阅历尚浅的时候，父亲曾经给过我一句忠告：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这些话或许有些自视甚高，但未必不可以，当做自己避免争辩的座右铭，因为每个人的三观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衡量标准也各有差异，“懂得”原本就属于稀罕之物。最后：碰到层次不同的人，我们不必刻意相融，也不必试图去改变对方，只需待在各自的圈层内，结交一些气味相投、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这样的人生，完全足矣，毕竟有些话，只该说给懂的人听，才有意义。看到最后的你记得给我一个赞啊~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于孔子这里提出的“父子相隐”的主张，千百年来的注释者都是阐释论证其合理性，并未提出过异议。《汉书·宣帝纪》：“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无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从那时开始，古代的法律已经有明文，一般不追究“父子相隐”的罪过了，这是合乎事理人情的。邓晓芒教授在《南风窗》发表《对儒家“亲亲互隐”的判决性实验》，其中提到：刘清平教授认为“亲亲互隐”的不正之风是导致今天社会普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起了儒家信徒们的围攻。2005年出版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70万字中有60多万字是攻击刘清平的观点的。2007年，邓氏为刘清平的观点辩护，招来了反对人士的轮番作战，论战持续了一年半。邓氏的文章全部收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氏认为，儒家的“亲亲互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当它维护一家的亲情的同时，必然无视和损害另一家的亲情，如果家家都是不依不饶地维护自家的亲情，则将导致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由此就需要一个专制的大家长即百姓的“父母官”来处理各家之间的冲突，这就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权力通吃的现状，也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正当性”根基。父亲的行为不良，侵害他人利益，触及法律，儿子予以揭发，叶公认为这是正直的表现。孔子没有说揭发父亲攘羊的行为不能算“直”，但他显然认为这种“直”的层次不高。他提出了另一种貌似不“直”而“直在其中”的表现，那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包庇和隐瞒过失，怎么可以说“直在其中”呢？这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人们对孔子这一观点的解释也往往显得过于简单。杨伯峻云：“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之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李零云：“孔子是亲情至上主义者，他提倡的为尊者讳，在中国是个坏传统，至今仍很有市场。领导、父母、老师，干什么坏事都得遮着，居然以为美德。谁不遮，谁倒霉。”人们的品德分为很多层级，但真正能做到大公无私的境界是不太可能的。由于贪利，像“攘羊”这样的不良行为，古往今来十分普遍，这种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并不严重。像这类的事情，属于法律可管可不管的临界处，应该是在“民不告官不究”的范围内。儿子揭发父亲攘羊，这可以算是以公理而废私情，算不上“大义灭亲”，倒是有点“小义灭亲”的味道。父亲攘羊这类事，儿子将他揭发了，这表现了儿子的“直”，官方对儿子的行为无可厚非，甚至还得予以肯定和褒奖。但其后果是父亲名誉扫地，父子关系恶化，家庭形象因之而受损，家庭生活的味道也因之而大变，这都是人们可以想见的。按照事理人情，人们通过儿子揭发父亲攘羊这件事，自然会想到其父子情感关系的淡漠，家庭氛围的不理想，甚至会认为儿子想靠出卖父亲而求取名誉。如果从客观功利效果来衡量的话，儿子这样做恐怕有失偏激，不甚理智，得不偿失。“大义灭亲”是无奈之举，应该被理解和肯定，至于“小义灭亲”，恐怕就值得斟酌了。儒家主张对人们的小过要宽容和赦免，攘羊之过的性质不能算严重，当儿子的完全可以采用告发以外的其它方式来对待。为什么要“隐”？因为事情不体面，“隐”的原因就是“知耻”，就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从“隐”的动因来看，它还是包含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子女对父母的过失要“隐”，虽然有碍公理，但却是事理人情的自然趋向，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要求人们做到大义小义都“灭亲”，事事处处都“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显然有点不切实际。尤其是在“小过”的范畴内，更有通过“法治”解决问题和通过“情治”解决问题的区别。儒家主张为父母“隐”过，但并不主张对父母之过视而不见，子女对父母之过有“谏”的责任。家丑虽然不外扬，但其内部却是要依理解决的。《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所谓“几谏”，也叫“微谏”，就是“不显谏”，就是要委婉迂回地谏。《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祭义》：“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礼记·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这些材料都强调的是子女在父母的过失面前的劝阻行为。子女有过失，父母应该承担失教的责任。父母有过失，子女也应该承担失谏的责任。如果子女平时能对父母之过不失其谏，便可以降低父母之过的频率和程度，不至于小过酿成大过。父亲攘羊，平时必有贪利的不当表现，当儿子的应当谏阻。攘羊的事实已经形成，当儿子的还可以再谏，哪怕谏到“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的地步，如果能达到妥善处理的结果，也总比告发出来要好。难道在这类事情上，就没有比告发更好的处理方法了吗？告发父亲攘羊，这种正直无疑是一种偏激而简单的正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貌似不直，但如果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确实有“直在其中”的道理可言。什么叫“直”？恐怕应该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化结果。许多能够在家庭和亲情这一特殊的机体内自我调节和消弭的矛盾，非要一切都诉诸法律不可，恐怕不是应该被提倡的做法。儒家一贯主张德治、礼治、情治，这些思想对社会问题所能发挥的干预作用，决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所能包办的。同样的道理，儿子拣到了钱包，便据为己有，把钱给花掉了，当父亲的面对这样的事有多种选择，是直接揪着儿子的耳朵送到派出所而揭发他不当得利呢？还是自己进行教育劝导，然后采取其它的补救措施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父亲的对待儿子的不良行为是该先“隐”着呢？还是应该立刻公之于众呢？面对这类事实，也许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如果从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化结果的角度来看，从儒家思想的整体结构来看，恐怕简单地否定孔子意见的做法还是值得斟酌的。《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据法行事，孔子追求的目标是息讼。“听讼”易，那是法制社会，“使无讼”难，那是大同社会。儒家在不废法制的基础上，追求通过教化而达到“讼庭生草”的境界，这有什么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