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的详细介绍,他的艺术成就,他的情感生活和他生命的终点

1，艺术成就：

巨鹿之战；

鸿门宴；

垓下之围；

这三件事，反映了项羽创造辉煌、抉择失误、走向末路的人生三部曲，展示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脉络，也写出了悲剧英雄项羽叱咤风云、英勇善战、胸无城府、不善权谋、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等主要性格特征。

，2情感生活：

虞姬；

乌骓；

虞姬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仅仅只有寥寥一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美人和之。”但这一句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及于整个《项羽本纪》之中。

3，生命终点：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人生的两大悲哀。然而，正因为是英雄，所以才应该而且有资格有末路之哀。项羽的结局是他之所以是项羽的最好的结局。他号称“西楚霸王”，最擅长的是打仗，最能展示其风采的也应该是在战场上。他为荡平乱世而来，又将随乱世而去，他是真正的战神。试想如果让酷爱作战的他去理睬这么大的天下的婆婆妈妈之杂事，岂不有点才不对位，让人不免有张飞拿针之嫌。更况一个人一辈子只为作好一件事而来，他已经尽了自己的使命了，又以自己成名的方式离去，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了。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

、《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本文选其四曲，重点在于与读者共话古曲背后的逸事。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相传《阳春白雪》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

阳春白雪的典故出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不少资料在诠释古曲《阳春白雪》的主旨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不可知。

■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此时，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祚运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要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隐者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广为流传，是一首能引起人们对美好友谊无限向往的乐曲。传载了琴曲的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解说得淋璃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得了我的心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

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想必伯牙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气盖世兮时不利——《十面埋伏》

如果要推选华夏战神，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惟项羽率领楚军死战强大的秦军。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于他。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

刘邦与项羽两军对阵时，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创作了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楚军，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十面埋伏》激烈跌宕的旋律，表现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欣鼓舞，还有失败者的慷慨悲壮。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论有失公正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看各类史书的记载，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诛连；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实乃刻薄人也。

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言辞浮夸，不是本性；靠太监推荐得势；滥用刑法，手段欺诈。

我却不以为然。

言辞浮夸，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秦王听得打瞌睡。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帝”这个字。

何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

再次以王道说秦王，孝公以为善却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

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他不能等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王志在强国，使己身显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

商鞅，实善窥君王意者。

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不光彩。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和不是太监吗？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处不光彩？

且为国举贤，匹夫有责，何以独耻于阉人？

“卫人商鞅，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

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或观望，或反对的目光，商鞅为法树威，出手不凡。

南门徙木，赏赐及于奴隶，一举而取信于民；杀甘龙，责太子，法令如山，一杀而慑满朝权贵。

法行数年，国家大治，民风大变，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结怨于太子，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

太监景监曾说：“商君乃无私之人。无私，于国则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

何也？

“不容人者不容于人”。

商鞅不容满朝权贵，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

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义。数年间，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

然而，我有话要说。比起白起长平之战，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战国无义战。那个时代，仁德这一词的分量，重于神灵；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而事实，那个时代，人的命，贱于草芥。

这是大时代的后幕。

司马迁，儒学之人也。

儒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言论，以德治国。

而我以为，以德治国，莫若以法治国。

德，修养也。法，底线也。德，圣人也。法，平民也。

从古至今，圣人有几人屿？

孔子游说列国，终身不馁，此可谓圣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国用之，何也？

乱世纷争，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历史已经由人治，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

朱元璋死时曾对他的孙子说：“吾治乱世，法不得不严；汝治平世，法当从缓。”

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世乱则民必乱，非严刑峻法不可定。

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也特别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儿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他仍然会怨恨你。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死，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担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于君，也有利于民。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我们，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

然而，所幸，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说明一切。

如管仲，乐毅者，百世推崇，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乐毅不过数年而已。

如商鞅者，历代贬低，司马迁不推，司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

商鞅，实法家之第一人也！

《战国策》评商鞅变法：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 ，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

谈谈你对司马迁"忍辱著书"的看法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与这一段叙述只有少量字词出入的表达也可见于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文要想要立德立功的机会很少，便转求立言，人常常是在横逆固穷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出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等人的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自己因李陵案受到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的体验，把它归结为“怨”。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这种“怨”在司马迁看来，不是作家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生“惨桓呼号”，“屈平正道直行，竭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问之，可谓穷矣，信而见颖，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司马迁揭示的这个由“穷”到“怨”的创作过程，不仅概括了他自己的发愤著书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

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司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上承先秦“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

后汉何林《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怨恨是歌的原因，歌可以解除或至少可以减轻人们胸中的怨恨。在“相从而歌”的热闹场面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歌者心中的不平和怨恨随歌声消散了、飘逝了。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情发于中”，故“文形于外”，诗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发愤著书”之说在《读唐人愁诗戏作》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其中有两句这样的诗：“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也就是说，无愁便无诗，因此，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明代的王慎中在他的《碧梧轩集序》中写道：“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清代的尤侗又在《叶九来乐府序》中写道：“古之人，不得志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如此等等，把苦闷、忧愤的创伤体验表现于诗歌，也许这样他们已或明或暗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判处了欢乐情感的死刑。而“发愤著书”之说则又是韩愈的“不平则鸣”之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绕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佛平者乎！”这里韩愈把不平的内心体验当作诸如草木河水、金石之鸣要以风、以敲击作为激发媒介一样，诗作也要以痛苦不平作为激发媒介。

“发愤著书”说在中国文论史上一直广为流传，为什么苦闷不平的创伤性经历比欢愉畅达等情感更能成为文人们的创作材料呢？原因是古代文人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个人仕途升沉的角度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我想，司马迁有不会脱离这个缘故吧。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评价也是对司马迁的肯定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见＜前汉书＞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 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但毕竟承认其书[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史通>里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如<左传>和<汉书>

唐代以前的学者基本都是[尊班(班固的<汉书>)抑马(司马迁的<史记>)"宋朝开始史学界的[会通"思想逐渐盛行很多史学家试着写通史学者又开始[尊马抑班"

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司马迁都是我国历史最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楚汉争霸，项羽刘邦韩信谁是真英雄？无颜去见江东父老的典故

　　扫灭六国，一统华夏的千古第一帝秦始皇驾崩之后，不堪忍受秦的苛政的民众积压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了，全国各地暴乱不断，局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其中有两个人物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被秦所灭的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项羽从小受到叔父项梁精心栽培，习武学文，以恢复楚国为己任。长大后的项羽出落得高大挺拔，豪气慷慨，文武双全，他梦想着干一番大事业。他虽性格豪迈，但并不是粗俗莽夫，相反感情丰富，看见伤残士兵皆热泪滚滚。

　　另一个人物其出身要黯淡得多，是一个小县的亭长名叫刘邦，而且这个官还是买来的。刘邦出身低俗，目不识丁，是个地方的地痞无赖 ，但却喜欢结交狐朋狗友如萧何、曹参、樊哙等人，而且做了他们的头目，还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但个性偏于残忍的吕雉。

　　天下大乱给了这两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项羽在家乡起兵，刚开始时只有八千人，但项羽不断招兵买马，连番以少胜多打退了秦兵，声势开始变得浩大。刘邦在他的家乡杀了县令，起兵反秦，但刘邦实力弱小，便带着两三o千人投奔了当时已声名远播的项羽。

　　为了师出有名，项羽找到了楚国的后代王孙，尊为楚怀王，称国号为“楚”。秦朝派出了大将章邯剿灭叛乱，章邯杀了领兵出战的项羽的叔父项梁，然后转头攻打赵国，在巨鹿将赵王歇围困了起来。赵国向楚国求援，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派刘邦向咸阳进兵，而让宋义作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带兵5万去救赵王。

　　因宋义久久按兵不动，报仇心切的项羽拔剑杀了早有宿怨的宋义，楚怀王没有办法，只好封项羽为上将军，统领全军。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项羽的机智果断，骁勇善战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明显有人说项羽只有匹夫之勇而无智谋是十分可笑的。

　　章邯派大将王离率兵20万围攻巨鹿，自己则带领另外20万大军驻扎在巨鹿南面的棘原。齐，燕等国各路兵马陆续赶到巨鹿相助，但慑于秦军浩大的声势，皆不敢战。项羽只好领楚军单独行动，派英布、蒲将军两人率军2万渡过漳水，切断章邯和王离之间的救应通道。 项羽则率领3万楚军渡过河水，下令全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准携带三日粮食，以示决一死战之心。楚军以一当十，奋勇杀敌，九战九捷，大败章邯20万大军。齐，燕等军此时看到秦军溃败，亦冲出营垒助战，俘王离，杀其副将，解了巨鹿之围。此战项羽声威大振，来援的各路兵马均称他为王，愿听其号令。

　　但章邯仍固守棘原与项羽对峙，派人向秦廷告急求援。项羽派蒲将军率军日夜兼程渡过漳水渡口，断掉秦军后路，然后自己率主力军队大败秦军，章邯进退无路，率军20万请降，项羽以绝对弱势的兵力，干脆利落地取得了巨鹿战役的胜利，同时实力也陡然大增，继续率军西进。降服的秦军中议论纷纷，哀叹将要去和家乡父老作战，项羽担心兵变，于是趁夜色将20万降军全部活埋了。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使项羽在民众中赢得了残暴的名声而且也不利于将来的战争，同时导致支持率下降。

　　在兵分两路之前，楚怀王曾与项羽和刘邦约定：谁先攻入都城咸阳，就封谁为关中王。关中是最富庶肥沃之地，又是军事战略要点，二人都志在必得。刘邦趁项羽拖住了秦军主力大军之际，率军轻易地攻下了咸阳，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的建议，约法三章，封锁宫殿，等待诸侯到来商量处理，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好感。 刘邦采纳了这一策略，这种明智的做法对以后的征战功不可没。为了防止项羽来抢夺关中，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但项羽一路西进，势如破竹地攻破函谷关，在咸阳城外的鸿门驻下40万大军。而此时刘邦的军队只得10万，而且战斗力弱，短兵相接将溃败无疑。项羽愤怒异常，誓杀刘邦。刘邦吓得心胆俱裂，知道命悬一线，于是主动上鸿门项羽营帐请罪。 项羽手下的谋士，他尊称为亚父的范增认为本来贪财好色的刘邦这次进咸阳却不抢珍宝美女必有野心，这次正是除掉必成将来心腹大患刘邦的好机会，于是与项羽拟定好计划在宴席上杀掉刘邦，以绝后患，史称“鸿门宴”。

　　但在这转折性的关头，项羽性格上的优柔寡断和妇人之仁改写了他后来的命运。宴席上，刘邦毕恭毕敬地对他解释“来到咸阳，未敢动珠宝财物，只等将军来取，也尽全力安抚官员百姓”。 项羽一听，改变了主意，迟迟不肯下令杀刘邦。范增只好把项庄叫到账外，吩咐他假意舞剑助酒兴，乘机干掉刘邦。刘邦眼见势头不对，在舞剑时假称上茅厕，找个借口逃回了咸阳。除掉对手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被项羽放过了。其实关键的原因，是此时项羽还未把胆小怕事实力弱小的刘邦放在眼里。未听信范增“刘邦将来必成大患”的预见。眼见项羽放走刘邦，范增悲叹一声道：“尔不足与为谋，将来夺天下者必是刘邦，我等皆会成他的俘虏”。但项羽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项羽率领诸侯进咸阳，他们杀掉了才作了46天的秦皇帝子婴，烧掉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以示对暴秦的愤恨。 有谋士建议定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咸阳，但项羽却认为应该荣归故里，于是决定定都相对偏僻而战略位置也很不利的家乡彭城，抢了大批珍宝和美女班师回故乡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使得后来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形，腹被受敌，这也说明项羽缺乏战略远见和全局观念。

　　定都以后，项羽认为天下已定，于是尊楚怀王为义帝，分封诸侯，分给自己最富庶的广大黄河长江流域领地，封号“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给予川蜀汉中之地，并且给其他诸侯的封地略有不公，这引起了众人的不满情绪，为以后诸侯的叛乱投靠刘邦埋下了伏笔。这也说明项羽的确缺乏一些领袖才能，不能使利益均衡。为了防备刘邦，项羽将三位秦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分别分在咸阳以西以为雍王，咸阳以东为塞王，陕北为翟王，用以将来阻塞刘邦的出路。这一安排无疑还是高明的。

　　刘邦显然是不甘心只做一个王的，但为了麻痹项羽，他听从了萧何之计，向南郑进发，并烧毁了沿途的栈道，造成其无意东向的假象。 很快，分封不均的后果就引发了齐地的田荣，陈余彭越叛乱，项羽只好亲自带兵讨伐。因楚怀王坚持按原有协议封诸侯封地，引起项羽不满，于是杀了楚怀王。这又是一个不合时机的不明智之举，失去了狭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好条件。刘邦正好找了个借口，以为义帝报仇为名，乘机重新占领了关中之地，并联络56万诸侯军迅速东进，占领了项羽的老家楚国都城彭城。

　　此时，项羽总算明白刘邦的争霸野心，当即命部下继续在齐

　　地平乱，自己则带了3万精锐返回彭城，在拂晓时遇上刘邦的汉军，项羽一马当先，打得汉军溃不成军死伤10万以上，而后一路追杀到淮水，活捉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刘邦在十几个骑兵保护下侥幸逃脱。并且从此再也没敢和项羽正面作战过。

　　刘邦逃到河南，积极招兵买马，欲要重整旗鼓，与项羽再决高下。项羽积极进攻，就在快要切断汉军的粮食供给甬道时，刘邦为了争取时间，于是派人与项羽讲和要平分天下划鸿沟为界。范增看穿刘邦是在苟延残喘，要求项羽乘胜追击，可很快灭掉刘邦。可惜项羽再一次错过了绝佳的机会，接受了和谈。在此期间，刘邦用六百金收买了陈平使得疑心病重的项羽猜忌范增，范增愤而出走，病死在途中，这对项羽来说是莫大的损失，也使他似乎将注定要成为失败者。

　　还值得一提的是，楚汉之争中的名将韩信，原本是投靠项羽军种， 但项羽只派他做了一个看门的卫士，未曾重用，错失人才。他多次尽言献计，但均不被项羽采纳，而愤然逃出楚营，投奔刘邦，后来被重用。如果韩信能为乘项羽麾下已将，历史将可能改写。可惜只能是一种想象。

　　过了两月，刘邦觉得休整好之后，就撕毁了合约，准备再次进攻楚军，同时发书催韩信，英布彭越等从后方袭击项羽。 项羽加紧进攻，眼看就要破城而入，但刘邦再一次死里逃生，用几千名蒙面妇女和一个假刘邦引开楚军注意力，在夜色掩护下狼狈逃出城躲到成皋去了。项羽乘胜追击，将成皋团团围住。

　　韩信，彭越却久久不发兵来救援，韩信声称要刘邦封他为王才出兵，刘邦无奈，听信了张良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建议，被迫封韩信为王。这也为韩信后来的惨死埋下了种子。

　　韩信发兵攻打下了齐地，项羽深感必将腹背受敌，于是派人游说韩信联楚反汉，约定将来三分天下。韩信的谋士蒯通劝他：“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的道理吗？……将军如今既有震主的威名，又挟难赏的大功，归楚，楚不信；归汉，汉王震恐。若不自立为王，何处是你的归宿呢？” 韩信在此次表现出他政治上的愚蠢和绝佳的三分天下的机会，没有预感到他将来的命运，而错过了一个自立为王的机会 ，拒绝了这个提议，我相信在内心深处韩信也是想分天下的，这从他后来打算起兵谋反可以看出，可他以刘邦对他赏识有加为由草率地否决了这个本很有诱惑力的方案，招致以后被吕后诛三族的惨剧。

　　成皋易守难攻，项羽久攻不下，就把刘邦的父亲和吕雉拉到城头，要刘邦投降，不然就煮烹了两人。刘邦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在楚怀王帐下，我们曾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自己的父亲就随便吧。项羽见刘邦无动于衷，也无计可施。

　　此时的项羽，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后方有善战的韩信夹攻，彭越则派兵切断楚军粮草供应，正面也被刘邦拖住消耗战。楚军被围在三者中间，缺乏战略纵深和足够的粮草供给，士兵数量也越来越少，而受地域所限也无从征兵和补给粮草。反观刘邦韩信彭越一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粮草和兵马从外界源源不断运来，战斗力在不断增强。项羽的楚军经不住这种快速的消耗，又无法突出封锁，进退两难，战斗力快速地衰落下去。其实此时差不多胜负已定了。

　　眼见形势严峻，项羽毅然决定率兵东撤退至垓下。张良陈平建议不应给楚军踹息机会，于是联合韩信彭越大军在垓下汇合，决一死战。而此时楚军人数只有10万，且粮草已断。韩信率30万大军首先发动进攻，项羽率军出战，韩信假装退败，引项羽深入腹地后，早就埋伏好的汉军从两侧夹击，韩信此时才回过头来从正面攻击。楚军被重重重包围，夜里休战，项羽和虞姬在帐中饮酒，悲从中来。唱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听了泪如雨下，也唱了起来：“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突然夺过项羽的剑自刎而死了。

　　项羽悲痛不已，率众突围，在千军万马的重重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夺路而去。直奔乌江，却见一老者移船在岸边等着，老者劝他，可回江东再召集十万众称王。项羽悲叹道：“当年几千人出江东，而今只得几十人回，何颜去见江东父老”。

　　于是与部下跨下战马，徒步与追来的汉兵拼杀，仍勇猛骇人，杀敌数百，无人敢近其身。项羽遂拔剑自刎而死，时年只有31岁。

　　项羽虽最终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不愧为英雄人物，比委琐的刘邦之辈不知胜过千百倍。其为人光明磊落，战绩赫赫，英雄气概，又不乏仁义之心。其悲剧式的命运更是动人，但可贵就可贵在那种不肯偷生的高贵气度和英雄气概，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

　　两个月后，刘邦称帝，建立汉朝。

　　不久夺韩信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刘邦身边。

　　韩信与叛兵合谋意欲里应外合发动叛乱，被门人告发，吕后和萧何担心韩信党羽作乱，于是将他骗召到长乐宫中，斩杀了。灭了韩信三族。韩信此时才生谋反之心，已经晚了。

　　刘邦死后，吕后专政，杀光所有刘邦继承人，换成了吕氏家族王朝。不久吕后病逝，刘氏家族掌权，诛尽吕氏九族。 随后汉朝进入了有名的“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