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表达了什么情感

嵇康与《广陵散》

二 嵇康与《广陵散》的精神契合

《广陵散》有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底蕴，其旋律如何呢？“现代音乐史专家对该曲研究十分细致，他们认为：《广陵散》的旋律显得非常丰富多变，感情起伏也较大。正如北宋《琴苑要录·止息序》所说，它在表达“怨恨凄感”的地方，曲调幽怨悲凉；在表达“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不仅有戈矛杀伐的悲壮，更有战鼓雷鸣的慷慨，可见此曲弹奏的难度极高，综合了各种技巧，据书载“能弹《广陵散》者，唯叔夜一人而已”。《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本即具有激昂，愤慨之曲调基础，《太古遗音》之跋即谓之“其声忿怒急噪，不可为训”。全曲一种愤慨不屈之浩然之气，跌宕起伏，变化急剧，所谓“纷披灿烂，戈矛纵横”，以致触怒大儒朱熹，斥之“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强调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感情无关，嵇康临刑前，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以此曲来发泄心中的感情。

其次，嵇康与《广陵散》也具有神秘性。嵇康在当时是士人心目中的领袖，而且随着时空的推移，使嵇康形象更为神秘和扑朔迷离。《晋书》载：“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加上他的个人修养，连王戎亦常说：“与康居山阴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更使他蒙上了一层高深莫测的色彩。其潇洒俊逸的风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仰俯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一直是世人模仿的对象，却无人能及。《文选》注引孙绰《嵇中散传》：“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为神人。”而颜延之在《五君咏》中描述：“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晋书·嵇康传》载“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这些都给人一种不是凡人的感觉，很神秘。他傲视整个社会，“尚任奇侠”，其卓越风姿的不可企及性，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而且嵇康相信有神仙的存在的，他在《养生论》中称：“夫神仙虽不目见，染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使其形象更为飘逸悠远，如坐云端而不可捉摸。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共同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其崇高形象影响力之大，不得不让人钦叹称奇。而他与《广陵散》的结缘更是神奇古怪，众说纷纭。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说嵇康夜投月华亭，此亭由来杀人，但康“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一声称“身是故人”的鬼魅提头相见，与康“共论音声之趣”，授之《广陵散》，且与康誓曰：不得教人。天明而去。其间以鬼魅现身授琴，给嵇康与《广陵散》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关于《广陵散》的流传问题更是各抒己见，有人说《广陵散》并没有随着嵇康的死亡而失传，今所见《广陵散》谱重要者有三：一为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1425），谱前记云：“今予所取者，隋宫中所收之谱。隋亡而入于唐，唐亡流落于民间者有年，至宋高宗建炎间，复入于御府。经九百三十六年矣！”再，明汪芝《西麓堂琴统》有两个不同的谱本，称甲、乙谱。对于《广陵散》的传说至今不断，今有金庸，将其写成《笑傲江湖》，并在书中描写“曲长老一连掘了二十九座古墓，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觅到了《广陵散》，二人依此自创了《笑傲江湖曲》”，颇有神秘色彩，而书中正邪两派的领袖人物却因此成为了知音，“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清雅致？”可见《广陵散》的绝世而独立的崇高形象。而聂政作为《广陵散》的一个主要人物，其刺杀行为也充满了神秘和悲壮感，后人也有不少以他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出现。

再次，嵇康与《广陵散》都有着悲剧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谈到魏晋文人的觉醒之时说：“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经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伪的或值得怀疑的，他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由此形成了魏晋风度这样率性而动，慷慨任气，以及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等等放达不羁的行为。《世说新语》说：“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而这“只是魏晋风度的表象，产生这种表象的内在精神，却不是这些行迹本身所表现出的绝对自由精神”, “而是文人名士主体自身的内在冲突，即追求自由的自我与另一个遵从传统价值的自我之间的冲突”［3］（P．303）。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有人评品嵇康为魏晋之时能称得上真名士第一人，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冯友兰先生曾说：“嵇康本来是一个矛盾的人，如果把他的《幽愤诗》和《家诫》和《与山巨源绝交书》比较起来，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的矛盾就更大，更显著了。也许在他看来，这些并不算是矛盾。”确实如此，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嵇康慷慨陈词：“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宣言：“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幽愤诗》中“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而在《家诫》中对于子女的嘱咐却是截然相反，充满了庸俗的生存之道，“失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非之形著失，故不可不慎”，叮咛儿子“守之无贰”，“坚执所守”，“慎言语”。也就是说，其实在嵇康内心遵从的又是封建礼教的那一套的。可以说嵇康是人格分裂，他的思想极为复杂，内心向往出世的山林隐士的闲适生活，而现实的压力及常态却又让他无法逃避，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热血男儿。一种健全，正常，完善的人格，应是内在理想人格与外在行为人格完美的统一，但当嵇康看到他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时，他的思想就承载着巨大的痛苦，而痛苦就是来源于以历史与理想关照现实之后发现的无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正如加缪所说：“就是希望着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这意味着主体精神的极度彷徨与痛苦。人的历史其实是人与自然分离的历史，人类文明努力把人从自然中解脱出来，成为现实的、社会的人。但是长此以往人与自然间就很容易失去平衡点，魏晋南北朝就是对人性压抑的一次控诉与反叛，努力寻找人与自然的平衡，与春秋战国时生命本体意识萌发遥相呼应，而嵇康就是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乌纳穆诺曾说过“除非我们受到压抑，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而拥有一颗高贵的灵魂在乱世中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也同时寓示着精神层面的无主性，这就容易造成人精神上的彷徨。嵇康亦是如此，旧礼教在面前坍塌，新的教化又没有建立起来，个人对于社会及历史的反思，造成自我的分离，也就是牢固的旧礼教思想，与在现实体验中获得的感受相冲突，从而酿成了他矛盾性格的悲剧性。

中国的文人名士，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嵇康亦是如此，希望之于行动前彻底毁灭，而内心又不能完全放弃。有句话说得好，魏晋时期的士人的悲剧就是“他们分明已经知朝政腐败到无可为的地步，而且以其一片忠心，强扶持之，披潇洒风流之举世荣名，而未能脱尽儒生之迂腐，最后当然就非走向悲剧结局不可。”

中国传统的思想就是“和”与“中庸”，就算是在魏晋时期，这种思想依然在当时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追求的是保持名教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强调的是个人服从社会，而嵇康的高蹈迈世和崇尚隐逸，时不时触及当政者的敏感处，是玄学发展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不能被完全接受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封建时期不能被明显地摆在台面上讲的人，却成为他死了五十年之后，人们竞相模仿的偶像，形成了“嵇康情结”。但他们模仿的也不过是表面的皮毛而已，不能真正懂得嵇康真实的内心世界。只是嵇康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有着飘逸的风度，能保持自我的高洁，追求个性自由，散发出与传统所不同的奇异的美，将当时人们内心向往而不可及与内心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宣泄出来了，也就是通过嵇康将痛感转化为快感，也只是一种风尚而已。唯一让每个人心中感动并震撼的，应该就是嵇康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他们身上也正是缺少这种品质，所以对自己心中向往却又不能真正去实践的理想充满了崇敬的感情。

在魏晋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生命短暂，今日不知明日之命，生命的无常激发的生命意识也是最强的。既然明日不可知，那就暂且享受今日，“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若朝露，行乐须及时”。与众人纵欲的消极人生态度不同，嵇康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珍爱生命，还因此著作了《养生论》，主张节欲养生，“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丧里俱济”，形神兼养，全面养生，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并与向秀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可以说是对当时广泛的纵欲行为的一种反思。但是就算怎么养生，也免不了政治的迫害，抵挡不住来自社会权力机构的威胁，有句话说得好“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人总是被自己所创立的东西困住，受制于文明暴力。生命不能自主，这是当时士人的无奈。

总的来说，嵇康这是一种“正义的毁灭”，也可以说是“自我的毁灭”。在他死后，“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晋书·嵇康传》）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逃避。“中国本来就少有哭抚叛徒的吊客，那些曾为嵇康出狱上书的名士或许会在暗夜处扼腕叹息，但绝不敢再站出来以身试法”。［2］（P．165）陶源明的挽歌写得好：“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广陵散》包含的聂政刺韩王的故事，也具有悲剧的意义。《抱朴子》这样评价聂政：“荆轲、聂政，勇敢之圣也。”在《聊斋志异》中以聂政为原型写的《聂政》，描述了聂政死后化为魂救女的事迹，异史氏评曰：“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者，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噫！聂之贤，于此益信。” 可见对于聂政的好感。郭沫若曾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然而，聂政又的确是一个悲剧人物，不管他是士为知己者死，还是为父复仇，他的目标都是那么的明确和坚定，放弃生命中的一切，就只是为了刺死韩相/韩王，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他没有嵇康那样的双重人格，有的是悲壮的刺杀行动。唐睢曾说：“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唐雎不辱使命》）然而他虽然勇猛，却也有着一颗对亲人的爱心，也有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才会在成功之后自刎，甚至“犁剥面皮，断其形体”，就是为了不让亲人认出来。聂政的行为显示了刺客与文人性格的极大不同，却又都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精神，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共通点，相信嵇康在临刑弹《广陵散》的同时，一定会想到聂政，通过琴穿越时空把彼此的命运连接了起来。可以说的是，聂政是死于忠义/孝的，是封建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他是一个武人，对于乱世，厮杀等都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反省，相反，这正是他的人生；而嵇康呢，看似是“迕世”，可是骨子里却是传统的封建礼教，也可以这样说，他其实一部分原因是死于这个的。就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到嵇康，阮籍这样说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一语道破天机，串联起嵇康与聂政相同的人生根基。

嵇康与《广陵散》都具有一种打破常规的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平衡”。而嵇康恰恰是愤世傲俗，在温情脉脉的传统文化长河里展现一种绝尘的美，与“中庸”、“平和”相距甚远。《广陵散》作为中国传统十大古乐中有着“杀伐之声”的乐曲，也有着悲壮的历史内涵，与嵇康人格相契合。而琴作为“士”的精神表征，其声纤细、柔和，是“养心”之物。如此脆弱的琴弦如何能承载如此激烈愤慨情感的音乐？而嵇康做到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却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流传千古的绝唱。

虽然两者都笼罩着悲剧色彩，然而也都因此而具有了崇高性。死亡并不是终结，“大悲剧作家席勒说：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这是“悲剧”给我们最深的启示。悲剧中的主角是宁愿毁灭生命以求‘真’，求‘美’，求‘神圣’，求‘自由’，求人类的上升，求最高的善”。嵇康就以他悲剧式的一生，体现了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三 嵇康对《广陵散》的精神超越

同时，嵇康对于《广陵散》又有超越。首先，在琴艺上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嵇康熟悉各种乐器，尤其擅长操琴。向秀《思旧赋》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再加上他的聪慧“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晋书·嵇康传》）。由嵇康手中弹出《广陵散》，相信果真是声调绝伦。

其次，就是嵇康与《广陵散》情感上的共鸣。如上述，嵇康与聂政共同的悲剧性，让嵇康对于《广陵散》中所表现的情感深有体会，而且借此抒发心中淤积的复杂的感情。嵇康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我们只能推测，应是悲愤与后悔之后沉淀的坦然，一如聂政事成之后从容自刎，脱离了现实的苦痛，真正可以将自己从生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大胆地抒发心中所想，再无左右为难之牵绊，所以能给世人留下如此充满“杀伐之声”的乐曲，也确实流露了心中的情绪。就此，《广陵散》净化了嵇康复杂的感情，同时嵇康也升华了《广陵散》，扩大了它的视听范围，使其原本可能籍籍无名，通过嵇康的重新理解与演绎，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再次，临刑弹这一场景更是增添了悲凉的气氛。《广陵散》已经是“愤怒躁急”了，而刑场又是关乎性命的场所，就如同坟场，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在这里要讲到的是音乐与环境的问题，一曲出色的音乐，如果配上与音乐意境相合的环境，这对于演奏者和欣赏者都是大大有利的，更容易让人容入到音乐的情感中，从而体会出音乐深层次的内涵，所谓“言外之意”和“弦外之声”，超越物化层面而达到不受现实羁绊的精神境界。其“顾视日影，索琴而弹”，这样一幅悲壮的画面与《广陵散》结合，产生了更好的效果，画面为声音提供形象和气氛，声音为画面提供意境和想象。美国著名的记录片制作人托马斯·斯金纳认为，音乐与画面的关系应该是“1+1=3”的关系，也就是说，音乐与画面在一起能够创造出第三种意境，引导受众心理的联想。即将冤死的命运和刑场，再与《广陵散》这一充满抗争与怨恨的曲子配合，可以说是最佳的搭档。将几百年前聂政的悲壮事迹一一再现，并给予升华的演绎，使心和物，主体和客体，内涵和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还有，就是此次弹奏的唯一性。纵观古今，世上如此唯美地演绎《广陵散》，除了嵇康恐怕再无第二人。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此情此景此人，已不复在。所以说，正因为它的不可再，它的唯一性，所以更让他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为了一段千古神话。“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

嵇康与《广陵散》渊源颇深，之所以他们的名字总是被人一起提起，是因为他们相互的促进，同时嵇康对于《广陵散》，除了共通之外，还有超越。通过了嵇康对于《广陵散》的演绎，使其两者都在中国史上熠熠生辉。

《高山流水》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伯牙与子期这两个人的故事，表达了伯牙与子期两个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同时也表达了知音难觅的情感。

俞伯牙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位琴师，他的琴艺十分的厉害，但是却不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老师知道之后就让他去蓬莱岛，或许能够得到灵感弹奏出更加美妙的琴声。等到俞伯牙来了蓬莱岛之后，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突然灵感迸发，弹奏出独一无二的琴声。然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人能够懂得他的音乐，这让俞伯牙感觉非常的苦恼，怎么就没有一个知音呢？

有一次俞伯牙乘船旅游，突然下起了雨，这时候俞伯牙有了灵感开始弹起琴来。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站着，心中一惊，琴声断了一根。正当俞伯牙要询问对面那个人时，那个人突然过来告诉他，原来那个人被俞伯牙的琴声所吸引。伯牙心中感到有些疑问，问刚才那个人谈的是什么曲子，没有想到那个人回答的非常正确，于是俞伯牙非常的高兴，终于有个人懂得他的音乐。

两个人在船上又谈了许久，越聊越投机，俞伯牙又弹奏了不少曲子，那个人都能够正确的理解曲子，并能够说出当时子期当时弹琴表达的情意。而那个人的名字就是子期，平时以砍柴为生。

子期和伯牙两个人意趣相投，后来结为兄弟，并且约好第二年的中秋也要到这里来见面。没想到第二年的时候，没有看到子期前来赴约，伯牙只好把琴拿出来，弹了许多首，却还是没有等到这位知音朋友。第二天的时候，伯牙打听子期的下落，才知道子期因为重病感染不幸离世，这让伯牙感觉到非常的伤心。来到子期的坟前，为了他弹奏了这首高山流水，然后愤怒地把琴砸碎。在他认为以后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的音乐，那以后何必弹琴呢？

《高山流水》这首曲子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遇到一个知己，大家应该要学会懂得珍惜，毕竟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可遇不可求。

表达情感及演奏特点：幽雅、清新，明快、悠闲自得。

要注意的地方：全曲以别致幽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韵味，

明快跌宕，演绎了寒鸭在水中悠闲自得，互相追逐嬉戏的情景。音色清越，余音悠长，音韵委婉。全曲共三段，各段音乐个性鲜明，

段落界限清楚，是一首典型的板式变奏体。第一段，头板（又称慢板）为4/4拍；第二段，拷拍（又称拷打），为1/4拍；第三段，三板（又称中板），也是1/4拍，速度较快。这首乐曲的板式铺排是潮州弦诗套曲的典型结构样式。通过欣赏《寒鸦戏水》，可领略潮洲音乐的旋律色彩和调性色彩变化的一些特点。

这是李白的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洛城就是现在河南的洛阳，在唐朝是1个很繁华的都市，称为东都。1个春风骀荡的夜晚，万家灯火渐渐熄灭，白天的喧嚣早已平静下来。忽然传来嘹亮的笛声，凄清婉转的曲调随着春风飞呀，飞呀，飞遍了全部洛城。这时候有1个阔别故乡的诗人还没入眠，他倚窗独立，眼望着“白玉盘”似的明月，耳听着远处的笛声，堕入了寻思。笛子演奏的是1支《折杨柳》曲，它属于汉乐府古曲，抒写离别行旅之苦。古代离别的时候，常常从路边折柳枝相送；杨柳依依，正好借以表达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这样1个春季的晚上，听着这样1支饱含离愁别绪的曲子，谁能不起思乡之情呢？因而，诗人情不自禁地吟了这首7绝。

这首诗全篇扣紧1个“闻”字，抒写自己闻笛的感受。这笛声不知是从谁家飞出来的，那未曾露面的吹笛人只管自吹自听，其实不准备让他人知道他，却不期但是然地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听众，这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的“暗”字所包括的意味。“散入春风满洛城”，是艺术的夸大，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优美的笛声飞遍了洛城，恍如全城的人都听到了。诗人的夸大其实不是没有生活的根据，笛声本来是高亢的，又当夜阑人静之时，再加上春风助力，说它飞遍洛城是其实不至于过分的。

笛声飞来，乍听时不知道是甚么曲子，细细听了1会儿，才知道是1支《折杨柳》。所以写到第3句才说“此夜曲中闻折柳”。这1句的修辞很讲求，不说听了1支折柳曲，而说在乐曲入耳到了折柳。这“折柳”2字既指曲名，又不但指曲名。折柳代表1种风俗，1个场景，1种情绪，折柳几近就是离别的同义语。

粗犷豪放和古朴庄重。古筝演奏中的南派筝曲调优雅，左手按揉弦，变化多样，颇具南国风情;北派筝粗犷泼辣，弹奏过程当中带有起伏与跳跃感，能够给人粗犷豪放和古朴庄重的感受，左手按揉弦时又深又急，能够让整体的弹奏有力，颇具中原韵味。

古筝曲《茉莉芬芳》是根据传统曲目江苏民歌《茉莉花》为素材改编创作而成的古筝曲。筝特有的清丽、淡雅、及透亮、圆润的音色将在乐曲中得到得淋漓尽致的表现。旋律委婉优美、波动流畅，感情细腻温柔，将茉莉花开时各种娇美的姿态和沁人心脾的芬芳美丽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作者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美的感情，意境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