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
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
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
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
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1）
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
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源头，写战争，回避刀光剑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义就是回避战争，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弃，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如《秦风·无衣》里所描绘的战争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敌当前，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修我戈矛，与子同仇”（6）。
如果说，《采薇》等通过兴、观而有“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话，那么《秦风·无衣》则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号召臣民同仇敌忾的“群”。孔子所谓的“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的论述，即无邪就是要合理。礼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规范，儒家思想文化原则下，诗歌观念取向和诗歌创作的原则，就是要体现仁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正因为孔子与《诗经》有这么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诗经》才具有了经典意义。但是这才只是开始。《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被作为官方的一种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在重视之后，就会把孔子所说的话，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种文献经典化、神圣化。这个神圣化、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上一讲张隆溪教授所说的“阐释”。《诗经》是当时的人所写的诗，和我们现代人所写的诗并没有不同，但是要经典化，就必须把《诗经》的作品从普通的文学作品提升到儒学经典的地位。这个过程就是把一般人写的诗变成经典的过程。在经典化过程中，人们对“诗”的阐释就附加了许多并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内容。也可以讲，在《诗经》经典化的过程中，讲了不少歪理。
所以要正确地看待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将两者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才能最终得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符号，是现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同时，它们的关系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新的价值内涵，就有待于我们今人去挖掘，从中吸取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道德、思想方面的文化。
舒适感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情感，而且舒适感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都在追求的一种感觉。对于古代和现代的舒适感，我自己可能更喜欢现代的舒适感一些吧。
我们讲究的舒适感是包括精神层次的和身体的物质层次的两种情感上面的感受。虽然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每一个时代它所对应的责任，义务和任务，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追求的舒适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是人的舒适感会更强一点的。这个舒适感是综合考虑发展的。像我们古代，很多物质生活条件都跟不上，可能相对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也有他们所认为的舒适感，但是一旦和我们现代相比的话，我们不管是吃喝玩乐住行，都是更为现代化，更为人性化发展的，现代社会更加考虑人精神层次，身体层次等各方面的舒适感，而且越来越追求细节，因为现代的人是越来越注重享受的。古代的时候，他们毕竟说很多生产力的限制，一旦于现代比舒适感的话，那肯定是不及现代的。
可能古代在精神层次方面的舒适感要比现代要强。因为现在社会普遍精神压力都比较大，而且每个人考虑的也都比较多，在古代社会，也许没有现在社会那么大的压力，但是现代社会在精神方面的舒适感超越了很多规矩，这也就将舒适感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也会让人真正的去感觉到舒适感。这就类似于结婚和谈恋爱这件事，在古代的时候，结婚都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自己是没有办法对此的婚姻请选择的，这样的话，精神上面的舒适感我认为不怎么样，倒不如我们现在社会自由恋爱来的舒畅。
自唐以来古体汉诗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度，所以现代人选择现代诗这一新的题材并不全是因为现代诗更能表达现代人的感情，其中是有艺术规律发展的必然的另外古体诗因为其韵律的繁复规则被称为“带着镣铐的舞蹈”，但是现代史也是自由韵律的规则的，虽然不操作难度不及古诗。口路诗的代表人物伊沙就曾经表达过读他的诗那些人从没有想到过他是如何在每个夜晚精心修改每一行诗句的，现代诗既然还作为诗就一定还有其内在的韵律规则，不然诗无韵何以为歌？网络的发展使现代的写作平民化，口语化，几乎到了人人为文的地步，但是在唐朝诗歌的鼎盛时期也出现了妇孺皆可吟诗的景象，所以古体诗也并不能因为其表达的繁复成为一个表达感情的滞障
最直观的来看,古代文学的作品用的是文言,书面字而近现代文学用的是白话文,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文言道古事,白话论今时 从内容上讲,近现代文学当然也是奉古的（对古代再怎么批判,文化根基在那里）,但是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与民生实际尤其是近代文学作品,多是为了政治而服务的那个时代,嗯,大家都了解,风云突变,无可厚非现代文学作品的关注面更为广阔,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当时池莉的《烦恼人生》一出来,不是让人感叹,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许是受了西方影响,对个人内在的情感心理变化,描摹较多不再是客观描写为主了古代的文学作品,较多的抒发了个人内聚式的情感,以及儒道释三家对人意识形态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科技工业尚不发达,对文明的焦虑感等无从谈起即使在反映社会民生时,也较多的携带了市井色彩 主要是时代环境对创作群体的影响变化 一家之见,如有偏颇之处,换望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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