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情感的这种哲学定义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真正地衔接起来了,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顺利地推广应用到了人的情感领域。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推广应用到了人类的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把唯心主义从这个重要的避难所(但不是最后的避难所)赶了出去。由于人的精神现象(特别是情感现象)要比社会历史现象具有更大的主观随意性和偶然性,更容易受各种主观因素的制约,更难以发现其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因此目前的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大量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唯心主义真正的最后避难所。显然,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情感的客观本质,才能把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真正贯彻到人类精神领域的所有方面,才能真正彻底清算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
由于情感哲学定义的新发现,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那么,以价值为研究主线,对各种复杂的情感现象与情感规律进行客观地、精确地、全面地分析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这就为“数理情感学”的诞生提供了哲学依据。
何为中国哲学的真面目、真精神?这是本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哲学家始终都在关注思考的一个重大基本课题。然而尽管见仁见智,本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却有一个共同点:以西律中。人们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梳解中国的哲学传统,即便是现代新儒家也未能脱俗。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乃至90年代才有所改观,人们开始意识到要用中国本身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否则终是隔雾看花、隔靴搔痒。在这种“以中说中”的努力中,蒙培元先生的独树一帜是世所公认的。而我们面前这部新著的问世,则标志着蒙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不懈探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对“心灵境界”的解读来对中国哲学作出“超越”的阐释。 这部著作既可看做是对作者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同时也可看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角度的总结。 作为对作者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进行的一种总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如朱熹所说“豁然贯通”式的彻悟。蒙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似乎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主体思维”阶段。1、先是《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峰宋明理学进行了一纵(历史的结构)一横(逻辑的结构)的梳理;由此突显了理学的核心——“人”的“心性论”问题。2、接着便是《中国心性论》,慨然应对现代新儒家,由宋明推扩到整部中国哲学史,由理学推扩到儒、道、释;由此又突显出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主体思维”问题。3、再接下来则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阐明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乃是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的统一,而其核心乃是“人生的意义”;由此又突显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终极指归——“心灵境界”问题。于是开辟了:(二)“心灵境界”阶段。其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便是这部《心灵超越与境界》。作者对“心灵境界”的探索,最终揭示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终极关怀之所在(心灵境界)及心灵特征之所在(情感意向)。于是开辟了:(三)“情感哲学”阶段。这是作者正在进行的一项最富独创性、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发现,作者的上下求索确有一条很明显的轨迹在,就是“向心灵问题的探索不断逼进,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层意蕴。”(P447)作者的论题似在不断地缩小、集中、深入,而其对于整个中国哲学传统的解释力量却在不断地扩展、加大、增强,正应了老子所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为而无不为”。由本书所集中阐释的“心灵境界”,既是作者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方面“自我超越”的一大枢纽,也是“贯通”地理解中国哲学神髓的一大关键。 以作者所揭示的“心灵境界”为尺度来判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定意义的总结。而这正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谈到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以西律中”的问题。这确实是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即便人们是在进行中西比较,并自以为是要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但说到底,潜意识当中仍然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为尺度的。像胡适那样的科学主义西化派自不消说,即以现代新儒家当中成就最高的牟宗三先生来说,他关于中国哲学的“道德形上学”阐释,所谓“消化康德”,仍然是西方的认知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思路;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也都在反思自己过去对中国传统哲学所进行的简单化概念化的解说方式。而作者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尤其“心灵境界”的阐明,正有助于克服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这一最大遮蔽。 当然,诚如作者所说,中国哲学的心灵境界问题不是作者的发现;然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是超越了前人的,这主要体现在:1、确证中国哲学实乃一种“心灵哲学”,心灵与境界问题实为中国哲学的神髓或精神所在。2、指明心灵的最大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上帝”式的“圣人境界”;境界之不同于认知,尤在于它包含情感因素,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宗教情感等等。3、尤其是,作者突破了前人用西方理知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心灵境界的思维模式,而是用一种中国式的可称之为“情志”的体悟方法来“以物观物”,“以中说中”。这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独创性之所在,给人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作者横向比较了中西心灵哲学、中国儒道释的心灵哲学之异同,纵向比较了诸子、玄学、理学、当代新儒家的心灵哲学之异同,从儒家“乐的境界说”,到道家“道的境界说”,从孔子“仁的境界说”、思孟“诚的境界说”,到冯友兰“天地境界说”、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心灵境界”,辨其毫厘,求其会通,最终突显了中国哲学追求心灵境界超越的特点,从而完成了作者自己的哲学研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超越”。 “超越性”问题乃是近年哲学研究的一大前沿课题。作者以其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回答了关于中国哲学独特的超越性问题。作者指出,儒道释心灵哲学所共认,超越是心灵的自我超越,是心灵固有的创造功能,它是存在性的,却是内在性的(“心就是人的‘存在’。”P51),而非对象性的、外在性的;超越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精神境界”,而非彼岸、“上帝之城”;心灵超越的根本方法是体验与直觉,而非理性思辩或逻辑推理。应该说,这些确实是中国哲学之“超越性”的基本特质。 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由“心灵境界”进一步追索,作者揭发了中国哲学的“情感”特性。这是这部著作最大的开拓之处,它不仅是对作者自己哲学研究走向的新开辟,也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新开展。关于中国心性哲学的特质,过去已有种种说法,诸如“实用理性”、“人文理性”等等。作者提出:中国哲学也重视“知”,也是“智慧”之学,但它并没有把知和情截然分开,形成主客对立的哲学系统和理论理性的系统哲学;而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情感评价以及情感内容和形式,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人的智慧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如果要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我认为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殊性。”(P18)这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具慧眼的发现。 作者阐明了这一论断之所以然,论述了情感与境界、情感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种种关系,说明了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意义。其中情感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是从“心灵境界”探索进入到“情感哲学”探索的枢机。作者指出,中国情感哲学关注的不是情绪反应之类的低级心理状态,而是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高级情感;不是感性的某种快乐或享受,而是理性化乃至超理性的精神情操和精神境界。因此情感问题是个境界问题,境界问题也是情感问题。 除了说明情感本身的性质、情感与“美”的关系,作者还着重说明了情感与“善”(心灵的意向方面)、情感与“真”(心灵的认知方面)的关系。作者指出,情与心一样,是可以“上下其说”的,往上说,情感与道德理性相联系,因此,它是与“善”统一的;情感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要素,其中本身固有普遍性的理性原则,因此,它是与“真”统一的。由此挑明了中国哲学“情性合一”、“情理合一”的原则。 作者对中国哲学情感特质的发掘,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拓。为此,我们盼望早日读到蒙先生正在撰著中的《情感哲学》,并相信,它一定是在这部《心灵超越与境界》基础上的又一次重大超越。 最后,谈谈蒙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多方面的,我感觉主要有两条:一是对新儒家“理知”思维方式的突破。这一点,上文已论及。二是对新儒家“道统”观念的批评。现代新儒家是恪守宋学、尤其心学传统的;而作者却不是那种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始终强调应该保持“心灵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面向宋明儒以外的整个儒家哲学,而且面向以儒、道、释为主轴的整个中国哲学;不仅面向东方,而且面向西方;不仅面向整个传统,而且面向现代及后现代。例如关于程朱、陆王之争,蒙先生就并不拘泥,而是既见其别,又见其通;又如蒙先生本人作为冯友兰先生的传人,就并不固执“家法”,也决不排拒牟宗三一系现代新儒家的成果。正因为保持了这种心灵的开放,作者才能够不断地超越前行。
心理学把情感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从这个定义可以了解到:情感是一种主观体验、主观态度或主观反映,属于主观意识范畴,而不属于客观存在范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主观意识都是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情感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意识,必定对应着某种特殊的客观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这种特殊的客观存在。
不难发现,“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符合人的需要”就是事物的价值特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态度”和“体验”均是人对事物的价值特性的认识方式或反映方式,这样,心理学的情感定义又可表述为:“情感是人对事物的价值特性所产生的主观反映”。情感所对应的客观存在应该是事物的价值特性。由此可得
情感的哲学定义:情感就是人类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价值关系的一种主观反映。
理解情感的哲学定义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人类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还可以是整个社会,它们分别形成个人情感、集体情感和社会情感。
2 事物的价值关系并不是指事物的价值量(或使用价值量),情感的强度也并不与事物的价值量成正比,而是与事物的价值量有着特定的函数关系(以后再阐述)。
3 事物的价值大小不仅与客观事物的品质特性有关,而且还与主体及环境的品质特性有关,因此人的情感强度不仅与客观事物的品质特性有关,而且还与主体及环境的品质特性有关。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认知过程,又是开启学生心灵的情感过程。情在从知到行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就是知、情、信、意、行诸要素的变化过程,情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教学中,若师生双方心意相通,便较容易完成教学目标;若双方情感交流发生阻碍,那么知识的交流也会受影响。因此,通过沟通思想,转变学生情绪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环节。
而初中生由于年龄小、知识根底浅、活泼好奇,偏爱形象思维,更乐于接受教师的富于情趣的教学方式。为此,笔者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倾注情感的感化、熏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
一、创设情境,触景生情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进入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
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是对学生进行良好心理品质、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确思想方法及法律意识、社会发展常识和基本国情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涉及到一些深奥抽象的概念、原理等方面的知识,教材内容较为抽象,学生学习起来很吃力。所以在每一节课的教学中,教师要巧妙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触景生情。因为鲜明、形象、生动的情景会使学生产生相应的情感,所以教师教学时创设引人入胜的道德情境,引导学生进入角色,产生情感共鸣,形成心理上的最佳状态。
成功教学实践表明,一节深受学生欢迎的课,无不包含着丰富的情感。政治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情感教学,其知识只有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展现、情绪的感染,去触及学生的灵魂,激励他们的心灵,促使他们用行动去捍卫真理时,才谈得上转变为学生的信念。而只有当知识转变为学生的信念时,才谈得上道德教育。
二、以情动人,情感交融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教师应当成为孩子的朋友,深入到他的兴趣中去,与他同欢乐,共忧伤,忘记自己是老师,这样孩子才会向老师敞开他的心灵。”不管是讲概念还是原理,我都注意寓理于情,使语言含情、讲活知识,这样才会使抽象的理论闪耀出情感的色彩,以增强学生对政治课的浓厚兴趣。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只重视情感的单向灌输而忽视师生间情感的双向互动。要切实实施情感教育,就有必要做到师生情感互动。
所谓情感互动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实现积极的内心情感交流。这种内心情感的交流集中体现为师生间因多方面内容而产生的各种双向互动式情绪体验。通过师生间的这种情感互动,可以充分发挥师生情感在教学中的功能,提高教学效率,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
在教学中,我充分投入并始终保持高度热情,以饱满的情绪,旺盛的精力讲授每节课,同时注意语言的抑扬顿挫,或高昂热烈,或深沉凝重,或重炮似的排比,或雨丝般的描述,娓娓道来,使学生情绪随老师的语调而变化,以此感染学生,调动学生情绪,使学生思维和智力活动处于兴奋状态。同时,除了课本上的实例外,补充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讲清道理,使学生感觉学习既不枯燥,也不神秘。课堂“活”起来,师生之间的感情就容易沟通,情感共鸣就能产生,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就能增强,自己就更能发挥在情感教育中的导向作用,从而促进教学的进行,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三、寓教于乐,形式多样
配合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从而促进教学,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我除了组织同学认真参加学校的每项活动外,还先后组织了社会调查、义务劳动、野炊活动,同时,还组织了辩论会、演讲会、故事会、诗歌创作朗诵会、歌曲欣赏会、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班歌创作评比等活动,还成立了“求索”课外活动小组,专门学习讨论学生中感兴趣的话题。同学们在活动中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而且感受到无比乐趣。通过一系列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推动了教学工作。
四、结合实际,明理践行
学生之所以缺乏学习动力是认为政治课学来没有用。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强调结合实际,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我不仅在课堂教学中举例时注意结合国内外形势及各种热门话题去分析,还组织学生分小组轮流定期向全班同学汇报国际国内大事并且做时事述评。促使学生主动去关心祖国前进步伐和世界风云变幻,感受爱国不是一句空话,祖国跳动的脉博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政治敏感性,而且还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看问题才能更深、更透、更远,体会到掌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同时,还应注意联系学生实际。有很多学生都反映在学习了辨证法以后,在如何对待困难与挫折、顺境与逆境、理想与现实等问题上收获很大,给自己增添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感觉理论知识的学习太有必要,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样看来,师生亲近感的增强确实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
五、严中有情,端正学风
教书一定要与育人相结合。思想品德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更要求如此。
首先,学生的成绩可以有差距,但决不能以此把学生划分等级,更不能歧视差生。任何人都是需要肯定的。成绩差距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而且也不是绝对的。对优生,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提出新的要求,如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避免盲目骄傲;对差生,除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外,还要尽力去发现其闪光点,及时给予肯定,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
当然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做到动之以情,不是对学生的错误一味迁让,而是包含着有理有节的批评。正像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批评的艺术在于严厉与善良的圆满结合,学生在教师的批评中感受到的应该不仅是合乎情理的严厉,而且是对他充满人情味的关切。只要能激发他们探讨问题的兴趣,事实证明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的学习。
实践证明,要做一个好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一颗关爱学生的心。“情”从“爱”来,有了浓厚的爱,才配当学生的良师益友;也只有情感教学为先,才能促使学生爱学、乐学会,学好思想政治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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