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白先勇？

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

创作经历

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

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班，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

白先勇(1937711~)当代作家。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成功大学，一年后进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上世纪80年代其作品《谪仙记》被导演谢晋改编为**《最后的贵族》。他是女作家三毛的启蒙老师，上世纪60年代与张爱玲有一面之缘。将汤显祖的《牡丹亭》精编为“四百年青春之梦，姹紫嫣红《牡丹亭》”。

白先勇一九三七年生于广西南宁，未满一岁迁居桂林。父亲白崇禧为国民党名将，曾任首任国防部长，母亲马佩璋出身于广西富商家庭。白先勇在桂林度过他的美好童年，直至湘桂大撤退，桂林陷于火海之中，白先勇童年亦随这片火海消逝。五十多年后重访山尾村祖居，白先勇不胜唏嘘，「少小离家老大回」，故居已残破不堪。故乡亲友依稀还是熟悉的脸孔，但生活水平仍停留在五十多年前的水平，令白更感世变更，人各有不同命运。桂林的山山水水，童年生活的细节，亦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泉源。

一九四四年，白家离开桂林迁到重庆，白不幸染上肺病，要受到隔离。四五年抗战胜利，白家亦于四六年迁回南京。南京为历史名城，对白先勇创作亦有深远影响。小说《游园惊梦》便以南京秦淮河昆曲艺人为题材。在南京白先勇看到在家中出入的军政要人，这批人后来也迁到台湾，白从中体会到历史变化，今昔之比。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主题诗《乌衣巷》便道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喟。

有人形容白先勇「背负五千年回忆的重担」，作品具历史感，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总与家国历史有一定关系。白先勇曾说：「写作是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苦转化成文字」白先勇对笔下人物总充满悲悯情怀，其小说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并渗透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思想，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的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上，分为《台北人》、《寂寞十七岁》和《纽约客》三部分，其中又以14篇《台北人》影响最著。关于这一部分，白先勇的评论知己欧阳子，对每一篇都做了分析，归总为《王谢堂前的燕子》，她认为《台北人》的主题命意主要有三：“今昔之比”，“灵肉之争”和“生死之谜”。

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主题明显超越了《台北人》怀旧与乡愁的基调,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首先,小说通过余钦磊和吴柱国的今昔之比,批判了失去激情、泯灭理想的老派知识分子;其次,借反思“五四”,批判了成长中的青年由于抛弃传统、一味崇洋而出现的价值观混乱,强调了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结合作者此时的心理境况,小说在创作中明显有“切身感”,因而成为白先勇留美前后心路历程的某种折射。

《冬夜》是白先勇唯一一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由于其主题很难统一于《台北人》怀旧与乡愁的总体框架,因而一直少有人评论,成为解读《台北人》的一个盲点。但恰恰也正是这种难以规约性成为凸现作者思想变动的关节点,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小说主要塑造了父子两代知识分

感伤如一根红线贯穿于白先勇创作的始终。无论是初期创作中以残缺的视角对于情感、青春、自由的追求,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守卫,还是后期作品中以冷峻的笔触对于偏安台湾一隅的大陆故人生存现状的描绘,对于海外学子的生存图景的展示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感伤色彩。以感伤为基点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一次深入的回顾与解读,能使我们更深层次的把握作品内蕴和进行更加深入的作家研究。

白先勇的小说还具有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遇表达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受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表现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代表，又是现代派作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作品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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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白先勇在小说《游园惊梦》中有意识地采用了叙事学方法及互文性思路。小说在外视角叙述中加入局部人物的内视角，并把两种叙述视角相互结合、穿插，进而通过内视角的回顾性叙事，自然转入意识流中的诗意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给予作品互文性以极大便利，并营造了“人在戏中，戏在戏中”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由此，又构成了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游园惊梦》；叙事视角；意识流；互文性；阐释空间

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是《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完成于1966年。1981年改编成同名舞台剧，在美国和台湾演出均获得巨大成功。忠实于小说的意蕴，又配以演员出色的表演、优美的音乐以及服饰、舞美，共同构成了一个凄美哀婉的世界和一个人或一群人梦醒时分的痛苦。小说《游园惊梦》已经成为汉语读者非常喜爱的文学经典，本文有意识地选用一些批评方法，对《游园惊梦》进行文本分析，探寻其艺术价值形成的机制。

一、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与意识流手法中的诗意表达

由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脱胎于话本而擅长于叙述，其叙述视角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自然地融合于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个叙事传统滋养了古代小说家，也为现代小说家所娴熟。白先勇既充分地继承传统叙述的自如便捷，又富有创造性地拓展了叙述视角，达到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圆融，突出体现于三个层次叙述的递进。

第一个层次，《游园惊梦》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中加入局部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互相结合、穿插。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小说开头和前半部分。小说开篇，叙述者面对一群军界官员和将军夫人们，这些人大多经由南京、上海来到台湾，空间在时间的隧道中变迁，其间荣辱盛衰、人世更替、生离死别，有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只有采用俯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才能统观审视和把握。人的心理世界和感情线索对于小说太重要了，白先勇深得个中三昧。因此，他不满足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客观记录，他需要进入人物心理和感情深处，以便寄予对人生、爱情乃至人世的理解。如何解决既有俯视角的历史叙述，又有感情和心理的深度描绘这个难题？在第三人称俯视角叙述中穿插人物视角的局部叙述，成为作家的艺术选择。

西方经典叙事学认为，第三人称叙述同时可以具有“外视角”与“内视角”。作为“内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 彩，而作为“外视角”的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通常较为冷静[1](P217)。所以窦夫人桂枝香大宴宾客，邀请昔日得月台唱昆曲的各位姐妹们，这个起笔就采用了俯视角。引出了钱夫人后，叙述视角便转为钱夫人这个内视角：“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绰，都是些树木花草，……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在窦夫人指引下，钱夫人一一见过诸位客人，这些客人也都是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接触到的。这个视角非同一般，钱夫人经历过荣华富贵，见识过各种公馆，窦公馆自然地被置于比较视野中。至于这些客人，有南京时的旧相识，比如天辣椒蒋碧月，赖夫人、刘副官等，也有在台北兴起来的新人，比如徐经理徐太太，程参谋等，新人与旧人同时处于一个场合，从经历了历史变故的钱夫人眼光看出去，引发的感慨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层次，钱夫人出场后，虽然没有“我”这样的标志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但是因为频繁地采用钱夫人视角，实际上已经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事了。于是，叙述视角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出现了叙事学所指出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在这种回顾性叙事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P238)。如果我们将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感觉到的认作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就会发现，钱夫人确实在追忆，现场的人、景物和氛围都是勾起她回忆的条件。但钱夫人如今所知肯定会比当年在南京时所知的要多，她在追忆，也在重新回到当时的体验。比如，客人们都到齐了，窦夫人来请大家入席，人们推让着，窦夫人让钱夫人先坐下。这时“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退让……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这样的追忆连带着也传达出了当年的体验，这个视角具有比较和引起伤感的功能……

第三个层次，意识流叙述线索。钱夫人的人物视角叙事，仿佛在积蓄力量，当酒力上来，钱夫人的感情也蕴积到相当程度时，意识流呼之欲出：完全中断窦公馆宴请宾客唱昆曲的现实线索，在钱夫人意识流动中回到当年在南京酒席清唱会的情境中去。《游园惊梦》的圆熟精致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半部分采用意识流手法且转换自然。白先勇自己曾经说过：“我写这篇小说写了五次。前三次用比较传统的手法写内心的活动，我都不满意。起初我并没想到要用意识流手法。女主角回忆过去时的情绪非常强烈，也有音乐、戏剧的背景，为了表达得更好，尝试用了意识流手法。”[2](P267)自然地转换为意识流手法，这符合人物心理规律。英国心理学家瓦伦汀(Walentine)、贝尔纳(Berlyne)、海尔森(Helson)等，都提出过渐进唤起理论。他们的实验审美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审美情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地调动起来的，无论是从作家创作角度讲，还是从读者接受角度讲，都有一个心理唤起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由直白进入曲折，由缓慢发展到紧张的渐进过程。其实，这也是人的一般心理规律。在窦公馆豪华铺排的宴席上钱夫人多喝了几杯花雕，又受到天辣椒的 ，眼前景象唤起了当年在南京清唱会的景象，天辣椒如何对待她的亲姐姐桂枝香，勾起了在南京清唱聚会上发现自己亲妹妹与自己情人郑彦青郑参谋的私情，一阵急怒，哑了嗓子。此刻，由于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以往经验和眼前情境所形成的合力唤起并且推动了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意识流“这是威廉&S226;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里所使用的一个词组，特指在一个清醒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思想和意识。‘意识流’现在表示现代小说的一种叙述方法……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叙述的一种模式。作家利用它来捕捉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的范围和轨迹。在这一过程里，人的感觉认知与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期望、感情和琐碎的联想都融合在一起”[3](P34》)。在这个文本中，钱夫人意识流获得了丰厚的艺术效应。第一，原本是窦夫人宴请的场面与故事，现在变成了眼前的窦公馆故事和当年钱夫人在南京酒筵清唱会上故事的重叠。两个时间横断面上的两个故事，在钱夫人意识流中重叠在一起。读者阅读过程不断地辨析两个故事，实质是给自己讲故事。他们理解了两个故事的关系，也就理解两个故事重叠的深层含义。第二，借助于意识流手法捕捉到了昆曲的旋律。文本中意识流动中仿佛起到灵魂一样作用的是音乐，这不仅表现在不断地出现《山坡羊》《皂罗袍》等各种曲牌名字和《牡丹亭》里的唱词，而且表现在意识的流动完全随着音乐旋律而前行，读者捕捉到了音乐旋律，也就对于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复杂的内容有了理解，而理解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内涵，也就欣赏了昆曲艺术。第三，钱夫人的意识流将情绪引向 ，在文本中自然地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效应，一个圆熟、和谐并且具有波澜之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臻于完成了。

重要的不是作家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而是如何采用意识流手法。以上三个层次交错和递进，可以看做是作家将意识流置于其他叙述手法的和谐使用中。又因为其中的情绪和感情似乎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浸透了，所以，在我看来，《游园惊梦》成功地采用意识流手法，得益于将意识流的内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平台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互相交融，这就涉及到这个文本的”互文性”问题了。

二、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造就了优秀的“互文性”小说艺术

采用“互文性”方法分析《游园惊梦》，是探寻这个文本艺术价值的另一条路径。“朱力亚&S226;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它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它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3](P373)。克里斯蒂娃关于“互文性”的思想启发了我们：诚然，“互文性”超越于国家和民族，各民族国家的文学互相借鉴、互相指涉的空间是无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学来说，其历史越悠久，贮存越丰厚，文学创作中“互文性”的空间就越大，“互文性”也随之越加突显，让我们带着这个启示分析《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中国传统文学。

小说中互文现象频频出现。题目是借用了《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之一的《惊梦》及剧中游后花园的情节，其实也是直接借鉴昆曲《游园惊梦》的题名；小说描写的酒宴、唱昆曲的情节和传统剧目《贵妃醉酒》有情节的相似之处；钱夫人和钱将军的婚姻，以及情节中穿插的钱夫人、程参谋、天辣椒蒋碧月等谈论表现曹子建和宓妃爱情的戏曲《洛神》，与随从参谋的恋情等情节，都与曹植《洛神赋》描述的浓郁爱情意蕴有相似之处，有弦外意味；引用的一些曲牌名，比如《夜深沉》《将军令》《万年欢》《点绛唇》等也都与情节、人物的感叹有多向的微妙联系，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形成引喻。我所描述的互文现象分别来自这个文本“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以及”‘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4]等这些层面。我的问题是，如果说，互文现象分布在作品各个层面，弥散于文本的艺术整体中，那么，在作品构成与艺术价值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人物关系与“互文性”。人物观和功能观是传统小说观和结构主义小说观的根本区别之一。比如，主张人物观的福斯特(EM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基本在故事层讨论小说，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故事、情节、人物、幻想、预言、布局和节奏等，对小说叙述规律探讨很少[5]。确实，传统文学批评在人物关系的理解上，基本落脚于情节结构方面，认为人物是中心，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功能观则强调人物在整个文本结构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这启发了我们，能否在人物关系中发现其他艺术功能呢比如在互文中发现其他功能钱夫人是小说中最主要人物，她与宴会主人窦夫人以及窦夫人的亲妹妹天辣椒蒋碧月，构成了一个有共同在南京得月台唱昆曲的过去，也有再聚首的今天；她们不是一般的相识，是地位此起彼伏的旧雨新知；特别是在嫁人这个重要人生转折点，她们形成人生纠葛。她们的相互关系是在时间隧道中逐步纽结而成的。在故事的现在进行时，又频频以姊妹相称，这种鼎足三立的人物关系，自然形成“三姊妹”的外观印象。考据白先勇是否有意识地借鉴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多幕剧《三姊妹》的人物关系及意蕴，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关注的是互文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柏克莱加州大学白之教授(CyrilBirch)看了《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录像，都曾经拿契诃夫的《三姊妹》来比[2](P271)。《三姊妹》的戏剧情节从有意义的一天里开始：父亲逝世一周年暨伊利娜命名日，在这一天，姊妹三人与父亲昔日的部下图赞巴赫中尉、维尔希宁中校相遇、相识，并且发生了感情纠葛，为她们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剧情悲凉并且惊心动魄，剧终，奥丽迦拥抱着两个妹妹，宽慰并且鼓舞着妹妹：“啊！我的上帝啊！时间会消逝的，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多么愉快呀！叫人觉得仿佛再稍稍等一会，我们就会懂得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痛苦似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啊！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P337)在人物构成和悲凉命运等方面，契诃夫的《三姊妹》与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极为相似，“三姊妹”似乎可以成为覆盖这类人物关系及人生意味的意象，只不过《游园惊梦》中的三姊妹故事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让意蕴更复杂而已。《游园惊梦》对于《三姊妹》的关联方式是极为隐蔽的，或者说是借助于《三姊妹》已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意义而强化和播散《游园惊梦》自身的意义。由此，我们发现人物结构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模式，并且在互文关系中产生寓意。

2．因互文所产生的“戏中戏”艺术效果，丰富和深化了作品意义。《游园惊梦》穿插的古典文学名篇大多为戏剧，并且已与文本形成和谐整体，意义互为指涉。人在戏中以及戏在戏中的互文性，引发读者宿命般的梦幻感和悲剧再世等艺术感觉。最突出的是与汤显祖《牡丹亭》的互文性关系。《牡丹亭》是一则爱情征服死亡、超越时空的故事，也是我国浪漫文学传统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惊梦》一折，到达了抒情诗的巅峰。小说中叙述到大家开始唱昆曲的时候，徐太太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中的《游园》，唱到了“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此时钱夫人流动的意识中回忆起当年在清唱会上自己的复杂感情，那时也是这段唱腔，“杜丽娘唱得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连吴声豪也说：‘钱夫人，您这段《皂罗袍》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可是吴声豪的笛子却偏偏吹得那么高’”。这段《皂罗袍》是引发钱夫人各种思绪和意识流动的关键内容，也是文本挥发丰富意蕴的点睛之笔。“谁家院”已经超出了《牡丹亭》本身的具体情境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一切繁华富贵、一切赏心乐事都是飘移不定的，不是永久地属于哪个人哪个家庭的。多年前南京清唱会上钱夫人早已体悟了一次其中的意味，现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变迁之后回忆起来，这一切，连带钱夫人本人，又一次被置于戏中，《牡丹亭》的故事意蕴重新被提示出来，又与眼下钱夫人的感慨相互契合。确实，赏心乐事，究竟属于谁家的还很难说呢！当年桂枝香连请生日酒都没有资格，还是钱夫人替她摆的酒筵，可是现在桂枝香却能如此排场地大宴宾客，今天的桂枝香也许就是明天的钱夫人。“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形而上意味在“戏中戏”中进一步被强化。

3．文本中互文的另一个功能，是穿插在情节中的唱词、曲牌名、戏剧名，对人物性格刻画起到了暗示作用，也优美含蓄地描述出一些不便直接展示的情节。比如钱夫人的意识流中，回忆起了当年与随从参谋的那段恋情，“杜丽娘快要入梦了，柳梦梅也该上场了。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吴师傅，低一点儿吧，今晚我喝多了酒。)然而他却偏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荣华富贵——只有那一次。荣华富贵——我只活过一次。懂吗……”怎样优雅含蓄地写出钱夫人与郑彦青的恋情来，与钱夫人形象关系是很密切的，用现成的戏文含蓄地表达，最是诗情画意。钱夫人的感情经历的细腻和委婉也就表现出来了。再如“吴师傅，换支低一点儿的笛子吧，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这段唱词更细腻、传神地暗示了他们当年的恋情。

“三姊妹”之一，天辣椒蒋碧月，用她姐姐桂枝香的话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姊姊往脚下揣呢！”在小说情节中，她唱的是《贵妃醉酒》，不仅唱，而且“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东倒西歪地做出了种种身段，一个卧鱼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人生在世如春/且自开怀饮几盅”。这个形态的描绘，借用《贵妃醉酒》的故事和唱词，共同刻画了天辣椒泼辣、无所顾忌、对爱情有强烈渴望的性格。

4．中国文化河床中有深远影响的人名、物名、曲名、地名等，因为在各样语境中被反复使用，其基本固定的意义不断被强化，其中不少已经具有含义丰富的原型色彩。所以，在这个文本中被运用到人名、地名上，再度形成暗示和互文现象。营造了全篇总体的怀旧与悲凉的氛围。比如在中国文化中，“月亮”是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形象，已经进入许多文学作品中，只要一提这个字眼，就能让使用汉语的人们联想起很多相关的故事。《游园惊梦》依托着个文化积淀，与月亮形成了广泛的互文指涉，桂枝香、月月红、蒋碧月、蓝田玉，这些人名中有的与“月”字有关系，有的是词牌名，比如桂枝香。有的来自诗词，蓝田玉就来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典故。还有地名，当年这些唱昆曲的姑娘们唱曲的地方叫做“得月台”。钱将军对蓝田玉说：“除了月亮摘不下来，都给你了。”再如，不断地描写“月光下”等。我国传统文化中“月宫”一词，最早出自于《海内十洲记》：“(东方朔)曾随县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后来，经由《渔樵闲话录》上篇《逸史》云：“罗公远引明皇游月宫，掷一竹枝于空中，为大桥，色如金。行十数里，至一大城阙。罗曰：‘此乃月宫也。’仙女数百，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再后来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吾(唐玄宗)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廖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至此，月宫的传说始昭于世，且为人所称绝。以上所列月宫传说的流传和被反复使用情况，表明至此已经扩展为更多相关的形象，携带的信息也更为丰富：竹枝，金色大桥，诸多仙女，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上清之乐，非人间所能闻得……这些形象和信息继而与嫦娥奔月传说，与寂寞难耐等信息和感情模型相互指涉……再如，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诗句与人的聚合离散、人世变迁的情调等……这一切作为已有文化遗产，在《游园惊梦》的语境中，与人名、地名、环境等再度互相指涉，意义和感情内涵进一步丰厚起来。

《游园惊梦》的互文性现象，从细处说，包括以上所说各种词曲牌名，各个传统剧目的名字，以及中国的神话传说等，其他文本与该文本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互相渗透，互借其义，互相指涉。从大处说，则直接继承和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精神脉络。白先勇自己曾经对这个继承做过说明，指出了以往文学的精神继承。他说：“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这是《红楼梦》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2](P210-213)李欧梵也曾描述过这种精神脉络：“《游园惊梦》是现代小说，再上面是《红楼梦》，再上面是《牡丹亭》。”[2](P247)无论从细处，还是从大处，都共同概括了《游园惊梦》互文性现象。可以说，《游园惊梦》为文学理论提供了互文性的典型范本。

三、梦醒时分的阐释空间

由于意识流手法与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由于依托中国丰厚文化财富的互文性，让《游园惊梦》梦醒时分的精神内涵异常丰富，构成了一个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这是优秀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对于这个宽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其表征。一是这样的文学作品意义是多向的、甚至是歧义的，难以用简洁概括的语言加以归纳，而且似乎永远说不完，也说不清楚；另一个是其意义超越了具体时代和民族国家。诚然，小说语境中钱夫人和桂枝香、天辣椒等姐妹是从大陆来到台北的，有特定时代和历史的痕迹，她们的命运与这样的历史变迁纽结在一起，但是，仅用历史变故无法囊括她们的故事所具有的深意。越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特征越明显。这是文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家用自己体验抵达了形而上，所以作家经常会用诸如“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弗&S226;施莱格尔)、“一首诗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出来了”(雪莱)、“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到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广泛的普遍性上”(福楼拜)这类词句。文学中的形而上如此具有人类普遍意义，阐释空间自然是宽阔的。

下面让我们在《游园惊梦》的阐释空间中游弋一下吧。钱夫人的意识流可以看成是梦醒时分的标志，梦醒后的钱夫人最突出感受是怀旧：“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怀旧岂止是对于特定时空作为女人的怀旧，只要涉及到时间，就必然与“惜春”相关。钱夫人也表现出“惜春”情绪，对于南京时光的追忆，也是对于青春的追忆。白先勇自己说：“据我自己看我的小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美人迟暮的故事。”[2](P225)更进一步说，由互文所营造的“戏中戏”氛围，人在戏中，人在演戏，人生就是一场戏的涵义不断地得到强化。此时，人与戏的关系，已经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哪出具体的戏了，而是普遍意义的人与戏的关系。

人与戏的关系超越具体的时空，所以“惊梦”也随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其实，在当年南京的那次清唱会，钱夫人发现自己的情人郑彦青和自己妹妹月月红的私情之后，已经有了一次“惊梦”。那次“惊梦”沉淀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创伤。在这次窦夫人酒筵和昆曲清唱会上，天辣椒和程参谋的在场这个外在因素，再次勾起了钱夫人内心原来的创伤，于是有了第二次“惊梦”。“游园”而“惊梦”，似乎成为一个模式，反复地折磨人的灵魂。

在《游园惊梦》中，我们还发现，由于人在戏中和戏在戏中，由于互文网络中所引的《牡丹亭》那段“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意蕴在互文性中反复被强化，所以，所谓的意蕴已经不独属于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或者昆曲的《游园惊梦》，或者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具体地说，相当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的恒久不变独立存在的意味，更衬托出人生变换不居的永恒悲剧命运。“物自体”也译为“自在之物”，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认识的本体。我在这里主要取“物”的独立存在之意，无论人是否意识到物的存在，物总是自得地存在着，而物自存在的恒久性，衬托出人世的变迁，或荣华富贵，或凋零落魄。其实，就是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游园时已经发现，姹紫嫣红开遍，原是应该让人去欣赏的，可是没有人欣赏，都白白地给与了断井颓垣。最后一句“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似乎有具体所指的，即批判封建礼教束缚了年轻人对青春和自然的热爱，忽视大自然的美好。后来，不断地在其他文学文本中出现，这个意思其实是得到了强化，或者说逐步地被抽象了。而在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里因为“戏中戏”的营构，失落、批判等意义已经不具体有所指，抽象程度进一步提高。大自然的美好生发出独立存在的永恒意味，与之对应，人则是短暂的。所以“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作为客观的存在，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是永远的“物自体”，以此映照出人世的变迁和短暂。昨天得势的是钱夫人，今天宴宾客摆排场的则是窦夫人，那么明天呢明天赏心乐事落在谁家呢在大自然的美好，以及“赏心乐事”恒久地独立存在的衬托下，人生的悲凉意味生发出来。确实，这段唱词被文学创作使用次数越多，“物自体”的恒久所衬托出的人世变迁、短暂以及悲凉意味的形而上特性就越突出。白先勇是人类灵魂的探险者和人生哲学的发现者，他在形而上的探索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1成长经历编辑

作家白先勇

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生于中国广西桂林，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桂系将领，母亲名马佩璋；白先勇排第八，另有九名兄弟姊妹（只五人还在世），电台名人白韵琴则为他的堂妹，而家族大多仍居住在台湾。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

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于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于喇沙书院。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

1958年，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

于1961年大学毕业。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

白先勇

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

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

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2创作经历编辑

贯通中西

白先勇

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班，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自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白先勇从小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对祖国和民族有较深厚的感情。

巴蜀情结

作者少年时代曾在天府之国的重庆生活，当他回忆起幼年时见到的巴山蜀水时，至今还非常神往。高中毕业时，由于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同情劳动者

白先勇

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作者在《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充满同情地描写出了娟娟、朱凤、王华这一类下层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颇多。据作者自己说，1963年出国前夕，母亲去世，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作者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后来作者写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吴汉魂、李彤等一个个投水自杀，大概与作者这一时期的悲凉心境不无关系。白先勇于5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创作活动。从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到1979年8月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夜曲》为止，共发表了30多个短篇小说。1960年，他在台湾与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这个杂志发表，然后陆续汇编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谪仙记》等几个短篇小说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已由台湾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作者少年时代所接触的生活，或模拟西洋文学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写旅美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纽约客》；四是描写台湾下层人物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孽子》。

3人物轶事编辑

评同性恋

白先勇及其家人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父亲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谈论。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

个人信仰

白先勇，接受《凤凰周刊》采访。

您的作品受回教影响多，还是佛教？

　　答：佛教。我受到回教血液叛逆的、非正统的影响，但我对伊斯兰教在宗教教义上面不是很近。我念过天主教学校，在香港念初中时我是背圣经的，但慢慢的年纪大一点了，我想皈依的，偏向了佛教。我父母都信回教，中国回教协会是我父亲创立的。但是对孩子是宗教信仰自由。我二姐就信仰天主教。我而今信佛，我想他若知道了，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呵呵，我常说他是“开明君主制”。 ”

桂林情结

白先勇不建党的经历和不同于常人的情感世界，铸就了他特殊的性格。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白先勇的兴趣爱好，甚至白先勇的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离不开勤劳智慧的桂林人。白先勇的一生，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绪：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

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时去了台湾，25岁远赴美国，但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例如“蚂捞车”、“鸡猫鬼叫”等等，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老桂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金大奶奶"这个题目，本身就极富桂林味。当然，《金大奶奶》中不乏白先勇童年听来的故事，那些人物生活的背景，有桂林的影子。

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还酷爱桂林米粉。据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海生活，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后来到了台北，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在他的名篇《花桥荣记》中，就津津有味地讲起桂林米粉的故事。1993年9月，白先勇回桂林时住在榕湖饭店，见餐厅服务员就问“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当服务员回答有时，他便啧啧嘴，大喊“先来两碗”。白先勇对笔者说，桂林米粉可谓“天下第一味”，好吃得不得了。

2000年元月，白先勇再次回到桂林时，与上次回桂林一样，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有没有桂林米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连来两碗，还直说，多来些芫荽、酥豆，好吃好吃！白先勇吃米粉，那动作也是"训之有素"的。尽管米粉堆得高，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除了桂话桂林米粉，白先勇十分喜欢桂林的传统艺术桂剧。在7岁离开桂林前的日子里，白先勇常在母亲的怀里抱着看桂剧，所以即使是57岁回桂林时，白先勇仍然对桂剧如此钟情神往。[3]

4主要著作编辑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六日《联合报》

《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九年。

《孽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一九七一年。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一九七〇年。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一九七〇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一九七〇年。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安乐乡的一日》－－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

《那晚的月光》－－又名“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

《藏在裤袋里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一九六一年。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一九六一年。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一九六〇年。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〇年。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〇年。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

《骨灰》－－收录于《纽约客》。

《等》

《谪仙怨》－－收录于《纽约客》。

《我们看菊花去》

《Danny Boy》──收录于《纽约客》

《tea for two》──收录于《纽约客》

小说分期

白先勇的小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一般以1964年在美国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线，在这篇小说之前所有在台湾写的小说称为前期作品，在这之后所有在美国写的小说称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较多个人色彩和幻想成份，思想上和艺术上尚未成熟。后期作品，继承中国民族文学传统较多，将传统熔入现代，作品的现实性和历史感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中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的作家。他曾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这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著作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5出版履历编辑

2012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Tea for two（白先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姹紫嫣红开遍（白先勇散文卷）》，作家出版社。

2008年，《白先勇作品集》，天下文化出版。全套12大册，随书附《青春版牡丹亭－牡丹一百DVD》。

2008年，《白先勇书话》，隐地编，尔雅出版。

2007年七月二十日，《纽约客》在台湾出版。

2004年，《说昆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4年，《姹紫嫣红牡丹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2年，《树犹如此》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台北人》出版30周年纪念典藏版。

1995年，《第六只手指》。尔雅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馆》散文集出版。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孽子》。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说选》出版。

1978年，《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岁》小说集。

1971年，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第一篇为《谪仙记》），其作品陆续被译成英文、韩文、德文等语言。同年，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

1968年，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小说集。

1967年，出版《谪仙记》，短篇小说集。文星书店。文星丛刊。

6与昆曲编辑

一种集合歌、舞、诗、戏的精致优美表演形式，一种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艺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悲喜剧，白先勇先生集合两岸三地一流的创意设计家，联手打造文化工程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台湾、香港和苏州、北京、上海等地上演，场场爆满，而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文学传统中一座巍巍高峰。其以曲调优雅，唱腔悠扬，唱词华丽，四百年来一直是昆曲传统经典曲目。《牡丹亭》的火热,使久已低迷的昆曲舞台骤然升温，这和白先勇的努力密不可分。曾笑称自己是昆曲义工的白先勇，为了昆曲的发展，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昆曲的魅力，不惜暂停自己的本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精心打造《牡丹亭》,并在校园进行公益演出，为昆曲争取了更多的年轻观众，这是昆曲艺术存续的肥沃土壤。白先勇说，"希望看过这些（昆曲）的年轻人，在他们心中播下那么一个种子，有一天他们可能也来制作昆曲，也成为昆曲的推广人，或者是至少成为昆曲的忠实观众"。

自小与昆剧结下不解缘，其小说《游园惊梦》即受昆剧《牡丹亭》启发。他对昆剧艺术一往情深，作了二十年推广昆剧的'义工'。更热心向年轻一代介绍昆剧，经常在港、台地区与昆剧艺术家合作，做公开演讲。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在2004年得以实现。

推广昆曲

白先勇幼年时与家人在上海听了梅兰芳复出演唱的昆曲《游园惊梦》（俞振飞、言慧珠等合演），21世纪在全世界做了大量工作推广昆曲，自诩为昆曲义工。

7人物评价编辑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

白先勇

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评

“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 (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0》，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旅美作家欧阳子评

没有

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国民党著名将领，人称“小诸葛”。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是先认识白先勇，然后才知道他大名鼎鼎的父亲。因为白先勇是著名作家，他通过优秀的作品获得了堪比父亲的名气。

白先勇擅长写短篇小说。他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是《恶子》，这是一部因为题材的特殊性而备受争议的作品——它描写的是台北的男同性恋。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同性文学作品。白先勇写了这么敏感的题材，也写得不错。

他对那个群体的细致刻画，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心理特征，所以怀疑他是其中之一。看白先勇的生平，很容易引起怀疑。他一辈子没有结婚生子，和高中同学在一起呆了38年。同学去世后，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

高中熟人

白先勇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虽然他很年轻，但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偏爱。毕竟当时大火肆虐，人们的内心有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对危险的恐惧，这些都顾不上了。尽管父亲身份特殊，但白先勇的经历与同时代人并无太大区别。

他也被迫随家人离开家乡桂林，四处流浪只是为了躲避战乱。在他的记忆中，只有在家乡桂林的那几年，相对稳定和平静，所以他对桂林的向往和向往是很深的。作为未成年人，自然只能跟随父母的脚步。国民党战败后，白崇禧也随队撤回台湾省。

当时，白先勇和家人在香港避难。后来，白先勇的母亲带着孩子陆续离开香港，前往台湾省与父亲团聚。白先勇因为学业问题，长期留在香港。他是最后一个去台湾省的，1952年又见到了父亲。

白崇禧对孩子要求严格，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这和父亲的宠爱直接挂钩，所以孩子学习很努力。白先勇也是如此。虽然前半生一直在流浪，不断换学习环境，但是适应的很好。

来到台湾省后，白先勇依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早早就开始为高考做打算。17岁的白先勇还是建国高中的高二学生，但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大学，还特意报了一个校外补习班，加倍努力。

有一天，他去补习班，快要迟到了，就开始狂奔，不小心撞上了一个同龄的少年。这个男孩的名字叫王国翔，他在同一所学校，但在同一个级别的不同班级。两个人此时都不知道，在接下来的38年里，他们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相互支持

白永和王国翔一见钟情，他们的友谊不断升级。他们开始把对方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为了做同学，朝夕相处，他们决定报考同一所大学。白先勇一直成绩优异。他本来可以考上台湾省立大学，但是他有一个水利的梦想，所以他首选了以水利系闻名的国立成功大学。

而是申请了国立成功大学水利系的资格，梦想成真。王国翔没有食言。他还进入了国立成功大学，在机电工程系学习。他们在校外租房子住在一起。生活看似步入正轨，白先勇却对现状不满。

原来他一直很期待水利这个专业，可是刚入门就失望了。他努力学习，兴趣几近枯竭，于是萌生了转学进入台湾省立大学外语系的想法。王国翔非常支持他，他自己也不喜欢他现在的专业。

于是，两人一起参加转学考试，过五关斩六将，双双进入台湾省立大学。白先勇在外语系，王国翔在物理系。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方式。然而，他们迎来了人生中的下一场风暴——王国翔病倒了。他患的是再生性贫血，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5%，非常危险。

王国翔的家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但治疗并没有改善。王国翔只能靠不断输血来维持生命。此时已经采用了西医，家里亲戚给他推荐了一位知名老中医，有治愈此类疾病的经验。这给王国翔带来了希望，他最终康复并度过了难关。

公开的性取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国翔和白先勇一直呆在一起。白先勇出国后，这种友谊没有停止，几年后王国翔来到美国。1973年，白先勇在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任教。他还搬到了“隐谷”，并在那里买了一处房产。

他对房子里的植物不满意，所以他和王国翔开始重建房子。两个人买了三棵意大利柏树的幼苗，种在院子里。这三棵柏树长得很好，很快成为他院子里的一道风景。王国翔换了很多工作，去了很多地方，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回到白先勇的家，看看这三棵树。

白先勇在书中写道，1989年，三棵柏树中间出现了异常，叶子焦黄脱落，树枝像被雷击一样干枯，两边的树完好无损。这给他带来了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同年，王国翔的再生性贫血复发。这一次，病来势汹汹，原来的老方子也没用了。白先勇一直陪伴着他，为他寻医问药，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前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们38年的陪伴和友谊就此中断。

王国翔去世多年后，白先勇在接受港媒采访时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并承认自己和王国翔之间不仅仅是友谊。

总结:

白先勇在早期作品《月梦》中暗示了自己的性取向。据说他父亲也看过这部作品，知道这件事。在那个封闭的年代，白崇禧对儿子的选择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和理解。没有和白先勇对抗，而是给了他默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