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婚人数创有记录以来最低，要不要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3月28日，梁建章等在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报告称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中国现行的法定婚龄是世界最高的。而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转向鼓励生育，有必要降低不合时宜的、过高的法定婚龄，将法定结婚年龄统一到18岁。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梁建章表示，结婚人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相适应。1980年修改婚姻法时，一方面考虑适当提高法定婚龄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同时也注意到法定婚龄过高，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因此规定“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这次修订婚姻法，有的同志建议将男女的结婚年龄统一为一个标准，或均为二十二周岁，或均为二十周岁。也有的同志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考虑到1980年确定的婚龄执行情况基本是可行的，因此没有作出修改。

目前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在“鼓励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制定的。我们不谈结婚是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不谈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从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看，“鼓励晚婚晚育”已经明显不合时宜。而且1980年提高法定婚龄那些搞笑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脚：“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可行的：

　 1、 经济能力不足。

　　在中国，16 岁就可以合法工作。如果可以工作，22 岁的人就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支撑家庭。当然，反对者可以说 22 岁的人挣得不够多。但如果以此作为反对理由，那么，是不是拿低保的人也没有资格结婚失业的人没有资格结婚月收入 500 元以下的人没有资格结婚

　 2、身心不够成熟。

　　既然公民到了 18 岁可以参军，可以选举，可以完全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难道结婚比参军打仗更危险吗或者说，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政治选票负责，可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独不能为自己的婚姻负责

　　3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从人的基本权利角度来说，本来就是是错的。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这个政策就该改了，再拿来说事，就是典型的闭眼不看路了。

很多过早结婚的男女生活并不幸福，由于他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在性格和生活方式方面还有很多摩擦，于是经常吵架，最后导致离婚。晚婚的男女已经有了足够的生活经验，并且在思想上也足够成熟，做事情懂得包容和分寸，能让夫妻双方生活幸福，并且经过长期的奋斗，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的稳固性很大，这样的家庭生活会更加幸福。

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早婚家庭，父母都是思想不够完善的人，那么对待孩子的教育也不会很全面，而且年轻的父母还要为抚养子女承担很重的经济压力，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育子女，而晚婚的家庭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首先，父母都是富有生活经验的人，能很好地教育子女，同时，晚婚家庭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父母可以多花时间在教育子女上。

在经过持续多年的上升之后，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首次出现了下降，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数据为万对。

      需要说明的是，相比结婚登记，离婚有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和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两种途径，这里统计的是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数据，是离婚总人数的主体。法院判决和调解离婚的数据尚待发布，在此先采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数据，同口径比较，来说明变化的趋势。

      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减少数据显示，同口径比较， 2020年全国离婚登记人数下降了这也是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的态势。

      从2007年以来的统计季报来看，2007年全年民政部门离婚登记对数是万对，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尤其是2011年，增速达到了年，这一数据突破了200万大关，达到了万对，不过增速只有年和2013年离婚人数又快速增长，尤其是2013年增速达到了创下近年来增速新高。

      2014年和2015年，离婚登记增速明显回落，分别只有和不过，2015年离婚登记对数首次突破了300万大关，达到了万对。2016年，离婚登记增速再次达到了两位数，为此后的2017年到2019年，尽管离婚登记人数持续上涨，但增速均低于10%，尤其是2018年，更是只有从总量来看，2019年首次突破了400万对大关，达到了万对。

      只不过，2020年，不仅下降了总量也跌破了400万大关，而且还低于2018年的万对，只有万对。

      为何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目前来看，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结婚人数的减少，导致离婚人数的减少。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要离婚需要先结婚，近年来结婚人数的大幅度减少，导致了离婚人数减少。现在很多人晚婚、不婚，以及因为经济等原因，导致未能结婚。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是离婚人数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对数在2013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万对后，就持续下降。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对大关。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结婚人数少了，基数少了，这是一个客观因素。另外，疫情对离婚也有一些影响，疫情期间，结婚和离婚的人数都明显下降了。

      董玉整说，近年来，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过去年轻人离婚偶然性情绪化的因素会多一些，现在结婚年龄越来越大，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也随之丰富，成熟度和稳定度都提高了，相对冲动的主观因素少了一些，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对于离婚问题的考虑也会相对慎重一些。

      “我以前比较强势，谈恋爱期间，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争吵、斗气，到了30多岁后，才逐渐成熟下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去逐渐改变自己性格中不好的方面，所以三年前才进入婚姻。”来自武汉，今年36岁的周女士说。

      表:近14年离婚登记人数和增速(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民政部数据整理)

      假离婚买房减少

      此外，过去在部分大城市出现不少为了规避住房限购、汽车限牌而“假离婚”的现象，现如今，这些通道逐渐被封堵上，这也会影响到离婚人数的变化。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分析，离婚人数的减少跟假离婚买房通道逐渐被关上也有一定的关系。

      张大伟说，2020年主要一二线城市开始住房限购后，不少人为了买房资格，为了买房时较低的优惠利率、契税而离婚，因此在近十年来，凡是房价上涨较快的时候，比如2010年、2013年、2016年，离婚人数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此外一些城市汽车限牌，也会影响到离婚人数。一方面，适婚人群总量减少，随着“95后”乃至“00后”陆续进入婚育阶段，结婚人数还会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城市化、经济压力以及婚恋观念变化，也使得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晚婚甚至不婚的人越来越多。可以预见的是，结婚人数的持续减少，也将影响到未来离婚人数。

      以2016年北京的数据为例，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至2016年，北京三年的结婚数保持平稳，均在17万对左右。然而，在结婚人数大体平稳的情况下，离婚人数却逐年递增，2016年达到97600对，比2014年上涨73%。同时，2016年北京复婚数为22607对，比2014年上涨131%。

      但是随着近年来离婚后买房门槛的提升，假离婚买房的通道也逐渐被关上。比如，2020年7月15日，深圳最严“限购令”下达。深圳市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大幅调整了限购措施，规定深户居民家庭、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须在本市落户满3年，且能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方可购买商品住房。针对“离婚买房”这一现象，通知称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不光有假离婚买房的，过去根据各地限购规定，也有一些人为了买房、买车而假结婚，等完成目的后，这些人必然也要完成离婚登记。但现如今这样的通道已经逐渐被堵死，因此离婚人数也在减少。

      展望2021年，离婚人数很可能继续下降。一是结婚的总人数在持续下降，分母小了，分子也可能随之变小。其次，买房、汽车上牌的假离婚通道被逐渐堵死后，也会带来离婚人数减少。

      第三，从2021年1月1日起，随着《民法典》的实施，民政部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调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冷静期，这也可能对离婚人数产生较大影响。离婚冷静期对于减少冲动型离婚起到了明显效果。

      以武汉为例，3月15日，武汉市民政局最新离婚数据显示，今年1月，武汉市共受理离婚申请3096对，截至3月5日，经过“30天冷静期和30天办理期”，首批办理离婚登记1309对/月，约58%的夫妻申请后放弃登记。

      在济南历下区，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1月1日至3月19日，历下区办理离婚登记445对;2020年1月1日至3月19日，办理离婚登记234对。

2021年结婚登记创36年新低，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广东、河南结婚的人数最多。河南结婚登记达到了591万对，同时离婚登记是31个省份第一。广东省和河南省结婚登记的对数一样，各地结婚登记的人数和人口总量有很大的关系。

河南一直是人口大省，因为河南的地址位置比较优越，处于中原地带。气候比较好，空气也很不错，是一个宜居城市。通过这次数据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适婚河南人都选择了结婚，如果结婚人数一多的话，接下来河南省的人口出生率也会有所增加。对于每一个河南人来说，再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就会面临着催婚以及催生的问题。因此这一次结婚人数排第一，让很多河南人感觉非常骄傲。

广东省常住人口最多，并且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一个省份，所以这个省份位列第二。和河南省相比，广东省的离婚登记有所减少是145万对，但是总体来说，在巨大的城市当中，仅仅有591万的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可怕的数字，也暗示着现在年轻人并不会以结婚为第一任务。他们更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只有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才可以步入婚姻殿堂。

在31个省市直辖市中，四川省、江苏省结婚登记人数都是比较多的，已经达到了40多万对。与以往的数据相比，2021年的数据并不理想，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不想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结婚，大家的婚育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家的思想也会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婚。

文：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41‰、50‰和53‰。此外，北京结婚率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低于全国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分别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2 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7年，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2 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 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