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结婚礼仪中，有哪些是延续至今依然有的？

中国古代的结婚礼仪中，有哪些是延续至今依然有的？首先，过礼，也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订婚。其次，挪床。另外，还有吉时。此外就是迎娶。最后拜高堂和拜天地。

在中国古代的结婚礼仪当中，有很多是到现在还使用的，在历史长河中，以下这些传统礼仪依旧没有改变过。

首先，过礼，也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订婚。在订婚仪式上，男女双方互赠礼物，表示两家对这种婚姻是认可的。男方会准备礼金，还有一些饰品，女生也会准备一些精致的礼物作为回礼。现在这个写书虽然保留着，但是一般都是在婚礼当天进行。

其次，挪床。婚礼前一天，会请一位女性过来帮忙铺床，然后在床上撒上栗子、核桃、桂圆、莲子等，这些被称为八宝喜果，寓意早生贵子。然后男方家里面会让一个小男孩睡在婚床上，这个被称为压床，意思是早日生子。

另外，还有吉时。现在在我国南方很多城市还保留着下午举办婚礼，晚上举办婚宴的习惯，因为在中国古代，结婚时辰就是黄昏，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娶妻，“昏礼”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此外就是迎娶。古时候是用八抬大轿迎娶新娘的，不过河、不过井，一条路来一条路去，意思是不走回头路。而且出门的时候新娘的脚步能够碰到地面，可以让自己的兄长或者大姐夫又或者是弟弟背着出门，这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拜高堂和拜天地。拜天地就是对天地神明拜，拜高堂就是拜父母，是体现传统孝道的。南宋之前都是在结婚之前的，南宋时拜堂改在结婚当天，新郎才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南宋拜堂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很多新人都是在婚礼当天举行拜堂仪式，然后掀盖头。

以上就是一些中国古代婚礼仪式中一直延续至今的地方。

历史沧澜来回答，婚礼习俗传统的主要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而来源，汉族主要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发展的。

一、婚礼的历史沿革

原始社会末期：从相传始于伏羲时代的定婚"以俪皮(成对的鹿皮)为礼"

夏商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于堂"。

周代：所具备的完整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已初步奠定汉族传统婚礼的基础。又经历代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婚礼仪节更趋繁缛、热烈。

先秦时：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种(加上正婚礼时的亲迎，即所谓的"六礼")，后代又逐渐演变出催妆、送妆、铺房等仪节。

汉代：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传千朗史家属可行亲迎，次年立皇后亦纳采、卜吉。

魏晋南北朝时：皇太子的婚礼都没有请迎，自东汉到东晋时很多时都不依六礼成婚。

唐代以后：皇太子开始请迎，而亲皇的婚礼都会依随六礼。后来暨"问名"于"纳采"和"请期"于"纳成";是故虽然概念上还是依六礼而行，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而朱子家礼更将"纳吉"和"纳征"合为一礼，所以只有三礼。

元朝时，婚礼会加多议婚一礼。

明朝：洪武元年时，定以朱子家礼为标准制定婚礼。

清朝：据通礼记载，汉官自七品以上共有九礼，但都拼入了成妇成婿之礼，而古代的六礼亦只余下"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与"请迎"五礼。其他士、庶人结婚都比较简单，而民间的婚礼一般都会依朱子家法进行。

二、婚礼的礼俗

礼俗：三书六礼、安床、嫁妆、上头、撑红伞、换庚帖、过文定、哭嫁、盖头、迎亲、拜堂、出门、过门、三朝回门、催妆、送妆、闹房。

其中，哭嫁值得注意，据《礼记》记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在古时，因为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女儿出嫁后，就很难有机会可以见到家人。

而且，古代女子出嫁后，就属于夫家的人，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了。不是能随便回娘家探望家人的，回娘家需要得到夫家的批准。此外也有说法认为哭嫁是源自古时妇女不能拥有自由的婚姻，所以她们会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古时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总结：古时候婚礼的复杂程度远胜于今天，和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古人重礼，尤其是儒家文化，核心就是“仁”和“礼”。所以，婚礼的很多习俗，折射的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

历史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帝后最甜蜜的是哪一个。

在第22期《历史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帝后都有谁这一对最让人意难平》中我们除了介绍傀儡皇帝政治联姻的不渝之恋，还预告了第二对甜蜜帝后，关键词是“童年悲惨少年”和“活泼少女”。

一、皇帝的惨淡童年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要说明孝宗的爱情故事，就要先从他的身世说起，明孝宗的身世对于他以后的婚姻和执政都有很深的影响。明朝的每一个皇帝都是一个传奇，有蟋蟀皇帝，木匠皇帝，宠物皇帝，将军皇帝，明孝宗的身世更是传奇中的传奇。

明孝宗朱祐樘出生于1470年。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宠爱比他年长17岁的万贵妃。当然这也和朱见深幼年没人照顾，只有万贞儿一直陪着他有关。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大家都一样。万贵妃宠冠后宫，极其善妒，是名副其实，毫不遮掩的打胎队长。朱祐樘生母纪氏在偶然被明宪宗朱见深临幸之后，怀有身孕，在宫女太监的保护下，没有被万贵妃打胎成功。

朱祐樘出生不久，为保全性命，就被迫离开母亲，被宫女、太监、万贵妃残害的妃嫔们藏着收养。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五月，宪宗在后宫叹息自己无子，宦官张敏说万岁爷已经有子，朱见深才得以和皇子相认。相认后，纪氏和张敏相继死亡，周太后(孝肃周皇后)担心朱祐樘被万贵妃谋害，便将朱祐樘带到自己宫中抚养。

二、政治成就“弘治中兴”

朱祐樘在继位前历尽了人生艰险，从险被堕胎的婴孩，到东躲西藏的幼童，几乎被废的太子。作为一个皇帝，却有一个东躲西藏，吃不饱穿不暖的童年，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宽容原谅，这体现了个人的善良宽容，还有作为明君的胸怀与气度。成为皇帝后的孝宗面对大臣请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提议时，并没有同意，他认为这样会违背父亲的意愿。

而针对这位皇帝，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也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由此可见，这位皇帝虽然没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知名度高，但其为当时的明朝发展也做出了不少贡献。至少在明孝宗时期，明朝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因此人们也将明孝宗统治时期称为“弘治中兴”。

三、用亲情爱情治愈童年

朱祐樘就是中国历史上用实际行动实践男女平等的皇帝。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朱祐樘自幼缺少亲情和温暖，他的出生并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而是一夜情的产物。他的出生也是意外中的意外。他的童年东躲西藏，没有父母的陪伴，时刻有性命之忧，感受不到温暖，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孤苦无依。

朱祐樘的内心无比的空洞，他非常渴望亲情，渴望烟火气，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对平常人很正常，对他来说却很稀缺的情感，后来终于有人给了他。张氏出身不高，父亲是国子监监生，但温婉大方、性格开朗，16岁那年通过选秀，成了太子朱祐樘的另一半。

一般帝后都是各居一室，但明孝宗每天和皇后同起同居，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朝夕与共。就像民间夫妻一样。这不经意间的举动，创造了古往今来一个特殊的纪录，也算是朱祐樘作为一代明君的佐证之一。

明·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记载:张皇后生口疮，朱祐樘亲自给她端水，不咳嗽怕打扰她休息!这是在封建男权下，一个普通男人都做不到的。可见朱佑檏有多么宠爱自己的妻子!“帝亲率登御榻传药，又亲持漱水与后。宫人扶后起坐，瞪目视帝。少顷，帝趋下榻。盖将咳，恐惊后也。其厚伦笃爱若此。”

在明孝宗面前，张皇后不必守着君臣礼节自称“妾”，而是极其自然地说“吾”，而这个称呼，是皇后和太后对其他人才可以这样自称的。结婚初期两个人也遇到过选妃的事情。

弘治初年，张皇后还没生子的时候，御马监左少监郭镛上疏请求按照惯例为皇帝预选淑女，翰林院侍读谢迁上疏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也就是说，虽然充实六宫理所应当，但是三年丁忧之期也不能逾之。谢迁这么一说，纳妃的事情也就没有人敢再提起了。

三年丁忧结束，两人通过长时间相处感情更好。后来，大臣们多次上奏要求皇帝多置内宠，但是，孝宗一直没有这么做。张皇后陆续生下二子一女，除了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长大成人外，另外一子一女都在幼时夭折。子嗣单薄也没有让张皇后失宠。

明朝皇后大多出身平民，张皇后亦然，为的就是防范外戚专权祸乱朝政。但是张皇后的娘家父母兄弟，却被明孝宗一封再封，伯爵侯爵诰命夫人，极尽尊荣。即便有朝臣弹劾劝谏，明孝宗也置之不理，并且明确告诉大臣们，我只有这一门亲戚。

正是由于孝宗坚持只宠皇后一人，使得他成为历代皇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的绝无仅有的典型，给他明君贤主色彩颇浓的一生更加平添了许多亮色。

四、张皇后的凄凉结局

张皇后一生受孝宗的宠爱。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未及不惑之年就去世了，享年36岁。失去孝宗庇护的张皇后也晚景凄凉。她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因为死后没有子嗣，便迎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即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以后，张皇后对明世宗的亲生母亲傲慢无礼，张皇后的弟弟又被人揭发谋反，被逮捕。张皇后放下太后的架子为弟弟求情，跪席待罪，竟遭到皇帝的拒绝。一生荣耀的张皇后无依无靠，最后郁郁而终。

最初的婚礼形式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从相传始于伏羲时代的定婚“以俪皮(成对的鹿皮)为礼”逐渐演进，到夏商时的“亲迎于堂”，再到周代所具备的完整的“六礼”，已初步奠定了我国传统婚礼的基础。又经历代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婚礼仪节更趋繁缛、热烈。

先秦时，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种(加上正婚礼时的亲迎，即所谓的“六礼”)，后代又逐渐演变出催妆、送妆、铺房等仪节。

汉平帝元始三年，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传千朗史家属可行亲迎，次年立皇后亦纳采、卜吉。 魏晋南北朝时，皇太子的婚礼都没有请迎，自东汉到东晋时很多时都不依六礼成婚。

唐代以后，皇太子开始请迎，而亲皇的婚礼都会依随六礼。后来暨“问名”于“纳采”和“请期”于“纳成”；是故虽然概念上还是依六礼而行，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而朱子家礼更将“纳吉”和“纳征”合为一礼，所以只有三礼。

元朝时，婚礼会加多议婚一礼。

明朝洪武元年时，定方以朱子家礼为标准制定婚礼。

清朝时，据通礼记载，汉官自七品以上共有九礼，但都拼入了成妇成婿之礼，而古代的六礼亦只余下“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与“请迎”五礼。其他士、庶人结婚都比较简单，而民间的婚礼一般都会依朱子家法进行。

　　一、契丹、女真等东北各族

　　在东北各族中，以契丹与女真最具代表性，两者的婚姻制度与习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一）契丹

　　辽朝建立前，契丹实行群婚与外婚（注：参看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1）； 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1）。）。《隋书》卷84 《北狄传》称：契丹“其俗*”。所谓“*”，换言之，即群婚。契丹“婚嫁不拘地里”（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并有此一说：“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 》。）婚姻对象是否在本部落不受限制，但应在本氏族外。《东斋记事》卷5 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从而形成契丹八部落。传说中的这对契丹始祖，其住地相距甚远，不仅不同氏族，而且不同部落，可见契丹早已实行外婚制。辽朝建立后，辽太祖及其后继者就婚姻问题颁布过一系列法令。《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对这些法令有简要概括：“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其主要内容有三：

　　（1）实行王族、后族两姓世婚制，并且不计辈分， 以致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现象较普遍。如太祖淳钦皇后之弟萧室鲁娶淳钦皇后之女为妻，系舅舅与外甥女结为夫妻；世宗是太祖淳钦皇后之孙，其怀节皇后竟是淳钦皇后胞弟阿古只之女，系外甥与姨姨成为配偶。

　　（2）王族、后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由皇帝决定，不一概禁止。 圣宗在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规定王族显贵“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辽朝推行和亲政策，和亲高丽、大食、回鹘各1起、吐蕃2起。西夏更是其主要和亲对象，多达3起。

　　（3）对于民间族际通婚，朝廷一般不干预。余靖《武溪集》卷 18《契丹官仪》称：“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所谓“四姓”，专指契丹、奚、汉、渤海四族，泛指辽朝辖区各族。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太宗“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 听与汉人婚姻”（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其实并不限于授汉官者。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六月，下令“禁边民与蕃部为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 道宗纪五》。）。 时值辽朝末年，禁令难以执行。

　　辽朝建立后，虽实行聘娶婚，但仍有群婚制残留，以下两种现象即是其例证。

　　（1）叔接嫂。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利和义务接续其嫂子为妻， 又称收继或转房。《辽史》卷65《公主表》载，道宗第二女乣里丈夫死后，夫弟讹都斡依照习俗，将收继乣里为妻。讹都斡不久因犯法被处死，此事未遂。圣宗定要耶律宗政收继其继母秦晋国王妃，宗政“辞以违卜，不即奉诏”（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 卷9。）。秦晋国王妃死时，仍以夫妻名义，与宗政合葬。

　　（2）妹续姊。群婚时代，兄弟共妻，姊妹亦共夫。 辽朝建立之初，演变为“姊亡妹续之法”，即丈夫在妻子死后必须娶妻子的未婚姊妹。《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载，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十一月，太宗“除姊亡妹续之法”。然而这一习俗并未消亡。由《萧仅墓志铭》（注：《阜新发现辽代萧仅墓志铭》，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 （2）。）可知，他的两位夫人系亲姊妹。《萧裕鲁墓志铭》（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卷9。）载，他在其第二位夫人死后，娶夫人之妹为妻。当时有姊妹共夫利于生子之说，道宗将萧思坦立为皇后，又把其妹妹斡特懒纳入宫中。天祚帝的皇后萧夺里懒与元妃萧贵哥也是亲姊妹。

　　（二）女真

　　女真群婚时代的情形，现存文献缺乏记载。《金史》卷1 《世纪》载，函普来自高丽，留居完颜部。完颜部“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函普应邀“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因而“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 （注：“六十之妇”， 《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苗耀《神麓记》作“室女年四十余”，比较接近事实。）函普“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此后生下二男一女，遂为完颜部人，并被尊为始祖。可见当时妻从夫居，世系及财产继承均以父系计算，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夫妻之间有固定称谓：“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注：《金志·婚姻》。）女真实行氏族外婚制，本氏族外，同姓也可婚配。金朝建立后，才加以禁止。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五月，太祖“诏自收宁江州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 太宗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所谓“合苏馆诸部”，即熟女真。 这两道诏令表明此前同姓为婚相当普遍。下面四种女真婚俗，系群婚制残留，但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烙印。（注：参看宋德金《金代的生活、婚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收继婚。《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金志·婚姻》说：“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如颇刺淑在胞弟劾者死后，娶弟媳加古氏为妻；熙宗在胞弟常胜死后，将弟媳撒卯纳入宫中，并准备立为皇后；睿宗死后，贞懿皇后李氏不肯听人收继，只得削发为尼。收继婚的盛行是造成一夫多妻较普遍的因素之一。范成大《揽辔录》称：“虏宫内多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这一婚俗影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金朝辖区各族，世宗在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正月规定：“汉人、渤海兄弟之妻，以礼续婚者，听。”（注：《金史》卷2 《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放偷日。《虏廷事实·放偷》载， 女真把每年正月十六日定为放偷日，“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那天夜里，既偷财物，又劫闺女。“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去。”一月后，男子“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往往并不是劫，而是自由结合，早已私订终身。《松漠记闻》卷上称：“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虽属群婚制的遗存，但“是日人皆严备”，人们对私有财产如此重视，表明个体家庭已形成。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