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岁的时候女子还是小姑娘，古代人为啥就娶为妻子了？

看古代的史料，我们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很多古人在娶新娘的时候，新娘基本上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我们知道，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才刚刚发育。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远远没有成熟。既然没有成熟，为什么古代的男子，都会迫不及待地迎娶呢？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等到小姑娘长成熟以后再娶吗？

当然了，这句话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古代女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被父母给嫁出去了？这些小姑娘的父母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难道就不能等到自己的女儿长大以后，再把她们嫁人吗？

这个问题，使得一些人产生一些非分的想法，觉得古人似乎有某种“萝莉”情结。事实上，这种考虑是不恰当的。古人并没有今天某些人的那种心思。

我认为，古代的女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出嫁，虽然有一些是人为规定的，但更多的，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

为什么说有一些是人为规定的呢？

比如说在古代的一些朝代，由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战争，或者在经过了长久的动乱以后，往往会人口锐减。这个时候，国家为了增加人口数量，从而增加劳动力数量或者作战士兵的数量，因此要求民间女孩子，必须尽早嫁出去结婚生子。因而女孩子嫁的比较早。

比如汉朝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朝廷就曾做过相关的规定。如果某个家庭等到家里的姑娘长老了，再嫁出去的话，还会受到朝廷的惩罚。

（汉文帝剧照）

不过，虽然说女子早嫁，有时候是朝廷的规定。但是朝廷中的这种特殊规定，只是一时之举。这一个时期过去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问题是，古代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是在十三四岁就嫁人。因此，这就不是朝廷规定的原因，而是一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是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文化水平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比如说，现在我国的法律规定，男子要到22岁，女子要到20岁才能结婚，这既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无论男女都要到20多岁才会发育成熟。同时，也是因为现在的学科学习的需要，至少要到20多岁才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具备一个人最基本的学识和技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女子应该什么时候嫁人？自然也是这些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古代女子是没有学习机会的，因此没有学习时间的要求。从这点来说，古代女子什么时候嫁人？不是学习的需要，而是生理原因和文化原因。

古代的女子一生下来就被认为是婆家人，只是暂时被寄养在娘家而已。有一句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就是古人这种文化心理的体现。既然女子生下来就应该是婆家的人，是暂时寄养在娘家的。因此尽早嫁出去，就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女子出嫁的时间，要考虑心理成熟、生理成熟和性成熟几个方面。不过古人不是这样的。古人不会考虑性成熟、心理成熟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性成熟的问题呢？因为在古人看来，性是*荡的，是不洁的，怎么会在乎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又不考虑心理问题呢？因为古人认为，女子是没有自主权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女子是用不着做主的。既然用不着做主，那么她们的心理成不成熟，也就无关紧要了。

而女子唯一值得被考虑的，就是生理成熟。他们被嫁到夫家以后，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传宗接代生儿子。只要他们生了儿子，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生理成熟是尤其被强调的。

那么，古代的女子，在什么年纪的时候，算得上是生理成熟呢？显然也就是十三四岁。因为古代的女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们的月信就有了，并且也比较正常了。现在的女孩子可能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月信。相对来说，古代的女子的月信出现的时间要稍晚一点，这是由古人吃的东西，他们接触的事物等各种因素决定的。

有了月信就可以生儿子了。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女子，就可以嫁出去了。

由此可见，并不是古人特别喜欢娶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而是由古人的一种基本认识决定的。

1 古代女子怎么结婚那么早

原因：

一、古代人的寿命不像现代人这样长，古代由于生活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环境的恶劣，平均寿命不到50

二、根据古代 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十几岁就可以出嫁。如春秋时期16可出嫁，宋代有13岁就可以出嫁的。

三、古代女子结婚晚了不但会受到国家惩罚，在道德上也会受到谴责，因为古代重男轻女，女人是负担，不早点嫁出去就是拖累父母，是不孝。

古代成婚的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春秋时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 即可结婚；又谓“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为不失时。《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中国古代早婚的现象也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后汉书·班昭传》中就记载：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汉书·上官皇后传》中甚至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在20岁前后。

2 为什么古代的人都很早就结婚啊

古代是一个早婚的时代，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婚嫁年龄标准，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便可成婚，但这标准也不是统一的，有些朝代就不一样，例如唐朝初年休养生息，还是按照《礼记》所定标准来执行的，而唐朝中期，降低标准，男十五以上、女十三以上皆听嫁娶。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时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而嫁，清朝亦如此。这样看来，古代那么早就可以成婚，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剩男剩女了吧？其实不然，可以结和必须结是两个概念，如果没有个朝代的软硬兼施的措施，相信中国人口也不会发展的如此迅速。

先来了解下，关于各朝代为促使人口发展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有哪些？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越王勾践为了卧薪尝胆，一雪前耻而推行了“十五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男子超过20岁未娶，女子超过十七未嫁，父母是要被治罪的；南北朝时期规定，若是女子达到适婚年龄而未及时出嫁的，不仅是个人，连同家里人都要一起坐牢的，《宋书周郎传》记载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就是如此了；汉代孝惠皇帝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未嫁，五算”所谓“五算”就是五倍的人头税，当时人头税120钱为一算，那就相当于600钱，且还不算其他赋税。

当时地方官员的月俸也就几百钱，这对于平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了，真的是嫁了嫁了，怕了怕了，剩不起剩不起（捂脸状）；西晋武帝时期，《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就是说，女子到了结婚年龄了，父母还没办法将其嫁出去了，那就由地方长官代替其父母，为其婚配，这可以说很强制了，现在很多人都说，男朋友/女朋友国家有没有包分配，这搁在晋代是可以实现的，但想想，地方官除了平常职务还得管你婚配，任务量还大，也就只能抽签吧，有人说万一分配到国民老公，那多棒！我只能说：不存在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姨妈笑脸），你要知道富二代还需要地方官来担心有没有婚配吗？（姨妈笑脸）没分配到伤残人士，已经是很棒棒的！当然，国家在处理婚配问题上，也有相当浪漫的一面，早在周朝时期，便有为了方便男女相遇相识而举办的“仲春会”，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相亲大会了，这时候即使是一见钟情私奔（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被允许的，因为圣人认为二月是春天能量最旺盛时期，应当遵循世间规律，正所谓“春天来了，又到了万物复苏到季节了。

”（捂脸状），咳咳，言归正传，其实我们传统到元宵佳节也可以说是国家精心安排的联谊会了，平日女子是不被允许出门自由活动的，可以说是“三步不出闺门'但是元宵节却是被允许出门与男子相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物色心上人。据统计，在昏暗的环境下，人的颜值会有所提升，这大大就增强了彼此好感，从而牵手成功！有诗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述的就是这元宵。

另有名的相亲大会便是上巳节了，俗称“三月三”，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先秦时，这日子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节日。

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第一折写道：“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玩赏。”

言下之意，平时养在深闺美女都在上巳节这天出门了，可以尽情猎艳了！这一天，深居闺阁的俏佳人和年轻小伙子都会出门踏青，选一个有河流的地方，嬉戏游玩赏花。杜甫那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更将其摇曳绮丽之风情烘至高处。

这时候，男子们会分坐在上游河曲的两旁，放置酒杯，酒杯顺着河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把这酒杯拿起来，若是女子有意，便喝了被杯酒，两人互相钟情，就该干嘛干嘛去呗（害羞状），这就是“曲水流觞”了。当然不是说俩人看对眼了，就直接牵手回家了，通常这时候，一般是让身边的朋友先上去帮忙介绍下自己，说这妹子看上你了！这时候选对僚机就是很重要了，若对方回应，也有相同意愿，那就互留住址，回家告诉妈妈，我相中谁谁谁了，然后父母就很开心了，终于不用被罚了，赶紧按照三书六礼，该娶的娶该嫁的嫁，happy ending！综上所述，以上这些软硬兼施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单身问题，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农耕时代，人力就是一切，国家为人口稳定的增长率，也是操碎了心了。

3 古代女子怎么结婚那么早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

朝代在改变，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否也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呢？我们准备从各个朝代的婚嫁习俗的变化入手，根据各个朝代遗留下来的诗歌、文章等资料，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的不同的发展历程及表现。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1夏商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

2周朝 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

《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

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

《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 3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

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

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

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

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

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

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

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2汉朝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

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

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

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

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

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说文》云："妻者，齐也"。这可以说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一个格言。

那时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门在外，那么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门户，包括迎接宾客、宴饮宾客、出送宾客等活动，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交往。《汉乐府陇西行》中说："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就是当时人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种评价。汉代的妇女观较之前代是进步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

《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

4 古人体质到底如何,结婚那么早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使得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黄金生育年龄出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早生、多生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女子十来岁出嫁便成家常便饭了。

众所周知，古代素来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因此，早婚早育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

这一点，我们从历史资料和电视**剧本中可以看到。

举一些例子来说：孝庄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孝庄13岁，皇太极34岁；康熙的母亲佟佳氏生康熙的时候13岁；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嫁给唐太宗时13岁……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 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 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政治目的，为了某种政治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

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