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浪漫的求婚地点在哪　几种求婚表白技巧揭秘

许多年轻人都在上海创业发展，上海的经济发达，也有许多最优越的平台，所以有无数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会在上海遇见自己的另一半。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有许多场所都是具有浪漫气息的，在上海适合求婚的地点也有很多。这里列举几家 上海最浪漫的求婚 地点在哪吧!

上海最浪漫的求婚地点一：外滩

外滩的位置在上海黄浦江畔，每一位到上海参观的朋友都会到外滩来看看的。它的东面是黄浦江，西面是哥特式、 罗马 式、巴洛克式、中西合璧式等52幢不同风格设计的大楼，也就是人们说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还有浪漫的情人墙，鉴证了无数情侣的浪漫。可以到这面墙前求婚并许下诺言，会有不一样的浪漫色彩的。

上海最浪漫的求婚地点二：甜爱路

甜爱路在鲁迅公园附近，它有着一条狭长的小路，路边浪漫的诗句到处可见，就连邮筒都泛着浓浓的爱意。在这条路上求婚，你们的爱情也会像这条路一样甜蜜的。

上海最浪漫的求婚地点三：田子坊

田子坊是老上海和小资情调相结合的一个场所，在这里约会和求婚另有一番浪漫滋味，而且不会被外界的喧闹嘈杂所打扰。

上面我给大家说了上海最浪漫的求婚地点在哪，下面来来看看几种求婚表白技巧揭秘吧!

1、上海最浪漫的求婚之通讯工具表白

你需要在悄无声息中拉近你和你情侣的关系，时不时的发问候的短信，或者发微信嘘寒问暖。但是也不能过于频繁，等到时机成熟时，就要把我爱你，嫁给我等话说出来。

2、上海最浪漫的求婚之亲密接触法

对于这点相对来说会有一定难度，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作铺垫，两人可能会有一层隔膜的。所以要尽量多抽点时间陪伴你的情侣。她如果不会拒绝你肢体上的亲密接触时就可以向对方求婚了。

3、上海最浪漫的求婚之假期邀请法

可以周末的时候假装有困难需要对方的帮忙，比较如说如果对方英语好可以让她帮忙翻译一些材料什么的。然后借此机会请她吃饭表示感谢，这样一来二往两人关系就会更加密切的。这样才有可能成为情侣，在两人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向对方进行求婚了。

编辑总结：以上关于 上海最浪漫的求婚 地点在哪及几种求婚表白技巧揭秘的相关内容我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吧!爱情是甜蜜的，如果再加上一场浪漫的求婚就更加完美了。最后祝所有求婚者都能如愿以偿。

对于子君来说，她认为爱情即是归宿，是实在的，始终沉浸于回味涓生求爱的场景中，她的精神需求止步了

　　子君所谓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振奋的宣言并不是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深入理解，只是对封建礼教下传统婚姻理解的另一个“先进”版本。恋爱时，凭着对涓生执著的爱，子君显得独立而勇敢，但在封建礼教家庭成长起来的她，传统的封建思想在她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她把与涓生的爱与家庭当做了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她早已什么书都不看，她的全部生活是洗衣、做饭、养鸡、饲狗”，为了鸡狗问题与小房东太太闹纠纷，传统的家庭式妇女由此代替了那个“只是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勇敢子君”，涓生买来的花也已经四天不浇水枯死了，她却喂养了小狗，起名阿随，于子君来说，花更适合衣食无忧的恋爱中人，而对于她这个每日面对生活琐事的家庭妇女来说，过于浪漫奢侈，而小狗“阿随”的名字很有寓意，意味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通过小狗的名字也可以表现出她对男性主体社会的反抗无望和归依心理，她成为了“只知道拽着一个的衣角”失去了勇气的女人。

　　对子君来说，以她的性格她的悲哀在黑暗的封建礼教下，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无可避免。也许用毕淑敏的三间精神小屋，“第一间盛放对人的爱与恨，第二间盛放事业，第三间用于安放自己”来改变，通过传统女性依附心理的彻变，独立新女性才能真正冲破世俗的敌视前行。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现在我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以及写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时，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现在我们从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来看阿Q的性格特征。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而第八章，写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在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现探讨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让读者了解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国民的愚昧，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二是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国的任何革命必须注意解决亿万贫苦农民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作者写阿Q倾向革命的本能，显然是提醒革命者：广大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决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支力量。归纳起来，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体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热切的爱国之心。

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可以说今天“阿Q精神”同样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Q，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有过“阿Q精神”。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譬如，阿Q挨了别人的打，自言自语骂一声“儿子打老子”，他怒气发泄了，心理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假如他不骂那一声，而是把怒气闷在心中，那迟早要“憋”出病来。我想，阿Q若不是“闹革命”抓去杀头，他肯定可以高寿。

我们仔细想想“阿Q精神”其实并非中国专利，外国也有“阿Q精神”。听说，如美国总统林肯一次，有位议员当众羞辱了林肯，他回家后，气得饭也吃不下，于是摊开信纸，给那位议员写了一封长信，用非常尖刻的语言将对方骂工个狗血淋头，然后美滋滋地上床睡大觉。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发出，他却将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着解释。“我在写信过程中已经出了气，何必把它寄出去？” 这不是十分典型的“阿Q精神”吗？美国总统如此，市民亦不例外，有位名叫约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个不相识女人的电话。那女人对他说，“丈夫有了外遇，不体贴她，经常整夜不归。她感到很苦恼。约翰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那女人回答：“我舍不得离开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我就是要让不认识的人听我倾诉苦衷，熟人听了反而会惹麻烦。说完了我心里就舒坦了。”因此，近年美国兴起了“诉苦电话”，让那些心中有苦没处说的“美国阿Q”们有个发泄感情的地方。据说，“诉苦电话”生意兴隆，赚了不少美钞。

又如日本人，他们不但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连运用“阿Q精神”也别有新招。以上说的“阿Q精神”仅仅用在消除心中怒气求得心理平衡这个层次上面，而日本人却棋高一筹，他们“变废为宝”，用“阿Q精神”来推动生产，提高工效，这就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了。日本的有识之士领悟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上下级长期相处，难免产生矛盾，如工厂的工人和厂长，机关的职员和董事长。有时，下级受了上级的气，只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感到压抑。如果不及时将“压抑”释放出来，将会产生负效应，甚至破坏作用，不利于工作或生产，激化上下级矛盾。于是，头脑精明的厂长和董事长便想出一着高招：将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面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样，把模具置于一间“出气室”内。凡心中有气没处发泄的工人或职员，都可以到“出气室”对你上司的模具拳打脚踢，大声怒骂，将你的怨气、怒气统统爆发出来。出了气，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自然提高。有家工厂作了统计：自从设立了“出气室”之后，该厂的生产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真是受益匪浅。

为此，我们得出结论：在新的时代“阿Q精神”并非都是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自私、愚昧、封建、保守而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弱怕强和对敌善于健忘的阿Q形象。

《阿Q正传》里的阿Q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提供两例供参考：

一、读《阿Q正传》——阿Q形象的具体分析 （雪 莲）

读了《阿Q正传》，阿Q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阿Q这个形象是令人笑中带泪、令人既同情又痛恨的形象。同时，它又是辛亥革命前后广大被压迫、落后、不觉悟的农民的缩影。现具体分析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且让我们看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为何物：它包括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林健忘等。它是精神鸦片，是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具体概括，是整个封建文化的产物。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阿Q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给予“精神胜利法”以具体、生动的阐释的。如文中所讲，“阿Q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放在他眼里……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这，便是阿Q盲目自大的表现。一个连老婆也没有的短工居然以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儿子，而且比他们未庄的赵太爷、钱太爷还阔，这是多么逗人发笑。而当阿Q被人打怕了，为免受皮肉之苦，竟自认为“虫豸”，如此自轻自贱，怎能不令人为他感到悲哀！还有就是当阿Q被别人打了之后，往往以“儿子打老子”而自慰，甚至被别人抢走了他赌博赢的钱后自打嘴巴却认为是打了别人，便怒气全消，安然入睡；阿Q欺侮比他弱小的小D却被钱太爷的大儿子用棍子凿打他的头时不敢还手，甚至连逃也不敢逃；因向吴妈“求婚”而吓得吴妈又哭又闹，但阿Q却转向即忘，甚至跑去看热闹……所有阿Q的这些“精神胜利法”的作为，都令人在发笑之后感到难过、气愤，继而陷入深思。可以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精神弱点，也是他的主要特征。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之所以说阿Q被压迫，不仅因为经济上深受赵太爷等权势者的剥削，以致一无所有，而且政治上也深受压迫：不准姓赵、不准恋爱，不准革命。“姓氏”是任何人都有权拥有的，但在阿Q身上，姓氏却是模糊而不可以如他所愿的，否则就要挨打，而且确实因他姓赵被赵太爷打了一顿。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令人气愤的现象。而恋爱，则是人的生理、感情需要，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对阿Q而言，“恋爱”同样是奢侈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见，那个社会对阿Q这类人的压迫是何等的深！而当阿Q从城里回来后竟唾沫纷飞、手舞足蹈地描述他所见的革命者被杀的情景。阿Q根本就没想到：这些革命者图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解除他们这些人的苦难吗？还不是想推翻旧的罪恶社会，让阿Q这类人过上正常的、幸福的生活吗？不但如此，他竟还对革命者的被杀感到快乐，并作为独特的新闻成为他到处夸口的资本。可见，阿Q的麻木、不觉悟到了何等地步！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

鲁迅的精神：斗争精神，敢于和黑暗的、落后的传统，反动的旧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和时代的弱点。反思精神，能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前所未有的深度剖析民族的劣根性和短板。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扩展资料：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宇慧）

　　简历与书目：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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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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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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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蔚林。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萧军于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说。

　　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便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不但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近年来，萧军还出版了《萧军近作》、《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些作品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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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作品版本的选择

　读书要注意选择版本，否则“开卷”就并不一定“有益”了。

　读书讲版本，也没什么高深的学问。其实就想告诉你们读书还是要看看作者、译者、编者和出版社。现在出版界是很繁荣的，市场上也到处都是花红柳绿的图书。可是一本连译者署名都没有的外国文学名著你敢买敢看吗？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古籍你都能信任吗？喜欢读书，身边少不了准备几本词典。可是词典大王王同亿主编的东东你敢置于案头吗？除非你喜欢看笑话集锦的魔鬼词典：二流子——穿牛仔服但无牛仔经历的人；色狼——有进取性格，直接而且热烈地追逐女性的人；谈恋爱——尤指散步中向人求婚……这可不是我的创作，而是王同亿主编《语言大典》里的“作品”。晕吧？

　这些日子我们在读鲁迅的书——按单行本一本本去读。

　鲁迅的作品不是畅销书，但是常销书，所以很多出版社都出版鲁迅的书，但我希望你们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集或单行本，而且是1981年或者2005版。

　书的生产可不是一件小事，涉及校勘、注释、编辑等诸多方面。如果编辑混乱、校勘不精、错误百出，再经典的书都会倒人胃口。1950年许广平将鲁迅作品的版权上交国家，国家随即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称鲁迅著作编辑室。也就是说，人文社鲁迅著作的出版，非是简单的商业出版行为，而是国家工程。像81年版的《鲁迅全集》，启动于1975年，经 批准，成立鲁迅研究室，制定了鲁迅著作编辑出版计划。随后，中央又派胡乔木主持成立“《鲁迅全集》领导小组”。而且，人文社每出版一次鲁迅全集，都会调集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量学者参与其事，81年版正式出版前还曾出版过一套红色封面的“征求意见本”，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鲁迅全集》出版还有专门的校勘小组，书名题字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封面浮雕作者张松鹤，所以无论从校勘、编辑、注释和装帧，可以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能和人文社版本媲美。

　迄今为止，人文社共大规模出版过四次《鲁迅全集》：56年版、73年版、81年版和05年版，每次出版全集都会同时印行单行本。56年版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出版《鲁迅全集》，共计10卷，收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并且开创了为鲁迅作品加注释的体例。

　有同学会说，直面作品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看重注释？鲁迅是作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其作品是文艺，也是对社会现象和事件发言。对那段历史不熟悉，会影响大家对它的的理解，这也是总有人说对鲁迅作品隔膜的原因之一；第二，鲁迅一直强调，做杂文也不易，因为杂文创作者首先得是杂家，而且要有丰富的生命经验。生命经验可以慢慢积累，大家都会有的，但鲁迅的作品涉及历史、文艺、民俗、宗教等太多领域的内容，看看注释，不但会使阅读鲁迅作品容易一点，也能增加许多方面的知识，何乐而不为呢？我是希望大家慢慢喜欢带注释的书。把看注释当做在大路上走累了，去路旁采点野花就是了。

　注释当然附属于原文，但好的注释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比如潘光旦译注霭里士的《性心理学》，注释有十万字。这十万字的注释，潘先生征引大量古籍文献，直可看做是与霭里士的对话，甚至中国与西方在性学方面的对话。阅读原文并注释，其实可以说，读一本书大于读一本书。西方最权威的《聊斋志异》译本是翟理斯的Strange Stories From Chinese Studio，这个译本流传最广，除了翟理斯是作家，译笔漂亮生动以外，他的那些解说中国文化的注释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很多同学喜欢沈从文，但你们如果阅读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我希望你们也看看他那些“繁琐”的注释，有时繁琐等于丰富。

　当然，注释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做好也不易。刚才提到沈从文，北岳文艺出版社为《沈从文全集》加的注释就实在太烂：该注的不注，老子孔子这些文化常识倒加了一大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时间，不看也罢。

　扯远了，再回到人文社鲁迅作品出版的问题上。1973年版《鲁迅全集》乃依据1938年复社版全集重排印行。那个时代人们做事认真，所以校勘没问题；装帧也简洁大方：白色封面上只有一个鲁迅的侧面浮雕，所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的单行本市面上很常见，价格也便宜，大概也就是两三块钱一本，但没有注释，所以我不推荐大家读这套。56年版虽然加了注释，但那些注释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以阶级论为准则注释人与事，所以那套书恐怕只有历史意义了，也不太适宜阅读。

　81版启动于75年，注释也难免有点阶级论的色彩，但已淡多了，总体说还是公允的，并不影响这套书的经典性。所以现在虽然出了新版全集，学界不愿意“升级”的人还大有人在。完美永远是一种追求，其实是做不到的。05版全集的注释倒是完全没有阶级论了，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错误，不必苛求，因为这不能影响它权威版本的地位。

 

　现在这个世界其实挺适宜买书读书的。人文社的书大多出版不久，流传到市面时就变成半价了。单行本算是普及本，定价本来就不高，半价就更花不了几个大洋了，所以本着“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格言，能借就借，但借不到，买来也无妨。上大学念文科，鲁迅的书还是应该念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