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旅行青蛙中国之旅稀有照片怎么得在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游戏中，其中有一些稀有照片很多玩家不知道怎么获取，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旅行青蛙稀有相册获取攻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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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老鼠冒险：跟老鼠一家在地道中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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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蝎座女生喜欢什么礼物

天蝎座女生喜欢什么礼物呢，天蝎座是个不喜欢太浮夸的东西，实实在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得到天蝎座的心，就一定要找到送她喜好的礼物。那你知道什么是天蝎座喜欢的礼物吗？什么礼物才能讨得她的欢心？一起来看看我为你带来的推荐。

天蝎座女生喜欢什么礼物1

天蝎座：10月24日--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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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天蝎女生最好的礼物一：红玫瑰花小天使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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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天蝎女生最好的礼物二：水晶吊坠

虽然水晶吊坠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却能够呈现出一个女人的柔美，天蝎女大多拥有迷人的身材，再配上个吊坠那就更加完美了。

天蝎座女生喜欢什么礼物2

圣诞送天蝎座礼物最佳选择：用心挑选的礼物

对于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天蝎，其实想要什么，轻易可能。但天蝎还是希望收到含有心意的礼物，毕竟天蝎内心也是个重感情的人。天蝎对礼物是讲究心意的，而不是昂贵。尽管是到处可买的东西，却是你花心思去精心挑选的话，天蝎收到都会很开心。

天蝎座女生喜欢什么礼物3

送给天蝎座的毕业礼物：

神秘玄学或情趣商品！不一定每一位天蝎都是外表神秘沉静，但是他的内心有一股别人无法了解的诡异气息，特别适合研究神秘的玄学类书籍；他的狂野不会是外放的，常常都只是放在心里翻搅着，所以可送些闷骚的情趣商品！

天蝎座最佳求婚礼物：珠宝类

用象征永恒的钻石、祖传玉器或璀璨宝石等珠宝饰品来求婚，还怕她不被你的诚意打动，不被意外与浪漫惊喜？因为她要的就是那份永恒的承诺与爱的认可！

陶渊明最后终于退出官场，固有家族地位实际不高故而不致显达及对乱世的厌倦，而眼见刘裕日渐强大，不奈世间阶级与风习的转趋，也是观察陶渊明退隐田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历史背景。　　

陶渊明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

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陶渊明

说到家族，更进一步的关系，在陶渊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为武昌地方望族，乃当时名士，陶侃镇荆州时将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嫁给他，他们所生的第四位女儿即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孟嘉在桓温手下做事，两人关系亲密，陶渊明为外祖父写的传记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篇传写在陶母孟氏去世的诗人居忧期间，如前所述，正在此前后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桓玄挥戈东下，直至最后代晋立楚;以此为背景看，曾仕于桓玄的诗人走笔书写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往事，除了显示他对自己家族与桓氏家族关系的了解和关切，有没有别的意思，真不那么好说。即便我们不做过度揣测吧，以这样的关系来看，当初陶渊明投身桓玄，至少属于一个颇为自然的选择：在诗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的主官桓温的儿子;在桓玄，这是父亲早年一位僚属的外孙。再次，陶渊明与桓玄之间，也不是仅有故旧亲属之类的关联，说得堂皇一些，可以说他们之间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语言。陶渊明比桓玄大几岁，同代人接受了大致类似的教育，拥有类似的文化教养。

陶渊明诗里说，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而桓氏家族初以儒学立身，作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温宠爱，传统之教养可想而知，如果要举出例证，不妨看桓玄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的交往。《高僧传》记载399年桓玄从江州出发攻击荆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庐山与慧远见面，当时他就佛教徒削发出家，依据《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问难道："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早先也是熟读儒书、"博综六经"的，随即以《孝经》下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立身行道。"显然，他们之间的论辩都基于儒家经典。

哈!!!!!!!!!!!偶很喜欢嵇康的!!!!

绝唱·醉酒——嵇康与阮籍

濯羽红尘 1152 2003-8-17 8:13:00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算作后记

寻古溯今，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是将所有的名士拒绝于政权之外的。每个政权在其诞生、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都离不开名士的参与与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众多的的文士为其摇旗呐喊，歌功颂德（上至秦皇汉武的门下舍人三公六卿，下到建国伊始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但相应的，名士必须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否则，就该是沦为异端而遭至鞑伐了。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任何名士都无法摆脱政权的监督与控制（犹如东厂西厂之于东林党人，慈禧太后之于戊戌六君子），即使是不反对政权纯粹追求个体自由的名士（新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沈从文等），也会受到来自政权拥有者的高度警惕，稍有风吹草动，旋遭弹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他们从来就认为这是一股殊心异己的离心力！所以，在封建专制主义与皇权当道的社会中，中国的文士大都鲜有作为，而真正具有良知的文人志士更易罹此灭顶之灾。

“‘由来同一梦，莫笑世人痴。’‘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借古而鉴今，嵇康与阮籍在晦雨腥风的封建极权社会中的不同结果，难道不正是中国文士生存状态真实而苦涩的写照吗？

（作于二○○三年七月十日晚）

注：《咏怀诗·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