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够比较一下苏青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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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的散文中才知道苏青。从张的俏皮文字里，我对苏青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一个不爱张扬、性格也温和一些、为别人考虑得很多的、普通又不普通的女子。普通，是因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赖；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的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 ”（《我看苏青》）。不普通，是因为一向心性极高的张爱玲还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苏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张爱玲一样凭手中一支笔而走红文坛，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找到她的作品并不容易。我从张爱玲、胡兰成的文中得知她的代表作是《结婚十年》，但完完整整读到它是在1995年，当时在长沙教育街有一个私营书店卖的书都很有特色，我是那里的常客。书店老板为我弄到了当年6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青小说选》，书里收入了她的三部小说，其中就有《结婚十年》。

苏青的真名是冯允庄（1914—1982），浙江宁波人。曾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因结婚、怀孕而中途退学。1935年，以“冯和仪”名投稿《产女》给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从此开始了创作。四十年代初因婚变而成为职业作家，以文为生。1943年，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开始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到1948年底，该书已有十八版之多，苏青也名声大噪。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苏青还进入出版界，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苏青因在沦陷区写作活动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建国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的专职编剧，后因被诬为“胡风分子”而被关进提篮桥一年多，她的创作生涯也就这样进入低谷。“文革”中她在劫难逃，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于清贫潦倒中，一代才女就这样在人生舞台上寂寞地谢幕。

苏青和张爱玲有许多相似处，因此我们今天回看她们的友情和相互理解，总会想到“惺惺惜惺惺”这句配她们似乎有点嫌俗了的老话。二人几乎同时走红，都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奇女子——靠文字和才气赢得了一份可贵的独立生活和独立人格。但福慧不能双修又似乎是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的命运梦魇，她们在情感生活上都不如在文坛上那样幸运，她们是投入了高成本获得自己职业成就的。而苏青尤为辛苦，由于她生活的担子更重（因为她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离婚后有两个是跟在她身边由她一人抚养的），她不得不做许多于传统文人不屑的事，如亲自与出版社讨价还价，甚至自己背着书去卖，等等。因为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她甚至受到同时代许多男性文人的抨击中伤。在这些中伤过她的先生们看来，苏青身为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女文人，自然应该有才气又有温情，最好是还能在男性的文人面前顺从、恭敬、惶恐。锱铢必较，不免显得犹太人气了，有失清高。可是他们很难体会一个单身女文人的过分谦让和不计得失是要有丰富的人脉或经济才撑得住的，而这两者对苏青都堪称稀缺资源。

苏张二人因着先天和后天的差异注定走的不是一条路。张爱玲对人性看得透，透到玲珑透明，丝毫不漏，所以她选择出走大陆，以后的生活虽然也有些紧张波折，但她还能始终以她既赖以为生又赖以慰心的文字生涯厮守。去国四十多年后，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苏青留在了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为越剧团编戏，穿上了列宁装、黑布鞋。她是真心想低下姿势来的，但她没能如愿。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据说苏青的晚景凄凉，贫病缠身，但求速死。苏青死后三年，女儿和外孙将她的骨灰带到了大洋彼岸。苏青历经挫折却还保持一种对生活的纯真，还持有一份对世俗生活的信念和向往、乃至追求，所以不走张的路。据说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造化弄人，她最终还不得不和张爱玲一样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在生前，她在身后。

张爱玲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张力，也不只是惊艳，还有一种冷峻，所以读她的东西时，你往往会患失语症，就像看一个着装绮丽的女子一脸从容在水上滑过，云淡风轻地。你心中叫奇，却被镇住了，说不出话来。放下书，往往会叫你兀的生出一些自卑——怎么你只敢在心里想的、而且想到了也说不出的她就一下点得这么透？苏青的文字则不然，是那种热闹平常的人间柴米油盐，就是写夫妻吵架也是热闹的，是很具有烟火气的那种，所以读苏青的文字，你常常会不由自主进入书中的人物角色，因为那些人物的软弱、庸俗、狭隘、嫌隙和善良、希冀也是我们都有的。苏青也很聪明，但她本质是入世的，所以她想过一种平常生活，她后来没有走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因出版各种版本的周作人和张爱玲而赚了大量码洋，但苏青一直寂寞着。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苦索得不到。还是友人蔚明先生到处打听，找到一本花钱复印了一册送给了她。

张爱玲身前身后都一直是热热闹闹的，就连她在美国的最后那些年，也还有台湾一些报刊的记者蹲守在她住所前，想得到点有关她的新闻满足真伪张迷们，甚至有记者还去翻捡张扔的垃圾袋，想从中扒出点什么炒作。苏青则在她写作生涯本应进入辉煌的时候哑然，沉入在寂寞中。

也许，这种寂寞也合了苏青的意，她本来就是想过平常人家日子的，恰如她的文字惊艳不足，平实倒不乏。所以读过她的小说后，人们会觉得犹如看了一部反映市井人家的生活剧，有感动，记得那些细节真实的故事（如小孩长牙、出麻疹，夫妻为生活小事斗嘴、和好），却不会觉得有什么可供引用的语录或真言值得记下。苏青是你我身边的那种许许多多的妇人，她们甘心把机锋藏起，在家庭和婚姻中消磨自己，只为一家团圆，儿女平安。这样的人太多，也就失去了传奇意义，也就落得寂寞。

话是这样说了，可心里放不下。这些年来，每每看到评论张爱玲的文章，甚至还有高谈阔论胡兰成的文字也屡屡见于一些读书类专栏或刊物，就想起苏青。想起她身前身后的寂寞，从我第一次读到《结婚十年》，我就感到这种寂寞的沉重。就像今天人们说到巴黎和会只谈顾维钧，不谈陆征祥一样，造成这种无视真实的寂寞不可能是资讯短缺，只能说是乡愿。

二人都——终——归于落寞！

参考网址有一篇比较论，你可以参考一二。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文|猪小闹

1

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名字，那就是苏青。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

从上面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苏青才华的欣赏认可，以及惺惺相惜之情。要知道张爱玲的清高可是从骨子里带来的，不会说一些场面赞扬话。

说起来，苏青与张爱玲，本不是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苏青家世普通，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因结婚甚早，丈夫不能挣钱养家而离婚。

为了生存，她迫不得已拿起笔来写文字来换钱。

在民国那样的时代里，苏青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打拼，可谓一直都见识到生活中的“虱子"了。

但是张爱玲却不一样，显赫的家世，优质的教育，虽然也曾经历过曲折，可是她却从来不曾愁过现实中的柴米油盐，所以她的人生走向，更倾向于“华美的袍子”。

因为所处环境不同，也就造成她们文字的不同方向。

张爱玲从小便被誉为奇才，文字冷竣、苍凉，明明看起来繁花似锦的场景，却又透露出残忍的血腥刀光。

她本人也像是躲在生活大舞台帷幔后面的眼睛，冷冷的观察身边生活中的一切，再用一种苍凉的手势表达出来。

而苏青的文字大多写实、字字到肉，她写自己人生中所磨砺的一切，表达出大部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有浓烈的人间味。

就连张爱玲都说苏青的文字热闹，真情实意，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具有打动人心的亲切感。

2

两个人生道路并不相同的人，因为文字被人们并列在一起，是好还是坏呢？

于张爱玲来说，对苏青，她应是有喜欢的，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她的散文里经常提起她。

但于苏青来说，张爱玲能不能算她的好友呢？

苏青首办杂志，以“叨为同性”为由请当红作家张爱玲赐稿，以达到杂志畅销的目的。

就如张爱玲《我看苏青》里说：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可以想像的，互相敌视着——

或者，一开始苏青接触张爱玲，大家只是合作关系，但是因为彼此的才华，两人渐渐发展成好友。

张爱玲对苏青，是带着欣赏眼光的，她欣赏苏青的办事泼辣、文字大胆，以及她乐观的人生态度。

可是对苏青来说，她仿佛更在意张爱玲对她的评价与态度，例如她会对张爱玲说： 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意着，总找不到。

再有，苏青曾大胆在媒体面前放言：女作家之中，我只看张爱玲的。

虽然两人都各自对对方才华认可，但是回看张爱玲对苏青的态度，却显然理智的多。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解释说：我写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要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

把苏青跟自己书中人物等同起来，这样来看，苏青与张爱玲，中间还是存在着一定隔阂—— 虽然会喜欢，却不愿意与这类人完全厮混在一起。

另外，张爱玲又在文中说，苏青对于她，更是象征了一种物质生活——中国风味的房，雪白的墙，金漆桌椅，豆绿糯米瓷的茶碗，高高的一盆糕团，和苏青的气味。

3

在民国那个时期，张爱玲跟苏青如同两朵奇世双姝，在文坛里熠熠生辉。

苏青为人泼辣、人也生的美丽，可在民国时代做美女作家，一本杂志的创始人，她生存的环境当然没有那么单纯与容易。

而最终让她与张爱玲的关系越来越远的原因，跟胡兰成也多少有些关系。

苏青比张爱玲认识胡兰成更早，有次苏青寄本杂志给胡兰成，里面恰巧有张爱玲的小说《封锁》，胡兰成一见张爱玲的文字，即刻倾心，于是写信给苏青，问作者是谁。苏青回答，是个女子。

就这样，这世界上该发生的关系，终于还是会发生。张爱玲不可救药地爱上胡兰成，而胡兰成也跟苏青有过一段暧昧，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这两位女子的友谊由此分道开始。

4

苏青的文字《续结婚十年》里写到这件事，文中将胡兰成化名为一个名叫“谈维明”的男人，巧舌如簧，知识广博，藐视一切，让苏青惊叹：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个好宣传家，当时我被他说得死心塌地的佩服他了。

两人很快发生了关系，但是结束后两人关系直转急下，男人似乎把苏青当成了交际花，在性爱后问她：你满意吗？接着又问：你没有什么病吧。

泼辣敢当的苏青当然是被激怒了，毫不客气地说：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这个细节在张爱玲的《小团圆》里也有描述此桥段，不知道是胡兰成详细地告诉了她，还是她在苏青的文章里看到了。虽然胡兰成说她并不在意，但是实际上张爱玲在不在意，他并不能知道。

可能只有在许多年后写成的《小团圆》里的文姬（即苏青原型），张爱玲描述她的外表时，她才毫不客气地表达了她的恶意。

当然，这是后话了。

5

“友谊”两个字在女人这里，有时候会坚如磐石，有时候会危如累卵，会随着人的心境变化而定。

苏青与张爱玲都是对生活热爱的女性，也是相当自我的女性，可能她们也都有着不甘示弱的个性，直到最终两人走向陌路。

当然，只要是女性，都逃不过爱人与朋友之间，关系绝不能有混淆的魔咒里。

苏青是女人，张爱玲当然也是。

她们相识为传奇，陌路为遗憾。

只是，谁又能否认她们是这世界上两朵奇姝呢？

有人说，张爱玲与苏青，是雍容华贵与质朴自然的两极。

我觉得她们更像是两个季节：

一个是秋天，清傲独立，生而传奇。

另一个是夏天，兴兴轰轰，烟火人生。

战争结束后的张爱玲与苏青，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张爱玲去了美国，过着遗世而孤独的生活。

而苏青，则很快适应了新中国，换上了人民装。但可惜的是，她终究没有摆脱动荡社会里带来的隐患，最终绝望而死。

至此民国时代的绝代双姝，终究成为文坛史上的一抹血红色的记忆。

END

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著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著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它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国统区战时文学

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

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以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

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费勇，曾在其《张爱玲传奇》中记载过一位老作家对张爱玲的斥责：“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这种观点很能体现一部分人对抗战时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看法。苏青在《关于我》中，曾为自己作过辩护：“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以为苏青的话是颇值得重视的。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画等号？我们为什么要在画了等号之后，给一种人生形态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却站在整体与历史的立场上，对这样的个体生命形态持之过苛，并在这种过苛中，给整体、历史剥夺个体利益以可乘之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普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张爱玲的作品才这样受到当今国人的赏识，而沦陷区三位女性作家，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里，命定的要在这方面为国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沦陷区的通俗文学曾经风行一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风萧萧》，后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写一个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后者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通俗文学在沦陷区的风行，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些作品意义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它说明着沦陷区人们精神的某种特征，说明着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套用我在本文开篇时曾引用过的鲁迅“革命时期是没有好的革命文学的”话，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不可能产生与这场战争相称的战争史诗的，那要等到这场战争发生过多少年之后。相较于我国历史上描写上层战争史诗的《三国演义》，描写民间战争史诗的《水浒传》，相较于西方及苏联反映二战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我们也希望着在今天或者今后，我们有着无愧于抗战的战争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提供的的题量有些多，但可以供你更多选择。希望对你有用，谢谢！

毕 业 论 文 参 考 题 目

论生活教育和教育生活

浅谈语文课堂的改革

语文创新教育和活动课程

中学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中识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结合

“生本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利与弊

社会转型中看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

多媒体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利与弊

网络对传统大学的冲击

网上语文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与多媒体应用的思考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优化运用策略

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创新精神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学语文诗词鉴赏的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的导入浅探

从思维方式（或文化）角度看汉英语言差异

广州话三字、四字格叠字词研究

成语的文化内涵

论关联词的感情色彩

元曲《西厢记》中的口语与粤方言之对比研究

兼语词的界定和辨析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广告语言

《聊斋志异》中的某种语言现象

《醒世恒言》中的四字模式词语研究

论〈三国演义〉中“望”“就”的介词用法

从《水浒传》中关西人物人称特色看人物刻画

充满行业语色彩的粤方言词汇

客家话的方言研究

初探方位词“上”之历史演变

疑问句探究

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新现实小说的美学研究

关于新人类小说的难于沉重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形象分析

“悟”的解读——试论审美经验对禅宗美学契入

中国文士的孤独意识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塞罗》之比较

生命与爱情的错失——解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温柔的女性》

安娜•卡列尼娜与郝斯佳

孤独的谜底：爱的缺失——论《百年孤独》

杜拉斯《厚颜无耻的人》中的三角关系——母亲、儿子、女儿

卡夫卡《城堡》中的一些隐秘比较

浅谈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爱情诗创造特色

《简•爱》的自我意识

“炼狱与人生”—浅析《活着》与《老人与海》中的生命意识

说不尽的于连

深沉的美学巨卷——由《平凡的世界》看路遥创作的美学追求

论司汤达的《红与黑》

昆德拉或“跨掉一代”的作品

从谭恩美的《喜福会》看中美文化的对立和融合

韩愈诗歌的“以丑为美”

苏轼与李白之比较

浅论佛教与唐诗

论《诗经》中的婚姻文化观

李清照诗词

《古诗十九首》研究

比较《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特征

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

论禅诗（古代文学）

岭南旅游景点文化

杜牧的诗（古代文学）

孟浩然（古代文学）

屈原（古代文学）

魏晋文学—从“人的自觉”到“文学的自觉”

《世说新语》语言中的魏晋风度

吴文英词的意识流手法

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宋诗中的茶文化

唐代饮食文化

唐宪宗与中唐元和文坛

王维山水诗的空白艺术

老子思想的积极生活观探讨

柳宗元的诗

试论《战国策》的寓言

探讨《聊斋志异》

《三国演义》

谈《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塑造

晴雯与袭人

论《聊斋志异》中的死亡意象

论九十年代以来的汉乐府研究

李清照词

唐代女冠诗人研究

传统文人观和陶潜的反叛

李商隐诗中梦的意象

唐诗中的释家思想

试论晏殊词中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哲理

论秦观词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试论《聊斋》中狐女形象

《西游记》的某一方面

试论王安石诗

李渔《十二楼》

陆游诗词中“梅花”意象探讨

试论《漱玉词》之愁怀

王维与孟浩然比较

浅析李商隐诗中感情的流露

孟浩然的思想及其山水田园诗风初探

“太白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论佛教信仰对李煜人生及其词作的影响

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由“笑”看《红楼梦》人物

求真向善----王国维论“花间”

民间立场与哲学审视—池莉小说与方方小说的文学审视角度比较

贾平凹笔下的乡土人情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人物形象

解读《穆斯林的葬礼》

论铁凝小说

论白先勇

《白鹿原》的文化蕴涵

漫谈女性写作热

冯骥才的文革观

爱的诠释和女性意识的苏醒—对张洁、池莉爱情女性题材一些比较

评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从理想中塑造人性美----探究池子建小说中的人性立场

寂寞的萧红和寂寞的文字

张爱玲/女性文学评论

陈染小说的审美

张爱玲

谈论张爱玲散文的精神世界

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

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创作特色

巴金创作论

从《家》看巴金的创作特色

沈从文小说研究

老舍知识分子人格的嬗变

沈从文湘西作品的“水”性

沈从文的小说情景模式

毕叔华的戏剧性艺术

周星驰喜剧中的后现代意识

徐志摩的“康桥情结”—读〈再别康桥〉

现代文学：苏青《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

萧红作品的生命、死亡、无家意识

深远宁静的心灵牧歌——论萧红的文字

比较张爱玲、萧红、冰心

丁玲和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探讨《生死场》的归属问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不屈不挠，各领风骚——池莉、方方比较论

从《呼啸山庄》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金庸小说中个人意识的解放

试论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

论《红与黑》的心理描写

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苦难意识比较

中外神话比较

试谈《阿Q正传》与《唐吉诃德》中的象征艺术

王小波的小说艺术

探讨王朔----痞子心声

高中作文教学模式初探

完善考试方案 推动中学语文素质教育

中学语文课堂的情感教学或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别的女人有了丈夫的孩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也动荡不安，而苏青就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隆隆炮声中生下了第3个女儿。

苏青产后没几天便匆匆出院了。当时李钦后的胞弟李钦若正寄住在他们这里，他当时还是重庆中央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患胃病来到上海待在哥嫂家里。宁波婆家很快接连来了几个电报，催他们回乡。可是因欲逃离上海的人太多，李钦后奔走了几日，还是没弄到车船票。苏青觉得他们作哥嫂的对弟弟负有保护的责任，在这战乱的关头，首先得照顾他的安全，于是与李钦后商定让李钦若先走，他们夫妻过后再设法离开上海。在苏青生产的第9天，李钦后送弟弟上火车，不料被奔命的人潮挤得下不了车，只好经杭州先回家乡去了。过后苏青只好抱着半个月大的婴儿和林妈逃难回宁波。

在码头上，人海中的苏青抱着婴儿顶着太阳拼命往船上挤，待好不容易上了船，也只在煤舱里寻得一席之地。婴儿早已哭哑了喉咙。苏青想给她喂奶，可哪里还有半点奶汁!望着怀中的小生命来到这世上没几日便受这等苦，苏青气急攻心，当时只希望女儿早些断气，“何苦来这人世间受苦”

直到了半夜里，旁边才有个妇女实在看不下去，从小包袱里取了块饼干扔给苏青，苏青嚼烂了再喂给孩子。煤舱里没有窗户，几百人坐在里边，四边只有两个小圆洞透气，可还有人在不停地抽着香烟。苏青呛得受不了，爬起来站到船舷边，给强劲的海风一吹，猛然想起自己还在月子里呢!回到舱里只觉口渴难耐，便不顾一切地花高价买了海水喝下去……

等上海战事稍稍平息，苏青与李钦后、李钦若又回到上海去。因为战乱，新生的孩子就没带走，苏青忍痛把她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

不料那养娘是个自私而脾气暴躁的女人，她有奶喂了自己的孩子，哪会给苏青的孩子吃，只给她吃些烂山芋，哭时还要打，害得常年生病，骗去了医药费却不给找医生，直到快死了，才慌忙到城里来找公婆。公婆也不告诉苏青，只给了奶妈一笔埋葬费，便把女儿的尸体埋在了野外。

三女之殇，给苏青的刺激极深，她既恨只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的人，又深深自责自己的失职。后来，，她在多篇散文中发出爱护孩子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应当与她自己有丧女之痛的经历有关。

后来，苏青、李钦后、李钦若重返上海，李钦后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此时，有了银行稳定的工作，夫妻二人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平稳的日子，经济条件渐渐有所改善。

不久后，弟弟李钦若向哥哥建议说：“你为什么不挂牌当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是少些拘束，用不着坐在写字间熬时间，看人家脸色行事。”

李钦后对弟弟的意见深以为然。

于是苏青便和李钦若为他开办律师事务所四处寻找房子，他们看了许多房子，不是弄堂太脏，就是交通不便。李钦后最后说，只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外观要好，里面差些倒可迁就。

有一次，李钦若兴冲冲地跑来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处大洋房，那里面有几问要出租，不妨去看看。

他们走到那里，房子没租到，却碰到了老同学赵琏。她问苏青住在上海多久了，有几个孩子并噙着泪告诉苏青，她与徐讦结婚已经4年，他根本不爱她，现在已有2个女儿。

徐讦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他从后房走出来，口中衔着烟斗，惊喜地说：“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们好多年不见了。”

徐讦告诉苏青，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附近有新房在建，每幢费用低，样式和颜色也很美。他还劝苏青说，不久他们将搬到那里，苏青也搬来，一起做个邻居好往来。

1939年6月，苏青的第4个女儿出生了。

不同的是，小叔李钦若亲自给她取名菱菱，丈夫李钦后却对这个小女儿格外关爱，视若掌上明珠。尤其花在菱菱身上的钱，几近于奢侈，天天不是牛奶、鸡蛋，便是水果、鱼肝油。他还听信中医的话，喂她桂圆汤、胡桃茶、参须汁等，吃遍了人间所有贵重的食品。他只要同菱菱在一起，什么事都可忘掉，女儿半夜醒来，他也要她骑在自己的背上玩上一会儿。

1939年秋天，苏青与李钦后果然搬进了辣斐德路新居。房子全幢3层楼，卧室在2楼。明亮的房间里，摆满了租来的家具，窗帘是用彩花轻绢制成，他们仿佛又重温起燕尔新婚的旧梦。

开业那天，徐讦和赵琏也来了，还有许多亲朋好友。桌上堆着鲜花，墙上挂了祝贺开业的字画，有许多镜框无法悬挂，只好放在地下，不然要挂满几个房间。

李钦后的律师生涯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起初，事业进展的并不顺利，上门的业务没有几件，生意冷清。

过了不久，委托李钦办事的人多了起来，案件也接得多起来，从此他的律师事业才渐渐进入佳境。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钦后和苏青婚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让苏青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一股暗潮却在悄然涌动。

作家徐评的妻子赵莲是苏青五姑母的一个学生，人长得非常漂亮，两家为邻后就常有走动，苏青和赵莲原本像姐妹一样成为闺中密友，但没想到，渐渐的，赵莲和李钦后却暗中生情，因为那段时间赵莲家收入微薄，夫妻间经常吵架，赵莲觉得自己的丈夫很窝囊，什么能力也没有，反而觉得李钦后不仅人长得比较帅，而且颇有头脑，因而不知不觉中已经移情别恋；而李钦后与苏青已经结婚数年，感情渐趋淡漠，对赵莲这样的漂亮女人递送来的秋波自然难合难弃。

而就在李钦后和赵莲暗越藩篱的时候，暂住在哥哥家的李钦若因李钦后整天在外吃喝玩乐的时候，整日一个人在家的苏青于是常和李钦诺聊天，日久生情，叔嫂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苏青内心十分矛盾，她深知她的行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如何的大逆不道，她也知道她与钦若的感情发展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所谓感情，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却忍不住偏要为之的东西。

苏青一度沉浸在愧与悔的交织中。虽然他与丈夫有裂痕，但万不至于做出这等事来，她无法用丈夫对自己不好来原谅自己与小叔的恋情，她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使她陷于深深的自谴自责中，她惶惶不可终日，苦苦在痛苦中挣扎。

不久，苏青即断绝了与李钦若的这份感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日军攻进租界，租界这块最后的孤岛也被日军淹没了，结果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又跌入了深渊。一切都变了，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关门歇业，收人顿时锐减，而这时苏青的公公、婆婆还有小姑夫妇都来上海，他们也都依靠李钦后生活。现在，收入大幅减少，开支却成倍增加，战时的上海又到处都是紧缺，生活一落千丈。李钦后此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渐渐消沉起来，整日常借酒消愁，夫妻间重起干戈。无奈，公婆他们只好又回宁波去了，李钦后此后也常常夜不归宿。而雪上加霜的是，苏青又怀孕了。

一天，佣人王妈对苏青说：“少奶奶，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听后可别生气。我也是听邻居穆太太女佣说的，穆太太有一次在爱多亚路大沪饭店(1933年建造)舞场碰到过少爷，他在同一个漂亮的女友谈着知心话。听说这个女朋友从前常到我们家来玩。”

苏青听后几乎晕了过去，猜想这个女的一定是赵琏。

这天，苏青怒气未消，气得把昨天为李钦后备的饭菜也倒掉了，李知道后又打了她两记耳光，还说：“以后你就靠稿费为生好了，今后再别向我要钱!”说完穿上大衣径自走出门去。

到了下午，苏青的肚子痛起来，她躺在床上一声不响。但出乎意外李钦后下午5点就回来了，看她睡在床上便问哪里不舒服。苏青一阵心酸，眼泪流个不止。李钦后讪讪地说：“我是近来脾气不好，在外面也常同人闹架，昨夜是一个朋友请客，徐讦也在，他最近决定到内地去了。”

此时，苏青告诉她肚子有些绞痛，他真的有些慌了。当晚上即联系住进了医院。

1942年正月初四午夜，苏青生下了儿子元元。

李钦后高兴极了。他一边向佣人致谢，一边对帮忙的弟弟说：“终于有儿子了，父亲知道了不知怎样高兴呢!”

苏青也感到应该把这个喜讯告诉公公，当天夜里便让李钦后拟好了电报。

就在苏青生下儿子的第3天，徐讦差人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说他今天就要到内地去了，祝福她平安，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还说有些话他不能对她说，总之他是不想留在上海了。

苏青看了信对李钦后说：“徐讦去内地，赵琏不同去吗”

李钦后含糊其词地说：“恐怕不会吧。”

苏青又说：“那么赵琏一个留在上海怎么办呢”

李钦后沉思半晌说：“他们最近已经离婚了。”苏青装作要睡的样子，告诉李钦后给她盖上一些衣被。他未加思索便将自己的大衣盖在苏青身上。当他离开房间后，苏青从他的衣兜里摸出一个皮夹，里面装着赵琏给他的一张微笑的照片。事情果然得到了证实。

李钦后天天出去，不到半夜不回来。苏青不再追问他，他也不再向她解释。赵琏写信来向她道贺生子，她向李钦后说，便也向赵琏问好，关于徐讦的事希望她不要太难过。李钦后听了不高兴地说：“徐讦的事与她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你是成心让她难过。”

终于挨到满月，因许多人都送了礼，苏青问李钦后要不要请客。李钦后勉强说：“不过请一次也好。”说完便出去了。请客的钱还是弟弟李钦若借钱给垫付的。

等到晚上客人散去后，赵琏独自找苏青来了。她的态度很忸怩，一面尽量坦然，一面笑着说：“有孩子的女人很幸福吧”

苏青道：“那也要看幸福能坚持到多久。”

赵琏道：“但是要全凭你自己去努力啊。”

苏青道：“假如另外有人也在努力，去夺走你的幸福呢”

赵琏道：“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

赵琏走后，苏青明白李钦后是靠不住了，但是为了维护孩子的幸福，她只有忍耐，天下哪有中途变心的母亲呢。她觉得，一个女人可以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

春天到了，苏青把元元整理得利落干净，把菱菱打扮得格外漂亮。她穿一件浅红薄呢夹袄，外加纯黑窄腰长大衣。佣人替她抱着菱菱，她把元元放在童车里，一路推着，路人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她心里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悲伤呢她天天计算着如何弄买菜买米的钱，不过吃完了又该怎么办呢她心中一片茫然。

李钦后告诉她，他已没有固定收入，因此也不能给她固定的生活费用。高兴时给一点，不高兴时就没有了。苏青责备他不该如此不讲道理，他反说你有

本领自己去管好了。

苏青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挨着。

一天晚上，赵琏又悄悄地跑来看苏青。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绸夹袍，面容显得有些憔悴。她半晌没有说话，最后才毅然对苏青说：“我觉得我很冒昧，有句话想问你，你同钦后还相爱吗”

苏青心里虽然不快，但面子上仍装得诚恳，回答道：“当然，我相信我们一向是相爱的。”

赵琏沉默了半晌，只得老实说：“你觉得他真得靠得住吗因为他对我……别人都说……”

苏青忙截住她的话说：“我是十分相信你的，也相信他，别人的话我决不瞎听，我们原本是好朋友。”

赵琏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说她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

苏青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没办法，苏青也只好提出离婚，但李钦后却说离不开孩子和妻子。而赵莲听到这个结果后，十分失望，她走了，不久堕了胎，悄然离开上海。

但此事对于李钦后来说，思想一直很矛盾，他一方面舍不下妻子儿女，另一方面又舍不下赵琏。赵琏的走，他又迁怒于苏青。他说：“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这次我上了你的当，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让我替你挂个虚名。我要报复你，让你吃尽苦头，从此你休想向我要一文钱!”

说完，李钦后便离家出走了。

李钦后走了。她的心里更加空虚，仿佛大地失缺了一切重量，她望着西天那轮红日，慢慢地沉下去。她茫然感到，他们的婚姻也已走到命运的尽头。

好强的苏青决意不依靠男人，她凭着手中一支笔，拼命地写稿挣钱。

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

为了生活，苏青只好拼了命的赚钱。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苏青回想李钦后这桩十年婚姻，从同学到订婚，从结婚到生儿育女，从故乡到上海，一步步走来，她尝到了幸福与痛苦两枚果子。她非女权主义者，她本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写写文章，实现她的文人梦。然而，当丧女的痛苦刚刚过去、产子的快乐还没有享受的时候，丈夫的移情别恋像一声霹雷，给她带来更大的打击。

她的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好把他落到纸上。这真是“明月做旧，晓风写惨”，她痛苦地撰写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婚十年》。

她曾为这部书稿起了两个名字：《怀抱集》和《结婚十年》。她写信给在青岛读大学的妹妹冯和侠(苏红)商量，觉得后一个更有特色，于是便这样定了下来。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这些都足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又能引起意*男的联想。

她写婚外恋，写离婚后带着孩子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感慨独立人篡誊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需要依托男人的全部感受。也能激发女同胞全的共鸣。

这部小说上市后 ， 结果很快成了最畅销的书，在短短半年中竟然连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发行到18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属罕见，她于1947年写作的《续结婚十年》也同样发行了4版。

日子在奋斗中一天天过去，一天，李钦后终于回来了。

然而，家庭生活并没有因李钦后的回来而改善，夫妻关系却更加恶化了。

李钦后仍不肯承担养家的责任，对苏青态度更加恶劣。

苏青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

签字“仪式”是在苏曾祥的家庭诊所里进行的，就由苏医师做了证明人，几位看护**也做了旁观者。

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苏曾祥医师是苏青在学校里认识的，她美丽、高雅、善良，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当她知道了苏青的身世后，她很同情她的遭遇，因为她也是离婚的人，有过切身的体验。

在这之前，苏青和李钦后已谈了离婚问题，他表示同意。二人协商的结果，孩子都归李钦后，办理离婚手续只找朋友证明，不用找律师，亦不用登报声明。

那时找亲友证明签离婚协议，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在人们传统观念里，叫做“劝和不劝离”，谁也不愿出面作证明。于是苏青想到自己在困难时给予帮助的苏曾祥医师。李钦后对此也没有意见。

苏医生爽快地签了字。苏青考虑到李钦后没有职业，为孩子计，她给了他4万元诸币，李钦后也照此收下。

李钦后签完手续先走了。

苏医生把苏青留下来，向她道歉，说刚才自己不应该这样冲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医生。

苏青说：“这哪能怪你，我还要向你致谢呢。”

苏医生要留她吃饭，她说要回家取东西，婉谢了。

然而苏青走出诊所，才感到心里一片茫然。她喊了一辆黄包车，心神不定的回家去。

回到家里，佣人正在喂元元吃饭，菱菱蹲在地上，由李钦后用汤匙一口一口喂饭。她见妈妈回来了，急忙推开李钦后的手，呼唤着向苏青跑来。李钦后热情地让她坐下来吃饭，她摇了摇头，说是拿东西来了。

苏青含着眼泪整理自己的东西，那一件件衣物都留着往日的回忆。有一件大衣是李钦后陪着她买来的，时价不菲，她怔怔地望着它，心里不免触起旧情。李钦后似乎也察觉到了，他说：“这件大衣质料还好，不过现在流行大袖口的了，你有空就去把它改一改再穿吧。”她不禁感激地点了点头。

家中所有的棉被，差不多都是她当年的嫁妆，照理都应该拿走，但是真的拿走了，李钦后和孩子就要挨冻。她决定把自己盖的大红缎绣花被带走，正待

包裹时被菱菱看到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菱菱要盖大红被!菱菱要盖大红被!”

为了不伤孩子的心，苏青换了一条蓝缎的，李钦后从旁劝说：“小孩子又懂什么，哄哄她就行了。你是盖惯这条被的，还是把它拿去吧。”

苏青答道：“不，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她喜欢这条被就留给她盖吧。”

整理好衣物后，她要告辞了。在家做佣人的老妈妈忽然背过脸去，眼泪涌流不止。苏青低声对她说：“请你好好照顾元元吧，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你们。”

菱菱这才明白过来，嚎啕大哭，跑过来拉住苏青的旗袍不肯放手，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李钦后说：“你就在这里多耽搁一会儿吧，让孩子们睡熟了再走。”

此时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菱菱、元元都跑过去与她拥抱，轮流着吻他们的面颊。

最后苏青对李钦后说：“我看还是哄菱菱去看**吧，到了戏院门口，你抱着她进去，我乘机溜走得了。”

于是，3人从家里出来，乘上汽车，向影院方向而去，到了影院门口，她乘坐了另一路汽车离去。

她无法想象，孩子们在影院里是如何吵着找妈妈的。

苏青离婚时，他们正好结婚十年，她说：“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张爱玲说：“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