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骆宾基的比较~~~~紧急~~~~

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著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著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它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国统区战时文学

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

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以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

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费勇，曾在其《张爱玲传奇》中记载过一位老作家对张爱玲的斥责：“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这种观点很能体现一部分人对抗战时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看法。苏青在《关于我》中，曾为自己作过辩护：“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以为苏青的话是颇值得重视的。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画等号？我们为什么要在画了等号之后，给一种人生形态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却站在整体与历史的立场上，对这样的个体生命形态持之过苛，并在这种过苛中，给整体、历史剥夺个体利益以可乘之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普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张爱玲的作品才这样受到当今国人的赏识，而沦陷区三位女性作家，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里，命定的要在这方面为国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沦陷区的通俗文学曾经风行一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风萧萧》，后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写一个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后者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通俗文学在沦陷区的风行，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些作品意义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它说明着沦陷区人们精神的某种特征，说明着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套用我在本文开篇时曾引用过的鲁迅“革命时期是没有好的革命文学的”话，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不可能产生与这场战争相称的战争史诗的，那要等到这场战争发生过多少年之后。相较于我国历史上描写上层战争史诗的《三国演义》，描写民间战争史诗的《水浒传》，相较于西方及苏联反映二战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我们也希望着在今天或者今后，我们有着无愧于抗战的战争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不知不觉结婚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于这十年的婚姻，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对于爱情是不是有了新的体会？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我们结婚十年的经典爱情句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我们结婚十年的经典爱情句子

　1 不知不觉女儿十岁，结婚十年，一切一切的怨气终于到爆发的时候，分开不可怕，抱着怨气分开更可怕！眼角的泪希望明天起来的时候可以干透，我还需要坚强一点再一点过我自己秃废的人生！

　2 我便总是入冬手脚冰凉，他晚上的习惯性动作便是把我的手放到他的腋窝下，整个人像个肉团一样被他搂在怀里。怕冰到他，我便会很不情愿地待一会儿，想趁他不注意再悄悄地抽出来。他发觉了，每次都是再霸道地夹紧，不容拒绝的力气和温暖。那一刻我会觉得，原来他比想象中爱我。

　3 看一个女作家说，结婚十年以上，还能保持初恋状态的那种婚姻，不是没有，但是比撞见鬼都难。那结婚二十年以上呢？哈哈哈，是不是每天都赚到了。

　4 因为真心，所以诚信；因为诚信，所以简单；因为简单，所以轻松；因为轻松，所以长久；因为长久；所以成功。事业如此，初恋亦如此。

　5 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

　6 感觉好孤独，谁也依靠不了，只能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一个人来扛尽管已经结婚十年了。

　7 真爱当然有，文学作品也是源于生活的。就算一辈子遇不到也不能怀疑存在过。爱是需要保鲜的，男人偏动物性，审美疲劳更频繁。所以不要一下子把你的好都摊开，傻姑娘。结婚十年之内把婚前攥在手里的优点慢慢释放完，这十年不能懒惰也要不断积攒新的优点以后慢慢绽放。就算不为了谁，一直进步拥有骄傲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一句话，让他一直仰望你欣赏你，他就没有精力去看别人。毕竟买新车比养旧车投入大，男女都一样，婚姻需要经营，不能懒。

　8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9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着音乐，聊着我们一齐走过的岁月和生活的点滴，聊着我们结婚的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

　10  回望走过的10年，平淡中蕴涵着相互的爱意，争吵中包含着相互的改变，忙碌中充满了生活的乐趣，烦恼中也孕育出点点幸福。

　11 千里姻缘一线牵，百年修得共渡船，新郎揭开红盖头，红烛映照佳人面。花容月貌美婵娟，郎情妾意洞房暖，执手相伴幸福路，欢乐共享难同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愿一对新人喜结连理心不移，白头偕老爱不变！

　12 结婚十年，她的心没一天是踏实的。总疑神疑鬼神经兮兮，隔一会儿就要给老公打个电话，确定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如果他没接电话，她就必须放下所有工作开车冲到他单位找人。

　13 你拨动了我的心弦，却不曾为我驻足，当我以为你还在的时候，你已没有踪影，当你回头找寻我的时候，我已开始寻找自己的天空。亲爱的，我把最美好的年华留给了你，我，于你无愧。亲爱的，我的青春有限，承担不起一生一世的等待。

　14 世界很粗糙，岁月也不温柔，我们曾是两个淋透了雨的人，都没有伞，慌慌张张躲进了同一个屋檐。碰巧发现彼此有同样的目的地，于是有勇气并肩一起，散步淋雨。那一路多开心，因为舍不得再见，所以宁愿人间的风雨别停，天别晴。

　15 牵着你的手，无论是在哪里，我都感觉像是在朝天堂奔跑。

　16 请不要假装对我好，我很傻，会当真的。

　17 中间插播的都是婚外情、谁都听过：结婚十年后爱情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时间会让我忘记了痛、原来时间只是让我习惯了痛、我终于发现其实人生上半场是激情！

　18 从蛹破茧而出的瞬间，是撕掉一层皮的痛苦彻心彻肺很多蝴蝶都是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被痛得死掉了。

　19 此刻，薄薄的灯光，一阵又一阵的清风，那归去来兮的思念，静悠地环绕在一个人的世界。多久了不曾如此安静的将你来念，我在他城，你是不是亦如我一样不经意间就会想起，你听，听我一直站在彼岸将你呼唤，在一阙清词里染尽青墨的情衷，只为这一生与你的遇见。

　 20 情深无言，爱，让一颗心住进另一颗心，温润着未来岁月里！有些人没有陪伴在你的生活，却活在你心，温暖着你心，一路伴随着你，随你忧而忧，随你喜而喜！想着你的夜不长，对你柔柔的思念还未温，晨曦已悄悄地将露珠消融了。

　21 当你的老公跟你结婚十年，有两个孩子了，现在突然跟他相恋了三年的前女友联系上了，并打算独自去远在千里外的地方见她，这能说明他心里还忘不了前女友吗？

　22 长大后，这个社会教会了我，没心没肺，没感觉，不痒不疼，不在乎。

　23 一个人没爱过之前叫做孤单爱过之后叫做寂寞。

　24 一个人愿意等待，另一个人才愿意出现。一个人愿意出现，另一个人才愿意奋不顾身。一个人愿意奋不顾身，另一个人才愿意托付终身。

　25 我的眼泪留了下来，灌溉了下面柔软的小草，不知道来年，会不会开出一地的记忆和忧愁。

　26 电视剧给我好好演啊我担心的心律不齐大概都要恶化了演的好我就再也不槽你最近像结婚十年并育有三子的中年人好吗我们说好了。

　27 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就是看一路上有你的时候看见袁咏仪跟张智霖说一定要等她死了以后张智霖才能死。一下泪崩了。很早以前我跟他也说过。还逼他跟我保证他要活到九十岁。他经常不理解我对他有多强的占有欲，也不明白我有多爱他。我不知道等我们结婚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他能不能理解明白。

　28 爱情使人忘记时间，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

　29 如果爱你是错的话，我不想对；如果对是等于没有你的话，我宁愿错一辈子；如果非要把着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30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31 以前我一个人，觉得很幸福。后来我认识了你，开始有了思念，开始有了牵挂，开始有了痛苦。因为我无法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但我的爱，却一直存在。

　32 终究要亲自受伤，才会学着聪明。

　33 人累了，就休息；心累了，就淡定。长大了，成熟了，这个社会就看透了。累了，难过了，就蹲下来，给自己一个拥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同情你，怜悯你。你哭了，眼泪是你自己的；你痛了，没有人能体会到。那么你只有流着泪去微笑。

　34 牵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走你也不会迷路。

　35 路的尽头，仍然有路，只要你愿意走；有时，看似没路，其实是该拐弯了。

　36 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读懂你，理解你，那样会显得你是一件廉价品。

　37 我还在原地等你，你却已经忘记曾来过这里。

　38 年说长不长，说不长还挺长，人生10年寒窗可成材，婚姻呢？10年的婚姻是否能够铸造成型呢？

　39 你来过一下子，我想念一辈子。

　 40 这十年，感谢有你，我爱你，老婆！

　41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爱你，她会因为很多事情对你发脾气，却始终坚守在你身边。

　42 念一千遍，一万遍，也不要再说话。不要再说话。何必呢何必呢。结婚十年却原来就是这样的。

　43 每个人都是单数来时是去时也是。

　44 最浪漫的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45 感谢你，与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46 心里有座坟，葬着未亡人。

　47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都是你！

　48 结婚10年，我们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9 有了你，幸福便与我如影相随，生生世世！

　50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51 让我们总是微笑相见，因为微笑就是爱的开端。

　52 相依相偎、相携相守，共度一生！

　53 在10年前的婚礼仪式上，我说了要陪伴你一生一世，现在我依然想这样说。

　54 我在最美好的年纪，嫁给了最爱的人。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爱着彼此。

　55 10年时间转瞬即逝，我们一起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余生会越来越好。

　56 每一次放弃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就不要放弃；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不要选择。

　57 感谢你，一路上我们搀扶同行，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你没有扔下我，我也没有丢下你，无论艰难困苦；

　58 我们并不渴望完美，那是遥不可及的。能被你所爱，千疮百孔又何妨？可是，你却说我太完美。你说的，是我永不相信的谎言。

　59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情愿那个人不是你，我苦等的那个人还在来的路上。

60 结婚十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平淡，但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直至永远。

　61 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愿我们长长久久。

　62 我们在十年的相处中越来越了解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我们都能明白。

　63 10年说长不长，说不长也还是挺长，10年的婚姻，谢谢你，陪我一起走过了这么久。

　64 白云从不向天空承诺它的驻留，风景也不向眼睛说出它的永恒。我没太多承诺，没有甜言蜜语，只因真爱无需太多言语表达！

　65 缘，让我们相识相爱；份，让我们相知相守。前世的缘份，注定了我们今生的牵手，知缘惜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的誓言，伴随我们一生，爱你永远。

　66 与你共享，我懂得了快乐；与你分担，我明白了温暖；与你谈心，我懂得了温情；与你相守，我理解了幸福。亲爱的！我还想与你一起，鉴证一生的含义。

　67 因为有你，所以不同。梦中因为有你，变得香甜无比；心中因为有你，变得常有欣喜；生活中因为有你，变得充满诗意。有你真好！

　68 用春天的风折一只风车，在温暖里旋转，用春天的雨撑一把小伞，在浪漫里滋养，用春天的眼照一张相片，在你的世界里盘旋，人间四月，花都开好，爱你，继续。

　69 最浪漫的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70 感谢你，与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71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都是你！

　72 一生一世执子手，不离不弃共白头。风雨齐闯，苦乐同享，即使两鬓都苍苍，共你十指紧扣看斜阳。爱你永不变。

　73 结婚10年，我们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4 有了你，幸福便与我如影相随，生生世世！

　75 相依相偎、相携相守，共度一生！

　76 十年，载满一路的艰辛，蓄积一怀的感念，流淌一生的温暖。

　77 不必苛求对方是否你的理想伴侣，关键在于你自己能否做个理想之伴侣。

　78 人的一生没多少十年，但是我愿意同你分享每一个十年！

　79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感情也一年年丰厚起来。我很知足了！

80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感谢有你！

鲁迅：鲁迅对这个社会的洞察力透彻到可怕。今天读鲁迅，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今天社会里的种种现象鲁迅的书里早就都写了。鲁迅一生创作最多的是杂文，不过毕竟杂文是应时而作，现在理解起来有些地方可能有些困难。鲁迅的诗成就很高，不管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鲁迅的现代散文诗集叫《野草》，比较晦涩难懂，建议最后阅读。我觉得最值得读得是鲁迅的小说，鲁迅的小说并不多，只有三十多篇，且都是中短篇，只读情节的话一个半天就能读完，理解却需要一生。如果只打算读几篇的话，我推荐《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值得一提的是《故事新编》，以前人们不太重视，不过的今天对其评价越来越高。

茅盾：今天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叫“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只评选长篇小说。茅盾的一生都和政治密不可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得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个人觉得茅盾最优秀的作品是《春蚕》，至于《子夜》，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不过不得不说，当时在长篇小说的技巧运用上还有很多不足，今天读起来多少还是有些无趣。我觉得读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教人怎么把一部模式化的作品写得好看。

巴金：强力推荐《寒夜》，我相信这会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为什么说文学能超越时代，就是文学作品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表现人性。《寒夜》这部作品虽然有一个抗战的大背景，但其中让人感动的东西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早年的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作品中充满激情，巴金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两位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谓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还有个短篇《雷》），其实应该是革命三部曲（为了躲避当时的审查），读读这几本书有利于理解今天的恐怖主义。至于最有名的《家》《春》《秋》，我倒觉得今天读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共鸣。巴金晚年的作品《随想录》非常值得读，是巴老一生思想的结晶，其中充满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思。

老舍：中国一百年间有两位白话语言大师，现代的老舍，当代的王小波。老舍最初是以写着玩的心态开始文学创作，就这么“玩票”玩出来个文学大师。老舍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北京，比较书面化的口语，让今天的人读起来也绝对没有阅读障碍，这方面的佳作是《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小说有些时候是可以当历史读得，比如据说美国今天讲授20世纪初的美国，会让学生去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这远比干巴巴的历史书有趣得多。另外中篇《断魂枪》绝对是佳作，其中可见老舍功力之深。本来一定能成为名垂青史的杰作《正红旗下》，遗憾没有写完（小说创作于60年代初，未完成老舍即自沉湖底），完成的部分只有不到10万字，仍然很值得读读。

沈从文：读沈从文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几年前去凤凰古镇，特意去拜谒了沈从文的墓。和热闹的古城相比，那里冷清了不少。墓碑上刻着这样16个字，“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一生的写照。沈从文一生自称“乡下人”，他鄙夷城市中虚伪、匆忙的生活状态，向往纯洁、质朴的生命。沈从文刚成名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其语言十分流畅、简练。想练习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读沈从文的作品是很好的选择。有散文集《湘西》、《湘行散记》。小说最有名的是《边城》、《长河》。短篇《三三》、《潇潇》、《丈夫》，我很喜欢。自传性作品《从文自传》可以说是自传文体的典范。另外，沈从文有一本《古人的文化》，了解古代文化的一本很好的书。

张爱玲：张爱玲说有人生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未完”。90年代大陆开始了张爱玲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张爱玲的书中有很多很惊艳的句子，让句子控们也是着迷不已。对人性的刻画始终是中国文学里缺少的一环，而这其中走得最远的可能就是张爱玲。张爱玲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金锁记》（被夏志清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和《倾城之恋》。她的作品大多是中篇小说，现在一般以结集的方式出版。不得不提一句，很多出版社都是打着“张爱玲全集”的旗号，其实根本不是，且不提书信不全，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写过一些有敌视新政权倾向的小说，比如《赤地之恋》、《秧歌》，这些到今天还是不能正规出版。另外，张爱玲有自传三部曲《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张爱玲的一生挺传奇的（她的最早的文集也叫作《传奇》），她的传记很值得读读。

曹禺：晚年的曹禺曾借用“王佐断臂”的故事说到“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文革后，曹禺非常想继续写作，却写不出好作品了。这是那一代人的悲剧。曹禺本能成为世界级的剧作家，要知道他写出《雷雨》的时候年仅23岁。曹禺的四大经典剧作，除了《雷雨》外，还有《日出》《原野》《北京人》。我觉得读剧本还是挺有意思，但是戏剧毕竟是用来演得，只看文本很多东西可能体会不到。现在除了大城市，想找个像样的地方看出像样的戏剧还是真挺难的。

郭沫若：不太想提，又不得不提。关于现代文学作家地位有一个经典的排序，叫“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今天看来，郭沫若的次席位置难免有些突兀，其中还是政治因素占得因素比较多。今天很多人喜欢讽刺郭沫若晚年的事迹、诗文，公平地说，评价一个人的艺术造诣，要以其水平最高的作品，而不是应酬之作（网上流传的据说是《郭沫若全集》中的作品多不实，应系编造）。郭沫若是一个多面型的天才，他的主要成就不在文学上，他的诗歌、戏剧，如《女神》《屈原》《王昭君》之类，今天看起来没什么意思。郭沫若在甲骨文、中国历史等方面颇有建树，对这方面学术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他的《李白与杜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类的作品。

钱锺书：如果我写的这些现代作家作品里你只打算读两部的话，我推荐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围城》这部书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出版在1947年，刚刚诞生就被新时代抛弃了，80年代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大一的时候初读《围城》，那时候最感兴趣的是方鸿渐与几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书中的妙语连珠；考研前再读《围城》，最在意的是书中对大时代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描绘和他们背后的虚伪；而今再回想这部书，才开始有点明白小说名字的含义——人生的困境，开始为书中人物的命运、遭遇而感动，尤其是小说结尾处方鸿渐雪中的漫游。至于钱锺书的学术集大成著作《管锥编》，是其用文言文写成的读书笔记，我是看不懂，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一定要读读，包罗万象。

郁达夫：郁达夫的《沉沦》出版的时候，青年们连夜坐火车去到上海去买，读得热泪盈眶。他们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呐喊：“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多情才子的形象，感兴趣的可以去找找他和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的故事读读。抗战时期，郁达夫曾在日军方面作中方卧底，抗战已经胜利，日军撤离之前被日军秘密杀害，让人扼腕叹息。郁达夫的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风格多为颓废、憎恨、感伤，可以买一本他的精选集读读，重点推荐《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

萧红：“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萧红的临终遗言，年仅31岁。**《黄金时代》的拍摄让今天的人们又开始关注这位传奇女作家的短暂的一生。现代的女作家里，张爱玲和萧红究竟谁的文学成就更高，是今天的人们乐于讨论的一个问题。萧红所秉持的民间立场写作，恰恰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缺少的。《呼兰河传》是一部杰作，而且这本书也很适合孩子读。此外，《生死场》和萧红回忆鲁迅的一些散文也很值得读读。

萧军：萧红萧军，连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萧红的光辉，实在是掩盖了萧军的存在，他只能甘当绿叶。不过在当时的东北作家里，萧军的名气实不小于萧红。他的代表作是《八月的乡村》，不过在我看来，对于萧军，不如去了解一下他的一生。萧军是个很有骨气的作家，延安时期他面对毛泽东的邀请，敢于说“很忙，不见”，延安整风文人们纷纷明哲保身，他依然故我，以至于被罚去东北挖了几年煤。萧军不愧于鲁迅学生之名。顺便说一句，萧军一生花边新闻也是不少。

周作人：关于周作人当汉奸有一个专用词，叫下水附敌。在当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的地位是仅次于其兄鲁迅的。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鲁迅死后，人们都希望周作人扛起文坛大旗，可惜他一个没想开，作了汉奸（这个问题很复杂，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钱理群的《周作人论》）。周作人的散文写得是非常好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用一个字形容其风格是“涩”，就是话不直说，反反复复、啰啰嗦嗦。周作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知识渊博，这一点上不亚于钱钟书的《管锥编》。可以买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选集读一读。

张恨水：大概是民国时期最有钱的文人，他靠自己写书养活了一大家子七八十口人。张恨水有多有钱呢？据他自己说，别的不说，光养菊花他每年就得花一千个大洋。大洋和今天人民币的比例，有人说1比200，有人说1比300。有人曾问鲁迅先生的母亲，您读不读您儿子的书。回答是，不读，我读张恨水的。现代文学的通俗文学中，张恨水是天字第一号人物。张恨水的作品多，水平高，一生创作了中长篇小说120余部，其作品可以说是打破了雅俗的界限。公认其最优秀的作品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

林语堂：我眼中的林语堂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是散文家，最后才是小说家。林语堂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上，“幽默”是他作品的散文的主要风格，这个词也是他翻译成中文的。林语堂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他专门写了一套书给美国人介绍中国，其中的《吾国与吾民》《苏东坡传》今天仍然很值得读读。林语堂的散文主张是闲适、轻松、幽默，《人生不过如此》是一本散文集，也挺有意思。至于小说《京华烟云》，名字取得是挺好听，其实水平一般，同样的题材远不如张恨水。

梁实秋：同样的风格，在散文上，相较于林语堂，我还是更喜欢梁实秋。在今天，梁实秋名气不大，原因在于在那个时代他的主张与多数人格格不入，加上解放后，他去了台湾，影响了今天大陆对他的评价。不过，也因为这个原因，1949年之后，他得以继续写作。梁实秋一生留下了大量作品，为散文家之最，最推荐他的《雅舍小品》，很有感觉。最喜欢他那句“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所多大风多大雨，我也要去接你。”

以下作家的名字可能今天的人们听起来有些陌生了，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有不少佳作，今天仍然很值得读读。

师陀：现代文学史里少有的北方作家。电视剧《潜伏》里有这么个情节，中共地下党有一个联络站是书店，他们表示有消息需要传递时的暗号，是挂出“《师陀文集》到货”。师陀，人如其名，不是靠才情写作的作家。师陀的作品不受当时的意识形态论争左右，这在那个大时代是很难得的。推荐他的《果园城记》、《结婚》。

张天翼：讽刺文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中稀缺的一部分。张天翼虽然是位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作家，其故事依然写得很好，其讽刺幽默的功力堪比狄更斯。有部作品叫《洋泾浜奇侠》，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部高级黑的作品。《华威先生》是其力作。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张天翼创作了很多儿童文学。

卞之琳、戴望舒：民国是个出诗人的年代，这里只提这两位。民国时候的很多新诗，即使今天拿出来，一样能得个中国20XX新诗榜之类的奖。卞之琳就是那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戴望舒的《雨巷》，今天的人也是喜欢到不行。有本书叫《现当代诗歌精选集》，里面选的诗都还不错，可以买本读读。至于徐志摩，据说80年代的中文系说“这人喜欢徐志摩”是讽刺人的话，随着读诗的增多和个人阅历的丰富，会越发觉得徐志摩的诗没什么意思。

许地山：还记得中学课本里的《落花生》吗？作者就是许地山。他的作品饱含一种宗教情绪，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出超越世俗、慈爱宽容的感情。“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我把网结好，还住在中央。”这是《缀网劳蛛》中的一句话。《空山灵雨》是其散文集。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派小说。他们在小说里注入了意识流、心理分析等因素。如果你喜欢福克纳、乔伊斯的作品，相信你也会喜欢这三位作家。

无名氏：这就是他的笔名…是位通俗小说作家，他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在40年代是第一畅销书。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今天读过莫言、余华的人可能不多，读过南派三叔、韩寒、郭敬明的很多很多。对于小说而言，好看始终是硬道理。《无名书》是一部宏大的作品，共七卷，洋洋将近300万字，内容包含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生命、人类，可谓包罗万象。

还珠楼主：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代表人物。《蜀山剑侠传》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长到它到底有多少到今天也没统计出来，最近出版的完整版大概是500万字，鲁迅一辈子连日记都算上都没写这么多字。这几十年不少影视剧都对这部作品作了改编，比如徐克的《蜀山》。《蜀山剑侠传》到建国的时候还没完结，之后作者仍然暗中创作，不过稿件好像有遗失，最后也没写完。好在今天有人补写了结尾，已经出了一套完成版，可以买到。

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加上前面的还珠楼主，被称为武侠小说的“北派五大家”。我国的武侠小说不是只有“金古温黄梁”，这些民国时期的武侠作家可以说是他们的前辈。今派武侠和老派武侠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往往都是真懂武术的，有不少人就喜欢这种老派的风格（近年来表现民国时期的功夫片增多可见一斑）。王度庐可能是其中比较有名的，那部有名的**《卧虎藏龙》就是改编自其同名小说。

附一些简评：

苏曼殊的古体诗我很喜欢，“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胡适是现代文学开先河的人物，但在文学方面成就不高，入门可读《胡适文存》。

叶圣陶擅长写知识分子，暴露过不少当时教育界的黑暗（现在也一样），代表作《潘先生灾难中》《倪焕之》。

废名（冯文炳）风格和沈从文类似，质朴、典雅，写田园，写乡村，有《桃园》《竹林的故事》，是小说，也是散文。

朱自清：家喻户晓的散文家，《欧游杂记》值得读读。

丁玲早期的作品值得读读，《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

庐隐、凌叔华、苏青、梅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尤其是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依然不少人在读。

台湾方面，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影响至今不息。

最后补充几点：本文的推荐有一条最高标准，就是今天仍然值得读的作品。现代文学毕竟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有些作品今天的人已经读不下去了，可能文学史意义大于其文学意义，不过仍有很多作品是能够超越时代的。

关于现代文学的分期，学界一般认为是1917至1949，即新文化运动到建国，不过这种界定往往经不起推敲，1917年之前也有白话小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政治事件，以政治界定文学并不严谨，何况还有港澳台文学的存在。现在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现代文学的时见上限往前推，有推到清末的，最早的还有推到晚明的，即与世界同步。本文不纠结这些，还是采用一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