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舞蹈和哑剧形式进行情节性的演出;而另一种,是在新年伊始和欢庆丰收时节,以热烈而丰富的传统舞蹈为内容所进行的群众性表演活动。
《农乐舞》的表演,共包括12部分。首先在“小锣”不同节奏的敲击下,由青年男子表演的《小鼓舞》,作为《农乐舞》程式化的开场节目首先登场,紧随其后的是,一群舞童在“燕风台”乐曲伴奏下,以快速旋转动作进行各种队形、队列的变换与“叠罗汉”表演。
随着节目的的进行,舞蹈表演的艺术性也越发浓郁起来。多人表演的传统《扁鼓舞》是男女都可参加的一种“鼓舞”。每人所用“扁鼓”的大小,因性别的不同而有区分。男子表演以群舞为主,舞者在激烈而欢腾的鼓声中奔跑、跳跃,充分显示着男子的阳刚之气。而身挎“扁鼓”的女子独舞,不但要表现多样而娴熟的击鼓技巧,还要在“扁鼓”频频发出顿、挫有节,急、缓交错鸣响下,舞出朝鲜女性刚柔并济、潇洒遒劲的舞姿。这两类别具风格的《扁鼓舞》,总会不断引来人们赞美的掌声。现在虽然朝鲜族《长鼓舞》已被众人所熟悉,但不少人却误认这个舞蹈只是朝鲜族的女子舞蹈。其实,民间中的《长鼓舞》是男女都可表演的舞蹈。
朝鲜民族能歌善舞,无论年节喜庆,还是家庭聚会,男女老幼伴随着沉稳的鼓点与伽倻琴,翩跹起舞习以为常。居住在我国东北长白山下的朝鲜族,长期从事北方水稻生产。为了便于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和管理,他们多采取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劳动形式。人们每逢下地,都将“扁鼓”和“唢呐”与农具一起带往田间。休息时,人们便在明快的鼓乐声中即兴起舞,以欢乐的歌舞荡涤疲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即兴歌舞便逐渐形成了游乐性的朝鲜族民间舞蹈,贯穿于各种传统民俗活动之中。创始于农业劳作,并具有古代祭祀成分的朝鲜族代表性民间传统活动“农乐舞”。届时,各个村寨都将派出自己浩荡的“农乐舞”舞队,参加当地的庆典。舞队的最前方,由“令旗”和一面写有“农者天下之大本”的“农旗”为先导,随后是一名在队首敲打“小锣”担任总指挥的男子。在他的带领下,手拿“太平箫”、“喇叭”、各种鼓类乐器的乐队、各种乔装人物,组成“农乐舞”舞队的仪仗部分 。 流传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的朝鲜族乞粒舞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祈求农业丰收的民俗活动,原是农乐舞的一种,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形成融自娱性和表演性为一体的舞蹈。乞粒舞有着相对稳定的传统程式,但又不受传统程式的限制,表演者可以根据现场情绪起舞,整个舞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当表演者情绪高涨时,大家各显神通,男性晃动象帽,使顶端长缨飞旋,划出美丽的弧线;姑娘边敲击长鼓边快速旋转,以形体的动感和美感传情达意;老年的扮演者不仅注重舞之韵味,而且注重姿态,动作变化繁多,能通过即兴表演将心底的欢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乞粒舞参与人员多,影响广泛,是朝鲜族农民群体舞蹈的典型代表。
乞粒舞主要在朝鲜族的重大节日或大型活动中演出,如作周(一周岁生日)、回甲(六十大寿)、回婚(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或婚礼、店铺开张、建造和修缮庙宇时,村里老人都会牵头,组织歌舞表演。乞粒舞多通过家族传承。乞粒农乐舞,同用于祈神的“踩地神”农乐舞和用于自娱的农乐舞相比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具有鲜明的表演性,是供人观赏的农乐舞形态。其舞蹈形态复杂,动作洗练,技艺高超,因此在朝鲜族舞蹈中享有独特地位。但是,这种古老艺术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和老艺人相继离世的影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 “长鼓”是朝族乐器中,音色最优美和独具特色的乐器之一。它体形硕长、细腰,两端鼓皮音色高低不同,并以鼓槌、鼓鞭和指掌配合敲击,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与特色。“长鼓”是乐器,同时也是倍受人们喜爱的舞具。在悠扬的伽椰琴伴奏下,她们右手持长约30公分的细竹“鼓鞭”,在左手指掌的配合下,从左右鼓面敲击出清脆、和谐而又不同鸣响的鼓声。乐曲声中,一队身穿白色短衣淡红色拽地长裙,胸前系着“长鼓”的舞者,踏着淙淙泉水般的轻柔舞步流转于舞台。她们那松肩提臂的婀娜舞姿,柔如蜡焰、动如垂柳地轻盈体态,如只只跃跃欲飞的白鹤悠然起舞,令人陶醉与神往。一段慢版之后,舞者抽出另一只木质鼓槌,敲打出强烈而快速的节奏,舞蹈随鼓乐进入狂放的急旋,矫健而奔放。每逢此时,沉醉于高潮中的表演者,便开始纷纷亮出显示个人“鼓舞”技巧的“绝活”,把表演气氛推向最高潮。
鼓也是重要的乐器,男子右手持鼓棒,随着大小锣的清脆响声中,也敲起来。
不用说,小锣也是重要的。所有节奏全都会随着小锣。大锣使用粗木棒,并将头包住,形成一个大号乐器!
清:
登极大典
宫中最重要的典礼,莫过于登极大典,登极大典标志着旧统治者的结束和新统治者接管权力的开始。
清朝入关后,曾举行过十次大典,这十次大典中,有两次是特殊情况,一次是顺治元年,爱新觉罗·福临的登极,一次四嘉庆帝的登极。前者是因为前一年其父皇太极去世,福临曾在沈阳宫中即皇帝位,入关定鼎燕京又举行了一次即位典礼,仪式比较简略。后者是因为其父乾隆亲自传位,名为授受大典,仪式隆重而又充满欢庆气氛。其余八次,都是在上一代皇帝新死,嗣皇帝于丧期即位的。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帝在太和殿登极,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死于圆明园内,当日将灵柩运回紫禁城,安放乾清宫内。嗣皇帝弘历守灵。九月初三日,登极大典的准备工作就绪后,礼部尚书奏请即位。乾清宫正门要垂帘,表示丧事暂停。弘历到保和殿降舆,先到中和殿升座,各级官员行礼。礼毕,官员各就位,礼部尚书再奏请即皇帝位。翊卫人等随弘历御太和殿。弘历升宝座即皇帝位,这时按一般典礼规定,由中和韶乐乐队演奏,但由于处在丧期,规定音乐设而不作,只午门上鸣钟鼓。
乾隆帝即位后,阶下三鸣鞭,在鸣赞官的口令下,群臣行三跪九叩礼。典礼中,百官行礼应奏丹陛大乐,此时设而不作,群臣庆贺的表文也进而不宣。
最后要颁布诏书,以表示皇帝是“真命天子”,仪式庄严而隆重。首先,大学士再将诏书捧出,交礼部尚书捧诏书至阶下,交礼部司官放在云盘(装饰有云纹的木托盘)内,由銮仪卫的人擎执黄盖共同由中道出太和门,再鸣鞭,乾隆帝还宫。文武百官分别由太和门两旁的昭德门、贞度门随诏书出午门,将诏书放在龙亭内,抬至天安门城楼上颁布。乾隆帝返端凝殿,再换上孝服。大学士等将“皇帝之宝”交回,贮于大内。
这是一次典型的登极大典,其余七次均大同小异。
朝廷大典,初登极、授受大典外,还有亲政,晚清的垂帘听政,上皇帝的尊号、徽号,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徽号等。
祭祀大典
祭祀,包括祭天、祭神、祭祖,是宫廷中重要的礼仪活动,其中包括:大祀、中祀、群祀的朝廷传统祭祀;满民族特有的祭祀堂子和坤宁宫祭神;与汉族相似的祭祀祖活动,如祭太庙、祭奉先殿和祭陵等。
由朝廷礼部主持的大祀、中祀、群祀近八十种,属内务府主持的皇室祭祀有十来种,皇帝既是国家 的元首,又是皇室的主宰,无论哪一方面的祭祀,凡属重要的,皇帝均须亲自参加,祭祖活动必然更要躬亲,以展孝思。
祭祀虽为清宫的重要典制。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全靠繁文缛节来支撑。按照规定,不同的祭祀要供奉不同的神位,用不同的祭器、玉帛、牲牢。大祀、中祀前,皇帝要斋戒,斋戒期内,朝廷各衙署要挂斋戒木牌;宫中乾清门也要挂斋戒牌和安放斋戒铜人;皇帝要遵行“六禁止”;执事人等不准茹荤、饮酒以及吐痰,犯者要受处分。
祭天定在每年的冬至日,意为“迎长日之至”,祭天前三日,皇帝先在宫中斋戒,经过一系列繁杂的准备后,与祭天前一日乘玉辇到天坛斋宫斋戒一日。到祭日,皇帝诣圜丘坛,在献乐舞中迎神、献玉帛、进俎、读祝文、三次献爵、受福胙、送神等繁缛的祭礼。皇帝并要摔群臣行三跪九叩礼多次,祭天仪式才告结束。
清代近八十种祭祀中,具有满族特色的,是堂子致祭和坤宁宫祭神。
堂子祭是满民族在关外对祭天场所的称呼,最初,庶民百姓家都设有堂子,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令民间禁设,堂子成为清王朝的专有的祭天之地。清入关后,在长安左门外建立堂子,它的建制与历代传统庙堂有明显不同,最主要的是拜天的圜殿为北向,院内还设有皇帝、皇子以及八旗亲王、贝勒、贝子、公的73个神杆石座,祭前插上称为神杆的松木杆。祭祀时,皇帝、皇子等各就各人杆下行礼,为保持堂子祭的国俗特点,康熙年间诏罢汉官与祭。
坤宁宫祭神是堂子致祭的补充,皇太极以堂子祀典为最尊,遇不祭堂子时,将所祭诸神供奉祭祀于寝宫坤宁宫,清初按清宁宫旧制,将坤宁宫改建为内有三面连炕和两口锅灶、外有神杆的祭神之地。
坤宁宫所祭之神教派不一,如每天朝祭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圣君;夕祭祀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等。重要的祭神活动,帝后都会到场,每天的朝、夕祭则不参加。朝、夕祭要在坤宁宫神前杀两头生猪,并在坤宁宫内煮熟。祭祀时由司祝官(俗称萨满)击鼓唱歌,并有三弦、琵琶、拍板伴奏,祀典结束后,祭神的肉按规定分给散秩大臣、侍卫等食用。这些肉中是不撒盐的,所以对吃肉的大臣来说是苦不堪言,他们通常偷偷在袖子中藏些盐趁别人不注意时撒在肉上。
太庙是清帝祭祖的主要场所,皇太极在盛京时已建立太庙。四季之初要进庙祭祖。先帝诞辰、忌日及清明、岁暮等,也都要去行祭礼。每月还要向祖宗荐新。顺治帝入关后,沿用明制,以前明的太庙为太庙。
清帝死后,和历代帝王一样,都有规模巨大可陵寝,以便后嗣四时致祭。所以陵寝也成为祭祖的另一重要场所。清帝王陵寝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即今东北辽宁的盛京三陵(福陵、昭陵、永陵)、河北遵化的东陵和易县的西陵。
巨典煌煌庆大婚
皇帝的婚礼叫“大婚”,登基前已经成年娶妻的皇帝,当上皇帝后,只举行册立皇后大典,不补办婚礼。大婚的同时,用金册、金宝(证书和印鉴),册立皇后;册立皇后的同时,选一至四名妃子。明清皇帝大婚仪式基本相同。
《礼记昏义》、《唐律》和《明律》,规定“婚”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也称“六礼”。
纳采,即送礼、议婚,请媒人去探探口风、虚实。明清时期,见面礼互相攀比,极其丰盛。
问名,就是举行一个仪式,询问对方的姓名、出生日期,看看“命相”是否合适。
纳吉,说白了,就是算一卦,即古人为结亲的事儿占卜吉凶;如果是“吉兆”,生辰八字儿又合适,就请媒人携带礼品去订婚。
纳征,就是送订婚礼品。古人云:“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见。”因此,纳征又叫作“纳币”。币,是古人用作订婚礼物的玉或帛类丝织品。
告期,就是把结婚的日期,通知对方。
亲迎,那是对平民百姓的要求。皇上不亲临,而是选派“儿女双全”的代表去。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十六岁的载淳大婚。据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述,当天凌晨三点多钟,载淳“御保和殿”,取“桂子桐孙”的吉利,任命礼部尚书吴桂、右侍郎徐桐,为正、副迎亲使者。七点多钟,“上御太和殿,受百官朝贺。”“全和人儿”敦亲王和恭亲王的福晋,奉旨率领八名命妇,携带礼品,跟随迎亲使者,在仪仗队簇拥下,“骑马出大清门”,去皇后家迎娶。侍郎崇厚的福晋,为新娘子“开脸”,用丝线绞去脸上的汗毛;敦、恭二亲王福晋,为新娘子定妆,伺奉她上轿。迎亲队伍入大清门,到交泰殿止。
按照满族风俗,洞房南炕上设帷幔,新娘子拜过天地后,在炕上盘着腿“坐帐一日”,叫作“坐福”。结婚前,新娘子得练“坐功”;上轿前一天,少喝水,少进食。晚上,南炕上摆炕桌,放酒壶、酒杯。新郎新娘绕桌三圈儿,再喝交杯酒;外面有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起哄架秧子,往屋里撒黑豆,“闹洞房”。
清宫的婚礼,保留了某些满族风俗。坤宁宫东暖阁,四壁涂红,喜烛高烧。阁北,有喜床、宝座;南窗下有一铺火炕,炕上置桌,放酒具。新婚夫妇拜天地、寿星、灶王爷,在南炕上喝交杯酒。礼亲王福晋“下厨”,煮汤圆、子孙饺子(一碗小饺子中,还有一个包着几个小饺子的大饺子)。敦、恭二亲王的福晋,把煮熟的汤圆、子孙饺子,端到新婚夫妇面前。
《清宫词》有诗描述同治皇帝载淳大婚盛况:“巨典煌煌庆大婚,金吾不禁放诸门;忽传纸价高丽贵,一色花衣唱谢恩。”据称,当时,迎亲的队伍由午门一直排到皇后家门口,宫灯数百对儿,“对马”数百匹,内监前行;皇后乘黄缎子盘金绣凤大礼舆,十六个人抬着。京城百姓,只要是穿新鲜花衣服的,都可以进入午门观礼,警卫不予阻拦。清同治皇帝载淳结婚,决算下来,总共花了两千多万两白银;其中,皇宫中用于“结彩”的绸缎,达八十万疋,价值十万两白银。按乾隆年间的行情,一两白银可兑换八九百文大钱儿;七至十两银子可买一亩耕地,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钱能买一升米。由此可见历代皇帝大婚的奢华了。
等级森严、礼节繁缛的用膳礼仪
在森严的礼仪制度下,饮宴进餐过程十分严格有序。就位进茶,音乐起奏,展揭宴幕,举爵进酒,进馔赏赐等,都是在固定的程式中进行的。分明的封建礼仪程序,显得十分繁琐。
根据文献记载,宫中大宴所用宴桌,式样,桌面摆设,点心,果盒,群膳、冷膳、热膳等数量,所用餐具形状名称,均有严格规制和区别。皇帝用金龙大宴桌,皇帝座位两边,分摆头桌,二桌,三桌等,左尊右卑,皇后,妃嫔或王子,贝勒等,均按地位和身份依次入座。皇帝入座,出座,进汤膳,进酒膳,均有音乐伴奏;仪式十分隆重,庄严肃穆;礼节相当繁琐,处处体现君尊臣卑的“帝道”、“君道”与“官道”。
在座次的安排上,皇帝的宝座和宴桌高踞于筵宴大殿迤北正中,亲王、阿哥、妃嫔、贵人、蒙古王公、额驸台吉等人,则依品级分列于筵宴大殿之东西两边。乾隆朝时,大殿东边的是裕新王、众阿哥和蒙古将军拉旺多尔济,西边的是庄亲王和众阿哥;舒妃、婉嫔、金贵人位于东宴桌,客妃、诚嫔、林贵人座于西宴桌。
宴桌上的餐具和肴馔也因人而异,满洲贵族入关前就与蒙古贵族有着婚缘关系,皇太极的五个后妃皆是蒙古人氏,而且同一个姓,均为蒙古贵门之闺。因而在清代宫廷宴上,蒙古王公皆蒙一等饭菜之优遇,额驸台吉等则受次等饭菜之待。一等饭菜由御膳房制作,每桌有羊西尔占(肉糜)一碗,烧羊肉一碗,鹅一碗,奶子饭一碗,盘肉三盘,蒸食一盘,炉食一盘,螺蛳盒小菜二碟,羊肉丝汤一碗。次等饭菜由外膳房制作,菜点花样比一等饭菜略少,品种上的变化是:鹅一碗换成了奶子饭一碗,奶子饭则换成了狍子肉。
人们常说:“旗人礼多”,这一点在清宫宴中也可看出,赴宴众人向皇帝跪叩谢恩,是清宫宴礼节繁缛的突出一例。一待皇帝入座,漫无休止的跪叩即行开始。诸如皇帝赐茶,众人要跪叩;司仪授茶,众人要一叩;将茶饮毕,众人要跪叩;大臣至御前祝酒,要三跪九叩;其它如斟酒,回位,饮毕,乐舞起上等等,皆要跪叩。宴会完毕,众人要跪叩谢恩以待皇帝还宫。整个宴会,众人要跪三十三次,叩九十九回,可谓抻筋练腰劳脖颈!
唐:
男子袍衫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服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唐朝时期男子普通穿着的是圆领袍衫,圆领袍衫一般为圆领、右衽,领、袖及衣襟处都有拼接边缘。文官的袍衫衣长至足裸,武官袍衫衣长略短至膝下,袖有宽窄之分。袍衫穿着很广泛,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居家外出礼仪宴会均可穿着。
女子褥裙服 唐朝以前中国社会的女子一直深受礼教的束缚,唐朝女子服装的改革,主要得益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改革。唐朝女子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是:身穿襦裙服,加半臂,足登凤头丝履,头代花髻。褥裙服是衣长到腰节的超短上衣与长裙连接的一种服装,所以又称短褥裙。短褥裙上衣领口的变化是唐朝女子服装最大的改革和创新,除了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鸡心领外,还有袒领。最初多为宫廷宾妃、歌舞伎者穿着,出现之后,仕宦贵妇民间女子也纷纷效仿垂青。比短褥裙上衣部分稍长并单独作为一件上衣的称为衫,一般多用质地轻软的丝帛。上穿衫衣下配长裙,也是唐朝女子十分喜欢的服饰,衣闪内可不穿内衣,仅以轻纱蔽体,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在晚唐时十分流行。唐朝女子对下裳既裙的款式造型、面料选择和制作工艺也十分讲究。唐朝流行的长裙腰节提得很高,上提高度可以掩胸,并在腋下绸带系扎,类似于现代西方女子结婚礼服。
谢阿蛮(717-约757),盛唐时歌舞名妓唐代著名宫廷舞蹈家。临潼人。原为民间艺人,后入宫廷。
高仙芝(?—756124)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少数民族高句丽人,唐朝著名军事将领。
结局:
高仙芝: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高仙芝不从,使边令诚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玄宗听了信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大怒不已,派遣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 十八日(即公元756年1月24日),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将其斩首,暴尸于芦苇之上。高仙芝回到官署后,边令诚带着100名陌刀手,对高仙芝说:“大夫亦有恩命。”高仙芝听后立刻下厅,边令诚遂宣示敕书。高仙芝说:“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这时被招募的新兵皆排列在外,对高仙芝非常信认。高仙芝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士兵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高仙芝又看了看死去的封常清,叹息道:“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言毕被杀。
谢阿蛮:
安史之乱以后,宫中许多乐舞艺人流落民间。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年),当了太上皇的李隆基,派高力士到民间寻找宫中乐舞艺人,像张野狐、谢阿蛮等人又回到宫中。 李隆基在望京楼下,先令张野狐奏《雨霖铃》,李隆基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又令谢阿蛮舞《凌波曲》,一曲舞罢,谢阿蛮把当年杨贵妃赠给她的金粟装臂环给李隆基看,李隆基睹物思人,凄然垂涕曰:“联今再睹之,益兴悲念矣!”唐代诗人郑嵎于唐文宗李昂开成年中,寻访搜集宫中轶事,咏有《津阳门诗并序》长句七言诗,其中有“迎娘歌喉玉窈窕,蛮儿舞带金葳蕤”之句,并自注云:“迎娘、蛮儿乃梨园弟子之名闻者。”任半塘《唐戏弄》第七章《演员》“初盛中唐优伶”一节中,注郑朗此诗句中蛮儿为谢阿蛮。
(两者完全不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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