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作家的写作及创作的特点等17个问题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这里涉及一个文学社会功能的问题既审美教育作用：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是指对读者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影响，陶冶情操，升华灵魂方面的作用。文学作品中寄寓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感染和教育。如果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荒诞、色情和暴力，就会对读者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诱使读者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少儿读物，必须强调正能量。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是包含在审美意象之中的，是任何说教、图解的办法所不能达到的。审美教育作用主要取决于作品意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倾向。作家对生活越投入，认识越深刻，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就越大。　　

浅析文学阅读的教育作用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浅析文学阅读的教育作用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关键词：文学阅读 情感 人格

　论文摘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通过阅读与鉴赏优秀作品，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同时规定学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10部以上”。可见，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实现文学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即谈谈文学阅读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

　文学教育是以文学的各种形态作为具体的媒介手段，通过阅读鉴赏文学作品丰富的价值内涵，直接作用于受教育者情感世界，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优化人的心灵结构、塑造完美人性，鼓舞人们创新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定向教育。

　人除了追求物质价值的活动外，也有追求精神价值的活动，而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实现人的特殊精神价值的活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通过阅读与鉴赏优秀作品，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同时规定学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10部以上”。可见，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实现文学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下面谈谈文学阅读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

　一对情感的教育

　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能丰富人的情感世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原因有二：一是作者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为基础再现美，创造美，以美来吸引人，感染人。无论是春华秋实、夏雨冬雪，还是晓风残月、惊雷狂飙；无论是飘风流莺、江南水乡，还是悬崖峭壁、边塞长城……凡是人类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可以跃入文学的视野当中。正是将此为素材，作者以其特有的审美能力，为我们展开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也仅仅只是为人才存在，这里面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二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经过作者情感的浸润，过滤和提炼，它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有情感导向的作用，使他们爱所当爱，憎所当憎，逐步形成健康高尚的情操。

　文学阅读的独特意蕴就在于它不是指向表面的文字，而是指向生命的深层情感，以文字为中介达到对生命的注解，达到情感的交流与沟通。阅读作品，其实就是通过作品来激发、唤醒和强化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深藏不露的情感。如读“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会感受到“天寒暮岁，风凄木落”，伴随着人对生计艰难的感慨和辛苦挣扎的哀痛。读“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枯藤老树昏鸦所交织的场景印刻着人的羁旅愁思。读“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微风轻拂，春酣日照的光景里，让人感受到喜悦愉快的氛围……阅读文学作品，还能使读者心灵中平添一份信心与力量，使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朱墨处而为其所染”，且会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如屈原的“上下而求索”、“虽九死犹未悔”的追求精神，就成为有志者的座右铭；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被人们当成节操自励的格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柯察金，人们以其为榜样，克服在学习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通过纷繁的生活画面，读者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哪些是值得肯定与赞美的，哪些是必须反对与批判的……真正体现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在人与作品之间形成一种情感反应，使人在感知内容的同时也能感知内容情感意蕴，当人要表达情感时，也能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

　文学阅读能否达到情感教育，要看作品对青少年读者情感（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否调节到共鸣的状态，作者与读者能否心心相印。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为什么会全神贯注，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解放感？这是因为作品对情感起到调节的作用：一是激发与增强肯定性情感，从充满高尚情感的作品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培养高尚情感。如李白的《蜀道难》、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赤壁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等。都能荡涤读者的心胸，在美的享受中，逐步提升自身的境界和品格；二是调节否定性情感。“ 在共鸣中使否定性情感得到宣泄，所谓的‘长歌当哭’，就是美的快感冲淡了否定性情感。”如《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对话，就能唤起人的情感态度；《窦娥冤》反面人物的言语“既然有了药且饶了你吧，正是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等，这是剧本对丑恶的形象的评击的台词，“这样的台词可能间接地激起人们对美的向往，也可能使观众肯定着自己认识丑的审美能力，欣赏着自己发现丑的是非观”，此句解释了否定性情感的内涵；三是不同作品形态可以调节情感的强弱。优美的作品往往可以使心灵坦然、缓和、宁适，如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然洒脱；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自如；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阔胸怀……使人生的真谛尽在不言中。同是某一事物，因人们的主观认识各自不同，情感态度也有一定的差别，如有关“月”的诗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花月正春分”、“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漏暗斜月迟迟”……除了人的视觉感受外，还有时间条件、环境条件、心理条件诸多因素的限制性，作品对人的情感变化（强弱）也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

　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的内在情感的直接感动，调动起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并使之和谐运动，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的塑造，以不断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具有陶冶人、塑造人的功能。对青少年而言，文学阅读对其情感的教育，是让他们的心灵穿越由种种文学技巧铺垫出的幽雅小径，找到情感的共鸣，最终达到对自身的了悟。

　二对人格精神的教育

　文学教育与人格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如古希腊的史诗教育和中国先秦的诗教，都可看作是一种以文学为手段的'人格教育。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需要广大的青少年通过文学阅读，达到丰富人生阅历，陶冶性情，提高道德品质为目的，使学习生活等方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形成高尚的有积极意义的人格精神。

　怎样使生活更富有情趣，人格更完善呢？

　1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提高生活质量。这里说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指物质上需求满足，还指精神上获得愉悦、满足。一个人无论身处顺境与逆境，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说明他极具韧性，毫不脆弱；能够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身心发展的生活道路，说明他善于调节自己，克服精神困惑，生活不会迷茫。文学作品许许多多的典型形象，需要读者广泛阅读，扩大视野，丰富自身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以达到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的提高。无数的青少年正是阅读了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后，懂得刚毅的不颓丧的笑迎苦难的形象背后，是词人卓越的才能和渊博学识的真实写照，是智者的境界和超越，他鼓舞了读者去战胜生活中的消极情绪和畏惧情绪，使生活更富有情趣，质量更高，人的精神更有活力。

　2思考发掘作品丰富的内蕴，激发对理想追求的热情。“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读者要积极地富有创意地解读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如写读书报告、读书札记、评论鉴赏文章、朗诵表演、作品讨论会等，以便理解作品丰富的内蕴，发掘作品中深层的意义，使之在生活中，乃至人生道路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激发起对理想追求的热情，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走向成功，这是一。二是文学阅读对理想的教育不是为了灌输某种理想，而是为了培养对理想的追求。阅读需要投入全部的情感，而情感活动对于人的精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它可以使人获得的信念变得空前得坚定，使其对于信念的追求变得无比热烈。正因如此，文学作品常会左右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常会使生活道路发生变化。在以往的岁月里，无数的青少年正是阅读了《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之后，才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且催生无数的自强不息的接班人，他们自觉地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使人生绽放绚丽的光芒，文学作品起到了对人的理想的教育作用。

　3促进人格的完善需要作家和作品精神的熏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文学小言》一章说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始未之有也”。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受到作家和作品精神的感染和熏陶，培养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如读《硕鼠》，可以感受到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强烈的不满与勇敢的斗争精神；读《兵车行》，可以感受到诗人忧心社稷、体恤百姓的高尚情操……且利于提高青少年坚强不屈、坚毅不拔、积极进取、勇于突破、认真执着……的品质，促进其人格的完善。作家正是通过自己的题材、形象，展现了他对生活的评价，对真理的追求，展现着他的爱与恨。一个作家的思想越高尚、感情越纯粹、境界越开阔，对生活的理解越是正确、深刻，读者从中获得的精神力量就更多，思想也会越高尚。可见，好的文学作品总能陶冶读者的性情，激励和鼓舞人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这就是文学的人格精神教育作用。

　4守护精神家园需要文学阅读。阅读活动根本上是基于人类要求完整而全面的表现自己内在本质力量的独特生命需要，以追求完满自足的人生为最高目的的一种自由的超越性活动。因而文学教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教育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为人构筑起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使人在现实中被压抑的各种愿望（或精神）得以自由抒发和表达，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人由此而深刻体悟做人的价值、尊严和崇高的使命。其意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读者的生命得到了陶冶和洗礼，提升和拓展，仿佛有一种新的生命在他的灵魂中诞生，他变得丰富和充实，比以往更热爱生命，更自觉、更强烈地要求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二是读者仿佛被赋予了一双更加敏锐和深邃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不仅引导他穿过重重功利的网络，去重新诗意地理解世界和人生，而且引导他越过种种现实的屏障，去直接关照理想和未来；三是对个人的发展注入源动力，是读者的“精神食粮”，他如“灯火”，“催人向上”。同时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大有裨益。

　王国维曾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三种境界之说强调文学境界和人格精神境界的统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所带来的精神境界也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文学阅读在塑造人的感性生命，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培育人健全而完整的心灵和人格方面，有着其它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深入研究文学阅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学阅读》河北张家口教育学院宣化分校中文系 武步海文

　[2]《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

　[3]《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

　[4]《审美谈》王朝闻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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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永红，任教于甘肃省镇原县翟池中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具有培养审美情感、铸造美好心灵，陶冶高尚情操的力量。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这些话道出了情感教育的真谛。我们教师要塑造学生的灵魂，净化学生的情感，就必须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相应的情感因素，运用情感的语言，去激起学生相应的情感体验，即把教材的“此情此景”变成学生的“我情我景”，让学生感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使之“沁人心脾”，让学生读书明理，不但“知之”，而且“好之、乐之”。因此，语文教学中的德育必须由于它的重要地位而迈出新步。语文学科课时多，教学时间长，学生几乎每天接触课本中思想性较强的课文，耳濡目染，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它所产生的教育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同时又具有丰富、生动的特点，但并不是依靠教室的理性说教，而是感染作用的充分发挥。所以，我觉得，语文教学中的情感陶冶显得犹为重要。一、设置导语，引入感情氛围导语就好像一台戏前的序曲，导语的设置为课堂教学定下了情感基调，所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就是写的导语切入的效果。在教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我设置的导语是：“同学们，你知道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是什么吗？你又曾仔细的观察过你的父亲的背影吗？今天我们将学习著名学者朱自清的亲清散文《背影》，来感受朱自清笔下的父亲对儿子的那份亲情。”开篇导语定下了饱含深情的基调，以唤起学生的深情回忆，打下了阅读课文的感情基础。二、加强学习主题的情感体验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所以，笔者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启动情感的闸门，才能引起学生理性的思考，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和要求。从教学过程来看，它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是学生对概念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由于学生是活生生的、有感情、有性格的个体，他们的价值、情感、意志和审美等评价标准不同，而这些因素对认识过程起着始动、维持、调节的作用，所以，学生得到的感染也是各不相同的。所谓“知之越深，则爱之越切”，而“爱之越切，则知之越深”。所以，笔者认为，要注意从教材和学生的年龄实际出发，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优化教学环节的组合，使教学的每一步骤都利于学生经理情感过程，并由于教育活动的积极后果产生愉快的体验，促使学习情感逐步丰富，而且得到多方面的陶冶。以《桂林山水》为例。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小问题：“你们去过桂林、欣赏过那儿的山水美景吗？或是在电视里看到过桂林山水的美景吗？想去看看吗？”于是，笔者就像一名导游，把学生引到享有美景甲天下的桂林，畅游在桂林山水的美景中。学生欣赏了桂林山水的录象，还欣喜地交流了初步的感受，就这样，学生愉快地开始了对课文的学习和探索。结合对这节课的欣赏和朗读，促使学生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使学生和作者一样因为桂林山水秀丽的风景而惊喜、激动，陶醉在其中。1准确地把握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语文教材提供了丰富的情感因素。文章是一个承载多种情感信息的载体。教师就要熟练地掌握教材，细心地体味感情，必须吃透教材。教师要把知识和感情传授给学生，必须在备课时首先增强自身对课文的真切感受，应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饱满的思想感情，然后将这种情感融入到教学当中，引发学生的共鸣，使教学情境进入最佳状态。2创设情境，激发情感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如果能以灵活多变、新颖独特的导入语，或是有意识地创设一些能引起学生精神活跃的问题，把学生带入新鲜的情境中，就很容易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情感。教师要根据教材的内容预先设计一些与教材有关，同时又能激发学生兴趣的环节，创设能激发学生表现欲望的情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取知识，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3从朗读中体会情感许多优秀文学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情感，给读者赏心悦目的美感。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范读课文，尤其是成功的表情朗读，可直接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它会将无声的语句变为有声的语言，通过对文字信息的再创造，把课文中最美、最富情感的地方凸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在教师的朗读中进入角色，不仅仿佛置身于万物复苏、争奇斗妍的春天之中，而且将从这篇散文的形象美、绘画美、音乐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熏陶。正确、动情的朗读是连接教师、教材、学生三者感情的桥梁。它会让语文课变得朗朗有声，情趣盎然。4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课堂气氛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课堂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过程。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和发展的主体，是具有独立地位和极大认识潜能的实践者，因而要把教学过程组织成学生动脑学习、积极获取知识、增长智慧和才干、陶冶情操的过程。作为教师来说，不能心存偏见，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在语文教学中，只要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能够用渊博的知识、用博爱之心，仁爱之情去陶冶学生，理解、尊重、亲近和关心学生，以热烈的情绪、真挚的感情、和蔼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来吸引学生，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情的感染、美的陶冶、理的启迪。这样，语文教学才会取得理想中的效果，语文课才会获得学生的青睐。四、言传身教，体会情感德国伟大的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我们认为，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而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能激励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怎么能鼓舞人心？”教师的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它可以使学生产生同样的或与之相联系的情感，所以，教师应以饱满、真挚的热情进行教学，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机地溶进讲课之中，做到言为心声，言之有情，盛情并茂，使学生体验到教师同样的感情，从而使师生双方情感共振，课堂沉浸在美好的情感激荡之中。此情此景，学生就不仅仅是用耳朵聆听教师的讲授，更是用整个心灵接受教师的影响。总之，如果我们既能注意发挥学习主体情感体验的积极性，又能发挥教师情感传导的主导作用，那么语文教学将会迈出可喜的一步。作者单位：甘肃省镇原县翟池中学

[王财贵观后感]一部《论语》兴天下，耳濡目染成栋梁，王财贵观后感。这应该是台中师大教授王财贵演讲的核心，他批判了现行的教育，批判了日益西化的失败教育，倡导古文经典诵读，认为这些古文经典诸如《四书》、《五经》应为学好语文及其他科目的基石。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我对孩子的教育豁然开朗，相见恨晚之感。这是一次伟大的演讲，也是对现行教育的一次猛烈抨击，这次演讲同时也为我补上了怎样教育孩子的一课，使我倍感震撼，同时也为失去孩子教育的最佳黄金期深感自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我们却不十分重视，听完王财贵教授的演讲，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是否也应该从《论语》、《老子》等经典之作开始呢？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件事。《四书》、《五经》这些书是我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我们现在就应该万分重视起来，认认真真的学习这些古文经典，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聪慧，愿天下的孩子真正能成为中华崛起的栋梁。-----------所谓经典是指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 它是承上启下的，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且必须讲出一些永恒的东西，不局限于这个时代，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就是经典。文学,文,文字也;学,学问也。文学者,文字的学问，文学只是好的文章、妙的文章、美的文章经典文学：即最有价值的以文字的形式表现的艺术，称之为经典文学以下是我看过视频后的感受，作为父母总想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最有营养、美味的食物；最舒适、美丽的衣裳；最幽雅的生活环境；去选者设施最好的校园等一切美好的东西，但这些都是外在或者说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家长却往往忽视对孩子心灵的培养，只要让心灵茁壮成长，根深叶茂。孩子长大了才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会拥有健康积极的人生。正所谓维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正所谓维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去滋润和灌溉孩子的心灵，使他根深蒂固、根深叶茂的健康的茁壮成长呢？就是让他们去接受经典文学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经典文学教育：让孩子去诵读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也就是经典文学，让孩子读经使他在圣贤文化的熏陶中成长，提升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健全他们的人格、道德和智慧，观后感《王财贵观后感》。这不就是我们最想要孩子拥有的吗？而学习的方法是：坚持诵读，必须在孩子13岁之前，利用这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诵读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以前文化的经典之作。诵读经文不仅让孩子继承祖先流传下来的优良文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记忆能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王财贵教授说文学教育如此，音乐、美术教育也是如此。是的我们要把握教育的时机，这个时机就是0-13岁，我们要让孩子读最经典的文学，看那些最丰富的色彩，最和谐的线条，最美妙的音乐，让这么都成为他以后欣赏音乐、美术的能力背景。视频中一段关于学数学的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了孩子前途着想，不要逼迫他去思考他现在不能思考的问题，而是去思考游戏，数学是用来玩的，他玩得好他自己很高兴，如果玩的不好，他也不知道痛苦。如果他痛苦是我们家长给他的痛苦。我最想给予女儿的是快乐，想让她拥有快乐的童年，我努力的去营造快乐。到现在才发现原来快乐是不需要家长去营造的，孩子原本就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是我们要求太多，超越她的现在能力范围，让她们感受到压力，感觉到了不快乐。想要给孩子快乐的我们反而是造成孩子不快乐的根源。听了王财贵教授的视频让我明白要在孩子对的时间里灌输孩子对的、最好的文学知识，什么是最好的？学一句就可以用一辈子的就是最好的。经典就最好的，所以我想说：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读经吧~记要：（一）儿童读经教育理念：一、教学时机儿童时期，从十三岁以下开始；二、教学内容，人类最高的文化经典，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分四个层次，从最高级到二、三、四级1、《论语》、《孟子》、《大学》、《中庸》2、《易经》、《诗经》、《老子》、《庄子》3、《古文》、《唐诗》、《宋词》、《元曲》4、《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三、教学方法：诵读，每天坚持诵读。（二）读经的四要领：一、及早读。从胎教开始从今天开始；二、老实读。读真正的经典，不游戏，只是读；三、大量读。字数多，遍数多，时间多四、快乐读。前三者做到了，就快乐了（三）培养孩子读经的兴趣：一、首先父母和老师要有热情；二、和同伴一起读，越多人读越好三、通过时间和努力，孩子自己会背了，他就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是推动读经兴趣的最好方式。读的越少越没兴趣，读的越多越有兴趣，越多人读越有兴趣

作为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迦梨陀娑，一般认为生活在印度古普塔王朝钱德拉·古普塔二世统治前后，是古印度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

迦梨陀娑的生活故事没有确切的信息。传说他出生在婆罗门家，早年父母双亡，被一个牧羊人收留抚养。虽然他外表出众，资质平淡，但一位公主爱上了他英俊的外表，嫁给了他。婚后发现他无知，把他赶出家门。他去了迦梨神庙，向女神迦梨祈祷，给他智慧和智慧。女神被他的虔诚所感动，满足了他的愿望，给了他极大的智慧和智慧。他终于得到了他的才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学者，他的妻子和他和好了。根据各种传说，尤其是他的作品的相关内容，可以大致推断出他出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某种原因，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亲近并同情下层社会的生活，后来成为一名有特殊成就的宫廷诗人，被称为古普塔王朝的“宫廷九宝乐队”之一。

迦梨陀娑学识渊博，情感丰富，才华横溢。他的创作，一方面将印度梵文古典文学推向了顶峰，另一方面也使古代世界文学散发出了最后的耀眼光辉。他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经专家学者考证，流传至今的叙事诗有两首——《罗逊世系》、《鸽子摩罗的诞生》；一首很长的抒情诗——《云大使》；抒情诗集——《季节之环》；三部剧——七部作品，如《摩罗维卡与火王之友》、《游里波什》和《沙公罗达》。在这些作品中，迦梨陀娑表现出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典范。1000多年来，印度人民一直高度赞扬他的作品，并承认迦梨陀娑是梵文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

《沙宫罗达》是一部印度人引以为豪的著名戏剧。很多梵文学者都能完整背诵。到现在也有人用梵语表演过，在印度人中很流行。迦梨陀娑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世界舞台上上演。迦梨陀娑是为数不多的生活故事经不起考验的世界著名作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研究他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