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和张爱玲的文笔各有什么特点？有没有典型的话语或作品？

张爱玲，不只是上海滩的传奇，而且是中国文学史的传奇。这位自嘲有个恶俗不堪的名字的文学才女，不管现在或是将来，她都会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从《倾城之恋》、《沉香屑》、《封经》、《色戒》到《十八春》等，细细数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作品，也因此打探了她的家世，为的是更明白她的作品。

三毛的作品，特别是由《撒哈拉的故事》开始，便是她游历的记叙，也是她情感的记叙。与荷西一道生活的年月，三毛的文章充满欢笑、喜乐，读者阅读她的小说，彷佛感受着她愉快的婚姻生活，就是面对着大风沙的侵袭，她也是积极和乐观。

她幽忧的言情－－寂静、冷艳、苍凉。她笔下的主人公多半是些为爱而生的角色，她们的命运似乎就是为了爱情而辗转于人生之路，不管是怎样的道路，一旦走了，就不能回头……而她，则是冷眼旁观地记述，个人对人物的感情是深埋于心的。大约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怒形于色，表面波澜不惊。

她的一生，也颇为坎坷。母亲和姑姑留学国外，受尽西方文化的熏陶；父亲却是旧式的中国文人；继母对她也是凉薄，无怪乎早早从家出走，做了“娜拉”，永不回头。中西合壁的文化在她的笔下融合得很好，在她自身也融合得很好。有一张她穿着立领旗袍的照片，虽然时过境迁，却依然风韵犹存，很有味道－－那斜睨的眼神，藐视一切的态度。

“浪漫”不是表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就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假设建构的理想境界，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浪漫体现的其实正是不浪漫。可人们又将这种认识再结合实际，企图来改变，而制造浪漫。

“浪漫主义”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文学的主要思潮流派。最初的“浪漫主义”是针对伪古典主义而提出的，等同于“新文学”或“自由主义”，是“反对模仿，强调独创的文学主张”的代名词，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统治欧洲文坛约二百年的现状，故它是古典主义的发展，也是古典主义的否定。直到 1827 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浪漫主义”的指向才正式确定为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是指作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强烈的主观性，来表现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体现对理想的强烈追求的审美原则。采用大胆的想象、夸张和变形等手法来塑造理想化的形象，通过直接抒发内心的激情来表达对理想世界热切追求的一种创作原则。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论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摘要：

本文以“浪漫主义文学”为经线，从浪漫主义文学的概念，形成与发展，分类、特点及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区别等几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

关键词：浪漫主义 文学 特点

正文：

浪漫主义（英语romantic）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s）。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一 、什么是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不是表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就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假设建构的理想境界，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浪漫体现的其实正是不浪漫。可人们又将这种认识再结合实际，企图来改变，而制造浪漫。

“浪漫主义”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文学的主要思潮流派。最初的“浪漫主义”是针对伪古典主义而提出的，等同于“新文学”或“自由主义”，是“反对模仿，强调独创的文学主张”的代名词，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统治欧洲文坛约二百年的现状，故它是古典主义的发展，也是古典主义的否定。直到 1827 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浪漫主义”的指向才正式确定为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是指作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强烈的主观性，来表现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体现对理想的强烈追求的审美原则。采用大胆的想象、夸张和变形等手法来塑造理想化的形象，通过直接抒发内心的激情来表达对理想世界热切追求的一种创作原则。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和源头，例如各个民族都有的远古神话、中国先秦文学中的"楚辞"，都有这样的特点。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和一种文学的表现方式，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一种文学表现类型，以及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学理论概念，却是后来逐渐形成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背景

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19世纪之交的欧洲面临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时期。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反复的权力争斗。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几经周折，不仅摧毁了法国君主制的根基，而且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次革命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在它的感召下，欧洲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动乱年代，许多国家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保卫和巩固这次革命成果的过程中，曾出现极其复杂的形势，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斗争。一方面，英法等国在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之后，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欧洲弱小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并在1848年达到高潮。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预言的那个理想社会根本没有出现。贫富对立更加尖锐，阶级压迫更加残酷，资产阶级的恶德败行以最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国革命后的现实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在广大社会阶层中引起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浪漫主义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浪漫主义思潮就是在这一宏阔的社会背景中诞生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口号是： 抒情主义 · 回归自然 · 回到中世纪。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卢梭《新爱洛绮丝》，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雨果《巴黎圣母院》，高尔基《海燕之歌》。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的兴起最早在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海涅，但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却是英、法两国。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意大利的白尔谢、曼佐尼以及德国的霍夫曼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派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麦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即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所以会在这个时期获得蓬勃发展，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欧洲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于是，表现理想、推崇英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就必然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三）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纵向上看，浪漫主义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彻底摧毁了统治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很多现代主义者自称“新浪漫派”，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密切的联系。

在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如此密切的结合。浪漫主义文学是近代历史上人们对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的一次彻底的检视和清算。浪漫主义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三、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区别

（一）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的区别

韦勒克指出浪漫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自然观，浪漫主义把一切原始的、质朴无华的和天真无邪的事物视为“自然的”。而古典主义对理性的强调实质上是对秩序、规律的强调，其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从这里引出了浪漫与古典之间的一系列对立，如浪漫主义强调感性，古典主义强调理性；浪漫主义强调对大自然的表现，古典主义强调对人类创造物的表现；浪漫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古典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浪漫主义强调自由、个性、个体，古典主义强调服从、共性、整体等等。而这一切从世界观上讲，则体现了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理性主义认为世界、自然有如一架精致的机器，一个完美的几何模型，世界与自然的运作受可知的规律的支配。而浪漫主义则把自然视为一个未知世界，是神秘的，值得敬畏的，不断演化的。

（二）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区别

1、在对待客观现实的态度上。

浪漫主义不屑于对现实作精确的描绘，而是着力地表现理想型、未来型，现实不存在而应该存在的生活。而现实主义则强调对人和事物作如实的描绘，它写的是生活本来是怎么样的。例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并不醉心于现实世界的精雕细琢，全篇洋溢着强烈的主观抒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憎恨，对光明和未来的热心向往，对理想世界如醉如痴的讴歌。而鲁迅的《祝福》，描绘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现实生活的真实图画，通过这一篇旧中国劳动妇女的血泪史，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反映了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

2、在人物意象的建构上。

浪漫主义把全部感情倾注在超现实生活中的伟人、英雄身上，赋予人物以理想的光辉，超人的毅力和智慧，从而绘制理想中的英雄伟人形象。而现实主义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普通人身上，将其外貌特征、言谈举止、心理状态等，逼真、客观地再现出来，散发着强烈的生活气息，让读者产生真实可信、身临其境的感受。例如，李白与杜甫同为唐代诗人。李白诗中的人物形象，因为现实中的坎坷遭遇，而满怀悲愤，因而在梦中畅游天姥，与神仙同歌同舞，如痴如醉，幻想着有朝一日“仰天大笑出门去”，“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暂时失意的怅惘之中，“且放青鹿白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保持了心灵上、精神上的超越一切霸绊，极端自由的可贵的内核。而杜甫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则颠簸在现实的战火与坎坷之中，目睹的是“夜吏捉人，老翁逾墙，老妇哭诉”等现实中的真人真事，经历的是“天阴雨漏，娇儿饥哭，破被如铁”的穷人遭遇，痛苦、眼泪、呻吟，一切都是现实中人物的活生生再现。再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和高尔基笔下的丹柯，曹雪芹的贾宝玉与吴承恩的孙悟空，无不如此。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现”与“浪”两种不同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人物特色与风格。

3、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

浪漫主义作品大都具有宏伟的气势、磅礴的激情、昂扬的节奏、大胆的夸张、绚丽的幻想、缤纷的语言。而现实主义则往往要求细腻的描绘、客观的叙述、冷静的刻画、朴素的语言、讲究细节的逼真刻写。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盘》，通篇包裹着气冲云宵的磅礴气势，手法上极尽夸张之能事，语言上多用比喻、排比、反复、拟人等手法。在一派超现实的幻想之中，营造出一幅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图画。而鲁迅小说《祝福》中对鲁镇临近除夕的节日氛围和鲁四老爷的书房的细腻的描绘，对整个故事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客观的叙述，对祥林嫂从外貌、肖像到内心和灵魂的逼真的刻划，都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来展示的。

4、在处理感情和生活的关系上。

浪漫主义是由情生物，为情造物，对生活的表现受主观感情的支配，所以浪漫主义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不同于生活形象；而现实主义则是由物生情，融情于物，主观感情的表现要受所描写的生活内容的制约，把主观的情感融入生活形象之中。比如，白居易在《缭绫》中也抒情，“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表现了对织女的同情，但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在陈述事实、对比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景色的描写，却是在激情中的想象：“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为表现希望和激情，浪漫主义文学尤为注重理想英雄的塑造，并常常以强烈的对比来强化和表现主观情感的倾向性。

四、浪漫主义文学的类型

由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同，理想的性质与取向不同，浪漫主义文学也就形成了保守与进步两种倾向，也就有了所谓的“积极”和“消极”之分。主要成就是诗歌，代表作家是英国的拜伦等。

（一）积极浪漫主义文学

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是指那种表现了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一致的理想和感情的文学；这种浪漫主义因为有积极进取的特点，它表现的理想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并以这种理想来批判一切丑恶的现实。反抗不合理的现实，追求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进步理想，塑造并赞美具有叛逆精神和进步理想的人物形象，引导人们反抗并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因而，作品总是具有宏伟的气魄，磅礴的激情，昂扬的情调，具有鼓舞和激发人们前进的力量。英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拜伦不仅严厉地遣责和嘲笑骚塞等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而且还以他火一样炽热的歌声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反叛之情，表现了对上流社会的极端厌恶与失望。我国五四运动以来，出现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高涨的社会运动和时代潮流促使郭沫若的《女神》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正如闻一多所说，“《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不肖子。”

（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

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则是指那种把已经或正在消亡的生活作为理想的文学，这种浪漫主义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把目光投向过去，已经被历史所遗弃的生活成了它的理想的寄寓之所，因此消极浪漫主义常常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其艺术趣味也因此透露出灰暗、病态的气息。正如法国作家缪塞所说：“浪漫主义是流泪的星星，是呜咽的风儿，是哆嗦的长夜……它是意想不到的滂沱，是使人憔悴的冥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浪漫主义就一定是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被历史发展所遗弃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非都是毫无可取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也会以美好事物的丧失作为代价。例如，我国唐代传奇中就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属于消极浪漫主义一类的作品。

五、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

浪漫主义文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那里，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和面貌，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不尽一致，早期的和以后的浪漫主义之间也有区别。但是这些民族的、时代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文学没有统一的特征和性质。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思潮，尽管其作家的政治倾向和创作风格差异很大，但创作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

（一）强调抒发主观，表现理想

浪漫主义作家对法国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都企图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因此，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便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自由，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

浪漫主义作家一般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又由于他们的气质和个性的关系，在创作中他们不愿意去精确地描写现实，而是按照应该有的样式去描写生活，不着意于普通的实际生活的描写，也不着意去描画细节的真实，而是驰聘想象描写奇人奇事奇境，有时甚至打破人神界限、时空界限、生死界限，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奇特的艺术境界。他们执著追求理想，以幻想的世界否定和批判现实。如：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作品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了一个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曲折地影射和揭露现实世界中的黑暗和腐朽。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精神“西天取经”表现他见恶必除、除恶必尽的精神。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的英雄。在孙悟空斩妖除怪的斗争中，形象地概括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的斗争智慧和经验。

再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这样。《牡丹亭》描写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叙说南宋时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在梦中见一书生手持柳枝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从此以后，她便为相思所苦，伤情而死，葬之于牡丹亭畔。三年后，广州书生柳梦梅去临安应试，路过南安，拾得杜丽娘画像，悦其貌美，终日把玩。丽娘幽魂出现，又与柳梦梅相会，并得再生。丽娘复活后，与梦梅同往淮安求其父母许婚。杜宝见了大怒，视女儿为妖孽，诬梦梅盗掘女坟。这时梦梅正好得中状元，乃上书自辩，杜丽娘也登朝申诉。终于得到皇帝承认，夫妻父母团圆。剧本通过这种理想的曲折的情节，歌颂了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封建伦理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作者把青年男女的这种理想生活描写得真实感人，并不受现实生活观念的种种局限，完全是按照理想的样式来描绘的。

浪漫主义注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作者的感情常常如激流奔腾，火山爆发，势不可挡。郭沫若曾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他在“五四”时期写的《炉中煤》就是作者“眷念祖国的情绪”的强烈情感的倾泻。与现实主义偏重于现实的冷静观察和理智分析相比较，浪漫主义则表现出对理想的热烈向往与追求，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二）崇尚自然，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

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对庸俗丑恶现实的反感，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强调在人和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他们观察大自然和充满活力的生物美，作为宇宙精神的体现。怀着对大自然深厚的爱，他们把自然视为真理的展现。因此，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也就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对象，从而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自然这块天地，不得不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方才得到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发掘。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歌德，是他们第一次把大海、河流、山峦带进了他们自己的作品。”

例如： 郁达夫的《迟桂花》写“我”的一位昔日同学经历了个人种种不幸的打击后，百事看穿，闲淡村居的精神状态，又写了他的一个虽遭受封建婚姻折磨但仍然天真无邪的年轻寡妇莲儿，还写了“我在游山途中为莲儿的纯真健美所倾倒，产生的邪思俗念被她纯洁质朴的人格和优美清新的山水净化的情形。最后，“我”由衷地祝愿这位主人公和自己都要像迟桂花一样得到迟来然而持久的幸福。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其特有的潇洒飘逸的文彩，重点塑造了健康质朴的莲儿形象，两度遭受婚变的莲儿被逼无奈返回了娘家，却缓和了“家里沉闷的空气”，并助我“干起了一点事业”。在陪“我”游山的一路上，“我”亦真正领会了她的“康健和自然的美”与“纯粹真率的谈话”，“她的朴素的天性真真如翁则生之所说，是个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作者借这个质朴的形象宣扬了一种纯洁清新的人性美，与当时世俗的炎凉纷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作品之所以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还得益于郁达夫妙于无痕，恰到好处的自然景物的展示。小说中运用大量的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景写情，融情于景。如在描绘清晨景色清新怡人时说“山中的清晓，又是一种特别的情景”，“窗内外饱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线，窗子上面的一角，却已经有一缕朝阳的红箭射到了。”“早晨的空气，实在澄鲜得可爱”，“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又如描写太阳西斜时“一种清新寂静的淡绿色的光同清水一样，满浸在这附近的空气里流动”，凡上述之景，可见得在这样环境中活动的人物该是何等的心旷神怡与雅致情趣，也为烘托儿形象造就了合适的场景。

这些景物写的已经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而是人物在特定的情感状态 下对自然景物的印象和体验，着上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再加上作者的语言清隽幽婉，洒脱俊逸，却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溶入在了诗意而又美好的氛围之中了。而那贯穿全篇的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迟桂花则是用来象征和谐、青春与幸福，是对那种怡然自得的生活境界的向往，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在人世纷争中寻求心理宁静的心境，也使作品更具有了一层令人遐想回味的艺术魄力。《迟桂花》真可谓是一曲清新和谐、远离尘嚣的自然美、人性美的赞歌。“一切景语皆情语”， 郁达夫认为：“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也常常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来表现人的自主能力和奋斗精神。以此来塑造理想中的英雄。如：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有许多主人公所到之处的自然风景的精彩描写：有勒芒湖上的波光水影，有阿尔卑斯山上的冰河瀑布，有希腊的古国风光等等。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大自然的描写，是为了借助大自然的壮美来突现理想中的英雄形象。

（三）喜欢采用中世纪题材，想象丰富，表达自由。

浪漫主义作家都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活动就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他们对过去怀有强烈的兴趣，特别是在中世纪，他们被原始事物吸引，因为原始事物通常是纯粹的，接近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者写了很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事情。他们把印第安人幻想成接近自然的野蛮贵族。他们的态度与那些强调印第安人是野蛮的，堕落的原始人的清教徒截然不同。他们把印第安人比作撒旦。浪漫主义者看到印第安人接近自然并且因此接触上帝。

（四）艺术形象塑造的理想化 。

塑造艺术形象不同，浪漫主义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执着于对人生理想甚至幻想的表现，力图用文学给人类展现出一幅理想的生活景象。用德国作家席勒的话说，浪漫主义“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 。所以，浪漫主义并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如实摹写，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竭力表现理想，表现主观愿望，表现向往理想的激情。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遵循的是理想化的原则，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也无关紧要。浪漫主义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常常会改变生活原有的形态，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大胆地、人为地创造出虚构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人物或环境。浪漫主义是按照理想中的生活应有的样式，按照作家主观的感情逻辑去想象和创造艺术世界。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创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通过塑造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理想世界，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主观的愿望。

浪漫主义的作品根据表现理想的需要来塑造艺术形象，把人物描写成理想的样子。《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他是人和猴的结合，也是人和神的结合，既有猴的真切的自然特点，又有神的魔力和人的秉性。他闹龙宫、扰地府、反天宫，神通广大，力大无穷，聪明过人，法力无边，连玉皇大帝也奈何他不得，是作者通过大胆的想象塑造出来的具有神奇色彩的叛逆性的形象。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里的丹柯，他勇敢地率领众人，努力走出威胁生存的大森林；当火把熄灭而堕入黑暗之中时，他掏出自己的心来，将其点亮给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从而走出了死亡之地。丹柯显然是理想化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为了塑造理想化的艺术形象，浪漫主义作者常常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选取题材，通过想象，创造出奇境奇事，为塑造理想化的人物服务。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英国女作家

在19世纪，英国涌现出一批女小说家，奥斯丁、 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女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表现了当时出现的女性主义思想，通过小说表达妇女的权利。奥斯丁的小说写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描写精致，语言幽默，通过缔结一门好婚姻寻求妇女的出路。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勃朗特三姐妹的创作具有传奇色彩。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家庭女教师的独立宣言，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充满狂放的激情，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盖斯凯尔夫人描写了工人生活。乔治·爱略特在小说中探讨伦理道德问题，对人有深厚的同情。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创作题材主要是日常家居生活、个人情感、乡村生活，较少社会大题材。这与妇女的生活天地有关。妇女被限制在家庭，她们的创作在当时不被社会普遍承认。她们处于边缘文化的地位，常常受到男性评论家的嘲笑。

女作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写进小说，这本身是一种争取妇女的话语权利行为，她们的个人体验成为被遮蔽的妇女的集体记忆，以及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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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对文学情感性特征的理解

VIP专享文档 2011-11-04 4页 用App免费查看

浅谈我对文学情感性特征的理解

08级汉语言（1）班 沈毅

摘要：科学成就了世界伟大的改变，但改变不了人生的基本事实。生命原本是简单纯净的，亘古不变的是我们人性深处质朴的一面，比如诚实善良，温柔敦厚，比如坚强勇敢，当然，还有真挚的爱。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它尝试着用语言建构现实世界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这种体验和思考，正是基于我们最普遍的人类情感。

关键字：文学 情感 人性 文学作品

正文：众所周知，情感性是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强调文学艺术的情感性的观点就像一条粗大的红线贯穿始终。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18世纪启蒙主义，感伤主义和19世纪浪漫主义也非常重视作品的情感性的表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文论家就提出文学是基于普遍人性的，而人性，则是人类情感的源头。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形象性，情感性，虚拟性是文学的三个审美特征，如果说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外在标志，那么情感性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在品格。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包含着作者丰富的个人情感的，或者说包含着大多数人的情感。文学作品往往承担着这样一种任务，那就是启迪和教化读者。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这样对艺术下过一个结论：“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的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文学属于艺术，艺术本身是如此，文学自然也是如此，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读者，而读者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体验到这些感情，与作家和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

浅谈我对文学情感性特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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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对文学情感性特征的理解

08级汉语言（1）班  沈毅

摘要：科学成就了世界伟大的改变，但改变不了人生的基本事实。生命原本是简单纯净的，亘古不变的是我们人性深处质朴的一面，比如诚实善良，温柔敦厚，比如坚强勇敢，当然，还有真挚的爱。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它尝试着用语言建构现实世界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这种体验和思考，正是基于我们最普遍的人类情感。

关键字：文学  情感    人性    文学作品 

正文：众所周知，情感性是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强调文学艺术的情感性的观点就像一条粗大的红线贯穿始终。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18世纪启蒙主义，感伤主义和19世纪浪漫主义也非常重视作品的情感性的表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文论家就提出文学是基于普遍人性的，而人性，则是人类情感的源头。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形象性，情感性，虚拟性是文学的三个审美特征，如果说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外在标志，那么情感性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在品格。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包含着作者丰富的个人情感的，或者说包含着大多数人的情感。文学作品往往承担着这样一种任务，那就是启迪和教化读者。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这样对艺术下过一个结论：“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的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文学属于艺术，艺术本身是如此，文学自然也是如此，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读者，而读者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体验到这些感情，与作家和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

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在取材上多以自身故事为蓝本，人物往往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包括外貌、性情、爱好、经历等。比如陈染笔下的黛二、倪拗拗们，她们的年轻、美貌、聪慧、敏感、忧郁、孤独这些体貌特征和性格特质，以及出身书香世家、从事单调的文字工作的知识女性的身份和经历，都与作家本人非常接近，因而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是一个个十足私人化、女性化的生活场景；在文本叙述上，则完全以女性个人话语为载体，让女性自己倾诉和倾听，所以在陈染文本中，很多时候是黛二、倪拗拗们在自言自语，甚至包括在她们思维混乱、进入精神病院的时候说的“疯话”；另外，从文本体现出来的创作意图看，这类写作大多充满“自恋”的情结和声音，女性以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为叙述对象，其目的绝不在于媚众或者让男性“窥视”，相反，那是一种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欣赏。

谢邀：

开篇明义，爱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当代国际文坛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一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爱丽丝·门罗自少女时代开始写作，先后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1968 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备受好评和关注，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逐渐确立了门罗在加拿大文坛的地位。之后，门罗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艺术水平更为精进。

1976至1990年，门罗先后出版了《你以为你是谁？》、《木星的月亮》、《爱的进程》和《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四部短篇故事集，并两次夺得总督文学奖的桂冠。

20世纪90年代之后，年届六旬的门罗依然笔耕不辍，又陆续出版了《公开的秘密》、《好女人的爱》、《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逃离》、《石城远眺》、《太多欢乐》和《亲爱的生活》等七部短篇故事集，将加拿大吉勒文学奖和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收入囊中。最终通过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走上文学生涯的顶峰，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值得注意的是，《亲爱的生活》一书作为门罗宣布停止写作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集，通过14个短篇故事，通过平淡的文字，展现对女性角色生存状态的关注，鼓励女性为追求向往的生活应该不断自我觉醒，自我独立，勇于同父权社会的压迫抗争。

像《亲爱的生活》一样，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多以女性的视角感受社会与人生，通过展现女性在现代社会及父权制双重压迫下所面临的困境，思考女性如何突破现状，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

正是由于门罗始终将目光投注于普通女性的生活，不断从自己身上寻找灵感，才能把女性心理的波折与隐情刻画得如此精妙准确、几近完美。

爱丽丝·门罗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这里的西部和南部以休伦湖和依利湖为界，北边是戈德里奇镇，东边则是伦敦镇。门罗一生都生活在这里，这里也成为她精心构筑的文学世界，她常常是在做完家务、完成工作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有人将这里称之为“门罗地界”。

但对于一个天赋敏感的小说家而言，相比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如何将这种平凡的生活转化为文学艺术作品，否则纵然有传奇惊险的生活阅历对写作也毫无益处。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有很强的空间感，在其早期发布的两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和《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常常采取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内容也多取材于门罗的个人经历，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叙事时空的转换是爱丽丝·门罗进行小说创作的常用手法。她藉此将记忆和现实生活打碎重新组合，这也表现了她想表现的观点：看世界，或许有新的角度，文学就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

爱丽丝·门罗曾经在一篇散文中介绍读小说的方式：“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时空交替的叙事策略可在很大程度地弥补短篇小说在篇幅上的不足，提高小说文本的层次感和丰富性，还可通过对叙事“话语时间”的调整来把控小说的行文节奏，使小体量的短篇小说亦可承载更多内容。而叙事焦点的变换对于促进人物形象的饱满鲜活有很大帮助，读者可跟随叙述者的目光遍览人物的世事际遇和内心波澜。

叙事时空的转换会增强文本的“陌生化”效果，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爱丽丝·门罗以她独有的敏锐视角，以一种类似剪纸的方式娓娓道来，读者看时仿佛东拉西扯，不成形状，然而曲终人散掩卷而思，却总能在淡淡的讲述中发现某种如临深渊的恐惧和明镜似水的醒悟。

爱丽丝·门罗即是一个非常善于运用叙事结构的变化来革新文本的小说家，经过几十年的刻苦钻研，其对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运用和开创已然瑧至完美。

在门罗的早期作品里，如《快乐影子舞》《好女人的生活》等多采用的是线性叙事结构，风格沉静内敛、少于变化。直到小说集《爱的进程》发表，标志着门罗的作品在叙事结构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原本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被多样化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所取代，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时空的转换的叙事结构。

爱丽丝·门罗非常善于在其短篇小说中控制“话语时间”的长短，以达到一种时空交错的效果。如在《亲爱的生活》这篇小说中，原本漫长的童年记忆在当下的“我”这里变成了某一个瞬间的闪回，当下的经历也因这些记忆瞬间的加入在时间上被拉长了许多。但爱丽丝·门罗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这样时空交错的叙事中其作品仍然保持了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没有因此而使小说陷入散乱无序的境地。

《亲爱的生活》可称得上是爱丽丝·门罗小说时空交替叙事的典范之作，童年的回忆和当下的生活不断穿插、碰撞，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她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加拿大边陲小镇普通人物的生活画卷，故事中的理发师、农场主、二流作家、小混混等仿佛就真实地生活在作者周围，是其每天都要遇到的人们。但即便是这样，人们仍能从文本中清楚地了解到“我”的家庭的发展轨迹，体会到人物内心细微情感的变化，看到她对于家庭、婚姻生活的思考和追问。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在叙事节奏上呈现出“复调”叙事的特点，往往是多个故事同时展开，每个故事都相对独立，但这些相对独立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能够展现出客观世界的完整面貌。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复调”特征和其对叙事时间的把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短篇小说行文节奏。

如在《沙砾》中，叙事时间长达几十年，一直从主人公的幼年讲到了老年，但作者避免了线性化的单一叙事，而是采取截取生活横截面的方法，把人物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并行展现，同时在对每一个片段的叙述上也有详略之分，整部小说仿佛一个多重变奏的音乐作品，节奏感很强，总是处在一种变化前进的状态中。

爱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毋庸置疑，其有着清晰明确的现实主义眼光，将叙述的重点全部放到了自己可见可感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又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角度。

在叙事艺术上，爱丽丝·门罗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的叙事技巧巧妙融合在一起，利用时空转换和叙事“焦点”变换的叙事方法，将短篇小说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使得短篇小说这一特殊文体重新回到了国际主流文坛的视野。

此外，门罗在短篇小说叙事艺术上的创新对于以讽刺、幽默当道的现代主义文风而言，无异于是一股清流，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