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什么的典范？

浪漫主义

《楚辞》，是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与《诗经》一样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内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

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中国诗史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这样的特点，容纳而且催生了更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国踞南，蛮夷之国；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楚国势力急张，以北进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为楚国吸收。到了战国时代，南北文化之汇更显，《诗经》移植于南方足可证。当时楚国君臣上下，说起话来，诗经朗朗；此等移植，开始之时，多用于外交辞令，后来渗入楚文学，感染文人的思想。关于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

《楚辞》作品或者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成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2]，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影响和地位：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

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

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参考资料：

洛神赋-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 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日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 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 ，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 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 。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 。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 。虽潜处于太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 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洛神赋》鉴赏 在我国江汉一带的水边泽畔，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许多关于神女的美丽传说。这些传说以它们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墨客。他们心追神往，低回吟咏，留下了无数篇优美动人的佳作。《诗·周南·汉广》中的汉水之神可望而不可求，屈原《九歌》中的湘水之神风姿绰约、情意缠绵，司马相如和张衡笔下的洛水之神妖冶娴丽、妩媚迷人。然而，在这些缱绻的咏叹和精采的描绘中，最富情节和最能感人的，当推曹植的《洛神赋》。曹植此赋据序所言，系其于黄初三年入朝京师洛阳后，在回封地鄄城途中经过洛水时，“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当时，曹丕刚即帝位不久，即杀了曹植的密友丁仪、丁廙二人。曹植本人在就国后也为监国谒者奏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被贬安乡侯，后改封鄄城侯，再立为鄄城王（俱见《三国志·陈思王传》）。这些对决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曹植来说，无疑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其心情之抑郁与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作品从记述离开京城，“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的行程开始，描写了作者与侍从们到达洛滨时的情景。当时“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他们税驾蘅皋，秣驷芝田，容与阳林，流眄洛川。在一片静谧的气氛中，作者神思恍惚，极目远眺波光潋滟的洛水。就在他偶尔抬头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一个瓌姿艳逸的女神站立在对面的山崖上。这使作者惊愕万分，他不自觉地拉住身旁的御者，急切地问道：“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在这里，山边水畔落日前的优美景色衬托出人物意外发现的惊喜之情，创造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接下去御者的回答也十分巧妙，他避开作者第一个问题——“尔有觌于彼者乎”不答，而以“臣闻”、“无乃”等猜测的口吻，郑重其事地提出洛神宓妃，这在有意为下文对洛神的描绘留下伏笔的同时，又给本已蹊跷的邂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洛神宓妃，相传为远古时代宓羲氏的女儿，因溺死于洛水而为水神。关于这个古老传说中的女神，屈原在《天问》和《离骚》中都曾提及。以后司马相如和张衡，又在赋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绘：“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环绰约。……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灿烂，宜笑的�；长眉连娟，微睇绵藐”（《上林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以遗光……”（《思玄赋》）。与前人的这种直接描写不同，作品首先以一连串生动奇逸的比喻，对洛神初临时的情状作了精彩纷呈的形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其形象之鲜明，色彩之艳丽，令人目不瑕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而“秋菊”、“春松”与 “太阳升朝霞”和“芙蓉出渌波”，则从容貌方面，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浸*，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它将洛神的绝丽至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由反复比喻造成的强烈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传统手法，对洛神的体态、容貌、服饰和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位宓羲氏之女身材适中，垂肩束腰，丽质天生，不假粉饰；她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隐靥，容光焕发；加之罗衣灿烂，佩玉凝碧，明珠闪烁，轻裾拂动，更显得“瓌姿艳逸，仪静体闲”。作者的这些描绘，使人联想起《诗经》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 硕人》）；也使人联想起宋玉对东邻女的称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作者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比前人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动态美。下面，他着重描写了洛神天真活泼的举止：“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面对这样一种情景，我们仿佛嗅到了由于洛神走动而传来的阵阵芳香，看到了她遨嬉山隅、采芝水畔的种种形迹。至此，洛神的形象已神态兼备，呼之欲出了。“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作者为眼前这位美貌的女神深深打动了。他初为无以传递自己的爱慕之情而苦闷，继而“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在得到宓妃的应和，“执眷眷之款实”之后，他又想起传说中郑交甫汉滨遗佩之事，对她的“指潜渊而为期”产生了怀疑。作者在感情上的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形象地反映出他当时内心的微妙状况。与其相应，洛神也感动了。不过作品没有象写作者那样，直接写她的心理变化，而是通过对她一系列行动的精细刻画，表现出激荡在她内心的炽热的爱，以及这种爱不能实现的强烈的悲哀。你看她“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会儿耸身轻举，似鹤立欲飞而未起；一会儿从椒涂蘅薄中经过，引来阵阵浓郁的芳香；一会儿又怅然长啸，声音中回荡着深长的相思之哀……。当洛神的哀吟唤来了众神，她们无忧无虑地“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时，她虽有南湘二妃、汉滨游女陪伴，但仍不免“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站在那里出神。刹那间，她又如迅飞的水鸟，在烟波浩渺的水上徘徊飘忽，行踪不定。只有那转盼流动、含情脉脉的目光，以及欲言还止的唇吻，似乎在向作者倾吐内心的无穷眷恋和哀怨。读着作者对洛神或而彷徨，或而长吟，或而延竚，或而飘忽的这种描写，我们仿佛欣赏到一幕感情激烈、姿态优美的舞剧。人物以她那变化不定、摇曳多姿的舞步，展现了内心的爱慕、矛盾、惆怅和痛苦。尤其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一段，更将这幕舞剧推向了高潮，人物的心理矛盾、感情波澜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正当作者与洛神相对无语、两情依依之时，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构想奇逸、神彩飞扬的分别场面：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在冯夷、女娲的鼓乐声中，由六龙驾驭的云车载着宓妃，在鲸鲵夹毂、异鱼翼輈的护卫下，开始出发了。美丽的洛神坐在渐渐远去的车上，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向作者倾诉自己的一片衷肠。“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深深的哀怨笼罩着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画面。在陈述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交接之大纲”之后，洛神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最后，洛神的艳丽形象终于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而作者却依然站在水边，怅怅地望着洛神逝去的方向，恍然若失。他驾着轻舟，溯川而上，希望能再次看到神女的倩影。然而，烟波渺渺，长夜漫漫，更使他情意悠悠、思绪绵绵。天亮后，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作品这段文字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具有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它把洛神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勾勒、烘托得更加突出、更加完美。 人神恋爱的题材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并不多见。尤其是象《洛神赋》这样从人神双方入手，抒写彼此的相慕相恋之情，更为难得。宋玉的《神女赋》着重刻画了巫山神女的外观美，而未能更多地涉及其内心感情的底蕴，同时楚王在作品中也未被作为恋爱的一方来加以描写。因此曹植的《洛神赋》可以说是这类题材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前人对其创作动机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后又见其玉镂金带枕，哀伤而作，初名《感甄赋》，由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李善注）；有的认为曹植求甄之事于史无征，旧说系以世传小说《感甄记》误载入简，作品实是曹植为了“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而作（胡克家《文选考异》、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有人认为“感甄”说有之，不过所感者并非甄后，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鄄城（朱乾《乐府正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感到在理解和欣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时，如果过于拘执史实，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历史的直接反映，那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作品的内容来看，与其将神女看作是甄后的化身，或者是作者的代言人，倒不如将她看作是作者在其它作品中一再抒写的那种无法实现的报国理想的艺术象征，这样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这点上说，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形象，而且更从思想上给人以一种追求理想、执着如一的宝贵启示。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白居易原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十一二岁避战乱前往徐州、襄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28岁进士及第，三年后为官，后与元稹闭门研讨社会问题编辑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政治态度和诗歌理论都与他日后的主张息息相关。后升任翰林学士，在此期间他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与政治，屡次上书，指陈时政，与此同时他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锋芒毕露，让权贵读之而变色。

元和六年至九年，白居易回家守母丧，生活环境的改变让他对人生作出思考，隐藏在内心的佛道思想开始占据上风，政治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白居易回朝因越职业言事被贬江州。这次被贬让他对政治失去信心，他开始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在浔阳的江边给元稹写下《与元九书》，系统的表达了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主张。会昌二年，白居易任刑部尚书，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以七十五岁高龄卒，葬于洛阳龙门，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映。

白居易是中唐最伟大的诗人，在给元稹的信中他说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只则为诗。”之后他又说到讽喻诗是他兼济天下的表现，闲适诗是他独善其身的追求。他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补察时政”，然后上达天听，让皇帝知道民间疾苦，从而发布政策。他反对齐梁以来的艳丽诗风，反对离开内容而追求文字本身，他明确指出作诗需语言通俗，议论直白显露，诗歌必须写的真实可感，还能配乐歌唱才算完美。总结出来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百七十多首，出名的有《观刈麦》 、《村居苦寒》，这些作品多表现民间疾苦，讽刺达官贵人的腐败。这种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在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中表现的更为深刻。《秦中吟》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新乐府》五十首，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的系统化诗作，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一篇专咏一事，每篇下有一小序，为诗歌的主旨内容，这种安排避免了繁乱，不少篇章形式灵活，以三言起首，后接七言，语言上力避书面语，多口语穿杂其间。如《上阳白发人》、《秦吉了》、《井底引银瓶》、《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白居易作新乐府的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白居易有时会强制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性的结尾，显得画蛇添足；另一方面，对于有些事件，诗人本无深刻感悟，却为了凑够五十篇而作，写的不是很好，同时过于注重诗歌的功利性目的，感情没有杜甫表达的充分；在语言上有时为了追求浅显而表现的直露，有时一件简单的道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歌不够精炼含蓄。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在后世也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身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且愤书直笔，表现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这样的精神永垂不朽。

贞元、元和年间，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叙事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 ，李绅的 《悲善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为主要内容，诗歌开篇写玄宗好色废政，杨贵妃因宠而娇，导致安史之乱；之后写玄宗逃蜀，贵妃死于马嵬坡，极力铺陈玄宗的寂寞伤心；诗歌的最后一段写道士安排玄宗上天寻找贵妃，两人在仙境相遇，并结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愿望。这首诗运用很多幻想的浪漫主义手法，脱离了历史原貌，最先有讽刺的成分，最后却成了歌颂爱情的悲歌。当爱情得到升华，普天下的男女会从中看到自己的面目，因而受到震撼。《长恨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都是其中优秀的作品。《琵琶行》作于《长恨歌》十年之后，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于浔阳江头遇见琵琶女，因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作，作者从历史题材转向现实题材，因有自身感悟，所以显得感情真挚。在表现手法上，作者用秋景和天气衬托人物感情，用音乐表现人物心理，自然流畅，一举双关，显得很有特色。从《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叙事长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叙事艺术的成熟。其一，抒情因素强化，叙事一笔带过，抒情渲染不断；其二，精选意像来营造气氛，烘托感情，两相结合；其三，语言明白晓畅而精确；其四，在运用想象，虚构、比喻等手法上也很擅长。这些特点让白居易的诗歌广为传颂，连他自己都不无得意的列举出了很多事实去印证作品流传之广，唐宣宗李忱也写诗歌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在贞元年间已有端倪，当时各地的进士们多在一起交往酬唱，以显示文才，即使是不见面也会用诗歌表达感情。元稹、白居易是这种交往活动的创始者，两人相识之初就有作品往来，后来他们都被贬谪，一在江州，一在通州，路途遥远却依然酬唱不绝。两人这个时期的唱喝多长篇次韵相排，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这种创作难度很大，却能够显示作者们的能力，用以争奇斗艳，一方面锻炼了诗人们的才智技巧，另一方面却显得感情平淡。两人还有一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与前面提到的酬唱相比，感情更深刻，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稹回应这首诗说“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白居易和元稹的这种酬唱在当时被竞相模仿，白居易将之称为“元和诗”，元稹则称为“元和体”，该诗体除了包括以上的次韵相酬，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诗，其中还包括元稹的艳情诗。中唐诗人交往唱和形成风气还在会昌年间。这一时期，党争激烈，不少人退出政坛，洛阳成了他们交往的中心，白居易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与白居易交往的有老年的刘禹锡、裴度，还有崔玄亮、令狐楚等人。讽喻诗作为白居易兼济天下的志向被他运用的炉火纯青，闲适诗作为他人格修养的一部分成了他日常的所思再现。首先白居易拥有一种淡泊知足的心态，这反映到他的诗歌之中为“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这类诗歌虽然境界不大，格调不高但闲适之情别有趣味，越到晚年，这种感情越为突出，他的闲适生活、佛道心境、诗酒人生全都体现在诗里，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知足在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衷于描绘身边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后来赵翼总结道这个时期他的诗多是“称心而出，随笔抒写”，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浅俗的。苏轼说“元轻白俗”意即如此。

白居易还有不少写景的游记诗，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还有一些闲适诗有说理议论的篇章，初读清爽，数篇而乏味。白居易的闲适诗对后代影响很大，他浅切平易得语言风格，淡泊的情调，都曾为人称道。他的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与后代文人的心理比较吻合，所以影响深远。宋代诗人所取名号多出自白居易的诗，如醉翁、东坡等皆出自白居易。苏轼独爱白居易，很多诗歌都是效仿他，贬谪期间才有东坡的名号，也是出自白居易在忠州的作品。白居易以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文风，使得妇人也能解其意，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接受范围，对后世影响深远。

赞曰：一生淡泊似平民，能把诗文对妇吟。为求作诗而成魔，两千八百传至今 。三山五岳多交游，元白唱喝江湖深。新乐府成能刺恶 ，秦中吟终而显真。长恨歌罢真情绝，比翼双飞连理心。浔阳江头哀乐妇，同是天涯沦落人。讽喻诗在济天下，闲适诗歌独善身。绿蚁红泥天欲雪，与谁能有一杯饮？大林桃花数十里，芳菲散尽无处寻。乐天终老洛阳道，龙门大佛隔岸陈。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离骚》中主要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融合。《离骚》在艺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它的结构宏伟，语言瑰丽，想象丰富而奇幻。诗中浪漫主义的巧妙运用，和现实“民生之多艰”，要为"美政”而奋起斗争的融合，使作品幽渺晴深，绚丽多彩，达到了极其高远的美学境界。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叶，是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急剧变化时期。

随着奴隶主贵族古老雅乐的消亡，各地的新兴诗歌蓬勃兴起。其中以流行于楚国的"楚声"最发达，《楚辞》就是从"楚声"中发展出来的。《楚辞》的代表人物就是屈原。他是贵族后裔，坚持正义和变革政治的理想，失败后发愤写下了光耀千古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尖锐地抨击了当时楚国的腐败朝政，热烈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

社会和历史因素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也给整个欧洲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潮。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对旧的封建文化秩序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在法国，执政府时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主张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到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描写个人失望与忧郁的“世纪病”，并颂扬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反抗。此外，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势必导致不同阶层的人们心态的变化。城市中的资产者追逐自由竞争，幻想在这种“平等”的社会氛围中达到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另一方面，大革命使贵族阶层逐渐落魄，于是悲观颓唐、人生虚幻的情绪滋生，对神秘彼岸的向往也成为流行的思想。这种种社会图景和人生境遇都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行提供的土壤。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德国的图宾根，为了庆祝攻陷巴士底狱，歌德等作家在城郊种下自由树，德国的文化刊物也纷纷追随法国革命思想，开始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的讨论。英国湖畔派诗人无一例外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按照自然的一般进行产生的，只不过它的好处推迟到来”，骚塞则公然自称自己是共和派。过去的批评家曾依照作家们对革命的态度而强分“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派，这是一种偏颇的做法，已经很少提及。 

哲学和文化因素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康德的形而上学区分了本体和现象，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人是自然法则的制订者，由此制定了世界的理想性质和神秘性质。其追随者费希特认为现实只是人的一种创造，强调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谢林认为世界中搬演着悲剧，整体中存在不和谐，人们必须从自然出发，超越这种不和谐，寻求自我。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社会的真理在于其历史中，而人的精神是历史。人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具有显著的唯心色彩的德国古典哲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视角。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揭露资本主义的贫困现象、民主自由的虚伪、婚姻制度的腐朽和殖民掠夺的残酷，并提出建立未来理想国度的前景。在理想国度里，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英国的欧文则更具改良意识，寄希望于仁慈的统治者身上，强调阶级调和、阶级互爱，以此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很多浪漫主义作家身上都能看到显著的乌托邦意识，就是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结果。

文学与艺术因素尽管浪漫主义文学直到19世纪才蔚为大观，但实际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声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与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对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手法的概括。《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都大量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至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则与浪漫主义有直接渊源。18世纪英国的伤感文学实际就是浪漫主义的雏形，法国启蒙文学家卢梭主张回归自然也是浪漫主义在近代的滥觞。横向上看，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思潮，而是涵盖了艺术的其他门类。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和籍里柯就曾创作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浪漫主义绘画，表达自己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的理解；肖邦、李斯特等音乐家风格幽婉深邃，比才的歌剧热情奔放，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典范。文学和艺术各门类之间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声势浩大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