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传奇彩色的浪漫主义画派

具有传奇彩色的浪漫主义画派,第1张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确立,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尊重个性、强调自我、注重个人情感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这时尽管新古典主义在艺术界仍占有优势,但它所崇尚的那种不变的美的模式和对客观物件的执著研究,同时代精神格格不人,成为束缚艺术发展的陈腐教条,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主观情感、追求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艺术。

浪漫主义不仅在法国出现,它也风行整个欧洲。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同新古典主义一起并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艺思潮,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个文化领域均有所表现。

浪漫主义通常包含着两个涵义:一个涵义指一种创作方法,它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存。即按照生活应该有的理想化的样子去描绘生活;另一个涵义是指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思潮。这儿的浪漫主义主要是指第二个涵义。

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古典主义艺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创造出一整套方法和规范,这些规范主要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模仿,对共性的赞赏和颂扬。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艺术,则从表现客观物件转向了表现人的主观世界,它全力去揭示人的心灵和独特的自我,放弃了古典主义那种普遍而绝对的共同美,去追寻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理想美。浪漫主义不再把自然作为原型,

而是把它作为“假托”,以富于诗意的想像和热情,通过自然形象寄予个人的情感,艺术成为了以个人感情为基础的创造。这种强调主观感情,努力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是浪漫主义的第一个特征。

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旧的艺术风格,

它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有固定的传统模式,而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态度和倾向。一些艺术家对官方的正统艺术或公认的传统产生怀疑,认为这些艺术有太多的虚伪和假像,带有太多的人工痕迹。他们竭力追求那种自然的、野性的和多姿多彩的境界,总是试图去表现那些不熟悉的、陌生的和新奇的世界,表现异国情调和模糊的幻想,艺术家们从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醉心于色彩和富于动感的构图。总之,一切能够激发艺术家热情和想像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创作的对象。这种追求新奇的思想态度是浪漫主义的第二特征。

浪漫主义歌剧的产生与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有关:

1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政治局势动荡,人们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感到失望,追求个人主观感情的发挥和强调个性解放成为当时的文艺主题。

2 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文学艺术普遍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3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音乐领域也产生了大量杰作,如诗歌、小说、戏剧和音乐作品。

4 韦伯的《魔弹射手》成为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这部作品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描写了森林的神秘力量和射手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个性化倾向。

综上所述,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产生背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其作品强调个人主观感情的发挥和个性化,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激动人心的特定时期。这个时代是欧洲社会人的精神和个性大释放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自由竞争的新局面,遗迹启蒙理想的破灭,使这一时期的人处于憧憬与失望的波峰浪谷之中,释放并表现自我成为一股潮流,浪漫主义即是这股文学潮流的折射。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代替了古典主义,成为遍及欧洲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思潮,浪漫主义远不只限于文学范畴,它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自觉、解放运动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对旧传统、旧制度的否定过程中掀起了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浪潮。同时,它带来了文学形式和表现内容的全面解放。作为一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定哲学思想基础的文学思潮,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气质主要表现为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要求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都是对人本主义的高扬。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拨;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浪漫主义原指用罗曼语(Roman)书写的故事,进而专指长篇小说或骑士故事,后来也包括传奇小说等。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最早见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它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这些作品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浪漫主义作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格格不入,它包含了更多主观、空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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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仅仅把丰富的想象力等同于浪漫主义,但吴承恩为《西游记》酿出的浪漫主义气氛,的确不比某些“标准的”(或者说没有争议的)浪漫主义作家逊色。包括否定《西游记》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吴圣昔先生,也说过:“笔者并不认为《西游记》一定没有浪漫主义,并不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运用和体现浪漫主义”[7]。对其浪漫主义精神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一些很高的评价。如袁珂先生就说过:神话的影响基本上表现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西游记》兼而有之[8]。从中看到浪漫主义的批评家们,不少人注重作者对花果山生活的描述,以为那就是他笔下的“理想王国”。杨江柱在《乐园的出走》一文中提到:“《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中间环节,非人间的幻想成份增多,浪漫色彩更浓”[9]。其实,吴承恩在“花果山境界”上着墨并不多,如果那里代表着他的理想世界,其描绘就显得比较简单,也不够明晰。吴承恩充分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技法所创造的浪漫主义气氛,主要体现在《西游记》的艺术形态上;从内容实质上分析,表现浪漫主义精神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或者说不是他的主要追求。在《西游记》浓郁的浪幔主义艺术风格的纱幔之中,透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西游记》形态上的浪漫主义也是迷人的。民间素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的俗语,大人们深怕想入非非的孩子听信了书中的神话,而导致某种荒唐的举动,可见作者笔下的神话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之后,有人发表评论指出,全剧的总体风格过“实”,浪漫气息不浓。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人味太重,仙气、妖气、傻气不足。比如,白骨精的外表应该是窈窕善媚的,而电视剧却侧重了她的阴险毒辣;玉皇大帝的形象应该是既威严又有仙风道骨的,而在电视剧中他还不及一个人间君主神圣;猪八戒本来是最有个性、最富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但给他制作的假面具却面庞黑瘦,表演上也显得愁眉苦脸,傻得不够,不能更好地逗人喜爱,等等[10]。根据这位评论者的意见,就是说编导设计者在创造这部“神话剧”时,对原著精神把握不够,留下了遗憾。电视剧侧重“人味”,对“仙味”却未必是忽略。不过,此剧未能充分展示神话人物的神采和风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的”《西游记》。

文学的艺术魅力就是文学的价值体现,《西游记》所以能在一代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持久不衰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对不同的读者源生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尤显出其双重价值。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有一部神话的、闪射出浪漫色泽的,能够使少年儿童及大众着迷的《西游记》;而且更应看到还有一部社会的、历史的、隐喻着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西游记》。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把《西游记》研究从单纯偏狭的政治图解方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时,大家想起了《西游记》的近代研究权威胡适的见解:“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胡适《〈西游记〉考证》)并认为鲁迅对这一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说过读《西游记》“但觉得好玩”,“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11]的话。于是出现了一种与其相似的“游戏说”,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游戏之作,并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游戏之作。持此说者推崇吴承恩那支富有高超造诣和艺术个性的游戏之笔,“它的价值在于能使人一笑,使人好玩”。由于那支生花妙笔在形象描绘中的创造性贡献,小说才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论者强调,只有紧紧抓住“游戏”这一根本特性,注意作者运用游戏笔墨构成的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才可能准确地揭示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成就。否则,对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的探究只能是侈谈,其结论自然是一般化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12]。“游戏说”并不是单纯地把《西游记》看作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游戏之中暗藏密语,是对人们心灵中或许存在的假、恶、丑的净化剂,能使人在新的高度上获得新的平衡与和谐。

与“游戏说”有所不同的另一种论点是“哲理说”,包括“反映人生”、“表现理想”、“追求真理”等种种论说,各自论证的角度虽有差异,但总的观点大致相近。方胜先生对“哲理说”作过概述:“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13]。“哲理说”论者一反“农民起义说”,在否定了将孙悟空的行为解释为“起义领袖”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观点之后,认定孙猴王从大闹三界开始,后来在取经路上历经搏杀,最后修成正果,反映了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及最终归宿。即使是看到了《西游记》政治批判意义的学者,也对其主人公孙悟空持有这方面的见解。说前七回“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描写人生少年儿童时代那种年幼无知、幻想驰骋、无拘无束的生活。此时的孙悟空是一个心高气傲、聪慧过人、顽劣调皮的孩子王。孙悟空所‘领导’下的花果山猴群,只是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顽童”[14]。进而把制伏“顽童”的如来佛形象理解为:具有无穷的智慧,能够觉察过去,预知未来,洞悉人间和天上一切情况的神明人物;他具有无边的力量,能够支配风云雷电,调遣山川河流,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教授弟子,传播知识和真理,类似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面对这位理想中的“至圣先师”,孙悟空虽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终因他少年智短,在个人力量与自然力量相较之下显得力怯,而被其制伏。后来,有学者将这类论说归纳为哲理性、传奇性、诙谐性,并作了系统地论证。

《西游记》研究界对“哲理说”呼应者较众。但同时却基本否定了这一巨著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感性之悟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某些文学信息所潜藏的隐喻得以破解,但对一部具有丰富内蕴的巨著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理性的抽绎,在于对其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总体把握。我们应该看到,在一部可供“看热闹”的神话后面,还有一部强烈地折射着现实社会矛盾,有着深刻思想意义的《西游记》。

明代中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萌芽,长期形成的封建式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随之,封建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面临个性解放和要求的人格独立的主张等新的社会思潮的挑战。吴承恩生活的正是这个时代(大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卒于万历十年,即1582年),他和天下许多读书人一样,开始寄望于科场,但屡试不第,43岁那年始补贡生(一说30多岁),因母老家贫,长期靠卖文维持生计。54岁才屈就了一个长兴县丞,而他耻于折腰,未久便拂袖罢归乡里,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著述。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强烈的个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吴承恩于宦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之中,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更容易接受时代要求变革的情绪。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宏篇巨制之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创造精神所受到的遏抑,只有在其笔下的恢宏故事中寻找寄寓了。在他遗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诗句,表达出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痛恨和济世匡时的愿望。事实上,在他构想的神魔故事中,也设置了各种势力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极尽讽喻手段,对大部分处在“治人地位”的大大小小的神魔作了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对研究者来说,问题是如何理解作品所揭示的丑恶及其作出的讽喻。有人非但没有看到作品浓烈的批判意识,反倒认为它带有宗教观念的污染,这显然是就故事论故事。佛门故事只是为作者所借用的题材,纵观全书,作者大大淡化了取经故事所固有的宗教色彩,甚至对宗教进行调侃式的嘲弄,从而打破了宗教的庄严感和神圣感。虽然故事中穿插着描写“佛法无边”的情节,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不可能因此而增强人们的宗教意识。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言:它表面上尽管说法论道,“实际上是在和宗教开玩笑,而在人物的描写中,则更达到对宗教的相当彻底的否定”[15]。

然而,如果把到西天求经看作是小说的主旨,认为只要从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去探寻,就可抓住其根本倾向,这同样是差之甚远的。在吴承恩的艺术思维中,人与宗教的关系不仅仅等同于人与神的关系,“否定神而肯定人”至少不足以概括其创作主旨。因此,作者的批判精神,决非只是体现在对宗教的抨击上。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只是个人信仰问题,玉皇大帝及天庭诸神,也不只是佛教信陡们心中的神祗。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明确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制,但佛教与封建政权却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该著中,唐僧西行取经是奉唐太宗之命前往的。太宗不但热衷“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而且采纳宰相萧禹“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的建议,“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第二十回)。非但如此,太宗率满朝文武,朝着观世音远去的背影而五体投地的情景,同样出自作者笔下。作者在揶揄神灵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想到这等于是对现实统治集团的嘲讽?即使只是为了否定神灵,那末,他勾画的那些或刁奸或愚蠢,或廉洁或贪欲,或善良或凶狠的神魔形象,又在何处寻得生活原型?因而,要透视这部名著的思想意义,至少不能忽视当时的现实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把对作品的探讨与作者经历的坎坷的人生际遇联系起来分析一下,有益于我们认识作品深邃的主题内涵。

要揭示《西游记》的主题,仅仅局限在对主人公言行的分析上也是不够的。如果感觉到孙悟空的行为象征着什么,作品的主题就是什么的话,恐怕仍然难以寻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以往正因为没有脱离这个狭区,所以才有了孙悟空是英雄、叛徒、地主、市民,或从顽童到成人等等近乎猜想式的结论。假如我们把孙悟空传奇般的经历看作是一条串联故事的线索,就会看到,小说家沿着孙悟空的足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幕幕或虚伪、或残忍、或赤裸裸丑恶的世态。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虚拟了这么个近似顽劣蒙童的猴头,它神通广大,勇猛无敌,且机智灵活,处事细密;面对天神显几分泼顽,群魔面前它尤显身手不凡。所以,只有它那种蔑视天庭却又表现得调皮诙谐的姿态,才能撩开至高无上的尊严面纱,让人窥见到里面包裹着的虚弱和自私;只有它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变化万端的本领,才能直插魔窟,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暴露出它们的凶残和阴险;也只有它那种通天入地,无处不可至的神通,才能问天审地,揭露出神妖之间的丑恶勾当。孙悟空护唐僧西行,本属不得已而为之,了不起包含了一份报恩的因素。最终到达西天,它被加升大职正果,封为斗战胜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强加在它头上的、曾使它饱经折磨的紧箍咒儿。并要求把它“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促弄他人”。这是孙悟空这个艺术角色留给读者的最后一句话,明显表露着对所谓大慈大悲观世音的不恭敬。难道这话中就没有对个性受到摧残的不满情绪?“正果”如此“修炼”才能得来,实乃令人不寒而栗。

浪漫主义文学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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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明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香草美人”是一个自带流量与标签的文学名词,而屈原则是“香草美人”意象的开创者。

香草美人”意象在楚辞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气势恢宏的《离骚》,还是诡谲神秘的《九歌》,抑或是激情奔放的《九章》,都充斥着大量的“香草美人”意象,点缀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其中,《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香草美人”意象是对楚辞的完美诠释,寄托了屈原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开创了一个美人香草和“美意灵心”融合的浪漫主义体系,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的宝贵财富。而“香草”与“美人”在《离骚》中也是两个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意象。

先来看一下《离骚》中的“香草”意象。《离骚》开篇是屈原对自己生平的自述,讲述自己拥有高贵的出身和天赋的良好素质,同时又注重后天的修养。

在《离骚》中,屈原说:“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把江离和辟芷这两种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披在身上,把秋兰结成佩挂在身边。江离、辟芷、秋兰都是香草,带有芬芳气息的草木,而整篇《离骚》中这样的香草频繁出现,种类繁多,远不止这四种。

为什么屈原要特意强调佩戴、种植香草的事呢?佩戴香草,使得周身携带草木的芬芳,被认为是十分风雅的;臣子佩戴香草面见君王,也是一种礼节,发展至后世,便以熏香代之。这与屈原前文所说的出身、素质与修养相呼应。当然,“香草”作为一个典型意象,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离骚》中的“香草”,用以喻指高尚的品德与纯洁的志趣。屈原在“香草”的意象中寄托了自己美好的愿望,表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以身外的修饰来衬托心灵的纯洁美好,给人以温润、儒雅的浪漫主义审美体验。

说完了《离骚》中的“香草”意象,再来看一下《离骚》中的“美人”意象。“美人”的意象在《离骚》中有两层喻义:一是喻指君王,二是喻指屈原自己。

比起“香草”,“美人”的意象更多地、有意无意地展现了屈原个人情感的流露。比如“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人迟暮,朱颜辞镜,是让人感到遗憾与悲伤的事。

屈原感叹时光飞逝,年华老去,自己从与怀王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再到因谗言而受猜忌,致使漂泊无依、壮志难酬。屈原以美人迟暮喻诗人现状,自伤身世之情溢于言表。

在《离骚》中,“美人”还用以喻指君王。《离骚》富于瑰丽而壮阔的想象,引入神话故事,以天马行空的笔法,将浪漫的想象和恳切的抒情结合起来;将君王比作神话中的神女,以“求女”喻指求君,表达自己渴望求得贤明君主的心情。

无论是以美人喻君,还是以美人喻己,屈原将君臣之间的关系比作男女之间的求爱、吸引或是背弃、不忠,不可不谓之精妙。

《离骚》是一部抒情长诗,给人的第一感受是其遣词造句的优美感。诗篇中大量运用草木鸟兽的意象,以“香草”最为突出,生动地塑造了佩戴香草、风姿飘逸的“美人”形象。这些意象给人带来优美的审美感受。

香草与美人,他们的外在表现都是平静的、和谐的、统一的,屈原描绘出的,是一幅宁静而壮阔的图景,他没有用激烈的语气控诉、指责,而是通过描写优美的意象,含蓄地、幽怨地倾诉断肠之痛。

“香草美人”的意象与深沉浓烈的情感遥相呼应,优美感与崇高感的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正是《离骚》的审美价值所在。

“香草美人”意象是对楚辞洁净香魂的完美诠释,寄托了屈原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开创了一个美人香草和“美意灵心”融合的浪漫主义体系,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诗歌直接继承了“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传统。如汉乐府民歌《江南》中的“江南可采莲”以莲引发欢愉、自在的情感。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涉江采芙蓉》用芙蓉和兰象征爱情的神圣和自身品格的高洁,营造出一种高雅、纯洁又意犹未尽的抒情氛围。

魏晋时期,曹植的诗歌将“香草美人”意象运用得更加灵活多变。曹植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频繁使用,“香草美人”意象表现生活的安逸和满足,反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随着生活境遇的变迁,曹植更多诗作中以“香草美人”起兴、作喻,抒发因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引发的失落与彷徨的情感。

曹植在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洛神赋》中塑造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神形象,洛神的美貌令诗人一见倾心,但却因人神殊途不能结合,表现了追寻理想和面对现实给人带来的冲击。

除了曹植的诗作以外,“香草美人”意象在六朝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在咏怀诗中,或以芳草美玉喻君子坚贞品格,或以美人迟暮象征将士壮志难酬;如在游仙诗中,以香草美人环绕的虚幻世界掩饰诗人内心的不安和悸动;在爱情诗赋中,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映衬怀才不遇的悲情,以远游求女、求而不得来寄托君臣遇合的梦想无法实现的忧伤。

“香草美人”意象在六朝文学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意象的拓展促进了文学题材和创作力的发展,也促使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既有形式美的外表,也有含蓄美的内涵。

“香草美人”意象装扮着唐诗宋词的瑰丽世界,丰富了诗词的内涵,增添了诗词的艺术魅力。香草的芬芳与美人的妩媚装点着唐诗宋词的斑斓世界,寄托了失意文人在暗无天日的生存境遇中对生活的希冀和追求。

香草美人存在于诗词歌赋中的意义,除了能够提升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以外,更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美是无处不在的,美是永恒的。

正因为如此,“香草美人”赢得了后世文人墨客的追捧,并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香草美人”的意象历久弥新,散发着动人的光彩。用“香草美人”意象丰富作品内涵、塑造人物形象、宣泄内心情感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香草美人”意象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也被历代文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香草美人”思想内涵也不断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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