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谁的作品?

《家》是巴金的作品。

《家》是中国作家巴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巴金的《家》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据巴金自述，他所要写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他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巴金告诉他，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

作品影响：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综述

一、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觉新

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见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觉慧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誉和安宁高于一切。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觉慧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他因此而深深烦恼。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觉慧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进取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我只是一个劳动者。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

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

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

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我害了她，我有责任。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

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我的一生已经完了”。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

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三、艺术成就

《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

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特别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与喜欢

《家》作者：巴金1、《家》的思想内容。《家》的思想内容有三个方面：①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悲剧，控诉封建制度、礼教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揭露、控诉封建大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②歌颂封建大家庭中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③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没落、崩溃。2、分析高老太爷形象。①高老太爷是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专制。但他也有慈祥、温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②高老太爷这性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他的维持、发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人生理想。③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3、分析高觉新形象。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是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地主少爷。他的性格善良而又懦弱，他认为反抗是徒然。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取的是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他行为的理论根据。就两重性格而言，这后一面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性格，一个悲剧的性格。4、分析高觉慧形象。觉慧是大胆而幼稚的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家》中具有民主主义觉悟的年轻一代代表，是“五四”进步新青年。他的民主主义觉醒有一个发展过程。他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5、《家》所表现的巴金风格的现实主义特色。家是一部具有巴金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家》和那种冷静客观地现实主义描写不同，具有巴金独特的风格，主要有二：一是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主要的是抒情方式，则是人物的心灵倾诉，通过心理描写抒情。二、充满感情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是人物发自肺腑的心灵倾诉，以女性居多，因而细腻而饱含感情，又因各人的性格处境而各具特色。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

，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顺便捎带点巴金的资料：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巴金的写作风格文字简约，饱含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从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的影响，这与巴金当年从翻译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曾经说过，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是“我控诉”。作品通过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毁灭，控诉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腐朽，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描写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反抗。

艺术特色：

（1）典型化的方法。

（2）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高觉新的复杂的性格。

（3）浓郁的抒情色彩。平易、平白的文字，洋溢着浓郁的情感。

（4）心理描写。例如作品对于鸣凤初恋心态的描写就很好地呈现了这个初恋的女孩子对于异性之爱的既惊又喜，以及青春期的萌动和羞涩。 作品在语言上也独具魅力。巴金的作品一向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奔放，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家》在语言上也同样体现着巴金作品的独特风格。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读者在领略人物命运时，一同体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使作品具有了格外感人的情感力量。 艺术上的特色。

这篇关于巴金经典名著：《家》，是 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家，是一个很温馨、很温暖的名词，它永远是我们避风的港湾，是我们不舍的牵挂。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一条隐形的线，从家里一直到我们手里，永远都不会断……而巴金的《家》，却截然相反，不但没有温馨和温暖，而且还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了。《家》是中国大文豪巴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成都为背景，以作者感受至深的老家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在现代文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家》的作者巴金是中国现代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于1904年11月25日出生。巴金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长大，从小就亲眼目睹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1919年的“五四”青年运动让巴金树立了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社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他赴法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和伟大的文学大师鲁迅来往非常密切。巴金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经典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散文集《随想录》等等。巴金拥有“人民作家”、“世纪老人”等称号，于2005年10月17日与世长辞，一代文学巨星陨落，人们无比哀痛。

《家》以细腻的文笔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高家这个封建官僚大家庭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作品以舒缓自然的生活化结构展现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全部的生活细节，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批判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也表现了叛逆新一代的觉醒和反抗，抒发了渴望新社会、新生活的真挚浓郁的激情。

巴金在《家》一书中以意蕴丰富的细节描写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新思想却又懦弱的觉新、勇于追求爱情和新生活的觉民，激进出走的觉慧、因封建礼教而痛苦惨死的家庭妇女梅和瑞珏等等。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

《家》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让我们一起读巴金的《家》，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去感受祖辈们反抗封建的毅力和勇气……

《家》是巴金的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作家。

1933年5月，长篇小说《家》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

《家》作品影响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