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逍遥游》为例，谈谈《庄子》浪漫主义的特征

庄子《逍遥游》的美学品质

最近在看一本中西哲学对比时,看到了西方的尼采和庄子有很多的共性,于是翻阅了一些庄子的书,喜欢上庄子那种出世的心境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坐忘"，强调"神"的概念，提出"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这些内蕴深厚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都是美学命题。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总纲，自然也较突出地表现出内蕴深厚的美学观，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品质。

一、审美心胸——"心斋"、"坐忘"

庄子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提出只要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体会，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从对物质世界的排除到对思想意识的排除与否定，庄子把这种最高层次称为"心斋"，又称为"坐忘"。

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燕雀，从大德至小德，都是"有所待"。也就是说主体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三无"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人物。他们为了达到"无所待"，就必然先要进入"三无"的境界，或如《大宗师》篇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外生"，亦即将个人的宠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生死都排除于心，创造出一种空虚的心境，只有这种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当然，仅仅排除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 还排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就是《人间世》篇所称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和《大宗师》篇所称的"坐忘"。人们要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忧虑中超脱出来，从对死和生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当庄子把对死生的认识从人本体移到超越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当庄子把人的精神世界都否定之时，"心如死灰"的"虚"的状态也就达到了。虚而待物，所谓"待物"，实为"不待"，这种精神境界便更加接近"道"的境界。庄子通过《逍遥游》，对这种人生态度做出了深刻的阐释。

从这种阐释中，我们看到，《逍遥游》的境界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

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②

首先，"无所待"的精神状态，是对审美主体的首要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到美的创造或者鉴赏状态时，他必须要抛弃任何利害得失的实用功利考虑，抛弃既有社会观念和人文观念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审美客体的雕琢与鉴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审美感受、情感、想象、理想等能力，物我两忘，获得审美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无所待"，依然为客观所累，那便不能进入到自然、天然、超然的境界，无论是精神还是创造力都会受到约束，从而影响了对审美客体的创造和鉴赏，也就不能在最后释放出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无论是在《逍遥游》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都强调着"无所待"、"虚而待物"的命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叔本华所说的"审美静观"。"逍遥游"的状态正是从一种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求主体放弃习惯看法，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人要最大限度地融合于自然，抛弃自己的物欲和意欲。《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更深刻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达生》篇的梓庆，削木为璩，至为精美。他强调的创造状态要"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念，"不敢怀非誉巧拙"之思，"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正是"无功"、"无名"、"无己"的状态，是一种审美的心胸。

其次，庄子"心斋""坐忘"的审美心胸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虚静说"的发端。"虚静"也称为静思、空静、澄心、凝心等等，指的都是主体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进入艺术构思和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无所待"的状态，是"游"的状态。庄子称颂梓庆的技艺高超，但对他的心理状态更加赞赏，这种心理正是"虚静"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时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这和"心斋"、"坐忘"又是相通的。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影响极为深刻，魏晋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要求"贤者澄怀味象"，《宋书•隐逸传》记载他晚年还感慨自己"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胸之意，实践的是庄子"心斋"的思想。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画家文与可画墨竹时的创作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与可的创作过程正是以"虚静"作为艺术构思和创作的基本前提。从老子到庄子，审美心胸说经历了开始发端到真正被发现、推广的历程，然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从李白到张旭，从宗炳到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始终影响着士人，影响着中国艺术。这种艺术的内在核心，便是《逍遥游》里"无己"、"无功"、"无名"的心胸，以及"虚己待物"的心境。

二、庄子的审美境界——"游"

我们看《逍遥游》中"游"的境界，首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在《田子方》篇以老子之语称"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逍遥游"。"游"是《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展示出这种审美境界的自由性和无边际性，展示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纵情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

庄子用"游"来确定这种"至乐至美"的境界，如"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等等。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又超脱出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的"游"是"心斋"、"坐忘"的游，除了超越功利，还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更为飘渺神奇的美学品质。实际上，"游"的本义就是游戏，叶朗先生指出：游戏是没有功利性目的的。③功利是对"游"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威胁，是破坏自然箫声的杂音。纯然的"游"的境界是超脱物欲与功利的，它不会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所累，为名所累，因此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同样，从我们今天的美学角度出发，支撑着庄子的正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当然，庄子本人不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否定精神世界，同时也把美与丑同化，美学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意义只对后世对我们今人产生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有丰富美学韵味的游戏。在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游"的宏大气息。这种气息的实质，从美学角度看就是处于精神人格层次的审美愉悦。《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随意遨游的境界，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削木为璩的梓庆是相同的。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获得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正是"虚静"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们找到了自身的自由状态，也就接触到美和美感的实质。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逍遥游"里的"游"正象征"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着人生这一段路程，代表逍遥的人生，"游"更表示自由和快乐。逍遥的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凭空获得"游"的资格，要想尽情遨游，必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逍遥游》介绍了人生的四个层次，实际上，人的升华是无穷无尽的，这正是庄子认为的"无穷"，只有在无穷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游刃有余。

"游"的境界甚至被庄子在《逍遥游》中以神异的笔墨写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这里庄子打破了个体受外物的牵制而游离于天地之间，尽管还不是纯然的"无所待"，但这种对神异的描述，已经体现出对"道"的观照。这是放纵无碍的精神逍遥之旅，也是主体超越时空之旅。庄子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在"游"中做到主观精神与"道"的合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齐物论》）。这个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形象思维论奠定了基础。进入到今天的审美层次，庄子这种"游"的过程既是想象与形象紧密结合的过程，同时形象思维又包含着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既带给我们生动的物象，丰沛的情感，同时还带来许多飞腾的想象，这正是庄子对具体外物的突破和超越。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正是"心斋"、"坐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超越时空的自由境界为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三、《逍遥游》的审美观

《逍遥游》中的"游"，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在《逍遥游》中为了论证"道"的最高境界，"通篇以‘大'字为线索"，以"小大之辨"作为贯穿全文的纲绳。在《逍遥游》中，自然万物大至巨鹏，小到学鸠、斥鴳；寿命长及冥灵、大椿，短至朝菌蟪蛄；社会生活中大德如宋荣子、列御寇，小德如那些名利之徒，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德大德，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不但大小没有差别，而且美丑、贵贱、是非、生死也都同"小大之辨"一样，没有差别。在《齐物论》中，他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小草杆和大木头，最丑的人和最美的人，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用"道"这个本体去认识，都是等同的。

从今人视角出发，庄子的这种哲学把事物的规定性完全忽视，把"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完全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样他就从美学的相对主义走到了美学上的主观主义，无疑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误区。实际上，从庄子的思想出发，庄子不只否定了事物的规定性，甚至连事物本身都加以否定，他"齐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相对主义的破坏，庄子的时代没有美学，因此我们后人的归纳对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却能从庄子思想中探寻出一种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更是虚无的，只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宇宙间一气运化的充满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美。这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现象的大小美丑只属于较低层次的美学范畴。叶朗先生指出"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 ④这种"气韵生动"的最高范畴，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特征之一。

从审美创造上看，我们看到的庄子思想中的审美观不是着眼于逼真再现具体的物象，而是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它不局限于表现单一的物象，而是力求表现出对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表现出宇宙元气运化的生命力。即使是一草一木，一丘一石，也要点化出它的灵气、生机和力量。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讲的"写气图貌"，王微《叙画》中所讲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当然，不仅仅是审美创造，就审美欣赏来说，对于物象，庄子似乎不看中审美对象的感性外在形态，他更注重观察外在形态下隐含的精神与气韵。庄子在《逍遥游》以及其它文章中塑造了大量形态丑陋的兀者、支离者、瓮 大瘿的形象，他的这种塑造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来，表明的是这样的审美观：外在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和力量。美与丑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转化，同时美的极致也升华出来。这种美的极致显然发轫于庄子"小大之辨"、"道通为一"观点。

其次，《逍遥游》把庄子"小大之辨"的命题展示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标示出一种"自然之美"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建立起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相对的一种美感或美的理想。在《逍遥游》中，那种"御气而行"的潇洒状态实际上就是自然状态，人处于自然中，自然是美的。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及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无怪乎庄子在《知北游》中赞叹着："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传达了道家美学的一个最基本思想，即关于真与美的统一观。在道家看来，最美的即是最自然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就是合乎自然之道，体现素朴自然、恬淡无为。一切人为的、违背自然本性的事物，都是对"天地之美"亦即"自然之美"的破坏。由此，庄子认为，就自然界而论，《逍遥游》中的巨鹏，有待乎风；《马蹄》篇中的马，受笼络约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社会生活而论，《逍遥游》中的势利之徒，受名缰利索；大德如列御寇，亦"犹有所待"，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艺术而论，"文采"坏"五色"，"六律"坏"五声"，"牺尊"坏"纯朴"，"珪璋"坏"白玉"（《马蹄》）。凡是人为的东西都破坏了自然之美。只有那些动物在大自然中不受束缚的"天放"，艺术创作中不经人为的"天籁"、"天乐"，才是符合自然本性的美。甚至《逍遥游》中，巨鹏所适之处，也是"南冥者，天池也。""天池"，成玄英注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为，故曰天池。"这说明，无论是《逍遥游》还是庄子的其它文章，贯穿其中的是"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

当然，庄子的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否定了一切艺术，因为艺术品的诞生必然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纯自然的艺术创作以及审美状态是不存在、不现实的，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尽管如此，他的"自然之美"的观点作为一种审美追求，仍然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处处强调自然之美，论诗歌创作，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论作家的个性风格，是"自然之恒姿"；论文章体式是"自然之趣"。钟嵘《诗品》也提出"自然英旨"的美学主张。唐代李白更是明确标举"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如是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感或美的理想相对的审美理想。摘引宗白华先生的话，这种自然之美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它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解放。⑤庄子正是这种解放的先导。

以上，我们透过《逍遥游》，试图窥探庄子思想中蕴含的审美心胸、审美境界以及审美观。《逍遥游》带给中国古典美学一个全新的精神形态——关于人的审美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的哲学。《逍遥游》启发了古人的艺术精神，并且影响至今，具有十分丰富的美学内涵。闻一多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⑥郭沫若曾评价庄子："秦汉以来的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⑦这正是《逍遥游》的美学品质之所在。

《逍遥游》鉴赏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首篇，是庄子的代表作，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逍遥游》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论证世间万物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自己追求的是“无所待”的最高境界。第二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论证第一部分提出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以及通过“无为”达到这一境界的主张。全篇集中表现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虚无主义与绝对自由。课文选的是第一部分，共三段。

第1段，阐明世间万物，大至鹏鸟，小至尘埃，它们的活动都“有所待”，都是不自由的。这一段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描述鲲鹏的形象。鲲鹏形体硕大无比，变化神奇莫测，奋飞时气势壮美。

第二层，写鹏鸟南飞有所待，并以“野马”“尘埃”作对比，表明万物皆有所待。鹏鸟要在海运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然后乘六月的巨风南飞，鹏鸟所待的是海运时的六月巨风。山野中蒸腾的雾气，空中的尘埃所待的是“以息相吹”。为了强调鹏鸟的“有所待”，作者连用了大舟飘浮有待深水，芥草杯水就能负载两个比喻，说明鹏鸟要高飞九万里必须凭借大风，必须有辽阔的天空才能图谋南行。

第三层，反驳蜩与学鸠，说明这两种动物也有所待。蜩与学鸠，飞不高，行不远，却自以为得到逍遥，从而嘲笑鹏鸟高飞远行的壮举。作者以行路备粮的比喻进行反驳。“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的备粮各有不同，是因为行程远近的不一样。鹏鸟背宽翼大，要乘厚风行万里；蜩与学鸠身轻翼小，枪榆枋而知足。虽然所待各不相同，但都是各适其性而有所待。蜩与学鸠认识不到自己与鹏鸟的差别，反而嘲笑鹏鸟南飞是多此一举。

第2段，对上文归纳、补充、印证，说明万物在“有待”的范围内，存在着“小大之辩”。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归纳上文，阐明“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不及”，包含不可达到和不能了解两重意思。作者举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彭祖以长寿闻名于世为例，说明小知不能了解大知，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小知”与“大知”，“大年”与“小年”的不同，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认识上的大小区别。在庄子看来，万物既有所待，又要人为地以小及大，是非常可悲的。

第二层，引“汤之问棘”的一段话对前文补充印证，并点明“小大之辩”。“汤之问棘”一段话与第1段“北冥有鱼”内容好像重复，其实不然。今人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对这两段话有很好的解释：“前语近怪，且出《齐谐》，恐人疑其不典，故引汤棘问答以实之。且前后详略各异，足以明之。前言鹏背几千里，当指其修也，此则以泰山形其高与大。扶摇不知其状也，此则以羊角形之。野马等不知其实也，此则以云气二字释之。腾跃而上，明枪之势也。数仞而下，明枪之高也。非此，则前语未了，前意未申，且不足征，故复而非复也。”由此可见，这段文字不是第1段的重复。在论证上，它与篇首的内容相照应，并归结前文所述种种现象，点明为“小大之辩”。

第3段，由对万物的泛论进入对社会中人的具体论述，阐明逍遥游的境界，即庄子理想中修养的最高境界，点明全文的主题。

能够“效”“比”“合”“征”的四种人，虽然有一定的才智和修养，但都被功名利禄所束缚，都被世俗“一”隅所累，无法摆脱主、客观的限制，就像斥、蜩鸠一样见识短浅，远没有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宋荣子能够对世人的赞誉与诽谤置之度外，能够认清内我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但他的修养“犹有未树也”，还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列子御风而行，轻妙可观，外部世界对他似乎没有多少限制，身心也没有什么束缚，算不算逍遥游呢回答是否定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仍有待于风力。列子和宋荣子固然比前面的四种人高得多，正像鹏鸟比蜩鸠、斥高得多一样，然而这高低之间的共同点是“有所待”，因此他们算不得逍遥游。那么，怎样才算是逍遥游呢庄子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万物的本性，达到物我一体，才能无所待，才是逍遥游。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做到这些的只有“至人”“神人”“圣人”。至此，文章的主题豁然明朗。

鉴赏要点

1借用寓言说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论庄子散文的特点说：“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逍遥游》运用大量的寓言把“无所待”的思想寄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例如本篇中的鲲、鹏、蜩、学鸠、斥，有的是根据神话故事加工的，有的是杜撰的，但都纳入他的寓言中，寄托他的思想，使人不知不觉进入他所创造的意境，接受感染。

2想像丰富，意境开阔。如文章开头写鲲的神奇变化，鹏的遨游太空，想像十分奇特。写鹏的南徙，一“击”，一“抟”，“三千里”，“九万里”，“扶摇”直上，意境何等壮阔。丰富的想像使文章汪洋恣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看来荒诞无稽，却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

3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如第1段，写积水负舟是以水比风，以大舟比鹏鸟；写鹏鸟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是夸张；描写学鸠，赋与人的情性，是拟人。这些都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1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

《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哲学的贫困》、《红与黑》、《人间喜剧》、《名利场》、《艰难时世》

2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与其说它是一个人公开表示的立场，不如说它是提出的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许多评论者认为达达主义（Dada），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 朋克（Punk）这些运动都是虚无主义性质的，虚无主义也被定义为某些时代的特征。如：鲍德瑞拉德（Baudrillard）称后现代是虚无主义时代，有些基督教神学家和权威人士断言现代与后现代由于拒绝上帝而是虚无主义的。

《韩非子与文化虚无主义》、《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

3 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有二义：广义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一般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如中国汉代王充用禀气的厚薄解释人的智愚，宋代张载用禀气不同解释人性，欧洲哲学史中用人的自然属性解释人的道德现象，都属此例；狭义的自然主义，指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哲学流派。

《心和精神的迷惘》、《自然遗传论》、《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家》

4 颓废主义或称颓废派，源自拉丁文Decadentia，本义是堕落、颓废。颓废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示不满而又无力反抗所产生的苦闷彷徨情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最早表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者马拉梅等人的创作中，因而后人往往视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为一体。颓废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 颓废主义者所谓"技巧"，是排斥自然的现实的方法，采取超现 实的架空的隐晦的技巧。他们主张在思想上要表现从来未曾说明的事物，在 形式上要表现从来最暖昧最容易消失的轮廓，要创造一种超越从来说话范围的文 体，这就是颓废派的文体。

《道林·格雷的肖像》、《野性的呼唤》、《莎乐美》

5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或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最迟适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它是以个人为着眼点的观点，主张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自己使自己的目的，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做人看待，而不把人看做人的工具。其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天流血》

6 浪漫主义属于唯心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情善感

《梅杜萨之筏》、《自由***民》、《法尔斯塔夫》、《命运集》

7 唯心主义（idealism）即唯心论，又译作理念论，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唯心主义是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是与唯物主义对立的理论体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精神、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即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它包括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看作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基础，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是由这些主观精神所派生的，是这些主观精神的显现。因此，在主观唯心主义者看来，主观 的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客观世界的事物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必然导致的唯我论，因为它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个人自我的主观精神的显现和产物，实际上就是认为世界上 的一切事物都只能存在于个人自我的主观精神之中，没有个人自我的主观精神，也就没有世界上的事物。中国宋明时期的陆王学派的“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英国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等观点，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观点。

客观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两种基本形式中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某种客观的精神或原则是先于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本体，而物质世界（或现象世界）则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或原则的外化或表现，前者是本原的、第一性的，后者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中国宋代程朱理学的“理”，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德国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都是这种作为世界本体的客观精神或原则。客观唯心主义的所谓客观精神或原则，实际上是把人的思维或一般概念加以绝对化的结果，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它们升华或蒸馏为不仅脱离人头脑并且脱离或先于物质世界及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同时还进一步把它们神化、偶像化，以致陷于神秘主义的创世说和宗教信仰主义。因此，客观唯心主义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客观唯心主义是宗教的一种比较精致的形式，而宗教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粗俗化的形式。

《洛卡森那》、《人猿的智慧》、《格式塔心理学》

8 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唯物主义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区别，机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各个个体组成的，如同各种机械零件组成一个大机器，不会变化；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永远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辨证唯物论的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等。

《矛盾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谈谈唯物主义》

卢梭回归自然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人类不平等的最大根源，不是生理上的不平等，不是财产上的不平等，而是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

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人在生理上是不平等的，这是“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和心灵的性质的不同”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个人充分发挥自己不同的自然能力，在技巧、知识、声誉、分配等方面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最后到达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卢梭说，私有制首先产生于对土地权的要求，谁第一个把一块儿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个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

扩展资料：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在其第一篇论文中，他对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做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文明与自然、理性与自然本能相比，是一种蜕变，甚至是堕落。

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作斗争中和睦相处，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良好纯朴的德性。而文明的发展摧毁了这些原始的德性，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而私有制却使人的心灵变坏。

卢梭把文明的进步称做人类“最大的不幸”，因为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与其原始状态背道而驰。因此，他认为， “文明的发展史”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有理性的人类失去了原始朴素的感性，产生了大量无益的需求，科学和艺术助长了奢侈浪费，自由变成了专制。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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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派诗歌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现代派诗社的兴起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端以现代派诗的兴起为标志，五十年代初期现代派诗社和诗刊的创办和逐渐兴旺，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

1953年2月1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发端的重要标志。1956年1月，由纪弦发起，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诗人参与筹备，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现代派”。参加者达一百零三人，吸引了台湾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派阵容，其骨干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罗门、羊令野、辛郁、李莎、季江、叶泥、林冷、蓉子和曹阳等人。

纪弦的“现代派”继承了当年戴望舒的“现代派”诗观的基本精神，表现形式上则更为前卫。1956年2月，纪弦在《现代诗》第十三期高扬现代派旗帜，把这一诗刊作为“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为文艺纲领，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声称他们是有所扬弃并且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明确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主张，强调新诗是“诗的新大陆之探索，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把诗的“知性”和“诗的纯粹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力求探索出一条新的客观环境中的新诗现代化之路。这些主张与戴望舒等“现代派”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可见，由纪弦《现代诗》开始，正式移植西方现代诗，是有其清晰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纪弦的“现代派”所提出的“六大信条”，为台湾现代诗运动的狂飚突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代派虽然有纲领和领导，它只是一个文学同仁的松散组织，它的那些信条，并未成为全体同人的严格实践的原则。纪弦本人后来的诗作常常有与自己的理论相左的地方。

“现代派”的理论，特别是它过于强调“横的移植”和“知性”，这种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和抗议。后来纪弦做过自省和修正，忏悔自己把新诗引向歧途，1959年他宣布退出“现代派”。《现代诗》也于1964年2月1日宣布停刊。尽管如此，纪弦的现代派诗的旗手作用仍为台湾文学界所公认，该刊十多年间出版四十五期，能容纳各种风格、形式的诗作，培养了近百名诗人，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诗的创新和发展。

“蓝星”诗社是对推动现代诗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诗社。《蓝星》于1953年6月创刊，次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夏菁、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6月，“蓝星”社将《新诗周刊》移于《公论报》，改名《蓝星周刊》，此后又出《蓝星诗选》（季刊），最早由覃子豪主编；同时又有夏菁、余光中、罗门轮流主编的《蓝星诗页》（月刊）。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观有差异，刊物也就显得异彩纷呈，“蓝星”诗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经常为之撰稿的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吴望尧、梁云坡、郑愁予、黄用、周梦蝶、向明、张健、林冷、阮囊、季江、蓉子、叶泥、旷中玉、王宪阳等。到1963年覃子豪去世，许多成员或旅美，或封笔，罗门编完最后一本《蓝星一九六四》诗选后，该组织宣告解散。“蓝星”诗社成员还出版过“蓝星诗丛”、“蓝星丛书”，先后印行三四十种诗集，对台湾诗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蓝星”是一个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它与“现代派”相抗衡。虽没有固定的理论和绝对的信条，创作主张也不像“现代派”那样前卫和激进，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标榜创作纯粹的自由诗。他们反对“横的移植”的过分强调，力主诗要“注视人生”，“重视实质”，强调个性和民族精神，认为风格是诗人自我创造的完成，覃子豪强调，“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蓝星”社诗人的作品大都既接受西方技巧，有现代气息，又尊重传统，其艺术取向也较为稳健、持重。“蓝星”社的创作园地亦很开放，能包容各样的风格和主义，这是其较温和一面，它使“蓝星”在新诗西化风潮中对“现代派”和后来的“创世纪”起了重要的牵制和平衡作用。“创世纪”诗把现代诗由五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并使其走向了极至。1954年10月，台湾南部的诗人（主要是一些军中诗人），在张默、洛夫、痖弦等倡导下，发起成立了“创世纪”诗社，同年十月出版《创世纪》诗刊，主要成员有：季红、商禽、叶维廉、叶珊、白荻、管管、大荒、菩提、碧果、羊令野、李英豪、彩羽、朵思等。

“创世纪”诗人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旨在矫正“横的移植”，其主张是要求现代诗排除纯理性和纯情绪呈现，而应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也赞同吸收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技巧。由于其艺术主张在实践中并未认真执行，以至五十年代该诗社并无自己开创性的诗风，影响甚微。到五十年代末，“现代派”和“蓝星”已过全盛时期，“创世纪”则乘虚跃进，革新扩版，扩充阵容，表现出极为激进前卫的姿态，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弦易辙，树起“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1958年4月第十一期《创世纪》出版，标志着他们创作路线之根本转变，此后，声威大振，很快成为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现代诗社。《创世纪》诗刊出版到二十九期，1969年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办，1972年9月复刊后，又呈现出回归传统，靠拢现实的趋势，此时文坛上现代派风潮已经日薄西山，走向沉寂。

这一时期除上述三大诗社外，还有其他一些诗社，其中有影响的有1958年由羊令野、罗门创办的《南北笛》；1962年7月由陈敏华、古丁、文晓村等创办的《葡萄园》；1964年6月由吴瀛涛、桓夫、詹冰、林亨泰、白、锦连、赵天仪、薛柏谷、黄荷生、王宪阳、杜国清、古贝等十二位台湾省籍诗人发起成立的“笠”诗社。《南北笛》以联络各家各派诗人为目标。《葡萄园》主张新诗的“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对现实乡土的关怀，它对七十年代台湾新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笠”诗社创办时正值“蓝星”与“现代派”停刊，“创世纪”日渐式微之际，因此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出现是台湾本土诗人首次大规模的结合，标志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觉醒，诗社的《笠》诗刊（双月刊）亦成为当时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笠”初期持中庸的立场，打出现实的精神，现代的技巧旗号。七十年代便公开宣称是“以台湾的历史的，地理的与现实的背景出发；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来历经沧桑的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反映现实人生，题材生活化，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也较朴实，口语化。“笠”诗社的文学活动，为台湾新诗开辟出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径，揭开了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

（二）现代诗的两次论争

1956年到1966年间，“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对现代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各异，其在创作路线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激烈论争，影响甚广。

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

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成功大学教授、女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对台湾现代派诗追本溯源，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尖锐地指出了自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为起始的中国象征诗派的流弊。她称象征诗的“幽灵”飘过海峡，又在台湾“大行其道”。覃子豪颇为不满，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又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回以《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随后几位专栏作家的加入，使这场论争走向了高潮。1959年11月，《中央日报》副刊登载言曦的《新诗闲话》、《新诗余谈》。这前后还有寒嚼《四读现代诗》、《所谓现代诗》等文发表。他们批评了现代派诗对传统的背叛，消极颓废的思想和极恶劣的现实逃避，这些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震撼了诗坛，引来了现代派诗人规模浩大的全面反击。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些可取的论述，如余光中对传统、西方与现代都有极清醒且独到的认识。但现代派诗人的反击，仍是明显的打破传统鼓吹西化，那些观点多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观异曲同工。

这两次现代诗的大论争，并未遏制现代诗背离传统和步趋西洋的道路，以至恶性发展到使许多诗严重西化，内容虚无，形式晦涩，逃避现实，脱离读者的境地，这两次论争对某些现代派诗人纠正其艺术观方面的偏误也不无裨益。如纪弦后来就修正了自己的某些错误。1961年他在《新形式主义的放逐》一文中说：“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他在1965年甚至提出应取消造成诗坛重大偏差的名称“现代派”三个字。余光中后来也从恶性西化的泥潭中走出，开始回归传统。

（三）现代派诗人及其创作

在台湾汹涌而来的现代主义诗潮中，五十年代中期以至整个六十年代，现代派诗的创作非常活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他们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时做到很好的扬弃，同时又发展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方法和感受、表现方式，因而各领风骚，异彩纷呈，为台湾文坛所瞩目。这大批诗人当中，尤以余光中、痖弦、洛夫、罗门、纪弦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覃子豪、叶维廉、郑愁予、商禽、叶珊、周梦蝶、白、管管、方莘等也颇为台湾诗坛所重视和推崇。这些诗人的诗作富于心灵色彩，大都以抒发“自我”为中心，在对生活感受和观照时，强调诗人的主体感觉，又并非与生活隔绝，沉溺于纯自我表现，他们的作品中的“自我”往往有较广的含义，带有某种历史感或民族感，许多诗歌都将借鉴西方和继承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的表现内容、形式与艺术技巧上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纪弦，本名路逾，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原籍陕西。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同年考上武昌美专，次年转学苏州美专。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是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易士诗集》。1935年与从法国归来的戴望舒见面，与杜衡合作，创办《今代文艺》，组织星火文艺社。1936年，与戴望舒、徐迟合作创办《新诗》。抗战期间辗转于上海、武汉、昆明、河内、香港等地。抗战胜利后，在商界、教育界任职。1948年，离沪去台湾，任《和平时报》副刊编辑。次年5月，开始执教于台北成功中学，直至退休。1976年离台赴美国，定居加州。

五十年代中期，纪弦成为台湾现代派诗人的擎旗者，在诗坛呼风唤雨，挑起一系列论战。1962年春，心灰意冷的纪弦著文，宣布“现代派”解散。纪弦曾将自己的一生的文学活动和新诗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48年以前为大陆时期，1949年以后为台湾时期，1977年始为美西时期。纪弦在台湾编辑出版了自选诗七卷：《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甲、乙、丙、丁、戊集。此外，还有《纪弦诗论》、《新诗论集》、《纪弦论现代诗》等三部诗评、评论集。1974年至1976年创作的诗收入《晚景》诗集。赴美后，仍未辍笔。

纪弦是位诗风多变的诗人。他五十年代前期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在这以后，他的诗日益悖离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其内容往往不是遁世而是入世的，诗中的逻辑线索相当清晰。他有不少诗抒写了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创伤，特别注重渲染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和失落情绪。对大陆亲人、故土的怀恋，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内容。从纪弦的诗中可以看到，这种基于个人情怀的乡愁，蕴含着深沉的历史内容。

纪弦的诗在意象的经营方面颇具匠心，诗中一些无关联的意象经诗人精心编排，呈现像**蒙太奇式的跳跃之姿，自嘲和嘲人的诙谐，是纪弦诗的一大特色。

覃子豪是“蓝星”诗社的灵魂人物。1914年生，原籍四川广汉。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后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就进行诗歌创作，是“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同时还是一位诗评家。1957年出版的《诗的解剖》，是台湾最早出版的诗评专著。1063年10月10日因病去世。此后有《覃子豪全集》三卷问世。

覃子豪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诗的播种者”和“蓝星的象征”。他早期诗作大多富有真挚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出版的诗集《自由的旗》充满不屈的反抗精神。诗集《永安劫后》更以极大的义愤控诉了日军1943年10月对福建永安狂轰滥炸的暴行，诗集中《土地的烙印》、《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凶手的铁证》等无不字字血泪。诗人用平白的语言，描述了战火劫难中的城市令人肝胆欲裂的场景，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人的生命脉搏与祖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是覃子豪早期诗作的基本色调，诗的主题就是民族命运的主题，诗的语言平时朴素，诗质稠密，形式也较精致。

入台后由于世易时移，诗人的思想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使他后期诗作在内容意蕴、诗的形象、语言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变化，受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逐渐明显。诗的主题复杂化，抽象化。如1953年出版的《海洋诗抄》中的《追求》：“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星过去/向遥远的天边”，“黑夜的海风/刮起了黄沙/在苍茫的夜里/一个健伟的灵魂/跨上了时间的快马”。一幅落日西坠，英雄远逝的兴衰景象，为读者提供了广泛且特殊的审美空间。1955年出版的《向日葵》，标志着覃子豪现代主义诗风的加重，诗作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感觉，通过对自身心灵的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心灵对象化，从中可以看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直觉，象征主义对主体对应物的寻求，印象主义对稍纵即逝的意念的捕捉。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5月11日生于湖南衡阳，1946年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7月随国民党军队入台。1952年在《宝岛文艺》月刊发表入台后的第一首诗《火焰之歌》，激发了他创作的巨大热情。1954年与张默、痖弦相识，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洛夫是勤奋高产的诗人。自五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起到八十年代，总共出版诗集有：《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外外集》（1967）、《无岸》（1970）、《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洛夫自选集》（1975）、《时间之伤》（1980）等，还有诗论《诗人之镜》（1969）、《诗的创作与鉴赏》（1975）、《洛夫诗论选集》（1977）等。

洛夫敢于大胆创新，是个富有进取心和探索精神的诗人。诗歌风格几经转折，大致经历了从明朗到艰涩再回归明朗的过程。他自己把1958年创作的《投影》、《吻》等诗看作是“第一次风格之转变”，6月写的《我的兽》可视为他进入现代派创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现代派诗歌。《石室之死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发表后即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它集中地体现了洛夫诗歌的现代派风格。标题中的“石室”可视为束缚人生，禁囚生命的象征。（白少帆等：《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这部作品也集中表现出洛夫诗以意象重整客体形象的卓越才能，他善于经营复杂纷纭的意象，“透过繁复的意象转化为纯粹的诗”。诗人并未言明象征的含义，但意象的组合自然形成了特定的意境，它引导和促使读者进入其中，从而领略诗意，认识人生和世界。这部作品由于诗人的诗观有些偏颇，也存在着意旨不明确，结构欠紧凑，语言过于晦涩等缺陷。

《石室之死亡》以后，诗人的诗风开始逐渐转向明朗。《长恨歌》是诗人走向现实生活后的代表佳作。它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它成功地调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讽喻效果，这是他以前的作品中不曾有的风格。它的写法与白居易的名篇亦大相径庭，风格迥异。如：“他高举着那只烧焦的手/大声叫喊：/我做爱/因为/我要做爱/因为/我是皇帝/因为/我们惯于血肉相见”，又如：“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折/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种写法不仅让人忍俊不禁，而且饱含讥讽，令人捧腹，足见诗人在诗的语言和形式上的匠心。首先，洛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注重意象的经营和整合。首先表现为诗中绵密的意象如奔涌的泉流，创造出富有生命跃动般的韵律和节奏，显示出较强烈的诗人的心理色彩。如《边界望乡》中：“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回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其次，洛夫的诗的时空结构呈现多层次性。诗人善于把瞬间的直觉和幻觉交杂倒错，有机结合，也能将各种感官感觉交互作用，形成丰富的美感，给读者带来广阔的联想，从中体味和领悟到诗中的独特意义。如《鞭之外》中：“我的马儿，边走边嚼着风景”；《石室之死亡》中：“光在中央，蝙蝠将幻灯吃了一层又一层”；诗人把各种感觉和幻觉具体动作化，展示了惊人的奇特的想象，通过对诗人心灵的深度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同时心灵亦对象化了，诗人的主体感觉却得到鲜明的凸现，给读者以新奇、广阔的联想和感悟。洛夫七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其技巧更加圆熟，表现手法更是丰富万千，并且注重开掘思想和锤炼语言，使作品更耐人寻味。

痖弦，“创世纪”诗社创始人。原名王庆麟，笔名有王麟、伯厚等。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县东庄。主要作品有：《痖弦诗抄》、《深渊》、《血花油》、《印度》等诗集；文学评论集《诗人手札》、《中国新诗研究》等。

痖弦属于到台湾后才成长起来的大陆籍诗人，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诗，1953年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上发表《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引起诗坛注意。1954年10月结识张默、洛夫并参与创世纪诗社活动后，才算正式写起诗来。作为军旅诗人的重要代表，痖弦的诗首先展示了对军人生涯的痛苦反思。在类似的作品中每每表现出一种茫然若失的幻灭感与失落感。因此往往在感情上愁结哀怨。如《上校》一诗中，“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从火焰中诞生，/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1943年。/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什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便可窥见他此际的特色。痖弦立意于表现博大的同情心，将视角对准人生的负面和与生俱来的痛苦，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他以简洁的素描笔法为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写生，通过刻画一系列令人同情和悲悯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了他们悲剧性的一生遭遇和命运。请看《疯妇》中：“你们再笑我便把大街举起来/举向那警官管不住的，笛子吹不到的/户籍混乱的星空去/笑，笑，再笑，再笑/玛丽亚会把虹打成结吊死你们。”诗人通过对疯妇内心独白的成功模仿，代下层人民宣泄出了他们内心的愁苦、愤懑和抗争。正常的人被现实环境逼疯了，弱小者受到了嘲笑，但在疯妇的眼里，这个世界却是疯狂的非人性的。正是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理性和非理性的倒置和换位，使他表现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向社会抗争的欲望。痖弦的诗超越了个人感情的藩篱而传达出一种较为普遍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感受。

痖弦后期在诗作中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作品中更增强了现实主义倾向，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乡愁诗的成功。在他那些动人的乡愁诗中，他将朴素的乡土意识升华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思和民族的自豪感。在《我的灵魂》中，诗人写道：“我的灵魂，必须归家。/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听见，我的民族/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呀。”这里有诗人对五千年华夏民族历史的崇拜与自豪，有海外游子时刻盼望回归故土叶落归根的心愿。

痖弦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抒情诗大多具有戏剧性，善用重叠的句法，具有甜美饱满的格调，好用典，且善将绘画、音乐手法用于诗作中。

余光中是享誉海内外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1928年9月9日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余光中是位高产作家，他新诗的总量在五百首以上。他的诗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格律诗的时期（1950-1957），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也受西方浪漫派的启发；二是西化实验时期（1958-1960），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美国文学和现代绘画史，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并卷入当时台湾现代诗的潮流；三是反对西化提倡古典主义时期（1961-1964），他与全盘西化论者曾有激烈论争，逐渐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四是民主写实时期（1965年至今），以《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诗为代表。余光中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蓝色的羽毛》（1954）、《钟乳石》、《万圣节》（1960）、《莲的联想》（1964）、《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天狼星》（1976）；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思》（1963）、《逍遥游》（1965）、《望乡的牧神》（1968）、《焚鹤人》（1972）、《听听那冷雨》（1974）、《余光中散文集》（1975）、《青春边愁》（1977）。此外还有论文集《掌上雨》（1964）等，以及一些译作。

余光中在1950年至1958年这段时期，先后发表诗歌二百多首。他早期受新月派的唯美主义诗风和西方现代诗影响，浪漫主义是他作品的主调。1955年写的《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已经显现出对传统格律诗的某些变异。诗人由饮手中的这杯葡萄酒出发，展开思想的翅膀，在历史的时空中遨游，当年“纤纤的手指”摘下晶莹圆润的葡萄时，‘白朗宁和伊丽莎白还不曾私奔过海峡。/但马佐卡岛上已栖息乔治桑和萧邦，/雪莱初躲在济慈的墓旁。“诗人展示了对百年前多情的回顾，又从久远的历史回到葡萄藤，并想象葡萄架下一对情人的倩影。一情一景如此美好，如在眼前，但”这一切都已经随那个夏季枯萎“，那”纤纤的手指“和”挂满珠翠和玛瑙的葡萄藤“已归于腐朽和烟灭，诗人由此感怀道：”一切都逝了，只有我掌中的这只魔杯，/还盛放着一世纪前异国的春晚和夏晨。“”而遗下的血液仍如此鲜红，尚有余温，/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诗中充满了情与意，美与史，在甜美宁静中隐约着丝丝忧愁和苍凉。

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后，受西方文化感染，他的美学观念有了重大变化，他深受梵高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勇于生活的精神的感召，更欣赏美国女诗人狄金森那种神秘而集中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在五十年代末期兴起的台湾现代诗潮中，余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发表于1960年的两部诗集《万圣节》和《钟乳石》中很多诗作，是他对现代诗的实验之作。不过，很快在现代诗的大论争后，1961年他写了《再见，虚无》，表现出他迷途知返，急流勇退，与”恶性西化“分道扬镳的决心，重又回归到民族诗歌的道路，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折。写于1961年至1963年间的《莲的联想》标志着诗人完成了向传统的回归。正是他在异国始终只是一个”无根的过客“，正是诗人自小就深受祖国文化的薰陶，怀乡的情绪，对祖国深沉的思恋，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得到升华，坚定地抛弃”恶性西化“，走上艺术的回归之路。到七八十年代，余光中的诗歌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诗歌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获得了创作的大丰收。

余光中诗歌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是他表现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的那些诗作。五十年代初期的《舟子的悲歌》中就表达了诗人离开故土的游子思念的痛苦情绪，即使在异国的土地上，这种对故园的渴念也极为深切。怀乡诗中，以1972年写的《乡愁》最具代表性，”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形象层层迭化，使这种深沉的”乡愁“突破了个人的怀乡情绪，被诗人赋予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乡愁“演化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