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最鼎盛在什么时候?

清朝康熙年间以后，年画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一些年画作坊也开始逐渐被扩大，其中产量多、销路 远、影响大、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要属天津的杨柳 青、苏州的桃花坞、河北的武强、山东的潍县等。这些 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年画的传统。

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中国民间艺术之一，亦是常见的民间工艺品之一。清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故名。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

旧年画因画幅大小和加工多少而有不同称谓。整张大的叫“宫尖”，一纸三开的叫“三才”。加工多而细致的叫“画宫尖”、“画三才”。颜色上用金粉描画的叫“金宫尖”、“金三才”。六月以前的产品叫“青版”，七、八月以后的产品叫“秋版”。

　　庆市梁平县的梁平木版年画属于民间美术梁平"三绝"（竹帘、年画、灯戏）之一，是梁平县境内人民群众为庆贺年节而绘制的一种绘画艺术，至今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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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简介

　　溯源

　　起源

　　发展

　　鼎盛时期

　　品种以及内容

　　艺术特色

　　传承意义

　　梁平年画工艺传承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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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鼎盛时期

　　品种以及内容

　　艺术特色

　　传承意义

　　梁平年画工艺传承人基本情况

　　[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文化遗产名称：梁平木版年画　所属地区： 重庆 · 梁平县 梁平木版年画　　遗产编号：Ⅶ—10　遗产类别：民间美术　申报日期：2006年　申报人/申报单位：重庆市梁平县　遗产级别： 国家 [编辑本段]简介　　重庆市梁平县的梁平木版年画属于民间美术梁平"三绝"（竹帘、年画、灯戏）之一，是梁平县境内人民群众为庆贺年节而绘制的一种绘画艺术，至今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具有深厚 梁平木版年画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梁平年画用浪漫主义手法，大胆的艺术提炼，以驱邪纳福、喜庆吉祥、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画面饱满简洁，造型古朴粗犷，神态生动，构图完整，对比强烈，作为套色木刻版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西南地区,梁平木版年画与川西北的绵竹年画、川南的夹江年画齐名,是四川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年画之一。　与梁平竹帘、梁山灯戏并称"梁平三绝"，曾被誉为川东奇葩，2000年被评为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之一。然而，久负盛名的梁平木版年画却濒临灭绝失传的尴尬。 [编辑本段]溯源起源　　梁平木版年画据传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到清朝康熙、雍正时已相当发达，民国时达到鼎盛。据《梁山县志》（十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礼仪民俗中对梁平门神画有以下表述：“腊月二十三、四两日，扫舍宇，夜‘祀社’。”相传灶神是日上天奏人间善恶事，故祷之。“除夕”，易门神，作春贴。用猪首、鸡、鱼祀祖先，迎灶神。放爆竹，少长团聚酌酒，谓之“守岁”。梁平木版年画随着社会风俗的演变而产生，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当时，梁山屏锦铺（今梁平屏锦镇）发展到作坊百家，画种过千，家家雕木刻版，户户描绘丹青。 发展　　梁平屏锦镇1536年最初出现印刷红纸的刷房，当时，刷房在红纸上用墨印单图案和神灵，以满足百姓婚丧嫁娶的需要，后来开始生产年画。清乾隆年间，年画业成立了行会，作坊主与工人都可以参加，名为“梅葛会”，由染纸、年画作坊主捐资修建“梅葛庙”。每年农历6月16日办会，祭祀梅葛先师，并讨论决定行会一切事务，选举总值、值年，协调行内一切事宜。　清代，梁平木版年画"驰名京省处"，畅销东南亚。据《梁平县志》记载：在清康熙年间就已在宜昌、沙市、汉口均设有分庄，产品销往陕西、西南各地及长江流域，盛极一时。据调查，当时的年画作坊在屏锦铺就有“元兴号”、“信立号”、“正兴号”、“恒泰正”、“德和泰”、“凤祥云”、“王幺门神“等。"闲披屏市诸先生,官绿榜**色新,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这首竹枝词，说的就是梁平年画在清朝盛极一时的盛况。 鼎盛时期　　1913年到1934年，梁平年画进入鼎盛时期，每年生产数百万幅，除满足当地农民的年货需求外，还远销沙市、宜昌、武汉、汉中、贵阳等地。民国初年，一王姓者把年画印刷业传到袁坝驿（今梁平袁驿镇），其字号叫“锟发号”。由于年画手工业作坊林立，屏锦、袁驿两地逐渐形成了繁华的“刷坊街”。梁平县有30余家作坊，众多的年画手工作坊，小者有艺人二三十人，大者四五十人不等，从业人员数百人。年画由单色发展到多版彩色套印，并在此基础上施以手工彩绘，工艺由简单到复杂，品种不断丰富，成为全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之一。镇上当年半边是作坊店铺,半边是客栈、茶楼、酒肆,每逢年画定货、销售旺季,全国各地商贾云集,有“小重庆”之称。典型的刷房前铺后坊,分上下两层。底楼多间楼梯通达楼上,供各工序所需材料的搬运;二楼连通作为作坊,工匠们按年画制作工序一字排开,流水作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被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地的博物馆收藏，由此蜚声中外。20世纪末，《中国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三峡民间艺术》和《民间年画》等大型画册中都收录了传统的梁平木版年画。　随着历史的变革，梁平年画逐渐衰落，手工作坊也在1958年就先后停产了。 [编辑本段]品种以及内容　　梁平年画的品种有水货、托货、清章、花笺四大类，钩金描银，画印结 梁平木版年画合，色彩艳而不俗，华美富丽，形势活泼，内容多是门神、戏曲故事、神话传说、各种吉祥图案等。　梁平木版年画的内容大体可分三类，一是门神，主要有《将帅图》、《立刀顿斧》、《加官晋爵》、《扬鞭》、《五子登科》等作品；二是神话传说，主要有《老鼠嫁女》、《麒麟送子》等作品；三是戏曲故事，主要有《四郎探母》、《踏伞》、《钟馗嫁妹》等作品。梁平县也生产各种类型的花笺、花纸和门画。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梁平木版年画所用的纸张为产自本地百里竹海生产的白夹竹手工纸。又名二元纸。由画师描绘出画稿后，刻版工匠用糯米饭捣碾成的浆状物，将画稿完全粘贴在光滑的梨木板上，根据画稿精雕细刻出主要的轮廓线，再根据线版，再刻成各种套色版，一色一版，线条粗细匀齐，清晰、挺拔有张力味。 在绘制技法上，梁平木版年画不仅继承了传统水印木板年画的工艺流程和川派雕刻技术，也吸取了徽派、金陵派的雕版套色技术，还运用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巧施阴阳（明暗画法），区分远近；其构图饱满简洁，人物夸张变形，色彩对比强烈，动静处理得当，造型古朴粗犷，使人过目难忘。　梁平木版年画有别于四川绵竹木版年画以彩绘为主的艺术处理手法，而是采用以木版套印为主，局部略施彩绘的表现手法。　梁平木板年画　比如画师在给人物开像时，五官的造型就别具一格；将两个黑眼珠的中距离拉得很近，似“对对眼”，但两目对视却炯炯有神，使人物形象格外威武；再者，在人物的五官，如眉或眼的上缘，鬓发的内侧部位，均以手绘大笔触墨黑色块，同时又在二者的下缘或外侧，勾出数根平行墨线。这种粗细、疏密错落有致的线、面组合，形成了一种具有立体感的中间色调，对比强烈，富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民间匠师在处理鼻子时，多以一特制的上小下大有如木杵的鼻子轮廓线板，印墨线于面部中央，然后以此为准，逐一画出五官来，之后，在两颊下部抹上两道红色。这是梁平木版年画独具的艺术特色。通常，民间艺人在面部套印肉色或白粉后，于将干未干之际，用笔涂抹两道红色，或干脆以指代笔，蘸以赭红再蘸少许白酒，迅速抹之。这样，脸部的整个画面色彩在强烈对比中仍然能鲜明地跳出来。特别是门神画中,神灵的威严形象被很好的逗趣化、生活化了,喜庆祥和气氛顿增。梁平年画脸部的细致描绘和椭圆腮红处理的生动活泼,与木版印刷的规整形成对比,机智幽默、妙趣横生,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　在色彩运用上,梁平年画工艺考究，原料上乘，色彩鲜艳夺目，凝重沉着，保存多年色彩不退。线条运用手绘与套色水印相结合，粗细匀齐，清晰挺拔，细而不弱，遒劲有力。匠人有“红配绿,嫩笃笃;红配黄,喜洋洋”的配色口诀。为达到这种浓艳厚重、对比强烈的色彩效果,软色(取自各种染色植物,加粉后浅淡柔和)、硬色(由各类有色矿物质研磨而成,色泽厚重浓郁)兼用,色调分阴阳(冷暖色),主色块与疏密色块适当搭配,在多次套版印制时的叠加和错版下,画面色彩丰富和谐,正符合民间年画“色多不乱,色少不单”的说法。　梁平年画构图饱满简洁,疏与密、虚与实、静与动对称呼应。有的门神画,在两侧下角通常任意增加一至五个小孩,整个画面显得稳重均衡。“英雄无项,美女无肩,文人如钉,武夫如弓”,梁平年画人物造型古雅雍容,神态生动。尤其是门神画人物,尽量夸大头部突出五官、缩短下肢,全身仅三四个头长,显得粗壮结实,稳健剽悍。　在题材上，无论是描绘风俗人情，还是民间故事、戏曲神话，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编辑本段]传承意义　　梁平木板年画　作为重庆市惟一的年画产地，梁平年画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蜚声海内外。作品具有节令性、地域性、集体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不少传统年画与神话、戏曲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品种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融会了正统（官方）的和外来的文化影响，逐渐成为观赏性很强的艺术商品。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画作被带往苏、美、法等国家博物馆或被东方艺术爱好收藏。　但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转变，民间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部分年画和雕版珍品散落民间，一些传承人先后去世，年画技艺后继乏人，濒临灭绝，急需进行抢救和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历了“四清”、“文革”冲击和现代化冲击的梁平木版年画，目前仍健在的工艺传承人有涂国发、徐家辉、全昌明和刘勇。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